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佛教对清朝词文化的影响

浅谈佛教对清朝词文化的影响
　　杨兴凯
　　（德州学院历史社会学系，山东德州 253023）
　　摘 要：清代词人改变了前代词人对佛教经义的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佛教，并将其运用在词的创作与评判之中，给词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使词文化有了佛教的因素，成为古代词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道特殊现象。
　　关键词：佛教 清朝 词文化 影响
　　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兴于唐盛于宋，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词是一种既适于歌唱又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诗体。宋代时，词分婉约派和豪放派，它们有各自的特点。从表面上看来，佛教与词之间没什么联系，但是从历史上看，它们有着深远的联系。
　　佛教教义与词体本是有对立性的，佛教主张清心寡欲，视声色之情如洪水猛兽；词体在传统观念中本为“绮语”和“艳科”，声色其表，性色其里，因而佛教对词持排斥态度。北宋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记述：“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到任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梨舌之狱。”这段话表明了佛教对词学的批判态度。到明代，佛教与词体的对立更为严重，俞彦《爰园词话》说：“佛有十戒，口业居四，绮语，讹语与焉。诗词皆绮语，词较甚。”这更是对词的完全排斥。直到清代，这种佛教排斥词学的局面才有了改观。
　　一
　　清初的词家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仍视词为“艳体”。《古今词话》下卷记载了清初大词人龚鼎孳的矛盾心理:
　　钱光绣曰：芝麓尚书,自幼弘觉记别，仆与偶僧俱忝为法门兄弟。尚书退食之暇，闭户坐香，不复作绮语。有以《柳塘词》进者，尚书曰：“艳才如是，可称绮语一障。我可以谢过於山翁，并可以谢过於秀老矣。”因驰翰相讯，偶僧答以[歌头]有云：“不入泥犁狱底。便主芙蓉城里。抱椠也风流。莫借空中语，大雅定无优。”尚书重为之首肯。[1]
　　龚鼎孳受法秀和尚斥责黄庭坚作词故事的影响，为避免作“绮语”之讥，竟不复作词，还写信批评作艳词的沈雄，可见清初词人受传统词学观念的影响之深。但是，随着词体的发展，文人对词体社会价值、审美特性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沈雄等人认为作词乃风流之举，且无妨“大雅”，并说服龚鼎孳转变对词体的认识。清初著名词家彭孙鹬也用这个故事表达了他对词体的看法，即不畏世俗之讥，勇于作词的思想。彭孙鹬（1631—1700），字骏孙，号羡门，浙江人，清朝进士，尤善填词，历任吏部左侍郎，兼掌院学士。为王士祯所推崇，著有《松桂堂集》。严秋水云其小词：“啼香怨粉，怯月凄花，不减南唐风格。”朱孝臧也称他是：“吹气如兰彭十郎”[2]。彭孙鹬的代表词为[临江仙]：“青琐馀烟犹在握，几年香冷巾篝。此生为客几时休？殷勤江上鲤，清泪湿书邮。 欲向镜中扶柳鬓，鬓丝为谁秋？春阳漠漠锁层楼。斜阳如弱水，只管向西流。” 词中“此生为客几时休？”“鬓丝为谁秋？”则是典型的“艳科”手法。此外像董元恺等人的词也是典型的“艳科”、“绮语”手法。如董元恺在其[浪淘沙]中写道：“莫为见时难，锦泪潸潸。”这描写的是牛郎与织女相会的场面，他借此以表达现实中的男女间的爱情故事。清初词家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作词不避性情，不避绮语，由此可见清人词学观念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逐渐从传统观念的影响中走出来，使清朝词学的“中兴”有了社会基础。
　　清代词学与佛教的关系很微妙。越来越多的词人将词与佛联系起来，他们的词往往借用佛法、禅趣，出现了词人与神僧交往的局面。清代的词论家有不少与佛家关系很深，且精通佛义。如《古今词话》作者沈雄，“常游平阳、报恩二老之门，深入禅理，发为辞藻。”[3]“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禅定”，即思悟佛教真理，静息一切欲念为修养方法。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故又称佛心宗,“禅”的意境也成为众多文人追求的思想境界,因此“禅”字也被许多清朝词人用来命名自己的词集，来表达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如邵寿民的《情禅词》、潘钟瑞的《香禅词》、龚自珍的《红禅词》。佛教教义中的许多用语也成为清代词人命名自己词集的字源，如清初著名词人曹贞吉的词集名为《珂雪词》，“珂雪”一词语出佛典，意为纯净洁白。曹贞吉以此命名自己的词集，意在追求不染纤尘的雅洁之境。王炜在《珂雪词序》中评道：“珂雪词月元骨葬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气多奇；倘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圆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潇洒出尘之至，绚烂极而平谵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4]顾贞观的词集名为《弹指词》，诸洛释其意云：“先生常曰：吾词独不落宋人圈馈，可信必传尝见谢春乐春草池塘梦中句，曰：吾于词曾至此境。昔弥勒弹指，楼阁门开，善才即见百千万亿弥勒化身，先生以斯名集，殆自示其苦心孤诣，超神入化处。”[5]饶宗颐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弥勒弹指顷即现千万化身，词有无数法门，惟智者乃获悟入处，其道亦犹是也。”[6]纳兰性德词集名为《饮水词》，纳兰自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饮水”语出佛经《五灯会元》，纳兰性德以此命名自己的词集，意为词乃切身感受，与无病呻吟、强说愁怨的词坛俗家划清了界限。其他如蒋敦复的词集名为《芬陀利室词》，其词话为《芬陀利室词话》。“芬陀利”，梵语之意为白莲花。沈曾植的词集名为《曼陀罗室词》，“曼陀罗”梵语为天妙华，香而色清者。以上皆体现了佛教对清朝词人的影响以及佛教在词文化中得到的反映。
　　二
　　随着清代佛学对文人的影响日深，佛教教义渐渐融入到词学观念、词学理论、词学批评之中,出现了以佛说词、以禅释词的新现象。以佛论词，不仅新颖别致，而且给人颇多感悟和启发。清代词学家用佛教教义重新阐发词学观念，表现出对词体认识的深入。佛教门内亦有各种门派，各派对教义的阐释颇有差异，甚至互相对立。清代词学家往往运用大乘佛教教义肯定词体的价值，而对排斥词体的佛教理念称为小乘佛教。词体以言情功能和绮丽形式为特色，即所谓色、声、情。对此，小乘佛教严加排斥，而大乘佛教则认为“声色者，道之材；而清者，道之蒂”[7]，与佛家“至道”相通。由此观念认识声色情性，词体非非但不应“戒”，反而应为“宝”。在清人看来，词体的绮语艳体不过是形式，关键看词者的思想境界，正所谓“学佛人作绮语，当入无间狱；慧业人作绮语，应生大罗天。”[8]这里论者借用佛家的理论差异，对词体情色这一直困扰词学家的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实为机智之举，为词学中佛义的阐释扫清障碍，促进了佛教与词学的结合。
　　词体风格的辨析和认识是词学的另一热点。清朝词学家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并借佛教义理加以阐释。禅宗有门派，词学亦有流派；禅宗门派区分在于义理，词学流派区分在于风格，然而二者之间犹有精神相通之处，清代词学家经常以禅派比词派。佛教禅宗自五祖弘忍之后，分为南北两派，即南宗、北宗。南宗为慧能所创，主张“顿悟”，流行于南方；北宗为神秀所创，主张“渐悟”，流行于北方[9]。后来南宗影响日甚，逐渐成为禅宗的主流，而北宗则日趋衰落。清代词论家以禅学的南北宗论词，意在区分风格和评判高低，正如张德瀛所说：“两宋词离合、疏密，各具面目，其犹禅家之南宗、北宗，书家之南派、北派乎。”[10]此言以禅宗的南、北宗区分两宋词派，旨在区分风格差异。清代康熙年间，浙西词派主盟词坛，以标举南宋为旗帜。表现出浙西派崇尚清雅的词学境界。前期浙西词派的代表人物是朱彝尊等，此时期词人崇尚醇雅、清空，对廓清明朝以来的纤仄凄靡之风是有功绩的。但它往往着意于词调园转、琢句精美，从而使内容失之于贫乏枯燥，很难从内涵上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其颓势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出来，被其他风格的词取代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后期浙西词派以吴锡麒为代表，其词风已发生变化，“简要地说也就是由密返疏，变艰涩为流利，并以情趣调剂一味讲雅洁的空号”[11]。前后两派虽词风不同，但它毕竟属于一派，其对词源的“宗主”认识是相同的。
　　在禅宗的历史上，衣钵相传，延绵不绝。清代词学家亦以此种传承喻词学流派的发展演变，正如江春云：“以禅宗论，白石为曹溪六祖能，竹屋、梦窗、梅溪、玉田之流，则江西让、南岳思之分支也。” [12]清代的浙西词派为标榜本派的词学渊源，不仅以南宋姜夔、张炎为宗，而且勾画出姜、张词派的词体轮廓和和传承线索。江春云所言乃是用禅宗传承喻词派，确立姜夔在词派中的宗主地位。然而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慧言却认为，词“自宋之亡而正声断”，“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13]这说明他对浙西派的“南宋宗主论”提出了批驳，论证唐代的词是本源、宗主。虽然张慧言对禅宗传承喻词派的“南宋宗主论”提出了批驳，但是这却不影响以禅宗门派区分词派这一思潮的流传。
　　词体初期，风格形态较为单纯，正如五代人孙光宪所形容的“香而软”。其后词体的发展风格逐渐多样化，除花间体的婉约之外，又有豪放、清雅诸种形态。但是后出的风格，因与词体本色风貌相异而不断受到批评和非难。清代词学家对此的认识较前人更为宏通。清初人聂先《百名家词钞序》曰：
　　余不知词而知禅，请以禅喻。五祖举示佛果云：频呼小玉元无事，祗要檀郎认得声。果入室云：少年一段风流事，祗许佳人独自知。此绝妙好词也，近于丽纤。正如黄牛云：解容不解离声色，以听孤猿月下啼。此绝妙好词也，近于清寒。端师子云：我本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此绝妙好词也，近于豪宕。洪觉范云：秋阴未破雪满山，笑指千峰欲归去。此绝妙好词也，近于淡冶。《首楞严》曰：佛谓阿难，辟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非妙指亦不能发。今诸公之词各以妙指而发妙音，有丽纤者，有清寒者，有豪宕者，有淡冶者。体各不同，情归一致。[14]
　　词的丽纤、清寒、豪宕、淡冶等不同风格竟然都能从佛典中找到出处，论者借用佛家经典对多种词体风格加以肯定，表明清人词学观念的进步，对词的多样化、多形态的认识颇有益处。将词体的特性与佛教的经义境界相联系，产生了特殊的阐释效果，此种论词方式可谓是前无古人。这也从侧面说明词与佛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其结合和借用是有基础可寻的。
　　三
　　清词对佛教的表达及与佛教的深度渗透是清代词学的又一特色。宋词的高深造诣，不仅是清朝词人的学习典范，也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清朝的词人往往别出心裁，探究佛意，如晚清四大家之首的王鹏运评两宋之交的著名词人朱敦儒云：“希真词于名理禅机，均有悟入，而忧时念乱，患愤之致，感触而生。”[15]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早年隐居故里，志行高洁，宋室南渡后，奸相秦桧慕其名，极力拉拢，敦儒惧祸，而不敢推辞，因而招致恶名。洞悉朱敦儒词用“禅机”表现其极为复杂的心态，王鹏运的认识可谓深刻。再如，宋朝词人秦观的词以凄清迷茫为特色。其[满庭芳]：“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蔼纷纷。斜阳处，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16]清末的潘飞声评秦观词：“孤村流水夕阳时，怕落耆卿格调卑。一抹微云禅意在，只应琴操续填词。”他以“禅意”概括秦少游词的特点，颇给人以回味.
　　清代词论家论当代词人的作品时也注意阐发佛意，如厉鹗的[齐天乐]，即被谭献评为“词禅”：
　　簟凄灯暗眠还起，清商几处催发？碎竹虚廊，枯莲浅渚，不辨声来何叶？桐飙又接。尽吹入潘郎，一簪愁发。已是难听，中宵无用怨离别。
　　阴虫还更切切。玉窗挑锦倦，惊响檐铁。漏断高城，钟疏野寺，遥送凉潮呜咽。微吟渐怯。讶篱豆花开，雨筛时节。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17]
　　这首词描写“秋声”，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慨。结句“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使人产生无限遐想，颇有禅味。再如厉鹗在《谒金门》一词中写道：“凭画槛，雨洗秋浓人淡。隔水残霞明冉冉，小山三四点。　艇子几时同泛？待折荷花临鉴。日日绿盘疏粉艳，西风无处减。”[18]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到：“厉樊榭词，幽香冷艳，如万花谷中，杂以芳兰。在国朝词人中，可谓超然独绝者矣。……窈曲幽探，自是高境。”[19]细细品来，厉鹗的这首词有超脱世俗之味道，其佛境、禅意也表现的淋漓尽致。
　　清人论词主张神会，如对佛学的领悟。如山云“‘明月几时有’，词而仙者也。‘吹皱一池春水’，词而禅者也。仙不易学，而禅可学。学矣，而非栖神幽遐，涵趣寥旷，通拈花之妙悟，穷非树之奇想，则动而为沾滞之音矣。其何以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是故词之为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智识也。清磬出尘，妙香远闻，参净因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超圆觉也。”[20]“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是南唐词人冯延巳的名句，他通过对自然景象的观察体悟到人的内心感受，因而被称为“词禅”。“词”“禅”两字组成一个新的且具有他意的词语“词禅”，这也恰恰说明了词学与佛学的深度结合。
　　清人常用禅宗语言评论词学，如沈雄曰：“稼轩[踏莎行]云‘长沮桀溺耦而耕，某何为是栖栖者。’龙洲[西江月]云：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用经书语入词，毕竟非第一义”。所谓“第一义”，出自《楞迦经》卷2：“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21]是谓不为世俗禁忌规章所束缚的自由自在状态，乃悟道的最高境界。这里评辛弃疾、刘龙洲用经书语入词，颇为所累，未臻至境。
　　佛教本为外来宗教，佛经经过翻译产生了许多带有外来语色彩的佛教词汇。禅学中有许多特定的话语，来表现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一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禅语，蕴涵的意义更为丰富。另外，禅家的语言往往具有玄远、简洁、生动的特点，词论家用这些禅语解词，往往具有特殊的效果。如田同之《西圃词说》云：“词之一道，纵横入妙，能转法华，则本来寂灭不碍昙花；文字性灵，无非般若；频呼小玉，亦证入圆通矣。”[22]所说“法华”、“昙花”、“般若”、“圆通”等皆为佛家用语。又如沈祥龙《论词随笔》也用“转法华”喻词：“运用书卷，词难于诗。稼轩永遇乐，岳倦翁尚谓其用事太实。然亦有法，材则约以用之，语陈则新以用之，事熟则生一用之，意晦则显以用之，实处间虚意，死处参以活语，如禅家转法华，弗为法华转。斯为善於运用。”[23]词中的“转法华”、“法华转”语出《六祖坛经》，“法华”代指佛教之法，“法华转”即彻悟佛法真谛。
　　“此外我们日常生活中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实际、平等、现在、刹那、清规戒律、一尘不染、三生有幸、一针见血、天花乱坠、相对、绝对等都是来自佛教词汇，”[24]“这些词汇在清词中的运用是再平常不过的了，它们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的词汇，成为中国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5]诸如此类的外来语色彩的佛教词汇，在清词中的运用的例子很多。“佛教以自己独特、丰富、生动的语言词汇系统，无论在形象性，还是在哲理性方面都大为增色。”[26]它们在词中的运用说明，佛教对清词的影响已不局限在那种表层的文字借用上了，更多的是借用这些词汇来表达词作家的某种理想追求和理想境界，佛教与清朝词文化的结合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四
　　词体在发展的初期，多产生于花间樽前，不过是“娱宾遣兴”的娱乐之具。在时人乃至词人的心目中，词为艳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卑体，自然不会以严肃的态度相对待，更谈不上用正宗的佛教教义加以解说。偶有联系，也是佛家以正统的面貌对词体的批评。但随着词体的发展，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以诗为词的现象普遍化，人们对词体的认识也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即是视词为诗，诗词一体。
　　清朝词学的再次“中兴”，较之前代来说，词学家在词学观念和论词方法上有显著的变化，以佛学论词即是这种变化尤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清朝词人对佛教由排斥到接受，进而将其运用于词学现象的概括和词学思想的阐释，构成了清朝词学理论和批评的特殊现象。清人以佛论词，不能排除有故弄玄虚、炫耀才学的意图，但其论说中所展示出的新颖的思想观念和独特别致的解词方法则更具理论意义，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启迪。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对清词的渐进影响，由最初的词人的认识态度的转变，到浅层的用“禅”字或佛教教义中的词语来命名词集，再到词学理论、词学批评中的佛教印影，再到最后佛教对词学的高度渗透。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吸收、借鉴不同领域和不同国别文化的渐进过程。它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是中国文学独特的一面。佛教对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贡献很大，其文化也是中国所有宗教文化中发育得最充分的一支，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其他宗教无法相比的，更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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