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宗教对话的新思考
关于宗教对话的新思考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一
由于迄今为止,大多数宗教对话的理论探索都是由基督教方面的思想家进行的,我们自然会发现,他们的很多论说,都是用来同自己教内的反对者进行辩论,所以他们也自然地使自己的论说形成某种神学,或像斯威德勒这样冠以“神学”之名。而且,由于自己出自某种传统这一事实,也由于其他宗教的对话者都出于某种传统的事实,他们会自然地把理论探索者同某一传统特别是宗教传统紧密地联系起来,几乎无意识地把这种联系视为当然的前提。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先说第二个。在一个传统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不一定所有的思考者或理论探索者都会自觉地从某一传统出发来思考问题,包括宗教对话问题。考虑到有些思考者是自觉地批判宗教或反对传统,再考虑到各民族文化传统多半以某种宗教为核心,而有些思考者即使不反对传统也会反对宗教至少是其过时的象征体系,又再考虑到现代意识形态或者不易、或者尚未、或者不再成为普通民众的传统,那么,某一传统与宗教对话的理论探索就更不一定必然相联了。何况,例如客观的或科学的或中立的宗教学术,可以对宗教对话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它至少在学术的方法论上,就是要自觉地摆脱任何一种宗教传统的。
第一个问题与第二个相关,即在上述论证之后,在寻求一种“普世性系统反思”或“普世世界语”的工作中,也就不必使用与宗教传统相关的“神学”一词了。何况,一些非宗教性的意识形态之经典(例如《资本论》),其在相关社群(如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权威性虽然很高,但同宗教经典在宗教社群的权威的性质是不同的,即它们并没有超越此世意义上的神圣性质(所谓“工人阶级的圣经”之说,只能在比喻的意义上理解)。
当然,在指出斯氏理论的盲点(例如中国学者不一定都会站在儒家传统中立论)之后,我们也应记住,斯氏的本意,一是对话参与者应出自(如果不是代表的话)参与对话的传统,二是“普世的系统反思”或“普世世界语”应吸收传统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智慧。这两点都是可以理解也可以赞同的,以上批评的目的只有两点。一是要补充说,在方法论上采用摆脱传统的、客观中立的理性立场的宗教学术界,不但可以为宗教对话发挥促进作用,而且其理论探索也许会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说,当宗教对话有两方(两种宗教的代表)参与时,学术界可以成为第三方;当宗教对话有三方参与时,学术界可以成为第四方,……不是作为“仲裁者”,而是作为“协调者”、“缓和者”、“促进者”或“翻译者”。二是要补充说,吸收传统智慧也有采用什么形式或“言说方式”的问题,采用某一宗教传统的“神学”形式,显然不如采用不属于任何宗教传统的哲学形式(哲学本身不仅仅只有理性主义传统)更能适应多元宗教的需要,更能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
以下的思考或探索,虽然不是建立在这两点批评的基础之上,但却是建立在这种早已确立的认识之上的:
进行自由反思的哲学,可以而且应该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反思传统本身。
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可以而且应该纵览往昔的遗产而有所贡献于当代社会。
追求智慧之爱的哲学,可以而且应该超越知性的局限而吸纳一切永久普遍的智慧。
二
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探索,是针对各宗教所用的象征体系彼此不同造成的对话障碍,用一种系统的全球宗教哲学来进行某种“打通”的工作。
在概述该哲学的系统论点之前,我想根据新近所见的几个观点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第一,宗教对话的目标问题。
尽管斯威德勒为对话提出的十条“规则”,表现出他在对话目标方面有一些过高要求,我在前面已对此作了详细分析。但是他在明确表述对话目标的时候,却十分克制,因而表达得十分恰当,那就是:第一,更深地了解自己;第二,更真地了解别人;第三,更充分地据此而生活。这是相当低调也很温和的目标,但是却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相比之下,潘尼卡的目标却显得过高,也许少数先知式地富于普世精神的人物可以达到,但是对广大的一般信众而言,却不但难以达到,而且难以接受:他要求超越理性的层次,从“理智见解的交流”进而深入对方的“宗教态度之深层”,在精神上经历对方神秘的宗教体验。也许是受到潘尼卡的影响,中国学者王志成也提出,宗教对话应有“灵性层面”,参加宗教对话必须“敢于冒丢弃自己原先信念的危险”, “宗教对话的目的是对话各方通过彼此的互动,共同解决现实的问题和教义的分歧,探讨灵修的合理进路。”我想,对于广大的普通信徒而言,若要他们去“冒丢弃自己原先信念的危险”,他们很可能就不要宗教对话了。而且,对话也不可能以“解决”“教义的分歧”为目标,更不可能以“探讨灵修的合理进路”为目的,因为一种宗教同其他宗教的教义分歧不可能也不需要“解决”,一般信众同时也不认为自己宗教的“灵修进路”需要与其他宗教或非宗教的人士去“共同”“探讨”。
我想,宗教对话的目标,应该针对今日世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来提出,而且应该能为广大信众所接受。众所周知,今日世界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就与宗教有关的而言,首先是宗教分歧同族际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与之相关的在“交织并存和密切互动”状态下各宗教的相互关系;最后是广大信众也卷入其中的当代社会的道德下降、环境污染、社会公正等等具体问题。所有这些,也是广大信众愿意讨论甚至十分关切的问题,因为他们一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宗教同流血的冲突扯上关系,他们都会不同程度地同其他宗教的信徒做邻居打交道,他们都愿意各种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或缓解,如果自己的宗教能够有益于此,他们会感到高兴。
因此,我认为宗教对话以这样三个目标为限是适宜的: 1、和平共处;2、友好交往;3、有益世人。
第二,宗教对话的关键问题。
斯威德勒和其他学者都论述过宗教对话的不同领域或不同层次,例如前面提到斯氏所谓“实践领域、灵性领域和认识领域”,王志成也提到了“人性、理性和灵性”三个层次。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推进任重道远的宗教对话,关键何在?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关键在认识领域或理性层次。这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者都是一些理性十分发达的思想家,而且更是因为,对话的历史证明,在实践领域,各种宗教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例如在环境保护、全球伦理、裁军与和平、维护家庭与儿童权利、堕胎与生育控制,甚至生命伦理与克隆技术等问题上,各种宗教都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甚至采取一致行动。另一方面,在“灵性”领域,各种宗教又非常难于也没有必要取得一致,因为宗教本身就是灵性领域的不同表现,每一种宗教都认为自身找到了灵性提升的最佳方式,因此或者认为不可能从其他宗教得到教益,或者认为无此必要。像潘尼卡那样能向对方的“宗教态度之深层”行进的人,或意识到王志成所说的“灵性对话对彼此的灵性成长有独特的意义”的人,在普通的宗教信徒中是少之又少的。
当然,实践对话和灵性对话十分重要,而且是宗教对话不可或缺的两大领域。但是前者较易进行和取得成果,后者脱离了广大信众的一般需要,在可见的将来很难取得突破。于是,剩下的同样重要而有望取得进展的对话领域,既可以为实践领域的合作行动提供理性的论证,又可以为灵性领域的进展提供理性的基础,而本身又具有相当的困难度和复杂性的领域,就是所谓“认识领域”了。用斯威德勒的话来说,就是“如何进行宗教之间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前进之路不是在实践和和灵性领域,而是在认知领域。”
我们当还记得,斯氏所说对话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不得不以认识为核心问题(认识对方的真相;认识对方的价值;一起探索对实在新领域的认识),这实际上也论证了宗教对话的关键是认识问题,也就是理性问题,所以他的宗教对话理论从头到尾都在论述“系统反思”的重大问题。
我认为,讨论宗教对话的关键,应该不离宗教对话的目标。以前述斯氏所说三大目标而论,其中的两个即“更深地了解自己”和“更真地了解别人”,都离不开理性认识。而就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三个适宜的目标而论,则每一个都有赖于达成共同的理性认识:“和平共处”需要的理性认识,是“我活,也让你活”,即各方有同等的生存权;“友好交往”需要的理性认识,是“敬人者,人恒敬之”,即尊重和互惠是双向的;“有益世人”需要的理性认识,是“仁慈乐善,利已利人”,即造福人类既有利于人群,又在各宗教平等的和平竞争中有利于宣扬自身。
正因为宗教对话的关键是“认识”问题,所以理性和哲学在其中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
第三,宗教对话的语言问题
前面提到,斯威德勒早就意识到,“在反思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的整个全球事业中,必须铸造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言说方式”,而且他早已具体地思考了所谓神学—意识形态的“普世的世界语”的问题。简言之,就宗教对话问题而言,他率先思考了对话需要某种共同语言这一根本问题,并富于原创性地进行了具体而认真的探索。
另一位宗教对话的思想家潘尼卡并不支持这一探索,因为他不赞成任何“人为的工具”。但是潘尼卡自己的理论探索却在实际上证明了斯威德勒的思考是不能回避的,共同的语言对于任何对话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印度—美国学者密特拉所言:斯威德勒“要靠为一种宗教的神学提出一种‘世界语’来解决不宽容和误解的难题。这个词肯定会而且已经引起了许多反对意见。在潘尼卡(他的思想使我想起飞行中的鸟——是如此随意而自发)看来,人为的工具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事实上,尽管也许不自觉,他却是追随了斯威德勒,肯定了斯威德勒提议的精神,因为他创造了‘cosmotheandrism’这一类术语,这一术语可以为基督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所共用!”
中国学者王志成似乎也不赞成这一主张,但他并未提出合理有力的论据,而且在论述时常常矛盾或离题,甚至在否定之后似乎紧接着又予以肯定。例如他写道:“宗教对话究竟需不需要另一种语言?我们认为不需要,但可以对每一种语言作具体的诠释。”然而人人都知道,诠释就需要语言,对宗教的语言“作具体的诠释”,只要不是宗教内部的“以经解经”式的诠释,就需要另一种语言。例如王志成自己使用的“存在维度”、“灵性实在”等等,就已经是他想要用来解释各宗教某些内容的“另一种语言”了。想要“诠释”“每一种语言”,怎能“不需要”“另一种语言”呢?
总而言之,这一类反对意见不但在理论上无法成立,而且在实践中也会被反对者自己所否定(他们若不采用另一种语言而只采用宗教的语言,他们的言论就会只有该宗教信众倾听,而不成其为对话工具),这种实际存在的现象比许多理论加在一起还要有力地证明,各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只要想避免“聋子对话”的局面,就离不开一种共同的语言。这正如一个说印地语的人同一个说汉语的人想要真正地对话,就必须都说同一种语言一样,假如双方都不能或不肯说对方的语言,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双方都说“另一种语言”。
在各种宗教的信徒基本上都不能或不愿采用对话另一方宗教的语言(即包括术语、概念、命题、思维方式与观念理论在内的象征体系)来谈话的现实条件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探索一种语言或学科符号体系,它应该既能涵盖或表达现存主要宗教的主要论题,又不带有或尽量少有某一宗教的信仰和情感色彩以免刺激其他宗教的信徒。
纵观世界上所有的学科语言或符号体系,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唯有哲学。由于哲学也研究宗教关注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在所有学科中只有它能涵盖或表达各大宗教的论题;又由于哲学具有理性的而非信仰和情感的特点,所以它的语言系统,可以被各宗教具有共同理性的信徒们所接受,正如数学和科学可以被各宗教的信徒接受一样。
三
但是这种哲学必须超越理性主义的局限,以便涵盖或表述斯威德勒所说的传统中超出理性智慧的那些智慧,他所谓“神学”一词可涵盖的智慧,实际上也就是各种宗教之中的古老智慧。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尽管我在写作此文之前未读过他的这一论点),还因为考虑到这种哲学必须对作为整体的宗教现象有所观照,必须对全球化时代的宗教对话有所裨益,所以,我在试图打通宗教象征为宗教对话造成的障碍之时,采用了“全球宗教哲学”这一术语,作为我的理念体系的名称,并为它的“全球性”、“宗教性”和“哲学性”分别作了论证。
现在,我终于可以如上一节开头时所承诺的,来概述一下该哲学的系统论点了。
第一,这种哲学不是为某一地域、某一群体或某一宗教服务的,而是为世界上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广大人群进行宗教对话服务的,是以理性为本但又超越理性局限的,所以它应该是一种全球性的、宗教性的哲学。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在人类生活之中,它的方法必须把诠释与开放结合起来,必须把继承性与创造性结合起来。
第二,这种哲学的认识论以世界整体及其本源为认识对象,兼取言(符号象征)、情(生存体验)、理(理性智慧)为认识途径,但更追求整体的启示和信仰之道。
第三,这种哲学的本体论兼顾多数宗教强调的世界本源的“实、有、是”特点和少数宗教强调的“空、无、非”特点,兼顾一些宗教理论强调的世界本源的“超在”特点和另一些理论强调的“内在”特点,指出其共同性在于作为本源而使世界存在的“神秘”特点。各种宗教正因为承认“神秘”不可理解不可言说,才成其为信仰。
第四,这种哲学指出,信仰的对象或俗称的神必须具有终极性、超人性、包容性和绝对性,并被信仰者视为神圣。无前者则沦为伪宗教或准宗教,无后者则不成其为宗教。
第五,这种哲学指出,世界各大文明的宗教理论都不否认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具有运动性和内在的有机联系,是一个多元统一的整体,内在地无限但整体地依存于其信仰对象或世界本源,而且在本体论的而非纯时间的意义上有其起源与归宿。
第六,这种哲学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认为人性的起点是脱离兽性;人的欲望种类无穷,需要良知的引导;人的求知深度无尽,其最深之处在悟道;人的超拔需要慈悲或仁爱,其最高境界即成圣。向信仰的对象接近或回归,应是人性的目标。
第七,这种哲学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不主张以自私的小我取代无私的大我,在社会观上都主张个体与群体应该和谐,在文化观上都主张信仰对象是根本而人类文化只是花果,在历史观上不论持循环论还是线性论,都承认永恒观念,都主张人一方面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
最后,这种宗教哲学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此世,而有一种超乎此世的期待。这正是所有的宗教之所以是宗教的重要本质。
所有这些论点的根基,都在各大宗教之中,所以这种宗教哲学的主要论据,乃是各大宗教的圣典及其哲学或理论方面的经典。
当然,由于这种全球宗教哲学涉及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绝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详加论述,所以,在此只能将其内容作一个纲要罗列,这是不得不请读者原谅的。
总之,提出这样一种全球宗教哲学,是我为宗教之间对话障碍的消除,所作的一点理论探索。这种探索,至少在主观上是想努力“进行自由反思”、“体现时代精神”、“追求智慧之爱”,因此,也就必须努力探索“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反思传统本身”、“纵览往昔的遗产而有所贡献于当代社会”,以及“超越知性的局限而吸纳一切永久普遍的智慧”的道路。
十年探索,不过是漫漫前路上的小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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