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寺院经济琐议

巴渝寺院经济琐议
　　寺院经济始于东晋，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东晋时期，僧众增多了，为摆脱随时产生的‘僧多粥少’的困境，佛教集团开始自行组织生产活动，寺院经济发生了。”（1）
　　隋以前，僧尼“不入人籍”（2），“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3）元稹云：“浮屠有抗税逃刑之宠。”（4）在唐初及唐中期，寺院经济是发达的。但安史之乱以后，寺院经济就受到了冲击，“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什，或托迹为僧，……”（5）。宋及宋以后，寺院经济的特权就更小了，宋代僧尼要纳助役钱（6）、免丁钱（7）；元代的寺产，新置部分要“从科徭”（8）；明代，寺产“赋役殷繁”（9）；清代，寺产须纳米、银（10）。
　　关于巴渝地区古代寺院经济的情况，宋及宋以后的材料较为丰富，而唐及唐以前的材料极少。我们知道大足有唐大和五年（831年）《净土院碑》、咸通间（860－873年）《演教院碑》；万州有唐咸通三年（862年）《圣业院碑》及《大云寺碑》；合州有唐咸通间李稽《集圣院记》；等等，然皆不存，无从了解有关寺院经济情况。目前能从唐代碑记中找到寺院经济点滴信息的有唐乾宁二年（895年）大足北山的《韦君靖碑》及唐刘禹锡《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
　　一、寺院经济的来源
　　1、常住田
　　寺院有常住田产，这是寺院的经济支柱。常住田为寺院恒有，不许出售，《罪惟录·土田志》：“洪武十五年诏天下僧道，常住田地不许典卖。”
　　巴渝地区唐以前的寺院“常住田”文献，笔者尚未见到。五代时期，成都圣寿寺有“成都县文学乡负郭水田七顷，……皆充常住。”（11）
　　大足小佛湾《宝顶常住田产》碑，刻于《唐柳本尊传》碑阴。因年久蚀泐，节录如下：“宝顶常住田产（额）。古迹宝顶山佛祖岩，正是赵智宗……一千田……圣旨三道，免……拾伍……□□□年三月初九日，山门立通……白众：本山诸□田土，不许典当……古云，受□常住……善恶若无报……”。
　　确定碑刻年代的关键字“□□□年三月初九日”缺了三字。《大足石刻铭文录》将此碑列为“明代”，因“刻石纪年失，视为明代”，“附注”云“是否宋刻？待探寻”。（12）按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有《宝顶山常住田产碑》，有明确纪年、月、日，为“绍熙元年三月九日”。可知光绪以前石刻年款尚未泐，“□□□年三月初九日”的“□□□”应为“绍熙元”三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赵智凤约在二十岁返里。刻《宝顶常住田产》碑时，赵智凤在宝顶山传教已有十二、三年。其在宝顶弘法七十年，大开道场，开凿造像，必然要有经济力量支持。绍熙元年时，宝顶山佛寺已有田产“一千田”（亩），且曾有“圣旨三道”，免交地租，“诸□田土，不许典当”。
　　寺院田产是宝顶山佛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也是石刻造像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经济保障。大足地区历史上的寺院经济材料最丰富，自南宋至清皆不缺，是研究巴渝寺院经济的珍贵史料。
　　2、官、民、商、僧捐助　寺僧化缘
　　士民对寺院的捐施，主要有田产、俸禄、房舍、地基等。
　　唐夔州始兴寺，“寺僧法照瞻礼发信，赤肩白足，入诸大城，乃至聚落，无空过者，积十余年，得信财无量。”（13）这个“信财”，即士民捐献。在唐代，释、道俱兴，如段文昌即曾捐一月俸禄修丰都平都观（14）。
　　大足北山唐乾宁二年（895年）《韦君靖碑》中有“……（舍）回俸禄以建浮图，聆钟磬于朝昏，喧赞呗于远近，所谓归依妙门、志求觉道者焉”句，无疑是大足唐代寺院经济的一条信息，即官员捐献“俸禄以建浮图”，这个官员当是韦君靖。既然有“聆钟磬”和“喧赞呗”，当然有寺院，只是我们不详寺院名称。
　　五代成都圣寿寺，“敕赐大中祥符禅院者，唐元和圣寿寺三十院之一也。……然自系敕额不隶于寺焉，孟昶为蜀檀越主，枢密使王处回字亚贤之所建也。伪广政九年（946年）丙午岁，实晋少帝开运三年也。亚贤舍私帑，买毗庐、百合、法宝、罗汉、七俱眂等五院，合而为一，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僝工。”（15）
　　宋代合川濮岩寺，即定林寺，“自康定辛巳（1041年）迄皇祐壬辰（1052年），敛众金，伐木于所居之宫构殿。”（16）宋代夔州报恩寺，“绍兴十五年（1145年）冬，漕使符公……捐俸钱十万，以为之倡，众皆响应，各献所有。”（17）宋代合川东岩寺，即罗睺寺，乾道间（1165－1173年）建，“宋时，邑大姓杨氏，世有其地，至乾道间讳鸿渐者，舍为寺。”（18）宋代成都圣兴寺，“师（圣兴寺监寺大师文爽）自发私囊千六百缗，造外舍十有八间。”（19）
　　元代四川金堂天宫禅寺，“僧了心劝率檀越，而得四川万户府万户明威将军达石八都鲁捐金资，购林木，建前后两廊、僧堂、斋舍。”（20）元代合川飞轮宝藏院，“（寺僧）遥礼天目山，祝髮定性，乃捐囊资，拓开寺地。”（21）
　　明代三台灵峰禅寺，“州大夫、盐课官及巨商大贾，乡之长者、居士，素响悟之化者，均乐捐资，鸠工聚材，不数载而底于成。”（22）四川武胜（清为定远县）铜椿寺，宋绍兴间建，明重修，“遂以太平无事，所积盈余及四方善士喜舍之资，因鸠工重造殿宇三间，东西楹房一十六间，山门三间。”（23）明代垫江大通寺，“邑侯李公孚捐俸重建”，“董姓诸君捐修大殿。”（24）明代合川十方堂，“曾君益我好善乐施，募从元帝宫前求得一胜地，创立堂楹，买田十五石，俾堂庑及丛林中。”（25）
　　清代巴县华岩寺，康熙七年（1668年）建，居士杨继芳“舍大老山场少分田园山林为开辟地，久而聚众几半千人。复舍万家沟、石牛岗田地山林以供广众，渐渐修砌，遂成迦蓝。”（26）
　　寺僧化缘，张守约《积庆院记》：“自绍圣以来，（僧）海蕴持钵化缘，随得加功，中创十八罗汉堂，而中严释迦大像；又创御书楼，又改建中楼及院门、僧寮、斋厅、屋廊、公廨之类。”（27）
　　各地寺庙往往有记载善男信女捐资建寺的石碑，“还乡思速去乡迟，王事相縻敢后期。里父留看题壁字，山僧打送舍田碑”。（28）
　　3、收取田租
　　大足小佛湾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刘倜《实录碑记》：“（丙戌，1766年），（寺）借银若干两，以度饥岁。……宝顶旧规，租谷仅二百余石，僧以寺大、僧多，朝参络绎，田多租少，不足于用。况前僧逋欠者累千，其何能偿。于是，始有加租之议，良佃则增益之，强佃则讼逐之，逐加至四百石余。”（29）
　　4、收取房租
　　宋代成都圣兴寺，宋李大临《圣兴寺记》：“市民占止，月僦置万钱。师告予曰：底处无田产资给，榬桷率皆摧圮，今获月租，愿以完葺充用（修葺圣兴寺）。”（30）
　　《巴县志·金石》之《重刻旭东老人学业丛林原序》注云，罗汉寺“已无僧，阖寺内外租赁居民，男女杂沓，污秽满目，慨然伤之。”又，《巴县志·吉礼》崇因寺“嘉庆间，此寺为商民赁居”。
　　5、寺院地界出租
　　在《巴县档案》中，有一则寺院经济史料：同治十三年，巴县慈云寺（在今南岸区）因洪水冲毁殿宇、经楼，寺院无力修复，将庙宇地界出租与在重庆的“八省会馆”，与会馆当年的“值年首士”童芹初、萧朝宗签订租赁合同，会馆承租后的用途是“堆寄粥厂木料”。此史料颇珍贵，抄录如下：
　　“立出顶庙契约人僧慧空。情因受份师祖志远，募化梁美常所，狮子山慈云寺地基一幅，现被洪水将上下殿及左边皇经楼冲倒，无力修复，请凭地方首人徐吉堂、黄集顺、陆光斗、卢洪发等，将庙地悉行顶与徒侄蒲云祥名下管业，议取顶业银□色七拾五两整，所有四至界址，由庙后堡顶义地迳沿过至左边，右土坎崙垠抵其下人行路坎为界，又由庙前路坎沿过右边人行路至庙后堡顶义地迳交界。……其银一盘，比兑清楚，并无下欠分厘，亦无贷债。准折自顶之后恁凭修造居住，或转租，均听自便，慧空师徒已在、未在人等不得异言，如有别生枝节，慨有僧慧空一力承耽。恐口无凭，特立顶约一纸，永远为据。……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立顶庙契文约人：僧慧空。”
　　“立出租地基文约人：八省值年首士童芹初、萧朝宗。今租到慈云宝寺名下左皇经楼地基一幅，以作每年堆寄粥厂木料之用。每年年认纳租钱□千文，其钱一季先交，不得短少分文。恐口无凭，特立租约一纸为据。……光绪元年二月初一日。”（31）
　　从这个契约中我们可以看出四个问题：一是光绪年间慈云寺的寺院经济状况不佳，“洪水将上下殿及左边皇经楼冲倒，无力修复”；二是同治十三年契约，“将庙地悉行顶与徒侄蒲云祥名下管业”，“议取顶业银□色七拾五两整”，承租方可以“恁凭修造居住，或转租，均听自便”，可能是租金高了，蒲云祥无力承租，未租赁成功；三是近一年时间，慈云寺仍无力修复寺庙，至光绪元年再与重庆八省会馆订合同，承租方“以作每年堆寄粥厂木料之用”，看来重庆八省会馆的经济实力是较强的；四是两个契约均少了一项内容，即租赁期限。
　　6、寺院其他收入
　　香客游人捐施“功德箱”、善男信女购买蜡烛香火、寺院“出售”佛教书籍等等，日积月累，也是不小的数目。
　　二、寺院收入的用途
　　1、衣食沙弥
　　《牧斋有学集·扬州石塔寺复雷塘田记》：“常住田产，一粒一毫，供养十方，出家贤圣，鸣钟一响，遐迩同餐。”
　　宋代合川慧日寺，淳熙间（1174－1189年）建，“又增置田亩，以衣食沙弥。”（32）元代合川飞轮宝藏院，“元统癸酉（1333年）增置李家坪水陆地亩，永作供佛饭僧。”（33）
　　胡叔豹《温江龙兴寺无尽圆通会记》：“于是长者复作是念，宫室既备，饘粥未克，方来衲子何以取给？……复以其余（钱），岁市稻田，增旧所有，而为常住，俾诸佛子，饱满属厌，身心安稳，增长菩提，惟此胜利，广大无边。”（34）
　　2、修葺寺庙
　　宋代成都圣寿寺，“岁入租斛，月敛僦缗，以备蒲尼缮葺之费。”（35）前述宋李大临《圣兴寺记》“今获月租，愿以完葺充用（修葺圣兴寺）”。
　　明代四川三台净土寺，“今净土，古刹也，而废败若此，宁忍坐视乎？（寺僧）遂发心自捐衣钵，命匠伐石，重建山门、牌坊一座，道路石梯，焕然聿新。又同寺僧曰性顶、曰通澄协心持疏募化方邻大姓钱粮，建天王殿，修砌寺门、石桥，大功俱已告成。……万历丙申（1596年）春朔九日。”（36）
　　3、接济贫困
　　清江北厅云台寺，“僧自卓锡兹寺，旧租若干石，比来雨阳时，若年谷顺成，僧以浣衲啮菜俭存之资，复治田租若干石，供寺众袈衣斋饭外，岁有余粒，愿捐市斗谷若干石，买木给贫死无棺者，岁以为常。”（37）
　　4、上缴军需
　　大足小佛湾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刘倜《实录碑记》：“屡年上军需钱不计数。”（38）
　　我们看看福建的寺院：“嘉靖四十二年，闽省兵兴，军储告匮，军门议将各寺田产扣除迷失崩陷外，毎实田十亩扣抽六亩，克饷四亩，还僧克饷者，毎亩征银二钱，内除一钱四分，办纳粮差，尚银六分觧司。”（39）
　　5、其他
　　寺院要雕造佛像、印刷佛经、编辑寺志等，皆需要经费。造像包括寺院的泥塑佛像、石刻造像、木刻造像、摩崖造像等，除供养人出资造像外，寺院自己亦需出资造像。关于佛经印刷，社会上主要有两部分人从事此类活动，一是寺院，二是民间坊肆，重庆博物馆所藏《华岩寺志》，即华岩寺编印。
　　关于寺院经费开支的内容，乾隆四十年大足小佛湾刘倜《实录碑记》提供了较完整的信息，该碑罗列了寺院经费支出项目，有买谷杂费、窑炭柴薪、田土官司、植树、上缴军需、修桥修路、建筑用材、购置家当、赔偿还帐等，所以叫作《实录碑记》。（40）
　　三、清初寺院经济的恢复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四川人口大减，残存人口约50－60万，“今日之蜀川，非昔时全盛可比，田土荒芜，烟火绝灭，赋役户口载在由单，历历可数，即有一二孑遗，惊魂未定，亟待抚绥”。（41）田土荒芜了，寺院同样也“荒芜”，同样需要“招徕”。
　　清康熙二十九年大足大佛湾摩崖石刻史彰撰《重开宝顶山维摩寺碑记》：“自献贼逞残以后，僧堂寺烬，迄今四十余载，即所存瓦砾亦不可睹。……壬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秋，余来牧兹土，详询耆老招徕垦荒之法。咸云：邑有山，山名宝顶，寺建维摩。闻前人言，山寺兴废，关系邑之盛衰。寺盛，则民皆安堵；寺废，则民尽逃散。如欲招集逃亡，宜先开宝顶。……前有行僧，欲图修葺，以居民稀少，裹粮难继，不数月而他徙，故逃民率去不复返，余闻而悲之。……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夏四月，（僧性超）偕五僧结庐山下，余给以资种，令先为积谷计，暇则执刀荷锄，逐渐开垦。”（42）
　　《碑记》讲的是大足宝顶佛教的再兴，而我们则读出两个信息：一是因战乱的影响，自清朝建立至康熙二十一年，大足地区人口仍然稀少，尚未恢复元气；二是“来牧兹土”的史彰为重振宝顶山佛教的办法是“招徕垦荒”，“先为积谷”－－首先要有粮食，再“逐渐开垦”土地。有了寺田，才会有僧人的生活保障，而“寺盛，则民皆安堵”。
　　大足小佛湾清乾隆三年（1738年）《重建宝顶山四至界畔碑记》：“宝顶一山，蜀中名地也。自兵燹（指明末清初的战乱－－健注）后，不无圮毁荒秽。逮我朝定鼎以来，鸿恩浩荡，历简仁厚长史，抚绥招徕，士民乐业，已有可观。兼荷（康熙间）前任昌侯摄理足邑之史公、陆公、李公及嗣任之史公，接踵捐修，庙貌巍然，及四至界畔，历定清楚。……但，是时地尚荒芜，……再将僧俗各已耕熟之界畔，会集踩明，重建碑记。……田土通共九百九十二亩。”（43）
　　清初四川地区佛教的复兴，是与清初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恢复经济同步的。顺治六年（1649年），圣谕：“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44）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建议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落籍开垦。（45）以上两碑皆谈到“招徕”，虽为大足地区寺院碑记，实为清初川渝地区寺院再兴的写照。
　　四、寺院的生存状况
　　寺大僧多、田多租少，欠债，战争、荒年等，诸多原因都会影响到寺院的生存。如前引刘倜《实录碑记》，因田多租少，不足于用，寺院则借钱度日，“（寺）借银若干两，以度饥岁”。
　　寺院每被土豪流棍欺凌，《范文正公集·附录》：“天平功德寺，……多有疏远不肖子弟……欺诈住持、逼逐僧行、猎借舟船，役使人仆亚托私酒、偷伐林木柴薪、强占常住田地布种或作园圃、不还租米，以致常住空虚，住持数易，日渐败坏。”以大足地区寺院为例，明成化十年小佛湾《恩荣圣寿寺记》是“蜀府”为保护圣寿寺“山门外竹木、山场、田地”而颁布的文件，碑文云“军民人等毋得侵欺，违者，许本僧呈告，究法施行”，“如有不遵，有违者，许僧指实赴官，陈名捉拿，惩治究问，罪戾不贷”！（46）又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宝顶寺《正堂示禁》碑：“今查宝顶寺，屡被山主地邻及土豪流棍欺凌。”（47）嘉庆元年《正堂示禁》碑，宝顶“斋田僧产颇称丰裕，乃无圣僧继起，以致内则顽耗乏其财，外则痞棍驳削其产，各佃户乘隙吞租霸种，讼牍繁兴，丛林日败。”（48）
　　施主以自己的祖先曾捐土地与寺庙，则视寺院田产为己有，争夺寺院田产。嘉庆元年《圣旨碑》：“查各寺庙均有生监主持，名为檀越，一切田地山场视同己业。考其所自，皆云祖先创建，或加鼎新，或捐田在寺，其源流远无可考，或据志书，或据家谱，皆渺茫而不足凭。而一寺或一姓或三四姓不等，以寺产之多寡为多寡，其中此争彼夺，无岁无之。”（49）此碑为嘉庆元年立，所谈“此争彼夺”寺产事件的历史背景与于成龙在合州时土著和移民“彼此争夺”土地是一样的，即清初垦荒四川时期。（50）
　　五、结语
　　“苏端明（轼）有言曰：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财，勇者以力，辨者以言。”（51）
　　古代巴渝地区，没有皇帝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拨款建佛寺例子，也无皇亲国戚捐资建寺的例子，只有僧人、官僚、商人、百姓捐资建寺、造像的史实。
　　三峡地区又因经济落后，寺院经济是不发达的。宋时夔州地方政府搜刮民利，也在佛寺、度牒上做文章，“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峡中之民，散居山谷，生理单薄，憔悴饥饿，殆如猿猱。……（官方）根括百姓绝户之田，根括寺观常住之田，又监僧道验度牒钱。”（52）如此，夔州佛教如何有大的发展？
　　三峡地区是长江的通道地区，是“过路”的地方，不是国家或大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落后，没有皇权、贵戚对寺院的支持，鲜有著名大寺，也难以留住高僧的脚步，这些都影响着寺院经济的发展。
　　巴渝地区的造像业，在重庆北部的大足、铜梁、合川一带较发达。尽管造像业发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强于三峡地区是不可否认的。大足地区碑记中的有关记载，为我们研究该地区寺院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注：
　　（1）何兹全《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
　　（3）《广弘明集》卷二十七。
　　（4）《长庆集》卷二八。
　　（5）杜佑《通典》卷七二。
　　（6）《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一。
　　（7）《宋会要辑稿》一二七册。
　　（8）《招隐山志》卷四。
　　（9）《招隐山志》卷十。
　　（10）《云林寺志》卷一，《普陀山志》卷十一。
　　（11）（15）（35）宋人吴师孟《大中祥符禅院记》，《四川通志·成都府·寺观·圣寿寺》。
　　（12）（29）（38）（40）（42）（43）（46）（47）（48）（49）《大足石刻铭文录》，1999年，重庆出版社。
　　（13）刘禹锡《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四川通志·夔州府·寺观》。
　　（14）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丰都县》，段文昌《修平都观记》。
　　（16）宋朱处约《定林禅院藏经殿记》，《四川通志·重庆府·寺观》。
　　（17）宋马永卿《夔州报恩寺佛牙楼记》，《四川通志·重庆府·寺观》。
　　（18）明张佳胤《重修罗睺寺记》，《四川通志·重庆府·寺观》。
　　（19）宋李大临《圣兴寺记》，《四川通志·成都府·寺观·圣兴寺》。
　　（20）《重建天宫禅寺记》，民国十年《金堂县志·古迹》。
　　（21）（33）后至元六年《飞轮宝藏记》，民国九年《合川县志·金石》
　　（22）李子仪《重修华严山灵峰禅寺记》，民国十八年《三台县志·寺观》。
　　（23）明李永宁《重修铜椿寺记》，《四川通志·寺观·重庆府·定远县·铜椿寺》。
　　（24）清高之霖《垫江大通寺碑记》，《四川通志·寺观·忠州·垫江》。
　　（25）（51）明向鼎新《建十方堂记》，《四川通志·重庆府·寺观》。
　　（26）重庆博物馆藏圣可禅师手书《唯心净偈》卷。
　　（27）（34）《蜀藻幽胜录》，巴蜀书社，1985年
　　（28）《国朝文类》，虞集《自仁寿回成都》。
　　（30）《四川通志·成都府·寺观·圣兴寺》。
　　（31）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同治十三年《僧慧空立出顶庙契约文》。
　　（32）明欧阳调律《重修慧日寺记》，《四川通志·重庆府·寺观》。
　　（36）《净土寺碑记》，民国十八年《三台县志·寺观》。
　　（37）王尔鉴《云台寺僧通惺捐租施棺碑记》，道光二十四年《志·碑记》
　　（39）《天下郡国利病书·兴化府志·寺租充饷缘由》。
　　（41）《于清端政书·合州书·查采楠木详》。《四库全书·集部》。
　　（44）《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六十六《田赋开垦》。
　　（45）葛健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98—399页。
　　（50）《于清端政书·合州书·规划铜梁条议》。《四库全书·集部》。
　　（52）度正《性善堂稿·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四库全书》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