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巨赞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时代特色

论巨赞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时代特色

　　作者：陈卫华 孙倩 邓子美

　　来源：巨赞大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一、巨赞对人间佛教思想的接受

　　巨赞（1908——1984）俗姓潘，名楚桐，江苏江阴澄江镇贯庄村人。自幼多愁善感，很早“就想出家”[1]，几经周折,1931年终于在灵隐寺依却非和尚正式出家,并在宝华山受具足戒。

　　巨赞之所以接受、信奉并大力弘扬太虚大师首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深感20世纪前期佛教衰落不振。明清以来，传统寺庙大多弊窦丛生，僧人素质低下，丛林规范尽失，管理制度混乱，几乎复制了宗法社会传统的家长制，严重制约了佛教在近代的生存发展。这使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佛教如此地苟延残喘，将难以在剧变的社会中生存。其次是受到太虚大师的影响。巨赞出家时，太虚已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佛教改革领袖。与当时许多青年佛教徒一样，他崇仰着最早提出人间佛教理念的太虚大师，并多次亲近太虚。早在他第一次离家去灵隐寺时，尽管机缘不顺未能出家，却在那里巧遇太虚。应太虚要求，他写了一篇出家志愿书，不想竟受到太虚“斯亦有志于道之士，得其师导，可臻上达”的高度评价。随后，他便随太虚往闽南佛学院研究佛学。而后，他虽依却非出家，但乃出于太虚的介绍。出家后，巨赞还曾在太虚主持的汉藏教理院任教。因此巨赞虽非太虚亲传弟子，但佛教界都公认他属于太虚所代表的革新派。巨赞法师内心始终对太虚怀有高度景仰，以至于太虚圆寂多年以后，他依然为太虚改革佛教的壮志未酬而“低回惋惜”。第三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巨赞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织，民族濒临着生死存亡，仁人志士都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为己任，深怀“赤热真诚的正义感”的巨赞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早年曾“秘密参加革命工作”。出家后，为探寻生命真谛, 除遍阅佛教经论外，又研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典籍，甚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专门在世间学问上用功”。抗战爆发后，巨赞虽为“方外之人”，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因而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鼓吹抗战与佛教革新运动”，并把它作为“深入考察社会上每一个阶级的底蕴”的方法。因为在巨赞看来, 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就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希望彻底改革佛教教务的心愿，也愈加坚定。[2]因此，由于巨赞从小关注现实社会苦难，青年时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这就与人间佛教思想，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契合，使他很快接受了这一理念。

　　太虚大师早就提出了“新佛教”概念，[3]其“新”也即为“现代”的代称。与此呼应，巨赞倡导“现代新佛学”，在“现代佛学”名义下，对佛教基本原理作了许多新的阐发，在那特定时代，实质上也是对人间佛教思想的丰富发展。他认为，佛教最优秀的品质就在于，佛法历来在符合佛陀本意(契理)的原则下，顺应时代的发展(契机)而不断发展。其核心就是佛陀在一开始就创立的随机说法的原则，随机说法本身就意味着与时俱进的发展的品质，而最能说明这一精神的就是佛教戒律的创建。譬如戒杀，起初并没有这个规定，后来有佛弟子杀了人，受了社会上的谴责非难，佛陀及其继承者才召集众人制定宽泛的条文，接着就针对着宽泛难免的漏洞、弊病，把条文逐渐严密起来，称之为律。[4]因此佛法并不是僵硬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当然，随机说法并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能穿凿附会，故意歪曲以媚俗求容，而是要“立定一个明白的一贯的中心，由此而对着现前的环境，解释一切，衡量一切。”而在佛法的流传过程中，除了因时而变，还要因地制宜，如果中国僧侣在寒冷的气候里一味仿效印度佛教徒，光披薄薄的麻织袈裟，就只有活活冻死；而没有乞食风俗的中国僧人如果一出家就靠托钵维持生活，也只有活活饿死；所以“祖师们在袈裟之外不得不添置棉的夹的衣服以御寒，不得不耕作以维持食用。”[5]所以佛教的生命力就在于随机说法，因时因地而不断发展，但其核心精神又超越了时代与地域限制。

　　巨赞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之所以富有时代特色也源出于此。随着对佛教教理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佛教和社会现状的进一步了解，面对当时佛教所面临的困境，巨赞经常思考如何结合社会实际，解决太虚提出的教制改革问题，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他的革新思想体系。这也是他个人对人间佛教思想早有独特理解的体现。巨赞思想相当激进，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强烈的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他认为，过去佛教由于和封建主义关系密切，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大多是封建落后的，因此，佛教要想得到弘扬与发展，必须排除佛教中封建的思想与迷信毒素，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重新建构佛学理论，以指导佛教实践。为此，巨赞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生产化”和“学术化”两个基本方向，作为僧制改革的目标。所谓生产化,就是使“僧徒各尽所能，生活自给，绝对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债和买卖式的迷信营业。效法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做和尚并不是一种职业，而也能参加劳动生产。”如果这样，“对于社会经济，关系重大,”而“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犹其余事。”所谓学术化，就是要“恢复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个庙都造成学术团体，而每一个和尚都是文化人。”[6]只有这样,才能积极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秀传统，倡导僧人进行佛学研究，深入研究大乘教理，去伪存真，澄清思想，从根本上阐述佛教的博大精深的教理，增进佛教的文化品位，以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以正信破除迷信。

　　巨赞指出，佛教徒要“无我”破执，发扬大乘菩萨的积极的济世精神，要废除传统的广建坛场、聚众讽诵以作佛事为衣食之资的恶习，革除佛教界存在的追求安逸享受，耽于懒散，脱离民众的弊病，“一般僧徒之几于完全无知无识，原因在于懒。”[7]因此他号召佛教徒农禅并重，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遗风，积极从事日常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样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靠收地租为生的经济关系，帮助佛教徒立足于社会，培养僧众自立自强的精神。只有这样，佛教才能不被社会淘汰，佛法才能发扬光大。

　　在巨赞看来，人是众生六道之中，最具有可塑性的的一类。人间佛教的本质说到底是为了提升人本身，“释迦出家，因为看见了生物的互相残杀，和感于人世无常——生老病死的苦痛，可以说完全为的是人生问题。”[8]因此要求佛教徒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夫修人间正行（五戒十善），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的同时，更要发菩提心与长远心，普渡众生。这与太虚及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完全一致。

　　巨赞还认为，佛法的弘扬与否，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佛教徒的素质。他生逢乱世，耳闻目睹寺庙原有清规渐被封建教条和仪式所腐蚀，僧人素质更是良莠不齐，许多僧众不思济世利生，弘扬佛法，专注自修自了，甚至热衷于赶赴经忏，谋取私利。为此，巨赞提出要改革僧伽制度，改进佛教教育，整顿寺院，积极培养僧才，提高佛教徒素质。

　　从巨赞的这些设想与倡导中，不难看出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诸多影响，诸如农禅并重，提倡正信破迷信等，都是太虚早在20年就强调的，只是太虚晚年更趋稳重。而对巨赞来说，他提出的这些实际上与太虚当时正在着手的“整理佛教”密切呼应。后来赵朴初把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也归纳到人间佛教思想体系中去，也分明受到巨赞“学术化”思想影响。

　　然而，尽管当时巨赞为推行他的设想，作了多方面努力，包括与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以谋求支持，但终因时局动荡，机缘未就，不仅未能付之实践，而且巨赞本人甚至还为此遭受保守势力的谩骂攻击，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胁。这使巨赞进一步认识到“佛教这一个阶层，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有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9]

　　二、巨赞在特定年代（1949-1966）

　　对人间佛教思想的阐发与实践

　　1947年太虚圆寂后，“在教内呈现的一片荒凉景象中，慈航法师在南洋依然吹起佛教革命的号角。”这一情形，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由德国转向瑞士、荷兰谋发展颇相似。1948年，慈航应台湾中坜圆光寺释妙果之邀至台湾，继承太虚未竟的佛教革新之志，提出挽救传统佛教的危机，要靠兴办教育、文化与慈善事业“三大救命环”。[10]在大陆，巨赞担负的使命在为存亡继绝而求改革方面，与慈航法师在台湾也有相似处。尽管他们面临的环境差别很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巨赞感到，他多年盼望的改革佛教的机遇终于来了。为此他“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到北京”。[11]在当时条件下，这是能够维护佛教生存，维护佛教界权益的唯一可行方针。到北京后，巨赞经过详细考查和讨论，上书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提出以“生产化”和“学术化”为目标改革佛教的意见，得到了多方赞成和同情。实际上整个20世纪50年代，大陆汉传佛教走的都是在坚持修行的同时，实行“生产化”的路子。同时，巨赞又极力倡导“现代新佛学”，这是他主张的“学术化”方向的体现。

　　此后，巨赞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维护佛教在大陆应有的地位。在整理佛教，培养佛教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质方面，巨赞做出了很多努力。

　　首先，是推动佛教组织的重建。巨赞把人间佛教契理契机原则作了适应特定历史条件的具体化阐述，即在既不违反佛教立场，又不违背政府政策的前提下，对佛教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整顿。刚到北京时，巨赞就要求对佛教进行积极整理，并为此会见了北京市张友渔副市长，就此问题跟他商谈。张提出，“积极整理对于佛教与政府都有益处,但非有一个佛教团体从中领导不可。”巨赞也认为，为维护佛教权益，也为了解决佛教自身的许多问题，需要重建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组织。为此，巨赞草拟了一个中华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和筹备会的章程，送呈中共中央统战部。不久，巨赞在天安门上见到胡乔木时，胡也指出“应该组织一个协会”进行工作，这更大程度上鼓舞了巨赞。1949年首届人民政协闭幕后，巨赞又多次与政府有关人员商谈推动佛教改革问题。在一次座谈会上，陈其瑗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宗教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到“《社团登记条例》已经反复商讨多次，，不久亦可公布，宗教团体不在例外。”在1950年6月18日的一次座谈会上，包括巨赞、赵朴初在内的与会人士再次谈到在当时情况下组建佛教协会的重要性，赵朴初认为：“现在各地佛教寺院，已在危急存亡之秋，没有组织，无法维持。可以先组织类似佛教徒联谊会性质的团体，以为各地佛教徒互相联络的机构。”[12]巨赞对此深表赞同。此后巨赞同赵朴初等人，便积极投入到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备工作中去。经过多方努力，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巨赞被选为副秘书长。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佛协副会长，成为佛协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中国佛协成立后，作为全国佛教界的协调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当时佛教界惶恐不安的情绪，为大陆佛教的稳定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国土地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寺院生产化，以解决经济问题，成为各级佛协主要工作之一。

　　其次，是加强对佛教徒的“改造”。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巨赞认为佛教革新也可推动展开了。他积极配合当时在各地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以为改革佛教的重点是对佛教徒的“改造”。他认为由于当时“僧伽分子太杂，一般知识水准太低”以至佛教徒“趋于顽劣，做尽许多佛法所不容许的事情，”甚至“嫉妒障碍，分党分派”，导致许多信奉佛法的人“不愿意在中国寺庙里削发”，[13]甚至出家了还要还俗。因此整理佛教首先要革除追求安逸享受，脱离社会，远离民众的弊病，要培养佛教徒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解除群众苦难的精神。为此，他在北京成立了佛教徒学习会和僧尼训练班，让他们通过学习，搞通思想，认清时代，“提高僧尼们的政治觉悟和对于佛教的体认，使能从工作中实践佛教的真精神，增进修养。”同时巨赞提出，僧尼既是如法如律的佛教徒，又是劳动生产者。因此必须发扬百丈“农禅并举”的传统，让僧尼从事生产，使“僧尼们参加劳动生产，达到自养自给、丰衣足食以配合国家生产建设”，这样既可以使出家人老者有所养，少者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可以使僧尼适应社会需要，通过劳动，真正融入社会，体味人间疾苦。1950年巨赞与周叔迦等人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组织僧尼参加生产，不久该厂聚集了一百多位僧尼群众。在巨赞等人的倡导下各地寺僧纷纷响应，集资办厂，掀起生产热潮，走上劳动自养道路。仅半年时间，全国佛教徒就开办了纺织、颜料、化工等几十家工厂，太原白云寺僧众还于1958年开办中医医院。正如巨赞所言：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无法维持，活都活不下去，那里还有信仰或修行可言呢？”[14]因此巨赞等大力倡导的生产自养的办法既安置了大量僧尼，又服务于社会，沟通了佛教与社会的联系，这种福慧双修，既重视社会责任，又顾及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理念吻合特定时代的要求，体现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因此也可以说是人间佛教契理契机原则在当时的变通。如果没有“公私合营”的变故的话，从生产开始的自然发展这一条路，无疑会通向由佛教界自办现代慈善、文化教育诸事业。

　　第三，创办全国性佛教刊物，沟通各界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面对佛教颓靡不振，佛教徒思想混乱，无法适应社会剧变的状况，巨赞与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商议，提出要想发扬正确的佛学，符合如来随宜说法、实相常新、适时便巧的宗旨，必须在首都创办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刊物，及时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全国佛教界各种情形，纠正佛教界内错误思想，这样才能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振兴佛教。为此，巨赞与喜饶嘉措、赵朴初、陈铭枢、周叔迦等人在1950年6月发起成立了现代佛学社，负责出版《现代佛学》月刊，由陈铭枢任社长，巨赞任刊物主编。《现代佛学》是巨赞佛教学术化激进思想的体现，也是贯彻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喉舌。该刊主要任务是“传达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处理佛教问题的方针；用科学的历史观点，重行批判并确定佛学的真实价值之所在……纠正我国佛教界内一向因袭讹、穿凿附会的谬误思想，以便进而改革佛教现行的制度；联系国内外佛教徒,为争取持久和平、人民民主而努力。”[15]此后，巨赞全身心的投入刊物的编辑中去，几乎所有的佛学论文都由巨赞亲自编辑审定，在大家努力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现代佛学》创刊号就出版了。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现代佛学》即成为其会刊，到1964年因故停刊时，总共出版了144期。十余年间，《现代佛学》发表了高僧大德大量的佛学论文，推进了佛学理论尤其是人间佛教理论在特定时期的曲折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该刊在国内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应该说，人间佛教本质上就是中华佛教的现代转型，现代佛学应为现代佛教的先导。尽管当时在海峡两岸，太虚及其人间佛教思想都遭受非议。但巨赞所传播的基本思想理论，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保留了人间佛教的内在精神，对此后海峡两岸人间佛教思想蔚为主流，起了一定积极的作用，这其中长期担任《现代佛学》主编的巨赞是功不可没的。该刊作为沟通政府和佛教界的桥梁，也及时宣传了政府的宗教政策，有效地稳定了佛教界的情绪，凝聚了全国佛教界力量。

　　第四，筹建中国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巨赞认为，“佛教之所以衰落在于没有人，要整理佛教当然还是人；人的培养在于教育。”[16]佛法的弘扬最终要靠佛教徒，因此人才培养是振兴佛教的关键。巨赞法师历来重视佛教界人才的培养。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巨赞就先后担任过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沩山佛学社等佛学院的教师。1947年巨赞在杭州创办武林佛学院并担任院长。这些都属太虚一系创办或主持的佛学院，巨赞在这其中大力弘扬太虚首倡的人间佛教思想。他要求学生勤读佛书的同时，还要兼读文史哲，要关心国家大事，阅读报纸新闻，充分体现了人间佛教佛法不离世间的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巨赞更是积极筹备建立佛学院。早在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筹备成立时，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就提出，要举办佛教院校，培养佛教人才。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建立佛学院。经过多方努力，1956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正式创立，喜饶嘉措任院长，巨赞任常务副院长。他不仅担任佛学院的领导工作，还亲自授课，核定教学内容。中国佛学院旨在培养“热爱祖国、拥护和平、具足正信、能发扬佛教优秀传统”的佛教人才，成立后可谓群贤毕至，人才荟萃，师资阵容强大，学员素质整齐，学员学修一体，解行相应，1956——1966年十年间，总共毕业了近400名学员，这些学员毕业后，大都成为各地佛教界的骨干力量。至20世纪80年代，赵朴初提出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协会指导思想之所以得到全国响应，与这批骨干力量的拥护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巨赞认为整理佛教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整顿丛林。他认为“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本意，在于便利参学，策励深造，使丛林成为实践佛理的道场，也就是真正实行六和的僧团。”而当时由于丛林制度受到宗法社会的侵蚀，只便利了少数的当权者，甚至因“经忏发达，道场变成营业性质，”[17]这使巨赞深感痛心。为此，巨赞和赵朴初等人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新丛林计划，这一计划初衷不坏，旨在从佛教界自身改革做起，以防政治运动冲击，但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明显受前苏联计划经济影响等，加上不久后大陆“文革”爆发，该计划并未实施。

　　三、巨赞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时代特色

　　总之，巨赞法师一生的最活跃年代，正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节节胜利以及计划经济的时代相始终，他是大陆佛教界中紧跟这一特定时代步伐的代表人物。而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时代主题是，佛教必须适应当时面临的形势，必须与巨大的社会变革相适应。“适者生存”是严峻的自然法则，在自然与社会中生存的佛教自不例外。巨赞法师对这一点有很清楚的认识，作为太虚一翼中的激进者，虽然其思想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难免走了弯路；在推动其思想主张实现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其本人料想不到的副作用，但这些同样也是他所在的时代局限。他带有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固然有偏差，但全盘肯定宗法传统的倾向同样也违背了时代要求与佛法原理，在由此带来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巨赞法师对此的针砭仍有启发。

　　因此，巨赞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时代特色在于，在不得不适应那个时代，不得不采取不少变通手段的同时，重建组织，坚守佛教核心价值。具体表现为：通过重建现代中国佛教领导机构，维护了佛教界人心稳定，推动了各地佛教组织建设；通过劳动自养，解决了那时佛教徒的生存与生活问题；通过培养一批可贵的佛教人才，维系了佛教慧命的延续；通过全国性佛教刊物的主办，保持了佛教界的信息沟通与佛学研究不至于中断。巨赞法师主张佛教传播方式等应契机，即随时代而改变，但也坚守着人间佛教本有的对社会与时代的超越这一核心：发扬释迦牟尼佛的真精神，一生追求着终极的生死解脱。巨赞法师是那一代人中不多的深研佛学又通达世法的学者，甚至掌握了英、日、德、俄多国文字，晚年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犹孜孜不倦学习法文。其主要佛学论著有《评熊十力所著书》、《新佛教概论》、《龙树提婆与无著世亲》、《道安法师传》、《鸠摩罗什法师》、《法显玄奘两大师》、《天台与嘉祥》、《禅宗的思想与风范》、《华严宗的传承及其他》、《般若思想在中国汉族地区的发展》等，汇为《巨赞法师文集》（上中下）3卷本，2000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巨赞法师既是太虚人间佛教思想的坚决支持者，也是这一理念在那特殊年代的阐发者。他与赵朴初等一起，利用与社会各界的密切关系，维护了佛教界应有权益。在改革开放之后，人间佛教思想之所以能在大陆重放光辉，也与他主持的《现代佛学》潜移默化的宣传分不开。纪念巨赞法师，也就是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发展人间佛教思想，发扬人间佛教所继承的大乘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巨赞法师一生忧国忧民，其人间佛教理念富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他在社会剧变，佛教举步维艰的转折关头，毅然挺身而出，为弘扬正法，殚精竭虑。其晚年遭受不幸，至1978年2月方获释，但在身心已受严重摧残的状况下，仍参与了中国佛协的领导工作，致力于劫后佛教的恢复。巨赞的一生随时代而进退，成败虽有待后人评说，但他以实践大乘佛教慈悲济世为己任的精神不可磨灭乃可断定。

　　注释：

　　[1]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现代佛学》1950年第1卷第1、2期，《巨赞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收录，以下所引巨赞文章均同。

　　[2]同上。

　　[3]太虚《新中国建设与新佛教》，《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印本第44册。

　　[4]巨赞《新佛教运动之史的研究》，《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2期。

　　[5]同上。

　　[6]巨赞《新佛教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狮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7]同上。

　　[8]巨赞《佛学与人生》，《觉有情》1942年第10卷第4、5期。

　　[9]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现代佛学》1950年第1卷第1、2期。

　　[10]江灿腾《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页67。

　　[11]巨赞《一年来工作的自白》，《现代佛学》1950年第1卷第1、2期。

　　[12]同上。

　　[13]巨赞《佛教当前的一个严重问题》，《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5、6、7期合刊。

　　[14]巨赞《略谈佛教的前途》，《现代佛学》1952年第2卷第8期。

　　[15]巨赞《现代佛学社缘起》，《弘化月刊》1950年第6卷第111期。

　　[16]巨赞《所期望于佛教整理委员会者》，《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3、4期。

　　[17]巨赞《关于整理僧伽制度一点不成熟的意见》，《现代佛学》1953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