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义理如何诠释和谐思想

佛教义理如何诠释和谐思想
　　杨曾文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印度，在向国内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在教义上同属一个体系，被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统称为小乘。大乘意为大的运载物，谓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的此岸到达觉悟解脱的彼岸；小乘意为小的乘载物，大乘说它只能运载少量众生到达涅槃彼岸。现在一般把它们看作是佛教发展的两大阶段、两大类佛法，而舍弃原来含有的褒贬意义。在佛教向世界各国、各民族传播的过程中又形成很多风格各异的佛教学派或宗派，无论在教义、教制和修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佛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从佛教经过的漫长历史和流传世界广阔的地域国度来看，佛教所具有的崇尚和平、和谐、慈悲、劝善、饶益众生等的性格和价值取向是十分明显的。佛教的这种性格和价值取向体现在它的基本教义和伦理、戒规的理念与规范之中。笔者在这里仅围绕这个侧面进行考察。
　　四谛与十二因缘中的和谐思想
　　小乘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以四谛、八正道及围绕生死的因果缘起学说为基本教义。
　　四谛是对造成人生苦恼的原因及摆脱人生藏苦恼途径的总的说明，是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教义中的核心内容，包括苦、集（因）、灭（灭除苦恼，达到解脱）、道（灭苦的途径）。苦谛是说人生充满各种痛苦，归纳为八种：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与自己所怨恨的人不得已而相会或结合；不能自由脱离自己所憎恶的环境或遭遇）、所求不得苦、爱别离苦（与自己相爱的人分离；离开自己爱恋的环境或年华、际遇等）、五盛阴苦（五阴指色、受、想、行、识，概指一切身心之苦）。（《中阿含》卷七、《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八等）从人的愿望来说，总是希望一生幸福、安乐、长寿、诸事圆满，然而实际上任何人皆难免来自人生的各种痛苦和烦恼，除生、老、病、死四苦外，大量是与个人的机遇、环境有关，更多的痛苦和烦恼是源于个人的追求或心理、感情因素。这正是集谛要讲的内容。
　　集谛是讲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即贪爱、嗔恚、无明（痴，不明缘起的道理）。在佛经中，一般将这三者称为造成众生种种痛苦，导致不能摆脱生死轮回的根本原因，称之为三毒。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无明，认为因为不知道缘起——“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及“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 的道理，不了解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又在一定条件下消灭，经常变动，变幻无常，所以总是抱有各种贪爱之心，贪图钱财、田园、名利，贪恋一切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在顺利的情况下便高兴，甚至得意忘形，任意妄为；遇到逆境便恚怒，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出言无逊，由此各种痛苦烦恼接踵而来，乃至导致各种纠纷，严重者甚至身败名裂，破家或发生社会纷争。佛经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例如《中阿含经》卷三记载，佛陀告诉弟子，如果自己的意志被贪嗔痴三者支配，便“心无厌足，或杀生，或不与取（按：盗窃），或行邪婬，或知已妄言”；也说过因贪引起嗔恚，由嗔恚便能带来十分严重的问题，《出曜经》卷二十记载：“所以竞利多少，亡家破国，种族灭尽，皆由恚。”在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学说中，称众生的行为为“业”，因为生前造恶业死后便难以再生为人，甚至轮回为畜生或下地狱。因此，佛教劝信众通过修行断除贪嗔痴三毒。
　　灭谛是说灭除贪嗔痴，便断除苦恼的根本原因，永远摆脱痛苦。《阿含经》记载佛陀向弟子描述自己达到的至高解脱境界是：“我生已尽，烦恼已灭，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意为我的现世生命已经结束，一切烦恼彻底断灭，修行已达圆满，从此将永远地摆脱生死轮回。这就是“涅槃”，是小乘佛教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道谛是讲灭除痛苦，进入涅槃境界的方法和途径。有八正道：正见（正确的见解）、正思惟、正语、正业（正确的行为）、正命（正当的职业和生活），正精进（正确的修行）、正念（正确地忆念缘起和四谛道理）、正定（正确地修行禅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正见，特指以缘起和四谛之理为指导的立场和世界观、价值观。
　　佛教的因果缘起学说主要是阐释生死流转的现象的，四谛中的集谛说因，苦谛讲果，构成最简单的因果缘起关系。然而在佛经中很多场合是指十二因缘学说。十二因缘，也称十二缘生，是以人生为对象的缘生说，是佛教教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何为因缘或缘生？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产生、变化都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便是因缘。因是内因，是根本原因；缘是外因，是辅助因素。有时因、缘通用，因为缘也是一种原因。由于具备一定因缘便有相关事物生起或消灭，此为缘起。佛经中常见的解释是：“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佛教以十二因缘来解释造成人生苦恼的过程和原因，把人生现象分成十二个连续的环节：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认为它们前后之间是互成因果，互为生灭的条件。“无明”即“痴”，是对佛教的教义不了解，被认为是造成众生流转生死的根本原因。“行”是指由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影响作用、形成力（业力）。“识”是指感觉和意识活动，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原始佛教有时把“识”看作是独立的精神实体，称之为“识神”，即灵魂。“名色”是指人的肉体和精神。“名”指受、想、行、识四蕴（也称四阴）；“色”指五蕴中的“色”，相当于物质，由两者构成生命体的形神关系。“六处”是指人的感觉器官和意识机能，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触”是接触外界时产生的触觉和知觉。“受”指感觉。“爱”即贪爱，对物质的或精神的东西的追求、爱恋意向。“取”是执着地求取、占取各种东西及固执错误见解等。“有”指众生和生存的环境。“生”是生命出生。“老死”是生命的衰老与终结。在原始佛教的后期，在讲十二因缘时已经把其中的“识”解释为“识神”，把“名色”解释为胎儿，从而把十二因缘解释为人生秉承前世业因投胎、出生和生长的过程。
　　上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基本教义中对贪欲、嗔恚、无明（痴、无知）所蕴含危害的阐释，对如何断除它们的说明，应当说对社会民众具有普遍的警示意义。虽然对出家、在家信众要求不一样，即使对于出家信众也不能要求皆达到最高的目标——涅槃境界（小乘以成罗汉为最高证果），然而任何僧俗信众如果照此认真修行，皆有助于克制贪欲，抑制嗔恚怨愤，增加对因果缘起和祸福相依道理的理解，进而培养慈爱、悲愍、无私、爱护众生、宽厚、忍让、和谐等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道理对教外民众也是有教示意义的。
　　五戒和十善中的道德意蕴
　　小乘的五戒、十善等基本戒规、伦理规范，虽然在后来的大乘体系中予以新的解释和充实，然而在包含的主要内容上是一致的。
　　五戒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禁止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妄语（不说谎话）、不饮酒。有的佛经，如《无量寿经》也把五戒称为五善，而称与此相反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为“五恶”。
　　五戒是在家信徒必须遵守的，认为修此五戒，行善积德，死后可以转生为人。因此，后世佛教所说的“五乘”中，将五戒之教归之为“人乘”。在出家僧尼所受持的“具足戒”（受此戒为正式为僧）中也包含这五项内容，规定严重违犯前四戒（称四重戒、四波罗夷戒，改其中的“不邪淫”为“不淫”），将受到被驱逐出僧团的处罚。
　　中国佛教高僧或身为儒者的居士，在解释五戒时，常常将五戒与儒家名教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会通，认为二者在基本含义上是一致的。南北朝时影响很大的伪经（中国人假托佛的名义撰写的经）《提谓波利经》中最早将佛教的五戒比作儒家的五常、五行、五方及五星等。北齐儒者居士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篇》中明确地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
　　后世类似这种说法很多，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将佛教五戒与儒家道德融会在一起进行解释，不仅使一般儒者、百姓对五戒的内容容易理解，而且也为僧人深入民众弘法提供方便，可以使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民众接受佛法。
　　北宋云门宗契嵩（1007－1072）在《辅教编》中说：“人乘者，五戒之谓也。一曰不杀，谓当爱生，不可以己辄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盗，谓不义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谓不乱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语，谓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饮酒，谓不以醉乱其修心。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
　　按照契嵩对五戒的解释，不但说从反面不应当做什么，同时还说从正面应当做些什么。例如不杀，不仅不应当杀动物及吃它的肉，而且要爱护一切生命。有的解释带有时代色彩，例如不盗，增加“不义不取”，其《夹注辅教编·原教要义第一》解释：“凡于他人之物，若在义理不当取者，而辄取之，皆为偷盗也。”不饮酒，解释为不因饮酒扰乱“修心”。
　　契嵩为了回应当时儒者鼓吹以兴“仁义”、“礼义”来排斥佛教，强调五戒在内容上与儒家的五常相通，修持五戒同样可以达到儒家提倡的修身、显亲尽孝的目的，进而说明佛、儒二教可以“同于为善”，“同归于治”。
　　十善，是以五戒为基础扩充来的，是佛教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恶口（不骂人，不恶口伤人）、不绮语（不花言巧语）、不贪、不嗔、不痴，是以五戒为基础扩充来的，分属身（行动）、口（语言）、意（思想）三个方面，实际是佛教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前人在解释中贯彻大乘慈悲济世和利生思想，将消极的不杀生、不偷盗等十项称为“止善”；而将积极做善事，说善语，作善想，例如：放生，布施，对非己之妻恭敬，对人说诚实语，说有利于彼此和睦的话，说和善的话，说朴实有意义的话，修不净观体认外在一切皆不净不可贪求，以慈善忍让之心待人，相信因果归依正道增长智慧，皆称为“行善”。要求信众以此来提高道德修养，济世利民。
　　可见，五戒、十善最富有道德意蕴，也可以说就是佛教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大乘菩萨之道——六度、四宏誓愿、慈悲
　　大乘佛教是在小乘佛教基础上成立的。以《般若经》为代表的大乘经典讲“诸法性空”，说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空幻无实的，然而“空”不意味着绝对的无，承认其“假相”存在，进而提出“色（按：相当于物质）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及“不生不灭，不常不断”的“中道”或“不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大涅槃经》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成佛的内在依据），皆能成佛，与另一部主张一切人皆能成佛的《法华经》一样，在理论上寓示的是对一切生命存在价值、特别是人在宇宙中崇高地位的尊重。般若空论和涅槃佛性论是构成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所阐扬的具有深奥的哲学思辨理论来分，大乘佛教先后有大乘般若中观学派、法相唯识学派和瑜伽密教。
　　大乘佛教在重视从宏观上对自然世界、人生的哲学考察和论证的同时，在现实社会人生方面也提出比较积极的应对理论，此即以“大慈大悲”为最高理念的菩萨之行或菩萨之道，主要体现在六度、菩萨誓愿、慈悲喜舍、四摄以及在北传佛教各国先后成立的佛教宗派的理论和实践中。
　　六度或称六波罗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富有深厚的道德意蕴，与慈悲、五戒、十善等在内容上密切相通。布施，包括财施、法施和无畏施，是指从慈悲之心出发济助人以财物，向众生宣传佛法，用宽慰的语言并采取可行的方法为众生解除苦厄和恐惧之心，使他们产生希望和信心。忍辱既包括生忍，也包括法忍。生忍是指在受到别人恭敬或供养时不产生傲慢和安逸之心，在遭遇别人误解而受到“嗔骂打害”之辱时不生怨恨嗔恚之心。法忍是体认诸法性空，心不为一切内外事物所动，不畏寒热饥渴，不生嗔恚、忧愁、疑、淫欲、憍慢之心。（参考《大智度论》卷六及隋智顗《法界次第初门》）
　　菩萨誓愿，即四弘誓愿，表达大乘信奉者应当为之进取的宏大誓愿，包括：“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或“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法华经·药草喻品》）。表明大乘菩萨不仅要终生学习无量佛法，终生修行以断除烦恼，永远朝着觉悟解脱的最高目标前进，而且要将普度众生作为毕生的要务。
　　慈悲喜舍和大慈大悲。慈悲喜舍既是禅法，也是利益群生应有的四种心境，源于小乘的禅法四无量心，大乘以菩萨之道加以解释，要求给众生以安乐（慈），为众生解除苦难（悲），乐善好施（喜施财宝、喜），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舍），贯穿着平等博爱的精神，可以用来克制贪欲、嗔恚、恼害、嫉妒、歧视等心理。晋译《华严经》卷六十说：“菩萨但为教化救护众生，从大慈悲来，灭众生苦故。”何为大慈大悲？《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菩萨以大慈大悲为崇高理念，强调在现实社会为众生解除苦难，给予安乐，体现了大乘佛教以普度众生为宗旨的精神。菩萨之所以是菩萨，不中道涅槃，就是为了实践大慈大悲的精神，普救一切众生。大乘佛教所说的普度众生不仅是向众生弘传佛法，引导众生达到解脱，也要求从物质生活方面救济众生，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大萨遮尼乾子经》卷八、《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仁王般若经》卷下及《法界次第初门》等）
　　贯彻慈悲、和谐精神的四摄和六和敬
　　四摄，也称四摄事、四事摄法，源自小乘，是菩萨用以引导、教化和救济众生的方式方法。包括：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布施，上面已解释；爱语，是以巧妙方式和人们喜见乐闻的语言对人说法、开示或劝导，对做错事者予以教诲，使之悔改；利行，是做“利他”之行，给人帮助、信心和欢乐；同事，做到与信徒和民众同甘共苦。在这四摄当中贯彻着菩萨之道的大慈大悲的精神，特别是最后的同事（或同行、同利）最富有“菩萨行”的特色。（《菩萨地持经》卷三、《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卷九）
　　六和敬，简称六和，源自小乘，是佛教教团内部应遵循的组织原则，是一起修行者彼此之间应当努力做到的行为规范。智顗《法界次第初门》中说：“外同他善，称为和；内自谦卑，称为敬。”蕴含着平等、宽厚、和谐、谦让和互相尊重、恭敬、爱护的精神。北宋睦庵善卿所编禅宗辞书《祖庭事苑》卷五对“六和”作了如下介绍：身和共住（在生活上互相关怀照顾），口和无诤（在语言上彼此劝善止过），意和同事（在思想上互相尊重和敬），戒和同修（遵守共同的戒律一起修行）、见和同解（见解一致共同悟道），利和同均（平等地分配受用共同财物）。六和敬既是教团内部应遵循的原则，也可作为大乘修行者与信徒、民众相处当中应当努力做到的原则。
　　可见，从佛教的整体上说，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在它们的基本教义和伦理、戒规与规范中皆蕴含着丰富的有助于促成人们身与心和谐、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