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宗教在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王志捷
　　中国文化传统是宗教与人文理性的结合资料图片
　　文化塑造了民族并成为区分民族的重要标志。如果对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一种综合的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到，一种特定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是以宗教为其核心或基础的；民族文化的演化过程，也总是同宗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或者以宗教的变迁为线索。
　　民族宗教的形成，使民族文化具备了精神内核，使民族文化特性得以确立
　　宗教在民族文化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同属闪族系统的犹太民族文化和阿拉伯民族文化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犹太民族是一个因信而生的民族，其民族文化是通过一神信仰及相应的契约观的确立而形成的。根据犹太教《圣经》的记载，上帝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摩西先后立约。通过第一次立约，上帝拣选了犹太人，使他们成为一个新民族（希伯来人）。从此，他们的文化就告别了多神教，而以一神信仰为核心。这实际上表明，在亚伯拉罕时代，希伯来人已经形成了族群的内部认同，而对一神信仰的强调和对“外邦神”的排斥，则成为凝聚部族、缔造一个新民族的思想基础。第二次立约，犹太人领受了上帝启示的以“十诫”为核心的律法，此后又形成了涵盖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完备的律法体系，决定了犹太民族的生活方式，从而使犹太民族成为以犹太教的信仰文化来维系的民族。就阿拉伯人来说，伊斯兰教最初就是其民族宗教，阿拉伯民族及其民族文化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而形成的。在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适应贝杜因人进行民族认同、形成民族国家的需要，以犹太教和基督教为思想资源创立了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在伊斯兰教旗帜下，以“圣战”的方式征服了多神教，又使阿拉伯半岛上分散的部落组织完成了统一而形成为一个大的民族。随着阿拉伯人世界性征服运动的成功，伊斯兰教吸收被征服地区的各民族文明成果，由一种宗教信仰扩大为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包括政治、律法、哲学、道德、艺术等多重要素的综合体系，形成和发展为具有强烈宗教特性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华民族文化虽然在整个历史上看并非以宗教为主导，但宗教在其早期的民族文化中却居于核心地位。夏人、殷人、周人是中华民族结构内最早的民族族群，夏、商、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族国家，敬天尊祖的宗法性宗教是这3个朝代的国家宗教。特别是周代，在全面改造夏代、殷代国家宗教的基础上，完善了体现宗法道德的国家宗教，形成了融神道与人道为一体而人文色彩浓厚的“礼乐文化”。它所孕育的后来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一些民族在民族宗教形成之后，其文化传统始终以该宗教为核心，保持着一元单向的发展；有的民族则是在宗教与人文理性的动态结合中形成有其文化特色的宗教传统，即民族文化传统。
　　在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合而为一这一点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犹太教文化是相似的，即宗教始终规范着整个民族的思想、社会生活乃至日常生活，其宗教传统就是民族文化传统。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之间是严整对应的：犹太人就是犹太教信徒，犹太教不超出犹太民族的范围。犹太民族4000年的历史是充满了迁徙、离散、屡遭迫害的历史。但是，犹太人始终以犹太教为联结其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坚守和维护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相比之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要复杂一些，它在来源上是多民族性的。不过，在文化的交融与整合过程中，伊斯兰教信仰是核心，阿拉伯文化成分占主导地位。在阿拉伯世界，由于伊斯兰教的主导作用，原来的民族身份如埃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柏柏尔人等虽仍然存在，但与宗教身份相比则成为次身份。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统，在信仰上表现为“信主独一”，伊斯兰文化就是在这个核心观念主导下形成的，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必须经由“信主独一”的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改造，不能动摇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地位；在社会生活上，伊斯兰教法一直主导和规范着穆斯林思想和行为，并贯穿于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宗教与人文理性相结合形成民族文化传统，其在西方和中国，宗教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是大不相同的，但西方和中国两种民族文化传统都是在宗教文化与人文理性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形成的。
　　西方文化传统：“两希文明”的结合
　　西方文化是指源自希伯来的宗教文化和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人本文化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欧洲文化，它后来又传播到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澳洲。就基督教的产生来说，其本身就是“两希文明”的结晶。犹太希腊哲学、新斯多葛派、新柏拉图主义最早把犹太教信仰与古希腊哲学相结合，奠定了基督教的思想基础。“两希文明”的融合到罗马帝国晚期基本完成，奥古斯丁集教父哲学之大成，把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综合为一体，为整个基督教哲学的确立提供了体系和模式，影响了此后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从中世纪到近现代，信仰与理性的对立冲突、内在交融，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主线。在欧洲中世纪上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借助于基督教会的政治权力而垄断了一切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也以教会权力为主导。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冲破了基督教对社会和思想的全面操控，重新发扬了人文理性精神。近代以来，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迅猛发展，科学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失去了统治地位，但它的精神却融入了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底色和基本力量，始终维系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保持着对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文化传统：宗教与人文理性的多重动态结合
　　中国文化虽然也是人道与神道互补，但总体上以人文理性为主导。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中，夏代远鬼神而近人事，商代重神道而轻人道，周代“礼乐文化”则综合创新，使人道与神道高度结合。此后，孔子儒学用道德理性改造了周代的宗教性礼乐文化，容纳周代宗教的丧祭之礼等内容，并使之为人道服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王朝一方面重建古代国家宗教并使之完备化，为王权提供神圣依据，另一方面，从汉武帝时代起，儒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后主导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达2000年之久。当儒学取得支配地位后，国家宗教不再独尊，乃至把主要的思想空间让给了儒学，但它仍与儒学并立和配合，共同维系社会的精神生活。两汉之际，佛教自印度传入，汉末，道教在本土产生，二教经过成长，与儒学形成鼎立局面。以儒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成为到清代前期为止的中国近1600年中古时期最基本而稳定的文化格局，儒、佛、道是中国社会的三大精神支柱，全面扩散到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
　　在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中，宗教的地位与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形成宗教与民族文化关系的不同模式
　　在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中，宗教的地位与作用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形成宗教与民族文化关系的不同模式。这里对3种主要的宗教与民族文化关系模式加以比较：第一，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文化，这是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合一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宗教决定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特性及其发展；第二，基督教与西方民族文化，这是宗教文化在民族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宗教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第三，多元宗教与中华民族文化，这是宗教文化构成民族文化的有机成分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各种宗教之间是多元通和的，宗教虽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伊斯兰教对阿拉伯民族文化的统摄作用首先表现在其政治文化中。伊斯兰教的产生就是政治革命的需要并且是通过政治革命所完成的宗教革命，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以“圣战”为手段的政治军事的征服过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在阿拉伯历史上是伊斯兰教所确认的唯一合法的国家制度。在近现代建立起来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中，伊斯兰教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的国家是政教合一，有的国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的政治和法律都要以教法为依据，不能与之有抵触。其次，伊斯兰教带来了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文明。伊斯兰教产生以前，是阿拉伯史上的“蒙昧时代”。正是在伊斯兰教的整合与推动下，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到了阿巴斯王朝，学术空前繁荣，阿拉伯文明得到定型并具有了世界意义和水准。通过历时百年的“翻译运动”，阿拉伯人不仅系统吸收了来自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的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成果，而且在这些领域进行了自己的创造，取得了辉煌成就，并通过文化交流对其他文明产生广泛影响，特别是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提供了基础。第三，伊斯兰教决定了阿拉伯人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礼仪习俗。围绕《古兰经》和《圣训》而形成的伊斯兰教法，对阿拉伯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从而使阿拉伯民族的社会行为、日常生活、人生礼仪、节日庆典都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
　　从基督教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看，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的早期形态，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特色；基督教经院哲学则是中世纪欧洲的最高精神成果；近现代西方哲学虽然摆脱了神权中心论，但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没有离开与基督教的关系和基督教所提出的思想主题。就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来看，早期基督教是一个与政治相分离的信仰团体并受到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到了中世纪，教会全面主导了欧洲的政治生活，教会的政治专制扭曲了宗教精神；近现代的西方社会实现了政教分离，但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的价值观对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生活始终具有深刻影响。从基督教与西方科技文明的关系来看，在近代科学初兴时，教会曾严厉地压制科学和迫害科学家，妨碍了科学的发展；而从整个历史看，基督教与科学又常有彼此促进或互相协调的一面，特别是基督教的超功利境界和它提出的认识上帝的目标，常常成为西方科学家探索世界、献身科学的精神动力。从基督教对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影响看，构成近现代西方文化重要特征的工商业文明并不单纯是西方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伦理在确立资本主义精神特征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资本主义精神特别是职业伦理的形成，为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从基督教对西方道德生活的影响看，基督教道德不仅在历史上是西方人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在现代社会，道德问题也是基督教所关注的中心，维系社会的道德生活是其主要的社会功能。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的人文学说为核心、以宗法性传统宗教为基础性信仰的，人文与神道互补、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并存、多民族多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各种宗教对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中国人多元混合的信仰特点。
　　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看，总体上是政治支配宗教，教权依附于皇权。不仅宗法性传统宗教与政权和族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他宗教特别是佛教道教也主动适应政治以“有助王化”。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始终在与宗教的互动中发展，特别是佛教哲学、道教哲学与儒家哲学的互动与融合，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更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中国哲学史上的几个理论高峰——禅宗哲学、宋明道学、全真道内丹学的出现，都是三教合流的结果。中国宗教对文学艺术影响巨大，特别是佛教、道教不仅为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思想内涵，激发了文艺创作的灵感，影响了文艺风格，而且还丰富了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如佛教的传入不仅产生了佛教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佛经的翻译和诵读还促进了诗歌的发展，推动了弹词、鼓词等说唱艺术以及章回小说的出现。各种宗教对中国的道德和民俗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宗法性传统宗教直接巩固着中国的宗法道德并且与礼俗融为一体，佛道二教不仅辅助儒家道德以教化人群，而且渗透到民间信仰中形成影响广泛的宗教民俗。许多少数民族都与特定的宗教相结合，其道德和民俗主要源自其宗教信仰。
　　(作者单位系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