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限度与人间佛教的情怀

科技的限度与人间佛教的情怀
　　陆秀红（人民大学博士生）
　　传统的观念认为，科学与宗教一直是沿著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行走。科学追求实证性的知识，讲求可检验性、可重覆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而宗教则不然，宗教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某种崇高的神或上帝的信念。历史上，科学与宗教是不相容的两极，最初是宗教对科学的宣判与禁锢，然后是近代以来科学对宗教的审视与批判。之所以将科技与人间佛教联系起来做这样的思考，一是因为我比较关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同时也是受到了陈锡中先生的启发，他在《普门学报》第七期上发表的文章（人间佛教思想在高科技社会的切入点）中提出了新的想法和思路。他从社会的微观特性人手，指出在讲求精确与效率、充满竞争而又需要分工与合作的高科技社会中，人间佛教具有缓和矛盾、协调人际方面的特殊优势和“功能性”、“升华性”、“日常性”与“连贯性”等重要价值。反观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内涵和义蕴，我感到在现代高科技社会中，佛教，尤其是作为佛教在二十世纪的新形式的人间佛教，其实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科学技术是现代生活的主要话语形式。一方面，科学以实证性知识的优势获得了对世界的认知解释权力；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结盟形成了变革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正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损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人类在现时代的每一个前进的脚印无不伴随著科技的强音，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著世界，消费科技就像消费货币一样，已经深深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科技的力量使人陶醉，令人神迷，一些唯科学主义者甚至由此认为科技的昌明能解决人类生存中的一切问题：不仅带来丰厚富足的物质享受，也将洗净人类的罪恶，解决人类社会的道德问题。但现实的情况是：科技的发达并不必然地带来人类情感深处幸福愉悦的感受，恰恰相反，却由此引来了日益突显的危机和惶恐。
　　一是人生意义的失落。就本质而言，人是一种有限但又企盼无限的存在物，天生具有对超越有限、追求无限的渴望，而生活中，却时时、处处都充满了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人不仅要生存其中，而且要克服这些矛盾，让自己感受生存的乐趣，实现人生的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科技昌明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成就并不必然地实现人生的意义，相反，单向度的物质追求导致了生活的世俗化，引发了物质至上、及时行乐、媚俗亵圣、漠然、纵欲等社会问题……。生活的意义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消解了，生命面对的是“不能承受之轻一。没有了崇高，没有了神圣与超越，正如韦伯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的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人类面临著全球范围的心理危机和精神危机!
　　二是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缺失。现代高新科技的发展和运用迫使人类面临著主体性缺失的危机。在一切都技术化的时代，技术君临一切。人受制于自己发明的技术、流程和产品，一切都标准化、格式化和规范化，丧失了个性化，也限制了个人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随著电脑和网路技术的普及，一些人整日沉溺于网路世界，沉湎于网路恋情，忘却了现世的追求，也迷失了自我；随著现代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的突破，基因重组、克隆人成为可能，这直接威胁著人作为主体性存在的独立与尊严；而现代核子技术和生化技术的存在，更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生命安全和安身立命之所的直接威胁!
　　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在高扬的理性主义旗帜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抽象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近代以来主客二分以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认识论传统，在观念上形成了“人是自然主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信念，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是人类的资源库，源源不绝地向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养料与资源，“自然”是人类征服的对象，而科技理性与科学技术就是征服活动所运用的工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人类借助科技无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其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当下全球所共同面临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与人类生存的困境。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理性化的非理性存在，是现代文明的症结所在。如果说人类的文明从人类砍伐第一棵树木开始，那么，当人类砍掉地球上最后一棵树之日，也就将是现代文明的终结之时!
　　现代人人生意义的失落、主体性的缺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展示著科学技术的限度。一方面，科学知识在认识和把握多维的世界方面是有限度的。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理想与信仰、目的和意义、精神和价值、神圣与超越、永恒与终极等形而上的追求，却是人的生存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人类必须在科学之外寻求人文的关怀与信仰的力量。康德说：“所以，我必须终止（aufheben）知识（wissen）”，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即是说：由于科学知识的客观限度，必须让科学守护和停止在自己的限度内，以免其侵占了人文——信仰的领域!要把人类从客观的无主体的科学世界迷梦中唤醒过来，重新确立人在科学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和自由，防止科学技术成为吞噬人的异己力量。因此，人类要有自身的价值追求和意义归属，付出更多的人文关怀，而不是沉溺于科技的舒适、任由科技主宰我们的生活!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也是有限度的。科学技术犹如一把双刀箭，在推进人类前进、给人类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无尽享受的同时，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资源和环境问题，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人类面临著种种危机!爱因斯坦说：“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的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以保证我们科学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对科学技术的错误使用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仅在实践层面依靠科技的力量是不能根治的，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恶果，使全社会充分地享有科技进步带来的福祉，就必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伦理行为，把对科学技术的使用置于正确的伦理目的控制之下。
　　反思科学技术的种种限度，无非是想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在研读了有关中国佛教和人间佛教发展的历史之后，我深深感到，佛教中长期奉行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其实非常有益于人类克服这些生存与发展中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佛教伦理传统中的善恶观、戒律观、人生观和孝亲观就是人们道德实践、道德选择的依据，其平等原则、慈悲救济观念、戒杀护生理念、明心见性的关怀等观念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内容，使世俗伦理与佛教伦理相互影响，对世俗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是关于人生的意义和生活价值的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是佛教创立的出发点。佛教历来淡泊物欲，重视家庭伦理，倡导与人为善。现代社会由于竞争逐利使亲情、温情淡漠，出现了无家、无亲与无根的飘零感，佛教精神则有助于优化家庭关系，使人找到现代家庭隔膜与代沟情境中缺失的物质满足之外的精神愉悦和心灵慰藉。而人间佛教作为佛教在二十世纪的创新形式，更是主张以人为本。太虚大师批评那些不重视人间的佛教是“超亡送死之教”，星云大师则明确指出：“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弘化在人间，佛陀所有的教言，无一不是以人为对象；可以说人间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人间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以人为本，关注国家、民众、社会、经济与文化，努力构筑人类的精神家园，对现实社会起著文化传承、淳化民风、和谐人际、心灵安顿、社会服务的作用，其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正是现代人在人生意义失落之后所苦苦寻求、向往的。
　　其次，人间佛教对生命、对宇宙万物的尊重有益于解决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问题。生态问题一直是宗教与自然科学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而佛教是最早具有生态意识的宗教形式。佛教坚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的通戒，倡导“戒杀、放生、茹素”的原则，其对生命的尊重、慈悲和对环境的保护精神在当下有著越来越大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关于建构全球；曰世）伦理的讨论中，就倡导“一种非暴力和敬重生命”的理念以对抗环境污染、动物灭种、种族争端和温室效应，而人间佛教之慈悲戒杀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理论渊源，对普世伦理的构建、尤其是对解决人与自然的危机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如果人类要克服科学技术的限度，高扬人文精神和人生之意义，那么问题不在于限制或减弱科技的发展，而在于纠正我们对科技的看法：科技并不是我们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唯一方式，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方式，而只是诸重要方式中的一种：宗教也一样，它也是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它往往运用人所具有的超越现实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丰富想像，从有限趋向无限，以信仰把握未知世界与彼岸世界，给人以无限的情感满足。在人类发展的旅程中，我们既需要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和人文精神给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谋取技巧与方法，同样也需要宗教，需要人问佛教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力量，获取心灵的安顿和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