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佛教文化

郁达夫与佛教文化
　　谭桂林
　　郁达夫一生并无信佛，但与佛教文化有着深厚的关系。最突出于他的游记作品，一次高潮是两次江浙游，二次高潮是福建游览。重点介绍许多中国佛寺，约11处，构成现代游记文章的奇观。
　　洛阳加兰记，山水佛文学合一，成了游记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究其原因：①天下名山仙侣多，佛教倡出仕，山以寺名、寺以山名，名山与大刹往往是并称的，游览名山时参拜佛寺是一定的，佛寺有幽寒空灵之氛围，游山玩水谈禅谈佛。②僧人的生活方式，浪迹天涯、无牵无挂，牵动着士大夫的闲情逸致，包括现代游记，徐志摩、朱自清等，郁达夫是写这类游记作品最为出色之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游山玩水既是一种认知活动，也是一种审美活动，所谓"山自清寒水自流，草木无泪人自流。"对佛教相关事物有浓厚兴趣，明仕心态。郁达夫在留日最初几年研读几部佛教典籍，另一方面通过文艺的中介，阅读别人的作品得到的。
　　他好读施耐庵、龚自珍的书，所以他对佛教的初略了解来自于读龚自珍的诗。他在《定禅》中写道："拈花欲把禅心定，敢再轻狂学少年。"来自龚自珍的"我欲收狂以近禅。"
　　郁达夫的后期作品具有"情欲净化"。人到中年有所变化，从舒慢的人生态度得到启发，产生影响。性格上的逃禅意向，早在留学日本时，日本有个名诗人服部担风，他欣赏郁达夫的才华，服部担风有很强的佛学思想。郁达夫一生在入仕与出仕、在家与出家的矛盾之中，他"地来上谷逃禅易，人近中年弃世难。"他在新婚时就想过"何当放掉江湖去，卢荻花间结净庵。"可见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从总的趋向看出家离仕的念头与日俱增。他与很多名僧交往，1937年在厦门结识红衣法师的弟子广恰法师，两年后在南洋又与广恰相遇。在1937年经过广恰法师的引见，见了红衣法师，回福州写了首师送给红衣法师"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写出了他当时入仕与出仕的矛盾心态。当郁达夫与王映霞关系出现问题时，也是处于两难之境地。
　　禅悦境界，欲望净化。1931年自传《雪夜》写道，"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思想源头受禅宗理论的启示。禅宗主张明心见性、见性即佛，也就是说能顿悟本性，是生是佛没关系，反对苦修方式，不尊重佛教的清规戒律，走向纵欲主义。"同一无异"，也就是说你能达到"同一无异"就可以出入妓院，是没关系的。但禅宗鼓吹的纵欲是有前提条件的，但郁达夫小说反映的是精神分裂的，没达到禅宗的视若无睹境界。"家国之悲""真诚"是他的两个护身符，它能使人正视自己的畸形、悟道的佛性。他一生的审美趣味受禅宗影响，对日本的和歌和俳句十分推崇。含蓄淡雅是禅道表现形式，早期作品清幽含静，写秋意、凄风、晚霞......，后来情欲净化日益表现出来，对自然界的描写减弱，比较冲淡平和，由冷色调向中性色调倾斜。在对待自然与社会，山水与人情上郁达夫的表达形式上有了禅道的烙印，途径都是与世隔绝。禅的途径拉向自身，强调"但无妄想，信自清静"，只有接近禅学的文人才更懂得山水，在自然山水中得到愉悦。他把禅宗的生存因素降格为艺术因素。
　　履痕处处，觅说佛踪。郁达夫到江浙之游和闽中之游都是有目的的。他出游之前做很充分的准备，读地方志、看地图等，把准备的资料写进游记，佛教文化方面的介绍很多，有学者风度。他写三方面的内容：来历、沿革；建筑上有什么特点；佛教的现代变迁。郁达夫能把小寺庙的来龙去脉写得很清楚，使游记生气盎然，加深了读者对佛教的兴趣，建筑采用院落布局，各地的佛寺基本上是这样的建筑，只是大小不同。郁达夫以文人的敏感发现各自的特点，把差异性写出来。对僧侣的生活方式注意，不仅对电灯、发电机等新鲜事物的注意，而且感受到僧人思想上的世俗化。游记《花坞》写了十多年前游时感受到老妮的风度，这次重游花坞景物依旧、人却不同。写到寺院经济的世俗化是僧侣世俗化的根源。介绍了两个寺的经济来源：金缘寺，有田、有房出租；五泄寺，和尚不多，吃肉，当家的和尚叫经理，变化缘为自我营生。揭示了经济、生活双重的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