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话的历程

宗教对话的历程
　　何光沪
　　19世纪末——开端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人类所有的最重要的宗教”内部都产生了一些促进改革的活动家和理论家，他们都对本宗教的保守和排他倾向有所矫正，对外部世界也或多或少地倡导一种开放态度。这无疑对于宗教间的对话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基督教内部，利奇尔主义（亦译里敕尔主义）所代表的新教自由主义神学，以及神学家或基督教作家中的黑格尔主义倾向、伦理学方法、文化哲学和 宗教史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把宗教体验扩大到基督教之外，并把其他宗教纳入到一个更大的宗教范畴之中。在天主教方面，受到实用主义哲学影响的所谓“现代主义”神学所起的作用，也同自由主义神学在新教中的作用相类似。
　　在佛教方面，斯里兰卡佛教活动家和思想家达摩波罗、日本佛教著名思想家释宗演和铃木大拙，都不但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东西方各国，而且在思想上也开始重视西方宗教，一方面为佛教自身影响世界，另一方面也为佛教接受世界的影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
　　在印度教方面，“印度复兴”的领袖拉姆·莫汉·罗易、罗摩克里希纳和辨喜等都为改革印度教而努力。
　　在伊斯兰教方面，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也出现了一批现代主义或倡导改革的思想家活动家，如加马尔丁·阿富汗尼、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穆罕默德·阿布杜以及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等人。这些影响巨大的人物都曾在西方生活或学习过，都对西方思想包括宗教思想有较深的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主张吸收西方的某些影响以改革伊斯兰教。这在伊斯兰教内部是尤其难得的。
　　于是，在19世纪末期，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宗教界，都有了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开始以比较的、客观的、冷静的、甚至是理解和赞赏的态度，来对待自身信仰之外的其他宗教。这种趋势发展的高潮，就是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由一小批教会人士所发起的“世界宗教议会”。这是宗教史上第一次由世界不同宗教的代表以平等地位聚集一堂的一桩盛举。大会以“宗教之间的兄弟情谊”为宗旨。它以 “议会”为名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让“世界各宗教的代表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在一起，以平等的权利相互并列，以尊重的态度彼此交流”；二是要使“世界各宗教的代表来自其成员基层而非宗教等级制度的上层”，这就使得“世界宗教议会”不具有体制性的特征，而具有运动性的特征，“不是僵硬的外交家之间的来往，而是一种自发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种“交流”和“接触”，也就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由这次会议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推动，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到了20世纪。
　　20世纪上半叶——发展
　　在20世纪上半叶，世界几大宗教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动向，从而有助于弥合这些宗教内部各大教派之间历史久远的鸿沟，有助于这些教派之间的对话甚至联合行动，有助于增进它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为20世纪下半叶的对话创造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宗教学界的学术研究方法，仍然是强调所谓“描述性”的客观方法，这对于公众对不同宗教采取公平和理性的态度也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基督宗教方面，基督新教在20世纪之前早已确立了多元并存和各自为政的局面。在20世纪之初，为了协调传教和避免亚洲、非洲的本地不同教会之间的不和，基督新教内部出现了一种重要动向，即所谓“普世合一”运动。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是这一运动的重要起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甚至许多社会主义者也卷入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之际，欧美各国教会人士在康斯坦茨举行和平会议，号召各国教会说服本国政府与别国友好，维护和平，随后成立了跨宗派的“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同盟”。另外，从1925年第一届世界基督教生活与事工大会开始的“生活与事工运动”，以及1927年第一届世界信仰与体制大会所推动的“信仰与体制运动”，都联合了众多不同的新教宗派。这些运动合在一起，终于导致了“普世运动”的一个高潮，即“世界教会联合会”（WCC）于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宣告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100多个国家的代表，甚至还有除当时苏联东欧以外的东正教会的代表。这些动向不但为新教各宗派间的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为后来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某种有利的条件。
　　在20世纪以前，亚洲的佛教就已开始了同西方文化的接触，并通过东方的僧侣与西方的传教士而与基督教进行了双向的交流。20世纪以后，一方面，西方有更多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佛教研究并向西方公众推介佛教教义。另一方面，东方也有一些高僧大德前往西方，同西方宗教界学术界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交流。这些东方和西方的学者、僧人的大量工作及其成立的组织，大大推进了西方人对佛教的深入认识和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的对话开辟了道路。
　　在伊斯兰教方面，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叶大获进展，但1926年还是在麦加召开了世界伊斯兰教大会，以求加强不同地区不同教派的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并为此设立了永久性的泛伊斯兰常设机构。然而，由于民族独立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所以在那里占上风的思想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上的对话。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民族主义往往同宗教上的现代主义而不是同保守主义结盟，所以至少在先进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当中，它是有利于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因而是有利于对话的。
　　20世纪下半叶——转变
　　20世纪下半叶，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使宗教之间对话的问题有了很大的转变，从极少数人的理想变成了许多宗教界学术界人士的共识，从而得到了一系列实践尝试和理论探讨。
　　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尤其是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维护和平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不合理社会关系所导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犯罪盛行、道德危机等等，都成了各大宗教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也要求各宗教作出回应，以助解决。这为不同宗教必须通过对话寻求合作提供了基础。
　　20世纪下半叶，由于诸多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移民规模巨大，再加上某些国家的交通技术和社会政策带来的方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混居杂处的局面也发展迅速。这就造成了大量不同宗教之间距离缩短、教徒相互为邻的情况。一些过去局限于民族范围内的宗教，例如印度教和藏传佛教之类，迅速传播到了远离本土的世界各地，使得整个世界上宗教多元化的景象更加触目。此外，交通、传媒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得不同宗教之间的接触大大增加。所有这些发展一方面使宗教对话的需要更为迫切，另一方面也为宗教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后半叶的宗教对话有了很大的进展。首先值得提到的是信徒人数在各教中位居第一的罗马天主教的加入。在1962年至1965年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的“革新”和“开放”方针指引下，罗马天主教设立了与其他基督徒、与其他宗教甚至与无神论意识形态进行对话的一系列机构，参加了前述“世界教会联合会”(WCC)的某些活动，与东正教建立了友好关系并撤消了1000年前相互开除教籍的决定。这无疑是对宗教间对话的一大推动，也造成了宗教间对话形势的积极转变。在这种推动下，当代世界上倡导宗教间对话的著名代表中，具有天主教背景者占的比例很大。在中国较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有孔汉思、斯威德勒、潘尼卡等人。
　　还应该提到的是，早在1961年WCC的新德里大会上，罗马教廷就派了观察员出席，前苏联和东欧的东正教会也参加了该联合会。这样，联合会所代表的普世运动就开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基督教各大教派之间的对话。同时，随着该联合会和别的一些国际性宗教组织在联合国或世界范围内展开活动，随着宗教和平大会等跨宗教组织的活动持续开展，世界各大宗教也有更多的机会坐在一起，平等对话，共同讨论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伦理建设等重大问题。
　　所有这些进展的一大高潮，是1993年8月28日至9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召集的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大会。这次“由来自几乎每一种宗教与教派的六千五百人参加”的大会，“在宗教史上第一次勇敢地制定并提出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宣言在大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然而，令人鼓舞的是，正当许多宗教都在流血的战争中卷入种种政治冲突之际，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宗教的代表，都以世界上无数信徒的名义签字，批准了这份宣言。”这就是说，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终于开始取得了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在对话中为着全人类的福利而搁置了对自身象征体系的执着。
　　宗教界内部尽管仍有种种主张保守和封闭的势力和运动，但是主张改革和开放的力量和趋势也依然存在。21世纪的全球性社会历史变动，会激发后者的生长，更会迫使各种不同的宗教加强合作以应付共同的难题。因此，宗教间的对话将会继续下去。因为，它关系到“地球村”里的居民能否和睦相处，能否愉快合作。毕竟，我们在茫茫宇宙之中，还没有发现第二个可以居住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