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与国际佛教文化交流

太虚法师与国际佛教文化交流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吴 平
　　近代中国汇集了一批著名的高僧，如太虚、月霞、谛闲、印光、宗仰、应慈、圆瑛、兴慈、持松等人。他们当中，有的研究佛学，著书立说，讲经弘法；有的创立佛教团体，推动佛教发展；有的从事佛教教育事业，培养造就青年僧才；有的广结善缘，乐善好施；有的促进国际佛教文化交流，祈祷世界和平；有的是开山祖师；有的修建扩建寺庙建筑。这些著名的高僧都为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些著名高僧中，最具创新能力的是太虚法师。
　　近代中国佛教的对外文化交流始于20世纪初，大多以参访、游学、考察、留学等形式出现。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这种交流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总之，中国佛教界与各国佛教界的互访、交流、共同研讨，提高了佛学研究的水平，对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
　　由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佛教界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佛教界同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对佛教进行自我调整，同样是中日两国佛教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近代中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界的佛教文化交流除了僧人之间的交流外，又注入了新的内容。
　　1917年12月，太虚法师赴日参访，对日本国内佛教组织和管理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日本之所行与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拟订的各种计划“不谋而合”，更坚定了他革新僧制的志向。
　　大规模国际佛教会议的召开，是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形成高潮的标志。1923年，太虚法师发出以佛教救济世界人类的呼吁。同年7月23日，在庐山大林寺召开讲演会，同时竖起“世界佛教联合会”的招牌以引入注目。日本方面有大谷大学教授稻叶圆成出席，他做了《中日两国佛教之现状与比较》的演讲。1924年7月13日，在庐山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大会，日本方面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木村泰贤、法相宗法隆寺贯主佐伯定胤、大德寺派管长代理胜平大喜以及水野梅晓、小林正盛、向出哲堂(来自上海东亚僧团)等人，分别作为正式代表和私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第二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大会于1925年在东京举行。由于日本方面考虑到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来自中日两国，所以称“第二届世界佛教联合会大会”名实不符，因而决定以“东亚佛教大会”的名义召开会议。
　　1925年11月1日，东亚佛教大会在东京召开，中方派出以太虚法师为团长的27人代表团。双方就“东亚佛教徒互相提携，向全球传播佛教，使佛陀的慈光普照整个人类”达成共识，并具体商讨了交换学人、开展教育、编纂佛书等一系列计划。
　　太虚法师在日本各地的欢迎会上作了30多场演讲，其演讲主题为《阿陀那识论》、《人生问题之解决》等内容。他在演讲中强调两国佛教徒不论在学术思想或道义上，都应追踪两国先民及高僧所建立的传统道路，谋求两国的永久和平。太虚法师的这种观点深受日本朝野上下的推重。
　　太虚法师还积极与日本佛学研究的一流学者，如南条文雄、常盘大定、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渡边海旭等人进行学术交流，就佛教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
　　通过实地考察日本佛教，以及与日本佛教学者的当面交流，太虚法师对中日两国佛教各自的长处与短处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在《敬告亚洲佛教徒》一文中，认为中日佛教分别有“四短四长”，只有通过更多的交流和了解，才能更有效地取长补短。
　　太虚法师与日本佛教界的多次交流，拓展了中国佛教界人士的视野，提高了中国佛学研究的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太虚法师的良好愿望和辛勤努力，并未能阻止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活动。1928年“济南事变”后，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太虚法师逐渐减少了同日本佛教界的交流，并多次呼吁日本佛教徒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抵制其对中国的侵略。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中断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在平等、和睦基础上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
　　二、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1926年9月2日，太虚法师赴新加坡弘法，做了数场演讲，其内容为《略祛世人对于佛法之误会》、《经商与佛法》、《觉世救人之佛法》、《欲求人类之真幸福须“止恶修善”》、《妇女学佛之规范》、《佛乘宗要论》等。华侨黄福美等人听讲后，皈依佛教，筹建了新加坡佛教会。太虚法师还会见了当地侨领陈嘉庚、胡文虎，与他们谈论有关佛法与商业，以及建立世界佛学苑的构想。
　　1928年8月，太虚法师赴欧洲弘法，中途在新加坡停留，赴中华佛教会演讲。太虚法师的弘法活动推动了新加坡佛教的发展。
　　南传佛教，自隋唐以来就被中国佛教界判为“小教”，不受重视。晚清以来，中国佛教界对南传佛教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觉得南传佛教完整地保留了佛陀时代的教法，有必要加以学习研究。为了振兴佛教，自20世纪30年代起，太虚法师开始与南传佛教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在南传佛教盛行的国家，由于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刺激和西方文化的挑战，佛教也有所振作，他们主动与中国佛教界进行文化交流。193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僧人纳罗达法师来上海弘法，他建议中国佛教会派遣青年僧人赴锡兰学习僧伽律义，研究南传佛教，得到了中国佛教会和上海佛教界的采纳，组织了一个锡兰学法团，成员有慧松、岫庐、惟幻、惟植、法周等5人。锡兰学法团成员的路费、邮资、书籍及其他费用由太虚、常惺、大悲、许世英、简玉阶、王一亭、叶恭绰、黄涵之等人筹措，学习期间的衣食住宿均由锡兰供给。1936年3月8日，锡兰学法团在上海中国佛教会举行宣誓典礼。4月，锡兰学法团从上海出发，5月初抵达锡兰，受沙弥戒，随纳罗达学习梵文、巴利文、英文及僧伽戒律。7月29日，于克莱尼亚受比丘戒。他们勤奋钻研南传佛教，行解双优，取得了·好成绩，并经常向中国佛教界汇报学习情况和锡兰佛教的现状。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战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为害不浅。
　　太虚法师敏锐地觉察到西南国际线路的重要性，提出组办佛教访问团，攻破谣言，唤起邻国的同情和正义援助。这一战略要策很快得到了朝野各界的重视和赞助。1939年9月，国民政府函聘太虚法师为佛教访问团团长，以佛教自发组织名义出访东南亚、南亚各国。
　　1939年11月14日，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印度、锡兰等国，此行目的是“朝拜佛教诸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借以联络同教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为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太虚法师年谱》，第244页)。11月30日，太虚法师经过畹町进入缅甸。
　　太虚法师到达缅甸后，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与缅甸佛教界联合召开的中缅佛学会会议，商谈了今后举办佛学讲演、编辑发行中缅文佛教刊物、创设巴利文学院等活动。太虚法师在各种场合宣扬佛法，宣传中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
　　1940年1月11日，太虚法师抵达印度加尔各答，开始了在印度的访问活动。他会见了泰戈尔、尼赫鲁，并应甘地的邀请抵达瓦而达。
　　在印度访问期间，太虚法师出席了印度文化协会，成为永久会员。他们朝礼了印度诸多佛教圣迹：菩提伽耶金刚塔、尼连河、灵鹫山、七叶窟、竹林精舍遗址、那烂陀遗址、转法轮塔、五比丘纪念塔、阿育王石柱、中华寺、拘尸那、蓝毗尼园、舍卫城及祗园故址、楞伽山。太虚法师参加了在贝拿勒斯举行的阿育王日活动，并与印度佛教界人士一道讨论佛法。“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
　　1940年2月24日，太虚法师抵达科伦坡，开始了对锡兰的访问。“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候，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孑L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应锡兰国家电台邀请，太虚法师做了《应破之迷梦与应生之觉悟》的演讲，号召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打破日本侵略者的两个迷梦：恃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民族之梦和伤害其他国家民族以利益自己民族之梦。太虚法师号召世界各国佛教徒加人中国佛教徒的抗战行列，为保护佛教、保卫世界和平而战。
　　3月23日，太虚法师离开科伦坡，途经新加坡、吉隆坡，做了数场演讲。最后取道越南，于5月4日回到昆明。在与各国佛教界进行广泛深入交流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了中缅、中印、中锡、中新、中马佛教文化协会，完成了一次意义重大、功德圆满的佛教外交。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印学会、中国佛学会等五十多个团体联合举行欢迎会，欢迎太虚法师载誉归来。
　　通过这次访问，太虚法师对南传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国佛教所说的是大乘理论，但却不能把它实践起来。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现在行为上。我国的佛徒，包括出家在家的四众，都是偏向于自修自了。……这种说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现象，在中国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众的参禅念佛者，固然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众，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倾向。……锡兰、缅甸、暹罗同是传的小乘教理，而他们都能化民成俗。……锡兰的佛教四众弟子，对内则深研教理，笃行戒律；……对外则广作社会慈善、文化、教育宣传等事业，以利益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人群，表现佛教慈悲博爱的精神。所以，他们所说虽是小乘教，但所修的却是大乘行。”(《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太虚大师全书》第18册，第27—28页)
　　太虚法师认为南传佛教贴近人生，关注社会，重视实践，所行正是大乘之行，值得中国佛教学习。这些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间佛教”思想。
　　太虚法师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积极的，既吸取了南传佛教的精华，又向佛教不甚发达的国家传播了佛法，为其带来了新的气息，使佛教文化交流的层次更深、范围更广。太虚法师在这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
　　三、与欧美各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近代基督教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渗透，向佛教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激发了佛教徒自强图新的精神。为了适应东西文化互相融汇的大趋势，太虚法师决心向欧美各国传播佛法。
　　太虚法师一直有将中国佛教推向世界、以佛法净化世界的宏愿。自1925年起，太虚法师就准备赴欧美各国演讲佛学，经过几年的酝酿、准备，终于在1928年得以成行。当年8月10日，上海各界名流及佛教界人士在沧州别墅举行欢送宴会。到会者有黄炎培、胡适、王云五、刘海粟、周瘦鹃、聂云台、蒋维乔、李经纬、狄楚青、常惺、持松及中外各报记者等70余人。蔡元培、张君劢、胡适、王正廷等人为太虚法师写介绍信给他们的欧美朋友，以便太虚法师届时能与这些外国友人进行会晤。
　　8月11日，太虚法师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乘外轮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航行月余，于9月14日抵达法国马塞，次日早晨到达巴黎，从此正式开始了这次对法、英、比、德、美的访问。
　　在法国，太虚法师访问文化团体，会晤各界名流，与法国学者商定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在法、中、英、德、美等国设通讯处，以期联合有识之士，共同推进世界佛化运动。9月21日，太虚法师在巴黎大学东方研究中心大礼堂，向各地赶来的学者教授及各界人士3000多人作了首场演讲。他从佛学的认识论讲到修持实践，从佛学净化人的心灵讲到现实人生的态度，又从佛学的广为传播讲到全球开展佛教运动。太虚法师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会场情绪十分热烈。最后他郑重指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这就是我们在全球掀起佛教运动的根本目的。”散会后，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去，要求签名留念并提问。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说：“大师的首场讲演就轰动了巴黎大学，这是不多见的。”此后太虚在巴黎作了多次演讲，其内容为：《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佛法与科学哲学及宗教之异同》、《有情与流转之进化》、《佛学一脔》、《佛法与美》、《中国禅宗》等，这些演讲词由巴黎佛学会编为《讲演集》(英文)出版。
　　10月23日，太虚法师至伦敦，通过蔡元培的介绍，得与大哲学家罗素亲切会晤，畅谈佛学与哲学问题。太虚法师还在东方文字学校演讲《佛法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在摩诃菩提会伦敦分会演讲《小乘与大乘之关系》，在伦敦佛教会演讲《佛学联合研究之必要》。11月6日，太虚法师至比利时访问。
　　11月16日，太虚法师抵达德国访问，除了广泛会晤名流、学者并进行访问、讲演外，还时常与中国留学生晤谈。
　　1929年2月22日，太虚法师抵达美国，访问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由江亢虎夫人陪同参观国会图书馆，并在该馆会堂讲演。演讲结束之后，回答了该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的问题。太虚法师还应邀至摩诃菩提会纽约分会、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东渐禅窟、灵智学会演讲。美国学者霍姆斯．维慈对太虚法师的访美如此评价：“他的听众对他所要讲的内容似乎并不那么挑剔，并且对他那富有魅力的风度、引人注目的称呼(太虚大师)以及华贵雍容的外表(演讲时他身着红色法衣并佩戴着法师标志)更感兴趣。”(《中国佛教的复兴》，王雷泉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1929年4月29日清晨，太虚法师抵达上海，受到了王一亭、墨禅等人的欢迎。他这次欧美之行，历时七个多月，促进了佛教在欧美各国的流传。太虚法师是近代第一位赴欧美弘法的中国僧人。
　　太虚法师回到上海后，感到国际佛教文化交流未能圆满进行，深以为憾．认为“如能先在上海联合各国佛教徒，以佛教之根本和平旨趣，谋亲善之工作，为开始适当之会合，作推诚无猜之意见交换，尤为时代所殷望”(《太虚法师年谱》，第227页)。为了推进世界佛教化运动，1937年3月1日，太虚法师、王一亭、胡厚甫、邵如馨与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在沪的佛教徒克乃生夫妇、克伦比乔赛夫、清水董三、久烟文雄、小笠原彰真、成田芳髓等，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觉林内聚会，经过讨论，决定在上海筹备佛教徒国际和平会，公推胡厚甫、邵如馨负责筹备。筹备处设在白尔路(今自忠路)集仁医院内。此事后因抗战爆发而搁浅。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推动。近代佛教之所以能得到振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畅通的环境。太虚法师频繁地开展对外佛教交流活动，促进了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太虚法师的对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了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用现在的话来说，太虚法师是一个创新型人才。佛教只有创新，才有其生命力；佛教只有交流，才能源远流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太虚法师的创新与对外交流，近代中国佛教就不免黯然失色。太虚法师的国际佛教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为中国佛教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佛教带来了活力，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