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倡议与实践之研究

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倡议与实践之研究
　　——以生平志愿“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为线索
　　释慧超
　　绪 言
　　太虚大师是我国近代佛教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近代中国佛教新运动的领袖。他的一生一直处于国家、民族、佛教的多事之秋，却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以超人的智慧与不懈的努力，为佛教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不了不可磨灭的功德。他早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至深，在佛教受内忧外患的摧残与冲击，面临毁灭的危险时，大师振臂高呼担当起了“革新与整顿佛教僧制的重任”。大师在《自传》中说：“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教亦须经过革命。”随后，相继发扬菩萨道的精神，积极地“其持佛法以人世救人之心”即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为己任。提出了“人生佛教”的口号，阐明了“人人学菩萨”的方法，以人乘为主，兼修菩萨行。在他的倡议和实践的影响下，高举“人生佛教”的伟大旗帜，把佛教推广至人间化、大众化、生活化居功至伟。
　　纵观大师的一生，可谓是“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创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僧人才，实为是住持佛教，续佛慧命，延续僧种。组织居士正信会，积极团结各界信众，实为是推广佛法，创造佛化环境，建立护教基石；另外，大师在出版书报杂志，宣传佛教文化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新温故大师所留下的夙昔典范，婆心苦口倡导“依人乘而趣菩萨行者，名人生佛教”的恢宏大气的思想与理念，以及他对于佛教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意见，在大师圆寂60年后的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本文拟以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倡议和实践为题暨一生的志愿“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为线索，作简单的梳理。
　　一、太虚大师之生平简略
　　太虚大师(1889—1947年)，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1月8日)己丑岁腊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民国改为海宁县)的长安镇。原籍为浙江崇德(今并人桐乡)人。1904年，于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剃度出家。同年11月间，往宁波天童寺，从名僧寄禅(法名敬安，别号八指头陀)和尚受具足戒。12月，去永丰寺从歧昌禅师学经。两年间，先后受学《法华》、《楞严》等经，并自阅《指月录》、《高僧传》等书。闲暇时亦从之学习诗文，亦从谛闲法师等研习天台教观，在天童寺与近代著名高僧圆瑛大师结为金兰之好，互研经教。1909年，大师赴南京人金陵刻经处的祗洹精舍，从杨仁山居士学习佛法。这是引导他研究佛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过程。1913年在追悼戒师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提出佛教三种革命：(1)教理革命；(2)教制革命；(3)教产革命。
　　1914年10月，谢绝俗缘，于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自修，于关房自署曰“昧庵”。在三年的闭关期间，大师悉心研习各宗著述，尤专心于唯识系之经论。继之在关中著作，首成《佛法导论》，为整个佛法的概观。又作《百法明门论的宇宙观》、《教育新见》、《哲学正观》、《辨严译》、《订天演》、《论荀子》、《论韩愈》等论文。1917年出关后，即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
　　1918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以出版专著、编辑丛刊(如《觉社丛刊》)、演讲佛学、实地修行为宗旨，这是他佛教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据点。1920年主编《海潮音》月刊，持续达30多年之久(迄今仍在台湾地区发行)。这是大师推动佛教改革运动，倡导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1922年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1923年暑假，大师主持庐山暑期讲习会，首开自由演讲佛法的风气，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为惊异。1924年7月，在庐山筹办世界的佛教联合会，并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
　　1925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6年春，与章炳麟、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为中华佛化教育社)。7月，拟筹办寰球佛教图书馆。8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10月返国。1927年应聘为南普陀寺方丈、闽南佛学院院长。为中国近代佛教培育不少弘法和研究人才，如法尊、大勇、大醒、印顺、演培诸师皆出自其门下。流泽且惠及于今，大师之功德伟矣1
　　1928年出国考察讲学，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1929年圆瑛法师在上海觉园组织“佛教会”，大师当选为常务委员。1930年连任南普陀寺住持。9月，成立世界佛学苑所属的北平“柏林教理院”，随后人川弘法。1931年4月，在南京佛国寺成立世界佛学苑。同月，任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10月间，游化西北地区，在西安被公举为崇仁寺住持。1932年10月，任奉化雪窦寺住持。1935年4月，创办《佛教日报》，并亲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11月，赴香港弘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呼吁全国佛教徒积极行动起来抗日。1938年迁《海潮音》杂志至重庆出版。积极组织了“僧伽救护队”、“佛教青年护国团”支持抗日救国。1939年5月，当选为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9月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1月访问团于返回星洲后取道西贡、河内返回昆明。1941年2月，任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1943年，与于斌、白崇禧、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任常务委员(佛、回、天主、基督教各一人)。1944年于重庆缙云山静修疗养。1945年春，于西安大兴善寺创办巴利三藏学院，并亲任院长。8月日寇战败投降，抗战胜利。12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1946年元旦，获政府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一枚。1947年3月17日，大师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安详圆寂，世寿五十九岁，僧腊四十三。
　　二、太虚大师对佛教改革
　　的倡议与实践
　　大师一生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的贡献，可谓震古烁今，今日观之依然是仰之弥高，其气魄之大无人可企及。然若细细的归纳大师所作事迹，可以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大师自己所讲的“我著有《志行自述》，讲我作改进佛教运动，着重整理僧伽制度和大乘菩萨行。，’确如大师所言，这是他的平生志愿，在他著作中，前后章有5次之多提到，如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自述一生“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分别指出家住持僧和在家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大师的这种“斯志斯行”，又自叙述说：“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又说是此“志行之所在”，也是“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此悲心愿力正切合《楞严经》所云：“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之说。却令人长叹的是，由于当时种种因缘不具足而未竟其志。然而，大师所留下的夙昔典范，婆心苦口倡导“依人乘而趣菩萨行者，名人生佛教”的理念，在今天，仍然是激励和指导着我们为“安僧护教，和谐社会”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方向。
　　笔者认为，大师志业所在于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所以，从这两方面人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实践的贡献，应该是最为恰当不过的了。
　　1、太虚大师为何要整理僧伽制度
　　其一，则是佛教当时历史背景的需要。我们不妨把时间回顾到19世纪末叶，那时，中国佛教处在“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中，佛教自身由于禅宗的没落、宗教政策的不当、太平天国的摧残，清代佛教已衰败不堪，社会影响式微。再加上大规模的“庙产兴学”运动，使佛教生存雪上加霜，影响至深。
　　佛教的内部环境更不容乐观，道高德重的长老本来为数不多，却多隐匿不出，或相继人灭，多数寺庙的制度颓废、形同虚设，太虚大师认为，尤其是“我国寺庙制度，多按禅宗的清规建立起来的。近代因为道高德重的长老不多，清规也逐渐失去约束的能力。且各个寺庙又都是个独立的山头，各有家风，所谓‘出门三五里，各处一家风’。这样就使禅门的清规变成名存而实亡。加上这些寺庙大部分在山区，使僧众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清高奇怪恶习。”又“僧伽高者隐山静修，卑者赖佛求活，唯以安分坐享为应分，此我国僧尼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使佛化不扬，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也。”诸上所论及制度涣散等诸多原因，致使佛门又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佛教成了“唐僧肉”般的秀色可餐，一些社会的渣滓乞丐闲散之徒，避世偷安，赖佛穿衣吃饭之人，趁机混人佛门蚕食佛教，当时之佛教可谓是“龙蛇混杂”。一言以蔽之，内忧外患，使佛教面临毁灭的危险。
　　外部大环境也不乐观，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急于瓜分中国，到处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列强凭着铁甲战舰和洋枪大炮，肆虐的烧杀掠夺外，便是宗教文化的侵略渗透，以此想达到精神上的统治，欧风美雨，西学东渐之风越演越烈。一时之间，中国宗教哲学文化具陷入到“失语”的尴尬处境。
　　当大师看到的国家、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中在苦苦的挣扎，而佛教也在这场暴风雨中处于摇摇欲坠之时，愤然的他把自己所目睹的一切化成了激昂的文字，大师在《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中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残渣般的佛教，原有塔像僧寺，亦仍是依了人民俗习、及社会病态发酵似的变化生灭，而随着内外时势、乱草般的佛教新兴会团学社，更显出左支右绌东倾西撑的鼓荡姿态。总而言之，尚没有可以整理的着手处，所以也走不上建设的轨道，这从佛教徒的本身来观察如此。”接着，大师又说：“然此乃有关整个之中国社会及政治者，以无社会的定型及政治的常轨，故虚弱的散漫混杂的佛教徒众，亦不能有契理契机之建树；何况中国的社会政治又受并世列强的牵掣而使然，若佛教徒不能有坚强的严肃的集团出现，直从转移世运振新国化之大处施功，殆无建设之途径可循。然中国的佛教实已到了溃灭或兴建的关头，设使不能适应中国现代之需要，而为契理契机的重新建设，则必趋衰亡之路!如印度以及阿富汗、爪哇等，昔固曾为佛教盛行地，今只有残迹可供凭吊耳!噫!我四众佛徒，能不忧惧以兴乎?!”我们看到当时佛教的情景，无变法难以自存，不整理难以收拾的局面，每每读于此，不能不令一个有爱教责任感的佛徒怆然泪下的。
　　佛教的生死存亡于此时已岌岌可危，急需力挽狂澜的大师级人物诞生，我虚大师秉承“菩萨饶益有情的宏愿、慈悲济世的胸怀”应时代而出，尤其是大师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习时弊。给绝望的中国佛教带来新的希望，为佛子开拓了光明未来，指明了康庄大道。大师深知时代的变迁，中国佛教发展到近代已不可能再照原来的样子继续下去了，而必须在各个方面做适应时代的调整和改革。他在(自传》中说：“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的佛学亦须经过革命。”
　　他的远见卓识，护教热忱，令人高山仰止；他那广大的菩提心，深邃的般若智，勇于实践的作风、大无畏的创造精神，终其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师这种“其持佛法以人世救人之心”的思想，自称“则激发于清季兴学校毁佛寺之事，及谭嗣同、章太炎、严又陵、梁启超等关于佛学之议，乃起而为护法宣教、振僧兴学之运动。此为余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年间之心境。民三闭关普陀，禅隙乃专观法相经论以及律藏，间及密部。遂‘知整僧在律，而摄化学者世间需于法相’，奉以为能令久住正法饶益有情之圭臬。”
　　其二，则是佛法兴盛其责在僧。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何以如此情有独钟于“整顿僧伽制度”呢?大师曾自感慨地说：“……佛法之可宝贵也既如前说，而无僧住持，佛法何以传久?有情何以宏济?”又说：“为救世而建立之三宝，能住持佛法使之流传不息的，要有僧宝，其要素为能受持比丘律仪，能实行比丘律仪，乃为僧宝建立。”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8月，虚大师曾在世界佛学苑研究部对学僧这样的说：“佛制戒律，是佛教建立住持僧团的生命线。”要知道，佛法整个命脉的弘扬全赖僧人次第薪火相传，灯灯相续，才使佛法之慧灯不灭。因此，僧之重要关乎整个佛教的生死存亡。此住持三宝的重要，如道宣律师在《行事钞》所云：“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又《华严经》云：“具足受持威仪教法，能令三宝不断等。”虚大师深谙此旨，佛法的流传在僧伽，而僧伽住持佛法的要点又在戒律的受持，1938年(民国二十一年)12月，他在闽南佛学院讲《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中，谆谆告诫学僧说：“戒极重要，七众弟子各有应持之戒，尤其是出家比丘最为完具，其所以与俗人不同者，全在乎戒；其所以能住持佛教者，亦在乎斯。所以僧众特殊的性质，皆建筑在律仪之上，倘能持戒，即得戒果，得了戒果，才可为僧众而住持佛教，弘扬佛法，为世福田。故出家僧众对于戒律，应当特别注意。”故佛陀在双林树下临垂涅架时，殷勤告诫弟子的遗言：“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又《戒经》云：“若有自为身，欲求于佛道，当尊重正法，此是诸佛教。”e《善见律》云：“毗尼藏者，佛法寿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由此可知，戒律和佛陀自身，在领导和组织僧团方面，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戒律存在一天，佛法延续一日。
　　僧是佛法住世的根本，虚大师整顿僧伽制度，完全是为了住持正法。所以虚大师在《复黄健六居士书》中说：“重谋组织。知建僧宝之住持，必为僧制之整理，斯言决定，可喻金刚!……吾自审舍身舍心，救僧救世，慧德无让古贤，福缘乃逊时伧。”此拳拳爱僧护教之心，昭然若揭!读之，思之，感人至深1
　　2、整理僧伽制度的倡议
　　振兴佛教离不开清净如法持戒的僧伽，反之，出家之僧人又来源于在家之俗人。两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决然分割对待。大师在《佛教正信会缘起》中说：“今佛教正信会之设，都摄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期与出家众相辅而行者也。……都摄乎正信佛教之在俗士女而后圆满”大师又说：“在家出家各有组织之团体，则更须联合一致立为协会，始为全备。”既然，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那么，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也才晋臻圆满。大师自称说：“予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尝并举佛教住持僧与佛教正信会。诚以出家在家二众，同居佛教重要之地位，非在家众无以隆进德之阶渐，宏摄化之方便也。”
　　关于“整兴佛教僧会”这个问题，大师专门写有《整理僧伽制度论》，“统论佛教教籍，应大别为佛教正信会、佛教住持僧二籍。”“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
　　基于此，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分四方面来规划实施，一是僧依品，二是宗依晶，三是整理制度品，四是筹备进行品。
　　其一僧依品，以中国本部有八十万僧伽为准(此据清乾隆年间的统计数，到《僧制今论》缩减为二十万，到《建僧大纲》缩减为四万，最后缩减而为一道场以创立“菩萨学处”。)，设立住持部，以僧众为主，严修律仪，重视僧人形象，这一点太虚大师从生前一直到圆寂前都是始终坚持的。
　　其二宗依品，就是僧人修学佛法必须要以中国佛教大乘八宗为主，学习过程中也以佛法为主，不能偏于世俗知识。
　　其三整理制度品，包括个人的剃度、受戒，以及教所、教团、教制、教产、教规，各种制度要建立，分别进行整顿，不能混乱，一切依制度办事。并成立法苑(专修经忏法事)、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在历制上主张月历，在僧人服装上主张袍衫保持如旧，倾向僧人仪表的保守，与先前革命时代思想有所不同。另外，还有建立各种在家佛教徒的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以此来团结居土众共同修学弘扬佛法。
　　其四是筹备进行品，筹备过程分三期进行，五年为一期，计划用十五年为筹备时间。以达到政府废除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承认政教分离，僧团由僧伽自己组成统一自主的僧团。这一切都必须上得政府承认，下得僧众的愿意，所以必须筹备圆满，时节因缘成熟，才能进行实施，不可鲁莽从事。
　　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不辞劳苦，辗转奔波于各地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他在《佛教之新认识》中说：“至在家信佛徒众，则应平易普及，使全国民以至全人类同沐三皈、五戒、十善之化，增进人群之道德。”
　　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
　　教理革命：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五戒十善来规范人的道德善行，去改善国家社会。换言之，这是提倡人生的佛教，不提倡空谈的、隐遁的或者死后的佛教。
　　教制革命：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要改革僧伽制度，反对剃度和传法，主张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以“六和”的精神改善僧团，使其成为弘法中心。
　　教产革命：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和变佛教财产少数主持独占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另外，大师为了完善自己的革新理念，又写了《僧制今论》和《建僧大纲》来补充自己的思想。在《僧制今论》中主要提出三点：第一、鼓励僧人可以从事生产事业，搞农、工、商等，自食其力；第二、选出2万或者4万的僧人修学佛法，弘扬佛法，作为住持僧人。第三、寺庙产业除了维持寺务以外，其余投入生产，搞资生事业，僧人半劳动，半修行，参照唐代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又在《建僧大纲》中提到建立三级僧制，第一、学僧制，第二、职僧制，第三、德僧制。
　　其一学僧制，大师解释说：“学僧制，亦名比丘僧制，约一万人，分四个学级，修学十二年，为具足学僧之资格。”学僧制就是比丘僧制，出家受比丘戒后，要在律仪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里学习。律仪院是学习两年；普通教理院学习四年；高等教理院学习三年；最后还有观行参学处，即与实践相结合，修禅观，又是三年；前后总共十二年。作为一个学僧必须要学习十二年，才能住持正法，弘扬正法。
　　其二职僧制，“亦名菩萨僧制，就是修菩萨行之僧。全国约二万五千人之数，以五种机关摄之。一、布教所五千所；教职员每所一人至七人，约九千人。二、病院、慈幼院、养老院、残废院、赈济会等，教职员约七千人。三、律仪院、教理院、及文化事业机关等，教职员五千人。四、教务机关，办事员三千人。五、专修杂修林，办事员一千人。”由此看来，菩萨僧制的责任就是办慈善事业、教育文化事业，由僧人来做，叫菩萨僧。
　　其三德僧制，“亦名长老僧制。这种制度，宜行于山林茅棚，可以合许多茅棚为一处，成一专修林或杂修林。”对那些戒龄久，岁数比较大的大德长老，把他们集中到山林的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其老有所养。也“可受僧俗信徒的供养，自己专做修证工夫，以为修习僧之依止，及起人民的信心。”全国各寺均可设一所“德僧院”。这就是长老僧制。
　　另外，对那些鱼目混珠、赖佛度生的人，劝其退出寺庙，使佛教队伍焕然一新。“若原有僧众中，既不能作学僧，也不能当职僧者，则使之受补习教育半年或二年，以求获得与律仪院相等的程度。倘连补习院亦不能考上者，索性将他淘汰，提出一部分寺产，分养老院、残废院，俾安置一切年老及残废者。其余无信心、无戒、无行者，即迫令还俗，设工厂、农场收容之。”这一设想在大师时代虽没有实现，却仍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今日看来，尚不失为良策。
　　大师的这种改革佛教，整理僧制，乃至创办佛学院等重重举措，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完全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和要求的，应该说是契理契机的，并不是一味的迎合世俗乱改、意气用事。也并不是不注重佛教的律仪，这恰恰反映出了大师爱教护僧的极大热忱，正所谓“恨铁不成钢”、爱之越深，整治越切!虚大师在《佛教之新认识》中说：“我二十余年来提倡改善僧寺制度，适应时代需要，不知者以为有废弃了佛教原有戒律之嫌。殊不知我为建立‘住持佛法之僧宝’的改革计划，乃是极端注重律仪的。”大师又说：“能真正爱护学院的人，在知识上追求以外，应该还要特别注重律仪的行持，做修学佛法的基础。假使把办僧教育的目的来确定一下，是为造就住持佛教的僧宝，那么，造成僧宝的条件，就要多闻与持戒并重，如鸟两翼，如车两轮，缺一不可，然后方能养成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宝。”
　　然而，大师整理僧制，建立佛教正信会的目的，不仅是想复兴中国的佛教，而有更大的理想是把它推广到全世界的范围，他的宏伟计划是“对于将佛教发扬到全球去，则有世界佛学院的发起，而对于国内佛教的振兴，则近有建立中国现代佛教住持僧及在家佛徒当组织佛教正信会为统一团体等建议。”由此来看，大师“近光遗教，远绍如来”家业的心胸是何等的宽广远大!真可谓是高屋建瓴、总揽全球啊1
　　3、行在瑜伽菩萨戒的实践
　　大师提倡所行的“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百卷《瑜伽师地论》四十一卷《本地分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晶》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以信教解理，功在能策令起行，如信解而不行，则教理胥等于无用。”而行有无数量，可以“摄之为十度(六波罗蜜：施、戒、忍、精进、禅、般若，加方便、愿、力、智等四波罗蜜)，又摄之为三学；严核之则唯在乎戒学而已矣。”因戒、定、慧三学戒为根本。“定、慧依戒为基，未有不持戒而能生正定、正慧的。”故《楞严经》说：“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佛陀遗教之言亦说：“戒是正顺解脱之本，故名波罗提木叉，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可知虚大师所提“其行之本则在于戒”是完全符合佛之本怀的。戒有种种，“而戒又必以菩萨戒为归”佛在《菩萨戒本》中，赞叹受戒的功德说：“一切有心者，皆应受佛戒；众生受佛戒，即人诸佛位。”
　　大师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人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佛陀之应世，皆以能舍己利他”为事，最后，大家共同导归一佛乘(成佛)。故《法华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示、悟、人佛知见，使得清净。”他在《志行之自述》中强调指出：“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此菩萨戒与整兴佛教会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这样僧制才会建设成功，佛教才会兴盛发展。
　　关于佛教的建设和发展，虚大师认为，“其中心虽着重在伽蓝清净僧伽，但整个的基础应建筑在多数大众的信仰心上。”他独具匠心而又深刻地指出：“没有大众信仰的佛教，纵使伽蓝梵刹建筑得富丽，僧伽的生活如何富裕或清高，这是违反佛陀的真义的，是死寂的佛教而非是活的佛教。”⑩所以说，今后佛教新的发展和建设，“应把佛教的精神普遍地打人大众的心中，唤起大众热情的信仰和认识。”为此，他提出了设立“两重三皈”即结缘皈依(佛教的广泛信徒)和正信皈依(于佛法已有所认识，并种下了根本的信心。)的“菩萨学处”。
　　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事业未竟，而大师却早圆寂。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已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再者，大乘佛法的精神在于躬身践行，便须发菩提心，即是发成佛之心，此须从大悲心起，见众生之苦痛如己之苦痛。又“此心即从大悲·而发，充分将此心愿表示出来者，即四弘誓愿(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故综合应云大悲菩提心。”他认为，“若能发菩提心，并辅之以菩萨的四弘誓愿，守之以不犯四他胜处法(失利人心、失大悲心、失大慈心、失智慧心)，行之以六度，则必定能完成圆满的人格，而臻于无上佛果之境地。”
　　大师作《菩萨学处》一文，他的目的就是要“人人学菩萨”，大家都做菩萨，就能净化人心，净化世界，建设人间的净土。这符合《维摩诘经》所说：“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国土净。”的说法，根据这一思想，他把六度与世间各种善行做了融通的讲述。他说：“佛法中说菩萨六度行，亦即是扩充世间古今圣贤的所有善行。”若“能集中国圣贤之德行，即可成一六度行之菩萨。”于是，他提出“今菩萨行”和建立“菩萨学处”。对于今菩萨行的实行者，大师的要求是“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一一如出家众可参加文化界、教育、慈善界等工作，在家众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都去参加一一，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佛教徒之益。佛教的细胞散布于社会每个阶层，全不和国家社会民众疏远分隔。”
　　菩萨学处，位分六级：一、结缘三归。二、正信三归。三、五戒信众(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五戒后直接发起菩提心，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一条是受五戒、习八戒后，转进入出家阶级，做沙弥、比丘，受十二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四、出家菩萨。“在家菩萨下至结缘三皈，都可为菩萨学处摄化的大众”。菩萨学处的出家菩萨，“要经过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学，或经过在家菩萨二十年而出家，但终身作在家菩萨亦宜，以在实行上，同为六度四摄，即是实行瑜伽戒法。六度、四摄是一个纲领。”这是在组织的阶位上说。若从具体表现上来说，“出家的可作文化、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在家的成为有组织的结缘三皈、正信三皈及至五戒居士在家菩萨，农、工、商、学、军、政……各部门，都是应该做的工作，领导社会作利益人群的事业；六度、四摄的精神，就在个人的行为，和为人类服务中表现出来。”
　　大师说，“我现在所倡导的菩萨学处，是重在启发初发菩提心愿的菩萨；旨在要人尽能成为大心凡夫的菩萨，不是顿‘超二乘的大菩萨。”而我们中国的现状“向来对佛法有信心的人，便自称学佛，求其真能发菩提心愿做个大心凡夫的菩萨，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中国佛教所说的是大乘理论，但不曾把他实践，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现在行为上；故中国所说的虽是大乘行，但所行的只是小乘行。”
　　所以说，大师所希望做个有大心菩萨行者，恰恰要“以出世的精神，作人世的事业”。其“初下手用功就先利人积极救世，所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菩萨僧。”大师为了鞭策自己发心实践菩萨道，自称为“太虚菩萨僧”，正如他在《五十自题》中说：“我今学修菩萨行，我今应证菩萨名，愿皆称我以菩萨，比丘不是佛未成。”这是何等伟大的自白，这正是大师一生“律己诲人”的准则和振兴佛教目标所在。他常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
　　由上可知，作菩萨僧，行菩萨道，广利群生，实习“菩萨道”的极佳场所是在人世间，人间是成佛的试练场，陶贤铸圣的大冶烘炉。《增壹阿含经》所说： “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这证明佛陀是在人间成佛，不在余世界及天上成佛。故永嘉禅师讲：“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六祖坛经》亦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又《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说：“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莲花出于污泥而不为污泥所染，菩萨离开人间、众生去修持不能成佛，便意味着菩萨下岗失业。
　　这里我想起了《普贤行愿品》中一段让我每次念起来都会感动的话：“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所以《普贤行愿品》告诫我们，发心学佛不能离开社会、离开众生。就像一棵树的枝叶华果不能离开水份一样，离开水就不能存活；菩萨离开众生，悲心也就无从生起。更不可能成就大菩提、大涅架的佛果。基于这样的原因，积极人世于生活中利生，无疑是一种修行的促进，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师曾说：“佛法为解决生活问题之法，且为全宇宙生活问题彻底之解决法，故释尊于成等正觉之后，还到以争杀各求其生的人间生活中，教以随宜改良，革新进化，以趋圆满的种种生活方法，汲汲为利众的生活，勤勇精进，终不休息。”太虚大师有两首自述偈充分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一偈曰：“如果发愿学佛，先须立志做人，三皈四维淑世，八德十善严身。”二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这首偈被大师写入《真现实论》，由此看来，这应是大师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太虚大师最终所希望建立的“本菩提心，修菩萨行，将佛教的精义真理，广泛地投人大众的识田中”的“实用的人生佛教”。
　　今天我们看来，是完全“符合于世界上一般宗教由中世纪的神学化特点向现代社会人文化特点转化的共同规律。”这一特点的。“宗教之最高信仰，又必适应时代之思潮与国民之生活，方可推行无阻，兴利除弊。”这是铁律、这是不争的事实，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结 语
　　纵观大师的一生，为住世教法，建立僧种，首倡佛教三种革命。其二是革新僧制，创办佛学院。其三是讲经弘法于欧美第一人。其四对于国家民族充满着热爱之情。
　　虚大师一生纵观古今，历缆中外，曾亲身游历讲学于欧美、东南亚各国，对世界各国文化多有涉猎，造就了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其讲经说法、著述皆能触类旁通、乘性而谈。宏论卷帙，著述等身，现有700余万字，计得文一千四百四十八篇，纂为四藏，凡二十编的《太虚大师全书》传世流通。
　　大师一生积极的推行“人生佛教”人成佛成的思想，发菩提心，实践菩萨道的精神，做了诸多饶益有情、利生事业，其可圈可点的方面实在是太多了，笔者限于篇幅和认识，仅仅择录大师平生所志愿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这一方面，只是略略的作了个介绍而已。
　　大师一生所做的事迹，至今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仍然是激励我们见贤思齐，继往开来的动力源泉。我们一定要效法大师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佛教弘扬光大，作出应有的贡献。
　　(福建佛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