河南云台山志：宗教篇（2）

　　【竹林七贤中的忠厚长者——山涛】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焦作市武陟县）小虹村人。他早年丧父，家境清贫，为人处世介然不群。他从小发奋读书，立誓要跻身仕途，成就一番事业。同时，他还精研老庄，这使他在日后的官场争斗中得以左右逢源，也使他在世人眼中显得质朴而有雅量。
　　山涛入仕后，先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等小官，后举孝廉，州郡辟为河南从事。而此时正值曹爽和司马懿争权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是司马懿，表面上老钟昏愦，安心退养，实际上却正磨刀霍霍，准备一举除掉曹爽集团。山涛感觉时事险恶，就在一天夜里投传辞职，回到老家居住，终日与嵇康等人游宴竹林。
　　竹林七贤中，山涛年龄最长，而且他作为河内本郡人，在竹林七贤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山涛早在正始五年（244年）即结交了寓居山阳的嵇康、吕安等人，嵇康又将阮籍介绍给山涛，前期竹林之游的核心由此形成。据《世说新语·贤媛》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应韩氏要求，山涛邀请嵇、阮二人来家中作客并留宿，韩氏夜晚从窗洞中窥视三人清谈“达旦忘返”。山涛家的这次小聚会，实际上是竹林之游的序曲。之后，他们各自介绍自己的好友加入，定时约会竹林，饮酒赋诗，品评人物，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名士群体。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重新掌权。司马懿死后，他的长子司马师执政。因山涛与司马师是表兄弟，山涛得以重新入仕为司隶，掌管选举考试。因山涛处事精明稳妥，觉得司马师赏识。司马昭当权时，山涛升任吏部选曹郎，专门为朝廷选拔人才。他居选官职位十年，每遇到官缺，总是提出若干人选，奏明司马昭，由司马昭挑选决定。他在甄拔人物上表奏时，每次都有题目，当时的人们称其为“山公启事”，实际上就是对所推荐人才的评品。大批贤能官吏经山涛之手脱颖而出，以至他后来早已在任选职，出任冀州刺史，很多人仍然慕名来到冀州，投拜山涛门下，希望能够被山涛引荐。山涛仅在冀州任上，就推荐出三十余人，后均成为当时的名士。
　　在推荐官员上，山涛也曾遇到过尴尬之事，最典型的就是他举荐嵇康时反而被自己的好友嵇康痛骂了一顿。山涛接到嵇康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后，虽然他知道嵇康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指桑骂槐，但文中那犀利辛辣的言辞和讽刺挖苦的语气也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阮籍和向秀曾代表嵇康向山涛解释，表示无意伤害他，山涛才开始把这件事慢慢放下。此后，山涛和嵇康虽再未见面，但仍相互视作可以嘱托的好友。两年后，嵇康入狱，山涛曾四处周旋营救。嵇康也深知山涛的为人。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曾对年仅十岁的儿子嵇绍说：“有山巨源在，你不会孤苦无依的。”嵇康死后，山涛果然承担起抚养教育嵇绍的责任，并在其成人后向晋武帝司马炎举荐为秘书丞，后累官至平西将军。
　　山涛晚年身居要职，任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当时后党专权，山涛曾屡谏晋武帝清除外戚杨骏。晋武帝虽有所悟，但终不听。为此，山涛多次告老，不被批准，晋武帝还赞其为“道德模表”，鼓励他勉力效职。山涛虽然身居荣贵之地，但他勤俭谨慎，官至三公而不纳小妾，位掌实权而不受私贿，并经常把皇帝所赐分送给亲朋乡里。
　　【竹林七贤中的音律高手——阮咸】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其父阮熙曾任武都太守，以清正廉明著称。叔父即阮籍，是当朝大名士。他年轻时跟随叔父游于竹林，其性格狂放任率，在蔑视名教、无视礼法方面，与阮籍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阮咸的姑母有位鲜卑族女婢，长得丰满动人，尤其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十分勾人魂魄。有一次他去看望姑母时，认识了这个女婢，二人眉来眼去，竟然双双坠入爱河。不久，阮咸的母亲去世，他的姑母带着女婢前来吊孝，阮咸趁机向姑母表达了要收女婢为妾的愿望。姑母不同意，说：“咱们阮家虽不富裕，但世代为官，也算是高门大户，自然要有高低贵贱之分。你若纳她为妾，就不怕遭到全族人的反对吗？”阮咸则说：“尊卑贵贱，并非与生俱来。况且我和她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如此美满的事，到哪里去找？更何况我仅是纳妾，不是娶妻，若不是身份低下的人，谁肯为妾！”姑母无法，只好答应把女婢送给他。但他的姑母很快又对此事十分后悔。丧事办完后，阮咸在家中摆宴答谢族人亲朋。客人尚未入座，这时一个心腹仆人匆匆进来，附耳向他禀告说：“姑太太带着女婢走了。”阮咸一听，大惊失色。当时，厅堂正高朋满座，阮咸来不及解释，顾不得主客之礼，二话没说，到院子里顺手牵出一匹客人的乘马，扬鞭奋蹄直追姑母和女婢去了。众人见阮咸如此慌急，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一会儿，只见阮咸和鲜卑女婢共同骑马赶回，只见阮咸在马上拥着女婢，满面喜色，毫不在意别人的愕然和议论。他的这种当众严重的越礼行为，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一时之间广为传扬。
　　阮咸的放达有时看起来不近人情。一次，诸阮兄弟相聚饮酒。阮咸来后，说：“大家这样一杯一杯地斟饮，哪里来得及？我提议，把酒杯换成盆子，怎么样？”诸阮兄弟都知道阮咸跟随长辈阮籍结识了很多大名士，他们二人本身就是名动全国的竹林七贤中人，兄弟们很佩服叔侄二人的超凡脱俗，很想模仿他们的疏放旷达，但因为阮籍的极力阻止，只得规规矩矩地按礼法行事。今见阮咸如此提议，哪有不同意的！遂都连声称好，大喊快换盆来。于是阮咸和诸阮兄弟席地而坐，每人的面前都倒满了一大盆酒。他们以投壶博戏，谁输谁就喝光一大盆酒。大家正玩得开心，忽然从门外跑进几头小猪。众阮兄弟来不及哄赶，这些小畜牲就一头扎下去，又拱又抢地喝起门旁阮咸盆里的酒来。此时的阮咸已经喊了三大盆酒，一副醉意朦胧的样子。他见猪崽喝他的酒，也不呵斥，又怕它们喝光，竟俯下身子和猪们共饮起来。诸阮兄弟目瞪口呆，好大一会儿，才有人问：“仲容，你就不嫌脏啊？”史见阮咸抬起头来，擦了擦嘴说：“有时候，看似污秽的实则很干净；而有的时候，表面清洁的反而肮脏得狠呢！”
　　阮咸的纵酒昏饮，影响了他的仕途。山涛初次举荐他为散骑侍郎，两年后又推荐他出任吏部郎，但司马昭认为他“耽酒虚浮”，不堪重用。直到晋武帝时，他才被委为始平太守。
　　阮咸精通音律，他对声律的见解就连嵇康都叹为妙绝。他擅长演奏一种拨弦乐器古琵琶，后人遂称这种乐器为“阮咸”，或简称“阮”。如今在民间流传的“阮”有三弦，分为小阮、中阮、大阮、低阮四种。由此可见，阮咸对中国民族乐器的贡献和影响的确不小。
　　【竹林七贤中的酒徒狂士——刘伶】刘伶（221～300），字伯伦，沛国（今江苏沛县）人。他身材低矮，容貌丑陋。但他富有文才，且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
　　刘伶不妄交游，也从不介意家产之有无。他嗜酒如命，是竹林七贤中最善饮者，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酒徒狂士形象，他的一生充满了以酒为命的传奇故事，使古来多少嗜酒者也难以与其匹敌。
　　刘伶不能一日无酒。他高兴时喝，忧愁时喝；独自一人时喝，竹林聚会时则更是大喝狂喝。虽然酒量大得惊人，但由于他饮起酒来毫无顾忌和节制，所以经常醉意醺然。每当他在山阳百家岩嵇康别墅喝醉酒时，就要登上嵇康用来淬剑的水池上方的一块巨石上，或坐或卧，一边欣赏着山景，一边让徐徐的山风为自己醒酒。此后，这块巨石就得名为“刘伶醒酒台”。
　　一次，刘伶在家里酒瘾发作，向他的妻子要酒喝。妻子看到他终日沉湎酒乡，就流着泪规劝他说：“夫君啊，你饮酒太过了，不是养生之道，终将对身体不利，你一定要戒掉才是。”刘伶既要喝酒，又不好当面拂掉妻子的好意，就心生一计，说：“我刘伶天生好饮，不能自禁，只有在神明前发誓，让神明时刻监督我，我才不敢喝酒。贤妻啊，你去准备一些酒菜，让先我祭奠一下神明。”妻子一听，十分高兴，以为他真的要戒酒了。很快，刘妻设起了摆满了酒肉的神案。刘伶这时说：“祭神时女人不能在前，还请贤妻回避一下。”妻子一走，他就关起门来，上了一柱香，对着神案拜了拜，口中念念有词地说：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一饮一斛，五斗解醒。
　　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妻子在外等了半天，不见动静。打开房门一看，只见酒菜全光，而刘伶早已醉倒在神案下面了。
　　刘伶虽然官至建威参军，但由于他为放达不拘，得罪了不少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睡觉时有脱得光光的，起来后好一阵子也不穿衣服。一天午后，他正在休息，一位同僚前来找他议事。他被妻子叫醒后，习惯性地光着身子走出了卧室，来到了客厅。那人见他如此模样，觉得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就说：“人人都说你有才学，可你这种无礼的行为，不要说洛阳没有，只怕全天下也少见！”谁知刘伶一脸地不屑，微笑着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像虱子一样钻进了我的裤裆里呢！”那人一听，“唰”地红了脸，却一时语塞，呆了一呆，也只好气冲冲地走了。
　　此事不久，刘伶即被名掉了官职。从此以后，他经常驾着一辆鹿车，带着一壶美酒，并让仆人荷锸跟随，没有目的地四处游荡。每当驾车出门时，他总要对跟随的仆人说：“我是走到哪儿就喝到哪儿。假如我醉死了，你就地挖个坑，赶快把我埋掉！”
　　刘伶著有《酒德颂》，他在文中热情奔放地歌颂了“大人先生”的自然本色和宏大胸怀，酣畅淋漓地讥讽那些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惟礼法是从的拘儒腐形，一时之间人人传抄，竟使洛阳纸贵。
　　【竹林七贤中的玄学大师——向秀】向秀（227？～272），字子期，河内郡怀县（今焦作市武陟县）西尚村人。他清悟有远识，特别爱好读书，少年时即以文章俊秀闻名乡里。后来研读庄子，颇有心得，开始在家乡一带讲学，深得他的同乡山涛赞赏。经山涛引荐，加入竹林之游，和东平人吕安一起成为嵇康寓居山阳期间最要好的两个的朋友。
　　向秀为人心境沉静，处世平和。因而他在读书之余，喜欢嵇康打铁时为他佐锻。劳作时他们虽然很少言语，但配合得极为默契，常常双目相对，欣然而笑。吕安从东平迁居山阳后，在自家门前种了一大片菜地。向秀、嵇康二人无事时就到吕安那里帮助他汲水灌园。三人就这样锻铁灌园，想喝酒时，嵇康用他锻造出的铁具向当地的农人换些家酿的好酒，吕安从自家的菜园采摘些时鲜的蔬菜，或在嵇宅，或在吕家，三个人边饮边谈，俨然过起了黑黝黝山林的隐居生活。
　　向秀与嵇康、吕安虽为挚友，但三人的性格和学术追求却不大相同。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迈俗，向秀雅好读书。雅好读书则心境沉静，处世平和而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所以在玄学思想上，向秀不像嵇康那样偏激和苦求，不是极端地越名教而任自然，而是持一种企图调和名教与玄学关系的中和态度。嵇康出于对司马氏专权的义愤，思想倾向于出世，追求长寿之法，因而撰著了《养生论》。向秀看了《养生论》，并不同意嵇康的看法，并针锋相对地写了《难养生论》。他认为，欲望是人之本能，不应当失去自然之理。抑制个人欲望以求长生之道是悖情失性，没有遵循自然法则。应当用礼法来节制个人欲望，使其顺乎自然，又不至于纵欲无度。进一步说，名教与自然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人们应该按名教办事，也要顺应自然。
　　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吕安相继入狱，并于当年冬天被处死。闻知嵇康、吕安死讯，向秀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此后，他常被一种感怀思旧的情绪缠绕，每每念及和他们锻铁灌园时的情景，往往感到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不久，山涛举荐他进京任职。当他从家乡登上赴京的客船，忽然想起从此将为时事所羁绊，竹林之游和锻铁灌园旧地将成为永别，遂弃船上岸，北上山阳，再到百家岩看看嵇康的旧居。夕阳中，他故地重游，百感交集。这时，嵇宅邻居有人正在吹笛，其声慷慨悲壮，清音嘹亮，往昔的友宴之好和嵇康被杀时“顾视日影，索琴而弹”的情景再次涌上心头，不由更加思念这位多才多艺、刚肠嫉恶的好友，当即写下了悼念嵇、吕二人的《思旧赋》。向秀的这篇《思旧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虽欲言还止，意犹未尽，刚刚开头就匆匆收尾，但它感情真挚，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悲痛和凄怆，从而成为千古传颂的悼友名篇。
　　经历了嵇、吕事件的大悲大痛之后，向秀在惆怅和迷茫中脱胎换骨，在苦闷和徘徊中大彻大悟，心境更加趋于宁静淡泊。他到洛阳后，被任命为散骑侍郎，但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庄子思想的研究和注解中。数年后，向秀的《庄子注》问世，他在旧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解义，阐发了庄周思想的精神和旨趣，并提出了万物自生自化的观念，这是他对后世玄学的最大贡献。
　　向秀的《庄子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影响了一代士人，开一代研习庄子的风气。其后，西晋郭象根据向秀的的注本再加修订，遂成为《庄子注》的定本。
　　【竹林七贤中的超级神童——王戎】王戎（234～305），字濬冲，一言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他出身高门望族，家世显赫，祖父王雄做过幽州刺史，父亲王浑袭封侯爵，为官公正清明，后卒于凉州刺史任上。
　　王戎长相俊秀，双目炯炯，顾盼神飞，直视太阳而不感到眩晕，与他幼时齐名的裴楷曾说：“戎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自小就以聪明老成闻名于世。一次，王戎和几个孩子在道路旁边嬉戏，忽然大家发现不远处有一棵李树，上面果实累累，鲜艳欲滴，于是都奔向李树去抢摘李子，惟独只有王戎犹自玩耍，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一个过路人见此情景就委惊奇，就问他说：“你怎么去摘李子呀？”他回道：“这棵树上的李子不能吃。”那人一听，更是奇怪：“你怎么知道不能吃？”他说：“道路上人来人往，而此树却结满李子，假如能吃，一定早就被人摘完了。”那边的孩子闻听此言，把摘下的李子一尝，果然又苦又涩。王戎15岁那年，洛阳大名士阮籍来到他家找他的父亲王浑。阮籍到王家时，王戎父子正在下棋。因为阮籍也是棋中高手，就下来认真观棋。这时，王浑下了一个错子，就想要悔棋。王戎也不阻止，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父亲大人举棋不定，定是心有旁骛。”王浑一听，不由暗自心惊，原来他这几日确有一件比较烦心的事情，也正是为此事才邀请阮籍来家商量。而在一旁冷眼旁观的阮籍，见这位英俊少年出言不凡，一语中的，心中很是欣赏。自此以后，年长王戎20岁的阮籍只要到王家，就要找这个晚辈清谈，二人言语十分投机，有时一谈竟是一天。阮籍常对王浑说：“阿戎善发谈端，赏其要会，你这作父亲的可也比不上。”
　　因王浑也在山阳置买有庄园，所以王戎自小也在此常住，并对嵇康等人早有耳闻。后来，在阮籍的介绍下，和其他几位竹林名士年龄相差很大的王戎也加入他们的宴游活动，并很快因其看人看事准确透彻，尤其善于品鉴人物，谈论中语言高致，与人交谈语言高致，佳言隽语连珠不断，从而被这些早已名动全国的名流们所接受，成为竹林七贤之一。一次，竹林七贤相约聚饮于黄公酒垆，王戎因事后到。别人不好说什么，但阮籍与他相识最早，故而半开玩笑半责备地说：“阿戎这个俗物不如不来，中途而来纯属败坏大家的情趣。”王戎听了，微微一笑，说：“各位雅士的兴致太容易被人打扰了吧？可是你们却没有想到，如果我不来，诸位都成俗物；而我这一来，大家也都不俗了。”钟会奉命攻打蜀国，临行前找到王戎希望能得到些赠言。王戎沉思片刻，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钟会不解其意，但也不好意思再问。后来他和邓艾分道取蜀，灭蜀后二人互相猜忌争功，最终钟会设计杀死了邓艾。但他在蜀国降将姜维的怂恿下，假借太后遗诏反叛司马昭，结果死于乱军之中。这时，人们才明白，王戎是在告诫钟会不可居功自傲。从此，王戎的话被当时的人们奉为“知言”，深受推崇。
　　嵇康、阮籍等人死后，“竹林之游”也作风消云散，王戎也入仕为官。在仕途上，王戎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先是被征为相国掾，其后官职一再升迁，先后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等职。司马炎代魏称帝后，加封王戎为建威将军，并因平吴有功，被为安丰县侯。晋惠帝时，又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兼吏部尚书。由于晋代官场险恶，曾在前期颇有作为的王戎在晚年变得心灰意冷，百事不问，终日沉湎于聚财置田，并且为人短小任率，特别吝啬，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是如此，以致于被当时的人们讥笑为不治之症。但他在内心中还是十分怀念年轻时的“竹林之游”。一天，他乘车到山阳故地重游，看到那片竹林依旧翠绿蓊郁，黄公酒垆仍然酒旗飘飘，如烟往事历历在目，不由触景生情，回头对坐在车后的友人说：“我从前与嵇叔夜、阮嗣宗在此酣饮，是何等畅快，何等舒心！然而自从嵇、阮二位死后，我便被时事所羁绊，无法挣脱。今日看到这片竹林，这家酒垆，虽然近在咫尺，但看上去却是非常遥远，恍若隔世啊！”说罢，泪如雨下。
　　【参与竹林之游的另外两个重要人物】现在人们所说的竹林七贤往往指的是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七人。其实，参与竹林之游的还有吕安、赵至等人。尤其是吕安，还是竹林之游中的活跃人物。至于后人为何将参与竹林之游的名士们称之为竹林七贤，并限定为现在在人们常说的嵇阮七人，其原因则是取孔子“贤者七人”之意。如将吕安、赵至等人列名竹林名士，虽无妨大雅，却有碍宏旨。
　　吕安　字仲悌，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气慨不凡，不喜仕宦，不仅是嵇康的至交好友，而且还与山涛、向秀等有过密交往。吕安每当思念嵇康之时，不远千里，命驾从之；有时嵇康不在，其兄嵇喜代替弟弟招待，吕安却是不屑一顾，宁愿独宿车中，也不与嵇喜来往。待嵇康回来，尽兴方去。后来，吕安干脆迁居到山阳与嵇康朝夕相处，并在自家门前种了一大片菜园，向秀、嵇康闲来无事时，也到这里作客灌园，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有时，他们几人相携出游山林原野，不计远计，无论时日，随兴而至，尽兴而归。吕安有个兄长叫吕巽，字长悌，曾任相国掾，依附于司马氏，深得司马昭的宠信。他在早些时候也是嵇康的朋友，但此人心理阴暗，贪财好色。吕巽早就垂涎弟媳的美色，一日乘吕安外出之机设计有酒灌醉吕安的妻子，强行奸污了她。吕安妻子酒醒后，自觉无法见人，就自缢而死。吕安回家后，很快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他对这个禽兽哥哥痛恨入骨，想到官府告发并将他绳之于法，但又碍于一母同胞的情面，因而内心十分痛苦。他把这个心事告诉了嵇康，嵇康因是吕氏兄弟的朋友，就从中调停，所谓“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不料吕巽出尔反尔，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并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最终酿成这场千古奇冤——嵇吕案。随着嵇吕的被杀，中国历史最著名的文化盛事之一——竹林之游也因此告结。
　　赵至　代郡人，原字景直。他十四岁那年到太学求学，见嵇康在太学里写石经，就在那里认真观摩。他不知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大名士嵇康，在嵇康停手歇息这际，上前冒昧地询问嵇康的姓名。嵇康看了看这个少年，并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鲁莽呢？”赵至说：“我看您气宇轩昂，风器非常，想要结识一下，以便日后请教求问。”嵇康见这个少年出语不凡，也很吃惊，就把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详细告诉了他。赵至从洛阳回家后，日思夜想要找嵇康，但屡被家人以年龄尚幼的理由阻止。后来，他从家中逃出，独自一人来到山阳，而嵇康却不知所游，不得不惆怅而返。直到十六岁那年，家人才准许他出门远游。当他到达邺郡时，碰巧再次遇到了嵇康，于是就跟随嵇康来到山阳，并改名为赵浚，字允元。嵇康曾对他说：“小伙子头小而锐，眸子黑白分明，有秦代名将白起之风啊！”赵至与嵇康亦师亦友，可称之为忘年交，因此他也有跟随嵇康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嵇康死后，他怅然若失，先是准备到吴国，后来辗转来到辽西定居下来。

　　第四节　百家名流

　　【郦道元】郦道元（约466～527），字善长，北魏时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人。他出身官宦世家，初任尚书礼部郎中、尚书主客郎中、太尉元丕掾属等小官，后因李彪引荐，任治书侍御史。太和十八年（494年），因李彪被弹劾，牵连罢官。景明（500～503年）年间任冀中镇东府长史、颖川太守，永平（508～511年）中任鲁阳太守。
　　郦道元少年时代就喜爱游览，成年作官后，就到各地游历，每到一地除参观名胜古迹外，还用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沿岸地理、地貌、土壤、气候，人民的生产生活，地域的变迁等。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对大小河流的来龙去脉缺乏准确记载；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郦道元决心亲自给《水经》作注。为了写《水经注》，他阅读有关书籍达400多种，查阅了所有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核实书上的记载。那时候，交通不便，路途险峻，但他不畏艰难，跋山涉水，考察各地的山水草木和岩洞、土质等。其中，发源于云台山区的清水、长泉及吴泽陂是他考察记录的重点之一，仅“清水”一条就记录了3100多字。
　　《水经》原来记载的大小河流有137条，1万多字，经过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增加到1252条，共30多万字，比原著增加20倍。书中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各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火山、温泉、水利工程等。这部书文字优美生动，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学著作。例如他在记述清水的源头时说：“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岩悬河，注壑二十余丈，雷扑之声震动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不见底。南峰北岭，多结禅栖之士；东岩西谷，又是刹灵之图。其水历涧飞流，清冷洞观，谓之清水。”由于《水经注》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历代许多学者专门对它进行研究，形成一门“郦学”。
　　郦道元为官清廉，执法严明，因此遭到朝廷权贵的忌恨，他们怂恿朝廷派郦道元到发生叛乱的地方当关右大使。527年，郦道元在赴任途中,和他的弟弟及两个儿子一起，被叛将萧宝夤杀害。
　　【卢太翼】卢太翼（约557～614），字协昭，本姓章仇，后被隋炀帝赐姓卢氏。七岁入学，日诵数千言，州人称为“神童”。及长闲居，一味修道，不求荣利，博综群书，深得道教教义精髓，尤善占候算历之术。曾经在修武白鹿山隐居数年，后来徙居林虑山茱萸涧。很多人慕名而来，拜其为师，向他学道。初时来者不拒，后嫌纷扰，避至山西五台山，和几名弟子在岩下结庐而居，采药修炼。
　　当时的太子杨勇闻知卢太翼之名，就派人去召他入宫。卢太翼料到杨勇不能继承帝位，就对他的弟子们说：“我被拘逼而去，不知我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啊。”开皇二十年（600年），在杨广等人诬陷下，杨勇被废太子名号，卢太翼作为原太子党的成员，坐法当死，但文帝杨坚怜惜其才，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配为官奴，过了一段时间就又释放了他。其后双目失明，但能以手摸书识字。
　　仁寿末年，隋文帝要去仁寿宫避暑，卢太翼听说后冒死谏言，说：“我虽然愚笨，但再也不敢含糊其词。我是恐怕您这次是有去无回的呀！”杨坚一听大怒，命人把他关进长安狱中，等到还驾时再杀他。杨坚到达仁寿宫后，果然一病不起。杨坚这才相信卢太翼所言不假，下旨给杨广，让他把卢太翼从死牢里释放出来，亲嘱杨广，卢太翼不是常人，有过人之才。后来，杨广也启用了卢太翼，多次问卜于卢太翼，无不应验。
　　【孙思邈】孙思邈（581-682），自号孙真人，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是隋、唐两代大医学家。孙氏自幼聪颖，喜好读书，勤学苦练，20岁精诸子百家学说，善言老庄，又好释典，兼通阴阳，推及医药。隋、唐两代皇帝都召他做官，他却无心仕途，晚年从事医学著述，是文史医药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尤以医学为最。孙思邈是因病治医，勤奋成家的。他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他的高尚医德，是大医精诚与高超医术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他在学术界也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一直熏陶着代代医家。他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靠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孙思邈曾长期在云台山一带采药炼丹，治病救人。他来云台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云台山山高林深，盛产药材，此地的山药、地黄、牛膝、菊花质地最佳，药效最好，黄精（鸡头参）是道家修炼养生的必备之物；此外，云台山自古就是道教名山，魏晋时期的王烈、孙登两位得道高人曾在此隐居修行，上清派祖师魏夫人更是在此得道成仙，作为崇尚老庄、倾慕神仙的孙思邈来说，到此一瞻前辈遗踪也是他的重要心愿。当地百姓传说孙思邈在采药时，曾遇一虎横卧路中，表情痛苦地张着大嘴，他仔细观看，原来是一根骨头卡在喉中。孙思邈大着胆子为它取出骨头，老虎为报恩，竟背负着他来到一大洞前，从洞里衔出虎崽，把洞留给了孙思邈居住。从此，孙思邈在此一边采药，一边修行，据传《千金要方》就是在此写成的。
　　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被称为“药王”、“真人”、“药圣”。他死后，他在云台山所居住的山洞被称为“药王洞”，洞中还有他及两个童子的石像，后人常到这里祈福祛病。今天的“药王洞”前，尚有一株千年红豆杉，相传是药王孙思邈当年亲手所植。
　　【卢藏用】卢藏用（约655～730），字子潛，唐代幽州范阳（今河北省涿县）人，其父卢敬曾任魏州刺史。卢藏用能属文，工草隶、大小篆、八分。幼尚孙草，晚师逸少（王羲之），八分有规矩之法。曾与濮阳人杜鹏举一起隐居在修武县白鹿山一带。与诗人陈子昂、道士司马承祯等相与友善。武则天闻知其名后，诏封他为左拾遗，后历任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他见武则天在万安山大兴土木，修建兴泰宫，曾上疏谏阻。又迁升尚书右丞。后因附太平公主，玄宗贬其为昭州司户参军。曾编辑《陈伯玉文集》，称赞陈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是陈子昂诗文变革的积极支持者。有文集三十卷，《全唐诗》录存其诗八首。
　　【杜鹏举】唐代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人，其父卢承志，武后时历任监察御史、怀州刺史等职。他能诗善赋，性爱老庄，曾与卢藏用在白鹿山隐居。武则天闻其名后，诏授右拾遗。唐玄宗东行游猎时，曾作《风赋》以规劝。玄宗见文甚喜，擢迁为安州刺史。其子杜鹏举后任代宗时宰相
　　【崔良佐】唐代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人。为人至孝，淡泊名利，性喜读书。曾任湖城主簿，以母丧不仕。后隐居白鹿山之阳（今云台山百家岩一带），究心治学，撰有《演范》、《忘象》、《浑天》等十卷。死后门人共谥为“贞文孝父”。
　　【王维】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唐朝著名的山水诗人。他21岁中进士，得到丞相张九龄的提拔，累迁监察御史、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官职。但由于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等原因，再加上他早年信奉佛教，渐渐觉得仕途生活“既寡遂性欢，恐遭负时累”，大约在四十岁以后，他即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他最初隐居终南山别业，后来在蓝田辋川得到宋之问的别墅，生活更为悠闲，并吃斋念佛，每每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热爱山水田园且又信奉佛教的王维，早年就经常到覆釜山（云台山的古名）赏山玩水，拜佛访道，并在此留下了后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九月九日登高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还在这里结识了一位自称覆釜山僧的高僧，他们二人共参佛理，彼此点悟，成为道中好友。
　　后来，这位覆釜山僧参透佛理，决心云游四海，传诵佛法，不惟自救，更要度人。当他云游到蓝田一带，就特地来看望一下王维。二人相见，欣喜非常。寒喧过后，王维赶快命人预备斋饭，不一会儿斋饭就端上来了。王维点上一炷檀香，宾主边吃边谈，十分投机。饭后又谈到三更时分，方才各自安歇。第二天，僧人告辞，继续他的苦行僧生涯。王维挽留不住，就作《饭覆釜山僧》一诗相赠。
　　【钱起】钱起（722～780），字仲文，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天宝年间中进士后任考功郎中，和王维同朝为官，亦师亦友，二人经常吟诗唱和。后来钱起成为“大历十才子”之首，不仅因为他辈份最高，更是因为他诗承王维，诗歌艺术成就也最高。
　　钱起受王维的影响，也十分喜爱云台山水。他曾按照王维指点的路线，出潼关，经洛阳，渡黄河，来到了古城修武。在此，他写下了著名的《登胜果寺南楼雨中望严协律》，它体格清新，理致清淡，成为钱起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当晚，钱起就住在胜果寺的客房中。之后，他来到了百家岩，游乎山水，遍览名胜，乐而忘返，并结识了两位在此修行的隐士孙逸人和百岩老人，相见忘情，参禅论道，在那里逗留了数日。临别时，钱起分别为二人作诗相赠，以志此游此情。最后，钱起辞别两位隐士后，独自上路，去寻找王维所说的覆釜山。时值仲春，钱起沿山而进，一路上但见奇花异草，怪石古木，和风扑面，彩蝶绕袖，赏不尽的春光美景，兴致很高，连作《独往覆釜山寄郎士元》诗一首和《登覆釜山遇道人》二首。当晚，夜登覆釜山顶，作《夕游覆釜山道士观因登玄元庙》。诗中有“孤烟出深竹，道侣正焚香”之句，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云台山作为一方道教圣地的场景。而其“鸣磬爱山静”与王维在《饭覆釜山僧》中的“鸣磬夜方初”有异曲同工之妙。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南阳（今修武县）人，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他未满两岁，母死；三岁时，父又去世。由兄嫂抚养，十一岁时，哥哥也突然死在官所。从此，韩愈同嫂嫂、侄儿相依为命。他自幼勤奋好学，日记数千言。十九岁前便已博览群书，通六经百家之学。十九岁进京应试，连考三次都未中，直到二十五岁才中进士。旋又应吏部考试，三试皆无结果。旅居长安十年，未得一官半职。二十九岁时便决意离开长安，先后到汴州（今河南开封）宣武节度使董晋和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处作幕僚。三十五岁返回京城，被任命为四门博士，三十六岁拜监察御史，因关中受灾，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三十九岁被召回任国子博士。五十岁时因随裴度平淮西有功，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因谏迎佛骨，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穆宗即位，奉台回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官终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
　　韩愈在政治上既不赞同王叔文改革集团的主张，也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崇儒术，攘斥佛老，比较关心民众疾若。文学上主张继承秦汉的散文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古文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强调文章语言要有独创性，要为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服务；文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文章要精练妥贴，语句自然流畅，要“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用丰富的创作，实践了解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留存下来的三百四十多篇优美散文，不少是内容充实、风格新颖的，无论叙事、议论、抒情，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后人评他的散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尤其是他的议论文，在宣传他的儒家主张时，往往能切中时弊，富有战斗性。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篇，其中《师说》一篇，感情强烈，理直气壮，无可辩驳，精辟地论述了“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是一篇抗世犯颜、针砭时弊的著名文章。记叙文中，无论是写人、记事，状物、抒情，常采用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和鲜明的对比的手法，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如《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等篇。其中《祭十二郎文》寓深情于家常琐事之中，呼号欲绝，凄楚动人，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写得龙腾虎跃，生动活泼，借隐士李愿之口，对唐代官场的卑鄙龌龊，穷奢极欲，追名逐利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被宋代的苏东坡赞为唐代第一篇名文。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韩愈还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能逆当时的潮流，积极指导后进学习，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特别重视教育和培养年轻作家。他在《答李翊书》一文中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人格修养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搞好创作的重要性。现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韩愈作为修武人，曾多次游历县境北部的百家岩，在此曾作长诗《题西白涧》，由此使西白涧也成为百家岩重要一景。
　　【苏立】苏立（968～1042），字挺之，北宋怀州修武县七贤乡温泉里（今修武县方庄镇北孟村）人。苏立出自农家，父母早逝。但他志向慷慨，抱负远大，致力读书，不治家事。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１００４年），辽军大举南侵，深入宋境，黄河以北盗贼乘机群起。时年３６岁的苏立，散尽家财，集合乡曲子弟，结以信义，捍御群寇，修武因此得以保全。时有将军北征，苏立入军门求见，与语兵事，将军相见恨晚，遂召为幕僚。宋军到达中山不久，即遭辽兵围困，苏立献计，辽兵败走。宋真宗闻讯，召试赐第。初任符离县尉，他整顿营务，训练乡勇，一年之内擒获盗贼７０余人，至此合境安宁。不久改任河清主簿，体恤民情，多著善政。又迁遂州录事，参军本道。后擢为大理寺丞，知大名县事，旋任通判州事。入朝，拜为太子中舍。苏立虽为文官，但生性果敢，颇有智略，朝廷以其素善武事，加习边务，遂改为武职，由供备库事使官至右旗骥副使，同提点湖南、两浙刑狱公事。晚年犹有拼杀疆场之志，终因年老多病不得如愿，常引以为憾。庆历二年（公元１０４２年）十月十二日，苏立卒于长沙官舍。两年后，归葬故乡祖坟。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曾为苏立撰作墓碣铭，最后铭文说：武以遏乱，文以制治，要在安人，皆男子事。武威文法，公实兼之，盗销吏暇，良愿作帅师，作牧大州，人臣美事，起家布衣，非贤孰致？政优誉洽，荣哀始终，昭明垄隧，垂著无穷。
　　【元好问】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金末太原秀容人。父亲元德明以诗知名，老师郝天挺又是著名的学者，所以元好问在少年时代就受到较好的文化教养。27岁时，蒙古军南下，他从家乡流亡到河南。32岁中进士，做过南阳及内乡县令。蒙古灭金前后，北方人民遭受到空前的灾难，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金亡不仕。元好问的诗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传统，反映了金元之际的社会矛盾和百姓的痛苦生活，不仅在当时享有声誉，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诗人。
　　元好问流亡河南期间，多次游历并逗留修武，并留下不少诗歌、散文及碑铭。诗作主要有：《萧仲植长史斋》，诗尾自注“修武作”，诗中充满报国豪情，应为早期作品；《过浊鹿城与赵尚宾说山阳旧事》，浊鹿城遗址在今天的修武县五里源乡李固村，诗中借汉献帝封国旧都被元兵焚毁，慨叹朝代更迭。《戊戌十月山阳夜雨（并序）二首》，诗序中说“丧乱之后，继以荒年。一雨百顺，喜极梦尽，情见乎词”，诗长24行，120字，从其诗意来年，元好问这次在丧乱荒年之际来到修武并寄居于某一寺庙中，忽然久旱降甘霖，他十分高兴，由衷地希望修武人民从此“一雨开百顺”，表达了元好问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挚感情。金元之际，邱处机在马坊村倡导创建了一座道观，初时无名，后来获赐为真清观。正大七年（1230年），道院被元军焚毁。第二年，刘志敏的徒弟冷德明重修真清观，比先前更为恢宏壮丽，并派师弟房志起到联城找到四处流亡的元好问，请他为真清观作记。元好问知道长春教曾救了不少百姓，所以毫不推辞，欣然作《真清观记》，详细介绍了真清观的创建及重修过程，并对长春教在乱世之中能够以自己的特殊身份救助众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全面评价。其后不久，元好问再次旅居修武，受到马坊真清观住持冷德明的热情招待，他在遍览“十里风荷”的马坊美景后，连作《马坊冷大师真清观道院》三首。
　　【李濂】李濂（1488～1575），字川父，明代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正德八年(1531年)乡试第一，次年就中进士，历任沔阳(湖北汉阳县西)知洲、宁波(今浙江宁波市)同知、山西按察佥事。嘉靖五年(1526年)考核，免官归来，当时年仅37岁。到了晚年，他兼通医事。曾采录古今名医，著成《医史》一书，共十卷，在当时名噪一时。有书评价说自《左传》以下迄于元代李杲，见于史传者55人；诸家文集所载，自宋张扩以下迄于张养正，凡10人。他对张机、王叔和、王冰、王覆、戴原礼、葛应雷六人，特别作外传；每传之后，附以论断。另外，他还著有《嵩诸集》一百卷，《汴京遗迹志》二十四卷、《祥符文献志》十七卷、《李氏居室记》五卷、《观政集》一卷、《蒿诸医书目》四卷。除此之外，他还著有诗文，在明七子外，挺然自成一格，大抵笔锋踔厉，泉涌风驰，而剪裁尚疏。李濂免官后，在治学之余到处游历，他曾于嘉靖年间多次到修武的云台山一带游玩，云台深处的秾秀谷就是他最早发现并写入游记，称之为“太行秾秀，当此为冠”。
　　【毛昶熙】毛昶熙（1817～1882），清末河南武陟人，字旭初。道光进士。咸丰十年（1860）以左副都御史衔，在籍办团练围攻捻军。次年任内阁学士。同治元年（1826）随僧格林沁在鲁、豫、鄂、皖等地镇压捻军，授礼部侍郎。先后调吏部、户部，授左都御史。八年兼署工部尚书。十一年改任吏部尚书。十三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光绪八年（1882）任兵部尚书。毛昶熙的妻子是焦作修武郇封薛家人。薛家也是仕宦门第，过去焦作一带，说起修武薛家，很多传说故事也是无人不知。薛父在朝为官，女儿却是中国及早一批敢于接受西方文化自我解放的大脚新女性。毛昶熙与妻子结婚后，一次夫妻双双乘轿子走在大街上，妻子故意把大脚板伸出轿子外面，毛昶熙面子上受不住，用劲往轿子里面挽妻子的脚，妻子索性让轿子停下，走下轿子，站在大街上，要毛昶熙背着她走，毛昶熙无奈，只好弯腰，背上的妻子更是得意地一甩一甩地向行人展览她的大脚。还有一次，毛昶熙的妻子去见慈禧太后，与慈禧太后说：“老佛爷，我已经睡了你的三个状元了！”说得慈禧与在场人员惊愕：这媳妇，怎么开这样的玩笑？这样的疯话，是朝廷大员夫人能够随便说的吗？大家还在惊愕中，毛昶熙媳妇缓缓解释说：“父状元，夫状元，儿子状元。小时候我跟父亲一起睡觉，婚后跟丈夫一起睡觉，儿子小的时候跟我睡觉，你们说我是不是睡了老佛爷三个状元？”和毛昶熙同朝为官的袁世凯有一个姐妹嫁给了毛昶熙的一个儿子做媳妇，而在嫁之前，毛昶熙的这个儿子已经因病死去，媳妇是抱着一个丈夫灵牌嫁到毛昶熙家里去的。为此，毛家举办了特别声势浩大的“婚礼”，毛家整个家族也就特别尊重、关爱这个媳妇。这个事件，引起清王朝重视，慈禧主张，皇帝颁旨，在武陟大建贞节牌坊。毛家这个媳妇，由于没有丈夫，只有在家吃斋念佛，并从云台山百家岩请回佛像，一心供奉。就连去百家岩请佛像一事，也由慈禧恩准，皇帝下旨，毛昶熙亲自办理。至今百家岩还有毛昶熙留下的高大石碑，上书：四海名山为第一，十方法教是初元。

　　第五节　高僧名道

　　【高僧】佛图澄（231～348）　原名帛湿，原为天竺（今印度）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小王的长子，自幼出家。最初在罽宾和鸟苌国（今巴基斯坦）接受小乘佛教学说，后在中国敦煌长期停留，又受大乘佛教般若空宗的影响。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东来洛阳传教，时值兵乱，他只好暂避民间。佛图澄精通医术、天文、历数和幻术，传说他到洛阳时已经一百余岁，经常辟谷数日不食，能以符咒役使鬼神，能听铃音辨别吉凶，曾经把麻油、草灰等物和好后涂于手掌，千里之外的事情都在掌中显现，就如同对面观看一般。当时石勒已经进入中原，他的一个名叫郭黑略的大将闻知佛图澄这个人后，就把他招入家中。郭黑略每次跟随石勒打仗前，都要向佛图澄预测胜败情况，结果都很灵验。这件事很快传到石勒的耳里，石勒就把佛图澄召到跟前，当面试验他的道术。佛图澄就取来一只饭钵，倒了一些水，然后施动法术，不一会儿钵中长出一株光彩夺目的莲花来，把个石勒看得目瞪口呆，从此就把佛图澄留在身边。佛图澄经常表演一些离奇的幻术（可能就是现在的魔术），石勒逐渐被他所迷惑，由最初的好奇发展到信服再到十分敬重信任，凡事必先征求询问佛图澄的意见，并尊称他为“大和尚”。有一天，石勒的爱子石斌暴病而死，石勒非常伤心，这时佛图澄手持杨枝走到跟前，一边用杨枝轻洒清水，一边口中念动咒语，片刻功夫，石斌竟然渐渐苏醒过来。石勒的几个儿子更是对佛图澄信服得五体投地，侍奉他比侍奉石勒还要殷勤小心，石勒的朝臣及百姓自不待言，莫不把他作为真神真佛来供奉，最后发展到天下子民竟然不敢向佛图澄所在的方位吐唾擤涕。
　　由于佛图澄和石勒父子的倡导，佛教由此在中原大为盛行，佛图澄四处建寺，中原寺院一度达到893所，修武县白鹿山元极寺极是他亲自倡建的寺院之一。白鹿山在百家岩上，山势嶙峋，数笏参天，为天门东峰。佛图澄遍历名山至此心有所悟，在为钟灵毓秀的天地造化所折服的同时，也在这里与大自然交流对生命和宗教的感悟。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充满灵动与神奇的地方建寺，不惟是情理之中，也是他慧眼独具的理想选择。
　　慧思　北齐时修武人，俗姓李。出家后，以大小乘定慧等法根引喻，俾习慈忍。天保年间（550~559年），曾在光山县静居山梵天院讲佛说法。
　　稠禅师（510～585）　名慧，北朝魏齐间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人。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文献记载的佛门著名武僧和少林寺二祖。据传其初落发为沙弥时，因体弱常遭同辈欺负。为此，他深感耻辱，独自一人跑到金刚的神像前，抱住金刚的腿不放，发誓要求得金刚神力。就这样不吃不喝连续抱了五天，到第六天天快亮时，金刚即现身传他神力。从此，他力引千钧，骁勇无比。后来他修成正果，被尊称为稠禅师。稠禅师在太行山一带大建佛寺，百家岩寺即为他所创；并广召门徒，常随僧徒有数千人。北齐文宣帝对他广召门徒很不满意，遂亲率军队前来讨伐。当文宣帝带兵来到山前，却发现禅稠师早已领着众僧等候在那里。文宣帝大感惊疑，就问稠禅师：“你怎么来得这么快呢？”稠禅师答道：“陛下将杀贫僧，贫僧惟恐在山中血污伽蓝，所以特来此受死。”文宣帝随即明白这是一位得道高僧，就以礼相待，并命设馔施向稠禅师赔情，稠禅师并不理会。文宣帝又问道：“朕听说禅师在金刚那里求得神力，能否让朕见识一下？”稠禅师回道：“如果陛下真想见识神力，那就请随贫僧这边来。”言毕，他来到山口多方施舍的千余根木料前，念动咒语，只见千余根木料腾空而起，在空中相互搏击，声如雷霆，木片如雨。文宣帝见此，大恐，急忙让稠禅师快停，并当即传谕，禅师可以度人修寺，不得干涉。后稠禅师在并州营造幢子，未成得病，临终叹道：“生死是人一生的必然，佛祖如来都不能避免。但功德未成，实在是一件憾事。愿有大力长者能继我把幢子修好。”说罢即卒。30年后，隋文帝路过并州，入此寺恍有所感，遂命并州地方大力营造幢子，终于完成了稠禅师的遗愿。
　　云台山的百家岩寺和圆融寺俱为稠禅师亲手所创。稠禅师又曾在百家岩寺长期讲经授徒，相传今百家岩“解虎坪”即为其所留。
　　慧远（523～592）　俗姓李，泽州霍秀人，祖籍甘肃敦煌，是南北朝至隋代早期在净影寺修行的高僧。佛教界为了区别他与另一位佛教高僧东林寺的慧远，习惯称他为净影寺慧远。佛教界将他与天台宗开山祖师智颐和三论宗者吉藏全称为隋代三大师，后人将他和东林寺慧远并称为“佛门二远”。净影寺慧远博宗诸学，精通文理，世称疏王、释义高祖，是中国佛教界的集大成者。
　　关于净影寺慧远的争议主要是他与净土宗的关系，后世有净土宗信徒尊其为净土宗初祖之说。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史有争论。至于慧远对净土宗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慧远为净土宗经典《无量寿经》义疏，系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而该疏对中国净土宗影响巨大，故慧远对净土宗的开宗之功不可忽视。二是慧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的统一的净土分类说。慧远校研诸经，融会折衷，提出了三净土之说，即事净土、相净土、真净土，成为净土思想系统化的第一个探索者。净土信仰源于古印度，形成于公元二三世纪，于西晋时期传入中国。东林寺慧远所创立的莲社虽然为最早的净土活动，但净土宗的建立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后世把东林寺慧远尊为净土宗初祖是不确切的。后来佛教史的所谓净土七祖、九祖之说，并非根据师徒相承、衣钵相传的原则，而是后人根据历史上倡导净土信仰较大的人物编排而成。这说明与其他宗派相比，净土宗缺乏严密的传法世系。因此，净影寺慧远被尊为净土初祖并非毫无道理。鉴于净土列祖编排方式及净土传法世系，综观慧远对净土宗的贡献，人们尊其为净土宗初祖是对慧远在净土宗的确立与发展过程中所作贡献的认可与推崇。
　　除净土宗之外，慧远对地论宗的贡献也是无可争议的。慧远之师慧光是中国佛教地论宗的开宗者。慧光圆寂后，慧远秉慧光之说，弘扬佛法。地论宗分为相州南道、相州北道二派，慧远成为相州南道地论宗的开山之祖，所阐释的《华严经要义》被华严宗采用。
　　关于慧远的师从问题，佛教界也有争议。对慧远影响较大的老师共有三位：一位是青莲寺住持、被佛教界称为北方净土宗创始人之一的昙始。他是慧远进入佛门的相路人，对慧远净土思想影响最大。一位是中国佛教地论宗开宗、四分律宗开祖，世称“光统律师”的慧光大师，他对慧远后来关于地论宗的成就影响巨大，最终促成慧远成为一代宗师。还有一位是和慧远亦师亦友的隋朝两任佛教国统昙延，他是慧远的挚友，两人共参佛法，共研经书，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不少佳话。
　　慧远一生博宗诸学，著书颇丰，著有《大乘义章》、《十地经论义记》、《华严经疏》、《大般若经义记》、《胜曼经义记》、《无量寿经义疏》、《维摩经义记》，共20部100余卷，其中《大乘义章》被称为佛教的百科全书。
　　关于慧远的传法故事及为护法所作的贡献，史有记载的主要是慧远因北周武帝灭佛而奋起抗争的事迹。据《续高僧传》记载，北周时期，武帝灭佛，命废经像，僧人还俗，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都不敢提出异议，只有慧远对武帝说：“今天陛下以为有王权在身，就破灭我佛三宝，你可知道阿鼻地狱所收之人是不分贵贱的，难道你就不害怕将来下地狱吗？”慧远虽未能改变周武帝灭佛之心，但却保留了大量佛经。至隋朝佛法大兴，慧远在净影寺讲授佛法，所讲出疏，纲目具备，文旨允当，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高僧。隋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召六名德高望重的僧人入京统管天下僧尼，慧远位居六大高僧之首。
　　开皇十二年（592年），慧远圆寂于净影寺。隋文帝痛心疾首地说：“吾伤国宝也。”
　　百岩大师（756～815）　俗名谢怀晖，祖籍中原，东晋时流寓到泉州（今属福建）。他自幼聪明，博极群书，尤好佛经、庄老之书，性喜清静无为。一天，他看过佛书后，沉思良久，忽然叹道：“我的祖先现在在哪里呢？四肢百体，视听功用，是谁授予我呢？”言毕，泣下如雨。自此皈依佛教，并于贞元初（785年）拜南宗马祖为师。马祖，俗姓马，法号道一，世称马祖，汉州什邡（今属四川）人。马祖时代，禅宗尚受到其它教派的排斥，尤其是在北方和长安。但通过马祖强有力的对禅宗的传布和实践，造就了一大批非常杰出的后继者，“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百岩大师即是其后的最重要禅宗继承和发扬者之一。他师从马祖后，专攻《楞伽经》等大乘教义，得圆明清净之本，去妄想因缘之习，百八句义照其身心，心离文字，化无方所，遂成正果。他有感于马祖北上弘法未达预期目的，即以传播南宗禅法为己任，曾游历清凉（五台山）、幽州、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后到怀州修武县百岩（今百家岩）修行传法，前来问法的很多，门徒多至数百，遂有百岩大师之号。
　　百岩大师认为，自心本性清净独立，无须执意进行“遣境”、“去垢”的修行。他说：“心本清净而无境者也，非遣境以会心，非去垢以取净，神妙独立，不与物俱。能悟斯者，不为习气生死幻蕴之所累也。”他的“净心”、“自悟”之说，在当时北方的佛教界引发了很大的震动，也很快引起了笃信佛教的当朝皇帝的重视。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应诏入京，住章敬寺毗卢遮那院，百岩大师在此讲说禅要，朝僚名士前来参问者络绎不绝。后皇帝召入麟德殿参与论议，被推举居上座，与“名公义学”“击难者”进行过激烈的论辩。论辩的结果是禅宗赢得了朝廷的尊崇，终于使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教派，流布千年，风及海外，使禅的思想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和标志。讲法之余，百岩大师还著有《法师资传》一书，主要记述从印度迦叶至慧能、神秀的事迹。
　　百岩大师于元和十年（816年）十二月十一日圆寂，年60岁。明年二月，门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葬于灞桥北原，敕谥大宣教禅师，立碑于寺。碑铭为著名诗人贾岛所撰：“实姓谢，称释子，名怀晖，未详字，家泉州，安集里。无官位，有佛位。始丙申，终乙未。……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与日并照。百岩得之,为代导师,颍若玻璃,结火燔性,爱流溺正,痴冥奔命。即心是佛,即色是空,师之通兮。”贾岛的这篇碑铭中对百岩大师在禅宗地位的极高的评价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益、周贺都和百岩大师有过来往，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周贺曾作《赠百岩禅师》，其诗云：
　　野寺绝依念，灵山会遍行。
　　老来披衲重，病后读经生。
　　乞食嫌春远，寻溪爱路平。
　　多年百岩住，不记百岩名。
　　李益后来官至礼部尚书，曾专程到百家岩寻拜访百岩大师，得知大师圆寂后十分悲痛，遂作《哭百岩大师》以吊，其诗云：
　　遍与旁人别，临终尽不愁。
　　影堂谁为扫，坐堂自看修。
　　白日钟边晚，青苔钵上秋。
　　天涯禅弟子，空到柏岩游。
　　百岩大师的得意弟子有怀政、志操、弘辨、智真、古堤和尚、公畿和尚等。弘辨为长安大荐福寺僧，曾应唐宣宗之问说法，说禅宗“本无南北”，只是由于“开导发悟有顿渐之异，故曰南顿北渐”；“心”即是佛，号“灵觉之性”，称“陛下日应万机，即是陛下佛心”。智真，扬州人，俗姓柳，传法于福州宁德龟山，为龟山寺第一代的开山祖。
　　智深　俗姓俎，北宋修武大陆村人。天性好佛，幼年出家。庆历八年（1048年）受戒。智深遇事果断，在做百岩寺住持时，从者百余人。元符三年（1100年）八月卒。
　　道凝大师　俗姓贾，北宋修武人。青年时拜智深为师，精修梵行。熙宁八年（1075年），以掌御书恩例剃度为僧，法号道凝。元祐年间（1086~1094年），百岩寺无合适寺主人选，多次易人。后众僧推道凝大师为寺主，出纳营缮皆有制度，不几年寺院香火旺盛，殿堂巍峨。抗夏名将武康节度使刘昌祚遗表，请求赐予道凝大师紫衣，并度其弟子19人为僧。大观二年（1103年）辞世，卒年70岁。
　　【名道】孙登　字共和，魏晋时期汲郡共人。他穴洞而居，结草为裳，赤足行走，披发自覆，善弹五弦琴，出没于县北太行深山中，终日不发一语。据传他一声长啸，曾引得凤凰来仪。寓居于修武百家岩的“竹林七贤”领袖嵇康为了能和他交谈，跟从他在深山里游历了三年，每每发问，孙登只是默然不应。直至嵇康将要离去时，孙登忽然开口说道：“你才高识寡，很难在当世避免祸殃，下山后还望多自珍重！”后嵇康果因刚肠嫉恶，得罪了司马氏统治集团，被司马昭杀害。
　　王烈　字长休，魏晋时期邯郸人。他以服食黄精及铅为养生术，相传三百多岁仍貌如少年，登山历险行走如飞。一次王烈在山中得石髓如饴，食之清香美味。待送至嵇康，早已凝为石块。王烈又得石室古书，引嵇康同去观看，却再也找不到了。后来王烈对他的弟子们说：“嵇叔夜志趣非常，却与仙道无缘，实在可惜。”
　　魏华存（251～334） 史称魏夫人，字贤安，任城樊人。其父魏舒（208～290），字阳元。据《晋书·魏舒列传》，魏舒精于骑射，发无不中；为人质朴有雅量，能断大事，深受司马昭和司马炎的器重和信任，司马昭曾在一次朝会后目送他的背影说：“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历任尚书郎、相国参军、散骑常侍、冀州刺史、尚书、右仆射、左仆射、司徒等职，封剧阳子，可谓位极人臣。
　　魏华存自幼好道，性喜老庄，志慕神仙。她在父母家中即开始修行道术，每每论及婚嫁，坚拒不从。至魏华存24岁那年，他的父亲魏舒强行将她嫁于南阳人刘文。刘文，字幼颜，家世不详，曾任太保掾之类的佐吏，后任修武县令。刘幼颜任修武令时“善为德政，仁风惠著”，“时夫人随在修武之馆焉”。魏华存为刘幼颜生育两个儿子，长名刘璞，次名刘遐。其时，魏华存虽已为人妇人母，修道之心更炽，每在深夜家人, 熟睡之后潜心钻研道术。两个儿子渐渐长大能够自我料理后，她就另辟一室，在那儿斋戒起居。晋元康九年（299年）农历腊月十五日，她在修武县衙的斋室内撰成首创“吐纳”、“导引”、“咽津”、“存思”、“服气”及“三丹田”之说的《黄庭内景经》（即《黄庭经》）。数十年的矢志修行和潜心揣摩，终于使她得成“正果”，开创了全新的道教修炼方法。《黄庭内景经》宣称人身各部位皆有神主掌，尤以上中下三丹田之神为全身诸神之宰，人在修行时须主要存思三丹田之神，积精累气而臻成真。又说身体某一部位有病时，存思该部位或主部位脏腑之神，即能治愈。其修炼方法是把存思神、诵咒诀祝词及吐纳、导引、按摩、咽津等结合起来。所谓存思神，不仅存思自身中神，而且存思日月、五方之气和众多天神、真仙。这种从形式到旨归都渗透了宗教内容的存思之道，表面看来颇为怪异，其实从其客观作用来看也多属气功修炼，并有一定的治病健身之效。
　　其后，魏华存为避开世俗繁扰，又先后在云台山、阳洛山、沐涧山独自修炼。永嘉年间（307～312年），刘幼颜暴疾身亡，其时又值晋末大乱，北方无法安身，魏华存随即带上两个儿子南迁。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魏华存去世，享年83岁。在她身后的东晋至唐末，以《黄庭经》为修行要义的道教上清派最为兴盛，魏华存因而被尊为上清派祖师，道号紫虚元君，封号南岳夫人。
　　刘海蟾　名操，字宗成，五代时燕山人，道教全真道北五祖之一。刘操尊敬黄老，好谈性命。燕王刘守光称帝后，封他为丞相。后遇道人正阳子钟离权，改名云英，号海蟾子，遍游四方，访仙求道，得遇纯阳子吕洞宾，学得金液还丹要诀。最后在修武马坊泉虔心修道。相传终以戏泉中金蟾，得成仙道。
　　邱处机（1151～1231）　字通密，号长春子。金末元初登州栖霞人。邱处机师从全真教祖王重阳，潜心修道五十年，成为长春教派的开创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邱处机应召赴金都燕京。他取道修武，看到县北马坊一带北接太行东连苏门，稻塍莲荡，茂林修竹，喜爱其风土之美，徘徊流连不忍离去。于是对他的徒弟们说：“天下道院，武官为其冠首，滨都次之，圣水又次之。你们如果能够在这里建庙修道，那么这里就能和滨都、圣水相媲美了。”他的徒弟就和当地乡豪马子安协商，捐地购材，一年后果然在这里盖起了一座道院。当邱处机听说五代道人刘海蟾曾在此修道成仙，就挥笔写下了《刘海蟾入道歌》，并命人刻在碑上。其歌云：
　　余缘太岁生燕地，忆者三光分秀气。
　　丱角分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
　　纡朱怀紫金章贵，各各绮罗轻挂体。
　　如今位极掌丝纶，忽忆从前春一寐。
　　昨夜家宴到三更，儿女夫人并侍婢。
　　被余佯醉拨杯盘，击碎珊瑚真玉器。
　　儿女嫌，夫人恶，忘了从前衣饮乐。
　　来朝朝退怒犹存，些儿小过无推托。
　　因此事，方顿悟，前有轮回谁救度。
　　退官纳印弃荣华，慷慨身心求出路。
　　杜明蟾　明末清初武陟县邱家庄人，祖、父皆儒生。少年杜明蟾潜心读书，精通史学，有进取官场之志。但当时正值明代天启年间，朝政腐败，客氏、魏忠贤弄权，杜明蟾遂断仕进之心。无意得古本《参同契》，终日玩味，若有所得。由于家贫，杜明蟾在武陟宁郭东门卖茶度日，虽仅能勉强糊口，但仍乐善好施。一天，有位道士路过，杜明蟾奉名茶相待。道士见他案上有《参同契》，随与其谈论，走时以张紫阳《悟真篇》相赠。此后杜明蟾日夜参道，渐有出家之心。数年后，杜明蟾刚处理好母亲的丧事，道士又来，遂随之而去，17年杳无音信。清顺治三年（1646年），有一道士来到武陟东观音堂休息，人们认出他就是失踪十几年的杜明蟾，就去告诉他的妻子儿女，并劝他回家，杜明蟾只是不予理会，拉他又拉不动。他的家人怕他再走失，晚上让人同他共宿，但天亮时人已无影无踪。三四年后，杜明蟾又在修武天门山西北的龙潭村出现，在这里居住修行13年。一天，他忽然对山中人说：“我将去峨嵋山拜见师傅。”从此再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