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记少林寺下院新密超化寺阿育王塔（超化塔）

追寻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记少林寺下院新密超化寺阿育王塔（超化塔）
　　超化塔：“中华此塔第十五”
　　“超化塔，十八层，天仙庙，滴水棚；密县城，真可夸，琉璃迎壁玉石塔。”
　　这首至今仍回响在新密大地上的千年童谣，“记忆”的是新密人的骄傲。而童谣中咏唱的新密人的“第一骄傲”，就是位居该市超化镇超化村超化寺的超化塔。
　　河南省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超化寺超化塔这是今日中国对超化塔通信地址的标准陈述；若在欧美国家，超化塔通信地址的标准陈述应是超化塔超化寺超化村超化镇新密市河南省。
　　先有超化塔，后有超化寺，而后才有超化村再有超化镇，“欧美陈述”恰恰映射着“超化地区”渐次发展的历史进程。所谓“超化”，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法门寺之“法门”相若，不但佛意盎然“即佛氏超脱众品，化育群生之说也。惟其超也，故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惟其化也，故受起于识者，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发者……”（清雍正年间《重修超化寺毗卢殿记》），而且它们都以奉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而驰名天下。
　　法门寺与超化寺旧称皆为阿育王寺，其塔皆曰阿育王塔唐代佛家经典著作《法苑珠林》等认为，因其塔是阿育王为奉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所造，故称之阿育王塔。也就是说，释迦牟尼灭度百年后，阿育王将佛祖的真身舍利分作八万四千份，造塔八万四千座，中国得十九，其中法门寺阿育王塔位列第五，超化寺阿育王塔位列十五。对此，金代著名学者、曾在郑州担任过防御判官的王庭筠（1151年~1202年）赋诗《舍利塔》以纪以赞：
　　苍山亭亭如覆盎，佛塔东西屹相向。
　　林头初日射重檐，黄金丹砂晔生光。
　　中华此塔第十五，图记所传知不妄。
　　智慧薰成舍利灵，夜半奇芒时一放。
　　想见当时阿育王，麾叱神工鞭鬼匠。
　　云车瘴海挽炎沙，沙底黄肠三万丈。
　　石拟方面篾席叚，铁锢瘦中腰鼓样。
　　功夫巧密业长久，位置雄尊气高涨。
　　地皮浮水肤寸许，早溢与之俱下上。
　　嵩山龟山夏秋雨，雨潦纵横岁相荡。
　　帖然并寺向东去，终劫不敢生波浪。
　　天龙围护夜叉守，山寺平安塔无恙。
　　塔前树秀老不死，树下水流多益旺。
　　再拜初尝一勺甘，洗我三生烦恼障。
　　供奉释迦牟尼遗骨的塔，称为“舍利塔”；“中华此塔第十五”中的“此塔”，正是新密市的超化塔。
　　“王庭筠《舍利塔》一诗中的‘佛塔东西屹相向’，与新密童谣中的‘超化塔，十八层’是能够相互印证的。”新密市文化馆前馆长李宗寅先生说，“一般来说，在舍利塔中，十三层的塔已经是最高级别，之所以有‘超化塔，十八层’的童谣，那是因为新密百姓把超化寺‘东西屹相向’的两座佛塔的层数加了起来，才达到‘十八层’两座佛塔，一座十三层，一座五层。”
　　超化寺的五层佛塔至少在清代已经倒掉，如今只活在文献中；超化寺的十三层佛塔毁灭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如今巍然屹立的超化塔，不过是新世纪“重修”的。
　　说“重修”不言“重建”，盖因超化塔是1963年河南省公布的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虽然超化塔被扒掉了，但省里也没就此下文件，说它不是省保单位了。‘重修’的超化塔现在是不是省保单位，我也搞不清。”李宗寅先生说。
　　“超化塔非常漂亮，全国仅有，如果放在现在，绝对是国保单位。后来我见到过那个号召群众扒掉超化塔的干部，还曾对他说，将来写《文物志》时，会给他留下一笔的。”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杨焕成先生至今仍对“超化塔的倒掉”耿耿于怀。
　　“超化塔的倒掉”固然可惜，但法门寺的塔与超化寺的塔一样，都是近年来“重修”的不同的是，法门寺的塔下地宫，是考古工作者打开的，安奉于此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又见天日，再放光华；超化寺的塔下地宫，是“民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掘开的，安奉于此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虽见天日，却迷雾缭绕。
　　塔是安奉佛祖舍利的，或者说是安奉佛的精神的塔与舍利，谁轻谁重、孰主孰次，一目了然。如今，超化塔地宫被“掀”已经30多年，少数当事人已经故去，大部分当事人年事虽高，仍还健在追问“迷雾缭绕”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不但是时候了，而且不容迟缓……
　　超化塔的“倒掉”与“重修”
　　“谁扒塔，×他妈。上去二十四，扳死二十三（方言，读作ｓａ）；一个没扳死，扳个仰八叉。”
　　这是一首有关超化塔的“新童谣”在1969年冬至1970年秋“热火朝天”的扒塔运动中，这首“新童谣”也被超化村的孩子们热火朝天地传诵着。“那时，村里的孩子在超化下寺上学，塔在超化中寺，出了校门，往西不到100米，就是扒塔现场。这样的话，孩子们把这首‘童谣’当成‘娱乐’传诵，在那个缺少孩子‘娱乐’的年代，现在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儿。”超化村村委委员孙伟，扒塔的时候正在村里的小学读书。2007年4月11日，在超化村村委办公室，他向记者追述了1969年的扒塔往事。
　　超化寺分为上寺、中寺、下寺三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自西南山冈（今白云山庄）逶迤而至东北洧水谷地（今超化村），绵延千米，超化塔就建在寺院的中心超化中寺的坡地上。如今，超化下寺（因上寺、中寺近乎凋零，现在通常称其为超化寺）的牌坊还“淹没”在钢筋水泥的建筑中，只是门楣上“教育要革命”的“水泥塑字”，已经被一个简易的黑色牌匾所笼罩，露出完整的“教”与“命”、半拉子“育”和“革”，诉说着“文化大革命”时期下寺曾“进驻”过教书育人的学校。而黑色牌匾上粘贴的“超化寺”三个大字，与牌匾一样前凸后翘，破败不堪。尽管如此，它毕竟已经宣誓了一种“回归”，而1987年3月1日公布，郑州市人民政府、密县人民政府联合竖立的“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超化寺”的石碑，也与门前的两只石狮子一起，共同为超化寺保驾护航。
　　“谁扒塔，×他妈……”是谁编的“新童谣”，今天已无法追寻。但超化人反对扒塔，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他们为什么反对扒塔，似乎也与佛祖，特别是护佑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毫不相干因为那时，超化已经没人知道超化寺的来龙去脉，他们更不知晓超化塔下安奉着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
　　他们反对扒塔的理由很简单“超化塔是当地一景，在外的超化人返乡或本地的超化人走亲戚回家，在10里之外，都能看到高耸入云的超化塔，这时从心理上说，就已经到家了。”孙伟先生说。
　　什么佛祖不佛祖的，超化人可以不管不问，但作为一种文化，超化塔早已融在超化人的血液里这是他们反对扒塔的根本原因。
　　但为什么要扒塔呢？
　　“当时扒塔的理由有三条：一、在红色革命政权（超化村为超化公社革命委员会驻地）所在地，耸立着一个又破又旧，更是‘封建迷信’象征的砖橛子，很不相称；二、公社要建砖瓦场，为建设新的革委会大院服务，急需一些砖作为启动物资，这塔是砖堆起来的，正好派上用场，也是‘抓革命，促生产’；三、当时塔下是超化革命群众集会的广场，而这塔每年都会脱落残砖，砸伤革命群众。”新密市《溱洧文化》主编郑观州先生说，“这三条‘罪状’或理由，是扒塔前定的，还是扒塔后省里追究责任时补的，现在已经没人能够说得清楚。但在1966年红卫兵造反、破‘四旧’的狂飙中，超化塔并没有被扒掉就是个别红卫兵想扒，没有人给他们搭建脚手架，他们还怕砸死自己，不敢去冒这种风险的。”
　　“超化塔是唐代开元年间兴建的，是盛唐之遗物，老石灰‘焊’古砖，很结实、很难扒。从1969年冬天搭架，到彻底扒掉超化塔，20多人在扒塔工地上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人是从超化公社水利专业队抽调过来的，负责人叫申洪彬。而做出扒塔决定的，则是超化公社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刘鸿恩。”孙伟先生说。
　　“巍巍古塔，虽经千年风雨而傲然屹立，历数次兵燹法难而伟岸挺拔，实乃佛徒之幸，吾超化之幸也。但‘文化大革命’动乱，‘破旧’风靡，千年宝塔被毁，令人扼腕叹息！悲夫，塔经千载而安然，而毁文明于今世，实无颜先祖，愧对子孙耳！”2003年5月8日，超化镇党委书记邓国锋在《重修超化寺塔记》中这样写道。
　　扒塔费时近一年，“废料”当成公社新建砖瓦场的启动物资；建塔（虽是新建，统一的称谓却曰“重修”）仅用半年，耗资120万元。
　　这120万元，来自反对扒塔的超化村民的集资；重修的超化寺塔，依旧塔照片资料由河南省古建研究所设计。
　　2004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超化塔举行开光典礼35年后，它又回到古老的洧水之滨。
　　超化塔的“失忆”与“记忆”
　　如果没有2003年超化塔的“重修”，超化人也许还无从知道超化塔为什么会成为新密人的“第一骄傲”。
　　袒腹光脚、慈颜笑口的大肚弥勒坐像，身披甲胄、手按金刚杵的童子面菩萨韦驮站像，崭新灿烂，犹如昨日刚刚“进驻”破衰老旧的超化寺山门古旧的超化寺山门正面门额镶嵌砖刻“超化古寺”，背面则是“名刹拾伍”。
　　“超化古寺”很好理解，“名刹拾伍”说的是什么呢？
　　是郑州的“名刹拾伍”，河南的“名刹拾伍”，中国的“名刹拾伍”，还是世界的“名刹拾伍”？或者说，超化寺为什么偏偏是“名刹拾伍”？对此，当下的超化人一直是糊里糊涂，不明不白。
　　清代编修的《密县志》云：“超化寺在王村保，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建，地有竹、木、鱼、稻，颇具江南风致，为宋元游赏名区。（明代）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掘地得唐碑一，今嵌寺壁上。西岗旧有塔二，今存一，世传在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内。”而现今安放在超化寺大雄宝殿门前甬道西侧高约1米、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八月雕造的石质香炉的底座刻文，对此亦有详述：“密县超化寺阿育王所造，释迦佛舍利宝塔于其旁，有溱洧水之源流，乃天下第一十五座之名山，诚天设地（造）之境，檀椰作福之场。自汉朝益崇尚于今朝，群黎共仰，诸夏同钦……”
　　“名刹拾伍”与“第一十五座之名山”，似乎都是在说超化寺的地位无论这种地位是在何种范围之内。
　　“为重修超化寺塔，我们曾到法门寺参观。法门寺博物馆‘历史文化陈列’展厅里，悬挂着‘中国古代十九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宝塔分布图’，它清楚地标明了十九座舍利宝塔的具体地点，其中超化塔位列十五。”李宗寅先生说。
　　十九座舍利塔分布何方？超化塔为何名列十五？
　　这盖出被宋代佛教领袖释赞宁赞为“如提纲焉，如举领焉”、“行于天下”的唐代佛教经典著作《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为唐代佛教领袖释道世（名避太宗之讳，多行其字，时称玄恽）所作。道世与道宣“同驱五部之车，共导三乘之轨”，是盛唐著名佛教学者。弘法之余，道世深研经藏，博览穷究，费时十年，撰成一百卷的《法苑珠林》，其中具体列出了阿育王在中国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相继建造的十九座宝塔塔名、建塔时代与立塔地点：1.西晋会稽县塔；2.东晋金陵长干塔；3.石赵青州东城塔；4.姚秦河东蒲扳塔；5.周岐州岐山南塔（即法门寺塔）；6.周瓜州城东古塔；7.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8.周洛州故都西塔；9.周凉州姑臧故塔；10.周甘州删丹县故塔；11.周晋州霍山南塔；12.齐代州城东古塔；13.隋益州福感寺塔；14.隋益州晋源县塔；15.隋郑州超化寺塔；16.隋怀州妙乐寺塔；17.隋并州净明寺塔；18.隋并州榆杜县塔；19.隋魏州临黄县塔。
　　道世认为，“佛法东流已来道俗所造感通者，则有百千”塔，唯此十九塔“并是阿育王所造”。阿育王是怎么在中国造下这十九座宝塔的呢？《法苑珠林》写道：“吾灭度后一百年满，有王出，世号为阿育……一切鬼神并皆臣属。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开前八塔（先前古印度地区的八位国王分割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后所造的八座宝塔），所获舍利役诸鬼神，于一日一夜一亿家施一塔，广计有八万四千塔。”而这十九座宝塔，皆在“八万四千塔”内。
　　这十九座宝塔虽然先后再建于晋、隋之际，但不是“造新”，皆为“修故”。对此，《法苑珠林》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祸。斯言（在这十九座宝塔上）验矣。”
　　超化塔既建于隋，它又如何“验矣”，实乃阿育王“役诸鬼神”的杰构呢？
　　位于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超化寺的超化塔，是阿育王为奉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所造，在中国古代十九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宝塔中位列第十五。
　　超化寺：东方“净土”之滥觞
　　当下佛教寺院的中心建筑，是奉安释迦牟尼佛塑像的大雄宝殿；隋唐之前佛教寺院的中心建筑，是奉安释迦牟尼佛遗骸的舍利宝塔。
　　大雄是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的“德号”，差强可比中国皇帝的谥号，只不过帝曰驾崩，佛曰灭度。释迦牟尼传法时，除宣扬大慈大悲外，前面还有大雄大力——因为众生都被业障左右而颠倒善恶，所以佛祖主张要先用大雄大力降伏诸魔，再用大慈大悲教化众生。因此，大雄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德号”，寺庙也把供奉世尊的中心殿堂，称为大雄宝殿。
　　从弘法的途径讲，这当然是精神先行，物质（塑像）相辅——是精神与物质的有机结合。
　　这种弘法方式，当然是后继或曰“新生”的——作为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阿育王广造八万四千塔弘法，起初选择的恰是与之相反的途径：以物质（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为载体，聚拢精神信仰。这，恰是贯彻落实佛祖曾经的预言——
　　“吾灭度后一百年满，有王出，世号为阿育……一切鬼神并皆臣属。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开前八塔，所获舍利役诸鬼神，于一日一夜一亿家施一塔，广计有八万四千塔。”
　　把佛祖的“骨灰”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安奉在“八万四千塔”下，舍利塔与地球上每一座名山、每一条大川同生共辉，千古不老，这实在是冠绝天下的伟大策划与伟大实践。
　　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一日一夜之间，由八塔“裂变”为“八万四千塔”，这“八万四千塔”自然是佛教世界的物质塔柱，精神之天。佛教在世界范围的弘法，自“八万四千塔”而起；“八万四千塔”，每一座塔，都是弘扬佛之精神的圣地。
　　观察一座古老寺院的雄尊与其在佛教发展史的位置，不该只看大雄宝殿建筑体量的大小级别，与佛祖塑像泥块的大小装扮，更应考量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的体量与层数。超化塔至少在大唐开元二年就走向了佛教世界的巅峰——十三层的超化塔，是级别最高的释迦牟尼塔陵。
　　而超化塔在“八万四千塔”内，是阿育王塔，这又是怎么来的呢？
　　唐代佛教领袖释道世在他的经典著作《法苑珠林》中是这样说的——
　　“郑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余里密县（今新密）界。在县东南十五里。
　　塔在寺东南角。其北连寺，方十五步许。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腾涌沸出，流溢成川。
　　泉上皆有安柏柱，铺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编次铺之；四面细腰，长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铁固之。
　　近有人试发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团。便抽一团。长三丈，径四尺。现在。自非轮王（阿育王）表塔神功所为，何能辨此基构，终古不见其俦也（大千世界，不见来者）？
　　今于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绝无水声。岂非神化所致也？
　　有幽州僧道严者，姓李氏，形极奇伟，本入隋炀（隋炀帝）四道场，后从俗服。今，年一百五岁。独住深山，每年七日来此塔上尽力供养。（道）严怪其泉流涌注无声，乃遣善水昆仑入泉寻讨。但见石柱罗列，不测其际。中有宝塔，可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测其由。时俗所传，育王所立。
　　隋祖（隋文帝）已来，寺塔现在。”
　　“淖泥之上”的建筑奇迹
　　隋祖时代落成的塔，只是在阿育王塔上再“架塔二重”。阿育王塔在隋塔之下，在地中、在泉中，它“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
　　这，才是传说中阿育王役使鬼神建造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塔。
　　“文化大革命”期间扒掉的超化塔，不在地下、泉中，也不是只有“二重”。它，既不是阿育王塔，也不是隋塔。
　　《法苑珠林》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扒掉的塔，建于唐开元二年（714年），是座唐塔。
　　该塔是十三级方形砖塔，高30余米，塔基南北长7米、东西宽7．1米、壁厚2．1米，券门、中空、不设登塔步梯——尽管该塔被“溱洧映带，崆峒南屏”，耸立于“空同（崆峒）之邱，双济（洧水、水在塔之西侧交汇）之南”，这儿河、山、湖、泉，竹、木、稻、菽，风致殊胜，但该塔并没有被唐人“打造”成登高望远、把酒临风的“观景塔”。它，还在忠实而虔诚地履行着自己护佑释迦牟尼灵骨的重任——也唯如此，这才符合道世在他的《法苑珠林》提出的“敬塔”标准。
　　道世当然不可能见到这座开元唐塔，该塔建成之际，他已经圆寂。但他弘扬的佛家精神，却被凝固在这座开元唐塔上，这就是“造新不如修故”——塔虽是新的，但该塔护佑的，仍是塔下的阿育王塔与佛祖舍利。
　　中国不在阿育王的势力范围，那时他不可能在中国造塔；阿育王役使鬼神造塔，自然也不可信。但问题是，为何有这些怪异说法？难道纯为胡说八道？
　　释道安、朱士行等《经录》言，秦始皇时，外国沙门释利防等18人手持佛经与19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宝匣，历时4年，穿越36国，来到秦都咸阳。他们想弘化秦始皇，结果反被秦始皇抓了起来。之后，19份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流落民间，成为秘密弘法的圣物。
　　法门寺博物馆馆长韩金科研究员在《法门寺文化》一书中，谈过他对这一说法的观点：秦始皇当政时间是公元前246年~前210年，阿育王在位时间是公元前273年~前232年。西域在阿育王的布道之内，而西域与秦进行过民间交往，当是可能的（何况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就曾出土过大量的和田玉，专家大都认为早在商代中原与西域之间就已经开发出一条玉石之路）。因此，释利防等18人在秦代到中国弘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了。
　　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佛教传入中国，这是史家公认的。几十年后，西域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来到洛阳，他在译经之余，发现了释利防等人在秦始皇时代遗落民间的佛祖真身舍利，于是就建议桓帝19份舍利建塔供养，让众生见灵骨如见佛祖，闻经卷如闻佛音，以此安定天下社稷。于是，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19座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宝塔。
　　当然，那时塔不叫塔，而叫“浮图”等。“塔”这个字，是在公元400年前后，才被佛经翻译家鼓捣出来的。那时的佛，也常被称为“佛图”、“浮屠”等。《后汉书·蔡楷传》云：“闻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此道（佛教）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
　　《后汉书·蔡楷传》中的“浮图”，是不是后来的舍利塔，很难判断；安世高建议桓帝为散落民间的这19份舍利建塔供养，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也很难决断。但《魏书·释老志》却说得明白：“佛既谢往。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而有光明神验。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为塔。犹宗庙也。故时称为塔庙者是矣。于后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阳（洛阳）彭城姑臧（凉州）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
　　《魏书·释老志》既曰“盖承其遗迹焉”，这个“遗迹”，是桓帝时代的“遗迹”，还是阿育王的“遗迹”呢？
　　宗教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无非是聚集信仰的力量——《魏书·释老志》曰“谓之为塔。犹宗庙也”。这，倒是道出了佛教在中国化的道路上融会中国文化的过程。其实，关于“舍利”与“舍利塔”的传说与神话，也一如中国的黄帝铸鼎、禹铸九鼎的鼎之传说与神话，这里面不会全是“凭空捏造”，一定有着某种可循的历史轨迹。而19枚舍利，洛阳附近地区竟然超标准地分得其三，分别被安奉在洛州西塔、超化寺塔、沁阳妙乐寺塔，这似乎可佐证：中国分割佛祖舍利的时间，当在以洛阳为京都的东汉时代。《法苑珠林》把阿育王建造超化寺塔写得神乎其神，但“文化大革命”时期扒掉超化塔，在其塔基之下出土100多尊均有1米多高的、隋唐之前的石质佛像的事实，似乎也印证了《法苑珠林》“淖泥之上”的造塔神话，也不是什么“凭空捏造”。再者，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老照片也告诉我们：超化塔下泉水澎湃，“淖泥之上”造塔不是什么虚妄。更何况，隋唐乃至更早，超化塔之下更该是“淖泥”世界。
　　《法苑珠林》所言的造塔神话，自有造塔历史作为它的标杆。30多米的超化塔立于“淖泥之上”，千年不倒，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净土初祖”的觉悟道场
　　在神话、神圣与神秘的笼罩下，佛骨为何会安奉在超化古寺的问题，几乎无法相问。
　　这是一个不解之谜。但今天的我们，不得不问：名头并不响亮的超化寺，凭什么安奉了佛骨？
　　佛骨是佛教界的最高圣物，在哪儿建塔安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犹如在哪儿建起释迦牟尼陵寝与佛教宗庙——说俗了，哪儿获得佛骨，哪儿立马就“名利双收”，不但雄尊天下，而且供养连绵。在那个天下财富佛占七八的时代，谁分得佛骨，无疑等于搞到一个“超级工程”。30多米的高塔在超化崛起，就是在开元盛世，其“招商”、设计与建设难度，恐怕也不会亚于当下郑东新区高280米的标志性“仿塔”——郑州会展宾馆；而在开元之前的武则天时代，超化上寺、中寺、下寺已连绵崛起，僧众逾2000人，方圆二十里皆为寺院财产，其建设与发展难度，在那个时代，恐怕也不会逊色于今天的郑东新区ＣＢＤ的崛起。
　　这么大一个“招商项目”，为什么会偏偏落在超化寺的头上？至少，我们对隋唐之前的超化寺所能知道的，近乎是零。
　　但明代学者袁宏道《游超化寺记》，为认识超化寺，洞开了一个窗口。
　　在《游超化寺记》中，袁宏道写到：“一碑没土中，见其首，知为北朝制也。掘之，字尚可识，齐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阴有维那昙鸾名，是尝学于流支者也。”
　　感谢袁宏道动手“掘之”与他的博学，让其为我们留下了厚重的一笔：“维那昙鸾”、“流支”短短几字，揭开了超化寺与佛教中国化息息相关的壮阔史诗。
　　佛教传入东土后，中国佛教徒因所奉经典不同，而所倡所扬的也有所区别，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往生西方净土世界。而昙鸾所倡导的净土信仰，对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净土宗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不但是倡导佛教中国化第一人，亦被尊为“净土初祖”。
　　昙鸾家在雁门（今山西代县），出家五台山，早年注释佛典，因病停笔。大病痊愈后，他本打算继续注释佛典，但一转念，想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不能长寿，就很难完成工作并达到预期目的。于是，他决定先去寻找道教成仙长生的仙方，然后再回过头来，从事佛教弘传。
　　是时，南方道教领袖陶弘景隐居茅山，修炼神仙，梁武帝时进山向其征询治国方略，时称“山中宰相”。但那时南北对峙，昙鸾为寻求神仙，以僧人之身甫一渡过长江，便被视为奸细捉拿归案，并把他推给了梁武帝。
　　见到梁武帝后，昙鸾说自己“欲学佛法，恨年命促减，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梁武帝以为所言不虚，加之他与这位穿着袈裟的皇帝论起佛典，很是投机，于是梁武帝才放了他，让他去见陶弘景。
　　茅山关卡森严，“山中宰相”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于是，昙鸾修书一封，先表仰慕之情，再叙冒险之旅。陶弘景收悉书信，很是感动，当下修书，以示欢迎。
　　昙鸾登上茅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人间神仙，并拜陶弘景为师。陶弘景也很是爽快，毫无保留地讲了他的成仙之道，并赠《仙经》秘典，以酬昙鸾。
　　昙鸾告别仙师，回到魏国，“欲往名山，依方修治”。在京都洛阳，昙鸾拜会天竺三藏菩提流支。他讲了自己南渡求仙的经过后，向菩提流支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佛法中有没有长生不死的方法，能胜过华夏《仙经》呢？”菩提流支闻此，也毫不客气：“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是不能相比的呀！偌大一个中国，哪里有什么长生之法？纵能长年，少时不死，最后不还是要进入轮回三界吗？”
　　在菩提流支看来，《仙经》是不能摆脱生死轮回的。于是，他拿出《观无量寿经》（佛教经典，简称《观经》，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合称“净土三经”），授给昙鸾，并说：“这是大仙方，依此修行，当能解脱生死也。”
　　之后，昙鸾来到超化寺，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波澜壮阔的艰难整合，也就此在超化寺铺开……
　　在《法苑珠林》中，唐代佛教领袖释道世告诉人们，超化塔在密县东南十五里，“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腾涌沸出，流溢成川。“文化大革命”前的这张老照片也告诉我们：超化塔下泉水澎湃，“淖泥之上”造塔不是什么虚妄。
　　“阿弥陀佛”：从超化念响中国
　　红尘里，很多人念叨“阿弥陀佛”。有人念叨了一辈子，却也未必知道缘何念叨“阿弥陀佛”。
　　寺院里，出家人念叨“阿弥陀佛”，且以此替代所有的礼貌客气，作为礼宾的标准用语：彼此问候，是“阿弥陀佛”；分手道别，还是“阿弥陀佛”。还有，出家人赞叹时，是“阿弥陀佛”；无奈时，还是“阿弥陀佛”……缘何张口就是“阿弥陀佛”而不是“释迦牟尼佛”？
　　口念“阿弥陀佛”而不知道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地“念响中国”呢？
　　一问才知道，口诵“阿弥陀佛”，竟然源出超化寺！
　　在中国佛教界，“净土初祖”昙鸾师承三藏菩提流支，几乎没有争议。
　　但要说昙鸾接过菩提流支的《观经》，如唐宋佛教学者在为其所立之传中言：
　　鸾深信之，遂焚《仙经》，而专修《观经》。似乎就有些言过其实，似有“门户”之见太过强烈的“嫌疑”——至少，昙鸾最后的所作所为，不如斯这般——初唐佛教著名学者道宣所做的《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释昙鸾传》中，便有昙鸾在弘传净土念佛之时，常给人治病、教人锻炼身体，以求健康长寿的记载：“然鸾神宇高远，机变无方，言晤不思，动与事会。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用为方轨，因出《调气论》……仍自号为‘有魏玄简大士’云。”
　　中医大家，气功大师——由此，不难窥见昙鸾师承道教茅山宗祖师陶弘景的事实。作为创造历史的一代宗师，昙鸾是不可能因菩提流支传他《观无量寿经》（《观经》），就焚毁仙师陶弘景授予他的《仙经》的。而昙鸾自称“玄简大士”，这“玄简”横看竖看，都是“道味”盎然，“佛意”不足——更何况，当朝皇帝“魏主”，还称他为“神鸾”呢？
　　毋庸置疑，昙鸾深研“仙道”，却是开创中国佛教净土宗的一代宗师。作为一名僧人，昙鸾不执著于佛教一家之言，兼采众长，将儒、道、释三家融会于他的净土思想中，而这，恰是他开宗立派、实施佛教中国化的先决条件——不深谙中国文化，佛教怎么中国化？
　　昙鸾兼采众长，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弥勒净土思想体系，深刻地影响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就佛教修行方法而言，有难、易之分——陆路步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有人不惜身命苦修力炼，持之以恒可臻“不退转”的觉悟境界，这种修行方法叫难行道；有人恭敬念叨十方诸佛，称其名号，亦可迅速到达“不退转”的觉悟之境，这种修行方法叫易行道。
　　昙鸾的净土主张，避开难行道与自力，倡扬易行道与他力——还坚持与佛祖释迦牟尼一样，靠自力修行，而不依靠佛的他力拯救，在昙鸾看来，这是难行之道；相反，依靠佛的他力往生安乐净土，这就简单易行，是为昙鸾倡导的易行之道。昙鸾力摒自力学说，倡导他力学说，获得了信徒的拥戴。之后，他的口称念佛往生安乐净土的修行方法，被道绰继承，善导发扬，终成唐代中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修持方法，而“净土宗”基本经典“三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一论（《往生论》）”中的“一论”，其注释者，正是昙鸾。
　　昙鸾的净土思想博大精深，但方便法门却相当简单，就是“念佛往生”。直白点儿说，“阿弥陀佛”是专门带人去西方极乐净土的接引佛，“念佛往生”是说只要你常常念叨“阿弥陀佛”，佛的神力（他力）就能度你到西方净土。
　　释迦牟尼成佛还必须苦修力炼，我们只要念叨“阿弥陀佛”就能成佛，往生西方净土——这一设计曼妙绝伦，却也颇有道理——因为我们是站在佛的肩膀上修佛的，佛已经以他的苦修，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成佛的道路；现在佛正在西方极乐净土，接引我们往生成佛，这自可省却我们摸着石头成佛的艰辛修持……
　　既然念叨“阿弥陀佛”就能成佛，你岂能不让人天天念叨？如此，“阿弥陀佛”也就成了僧、俗两界的“口头禅”，成为谁也不能拒绝的天大的诱惑……
　　念叨“阿弥陀佛”，是昙鸾在超化寺布下的千古之局，它泽被中国，影响至今，是永不停歇的“超级佛唱”……
　　袁宏道洞开“净土”孕育之谜
　　《往生论》是天亲菩萨修学净土法门的经典著述，由菩提流支译成汉语并授予昙鸾，但文约义丰，旨归难晓。
　　《往生论注》格调甚高，几乎可与经并称，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现代佛学大家印光法师盛赞鸾祖“撰注详释，直将弥陀誓愿，天亲衷怀，彻底圆彰，和盘托出；若非深得佛心，具无碍辩，何克臻此”；“知此，则唯执自力，不仗佛力者，可以怵然惊，憬然悟”；“生死，吾人第一大事也。净土法门，了生死无上妙法也……以下凡信愿念佛，即可带业往生……”
　　昙鸾注释《往生论》，不但引征佛教经论二三十种，而且外引《论语》等儒家经典、《老子》等道家典籍，加之其师从南朝神仙陶弘景、北朝东魏国主号其为“神鸾”、他自号“有魏玄简大士”等，虽其书《往生论注》被奉为中国净土宗的圭臬，但其人到底是不是“净土初祖”，向存争论。
　　净土宗以“三经一论”为经典，以念佛为手段，以往生西方净土为目的——净土宗卓然立宗，与“念佛法门”休戚与共。
　　起初，念佛法门是以禅定的形式出现的，其代表人物是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慧远念佛，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实是禅定的一种。之后，昙鸾提出“称名念佛”与“观想念佛”并重之说：“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垂命终时，为称阿弥陀佛号，愿生安乐，声声相次……此命断时，即是生安乐国时……”
　　中国净土宗传入日本后，形成日本净土宗、净土真宗等教派，它们均尊昙鸾为中国净土宗初祖。然而，在中国通行的中国净土宗祖师世系中，昙鸾却被抛之在外。
　　中国净土宗向来以庐山慧远为创宗初祖。然而，反观中国净土宗的发展路径，我们不难发现，昙鸾、道绰、善导一系所倡导的“持名念佛”，才是中国净土宗的立宗之基。中国净土宗发展的理路与承继血脉，也是沿着由昙鸾开创、道绰继之、善导集成，发展壮大的。但令人费解的是，昙鸾、道绰被排除在中国传统的净土宗世系之外，道绰的传人善导（613年～681年）却跻身为“净土二祖”，毫无师承关系地在“净土初祖”慧远（334年～416年）圆寂200多年后，成为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
　　善导的净土思想秉承昙鸾、道绰的“持名念佛”，以为凡夫俗子只要念叨“阿弥陀佛”，就能依靠“他力”（神力、佛力）往生净土，走的是“群众路线”；慧远“禅定”庐山30年，“迹不入俗，专志净土”，他的“观想念佛”，还是依靠“自力”苦修成佛，走的是“精英路线”。善导与慧远风貌迥异，修行方式（“他力”与“自力”）不一，且时代相差二三百年，却一位是“净土初祖”，一位是“净土二祖”。
　　从学理上说，昙鸾、道绰不被列入净土祖师的序列，是不能成立的。这，也许是汤用彤先生把昙鸾归为“净土教初祖”的一个原因。汤用彤先生以降，陈扬炯教授等更提出将昙鸾列为“净土初祖”、道绰列为“净土二祖”的理论主张。
　　昙鸾虽为僧人，但被魏主称为“神鸾”，与神仙陶弘景有师承关系，释儒道三家兼收并蓄，从学理上说，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但学理归学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探索佛教中国化道路的昙鸾，却被他的学说的光大者给“抛弃”了——因为宗教毕竟是要追求“纯粹”的，庐山慧远不但唯信“净土”，而且宣扬与“净土”相比，“儒道九流，皆糠秕耳”——这样的慧远，自然也更具教主之相。于是，南宋佛教学者“移花接木”，把慧远定为“净土初祖”、善导定为“净土二祖”，如此这般，中国净土宗弘扬的是昙鸾、道绰的“法门”，庐山慧远却成了“净土初祖”，庐山东林寺自然跟着成为“净土祖庭”。
　　对中国净土宗的这一流变，明代学者袁宏道自当了如指掌。他不只以文学名世，亦以佛门居士而著称，其《西方合论》恰是一部颇有影响的净土著作，不仅标示着袁宏道的佛学造诣，也标记着他佛教修研的净土归趣。
　　在了解袁宏道是净土居士的前提下，重看他的《游超化寺记》之“碑阴有维那昙鸾名，是尝学于（菩提）流支者也”，我们就自可恍然大悟：此非袁宏道的偶然所记，实乃其妙手偶得的一个精彩的学术结论。
　　在所有关于昙鸾的传记文本中，都不记昙鸾在超化寺的修持——昙鸾在洛阳告辞菩提流支后，“摇身一变”成为“神鸾”，并被东魏孝静帝敕住并州大寺（故址在太原）——从北魏末年在洛阳学于菩提流支（约在528年），到东魏立国的第一年（534年），这之间至少有6年时间。而这段时间，恰是昙鸾先学陶弘景、再学菩提流支后，整合自己的思想、奠基中国净土宗之说的时期。
　　在净土宗“孕育”的时段，昙鸾究竟在哪儿修持呢？
　　袁宏道的考释给我们一个答案：昙鸾此时正在超化寺化印度佛教为中国净土，展开他的净土之说……
　　超化之“超”乃“超升净土”之谓
　　“齐河清二年”是公元563年，此时昙鸾已经圆寂。袁宏道笔下的北朝石碑与白玉像，不可能是昙鸾本人所置。
　　超化寺怎样追记昙鸾，或者说，昙鸾在碑文中是如何“登场”的，袁宏道没有交代，但“维那昙鸾”与“尝学于流支者也”，交代的却是极为紧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昙鸾在超化寺担任“维那”职务，这昙鸾不是别的昙鸾，而是“尝学于流支者也”，是中国净土宗的开宗祖师。
　　“维那”是什么？这个至关重要。在古代丛林，维那是寺院中的纲领职事，掌理众僧的进退威仪，非但要佛门的规矩熟，而且要喉咙好、资格老、威望高——维那一如戏台上的“头牌”角色，一切的节目展开都要依靠他的指挥安排。今日寺院的维那，只在举行法会、课诵时，担任众僧的先导，掌理举唱等，这与古代丛林的维那是不同的。
　　“维是纲维，华言也。那是梵语，删去羯磨陀三字也。梵语羯磨陀那……谓知其事，悦其众也……僧如网，假有德之人为纲绳也……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寺之设也，三纲立焉，若网罟之巨纲，提之则正，故曰也。”
　　由是不难看出，那时寺院里还没有方丈、住持，而维那作为寺院“三巨头”之一、大约相当于僧人的“总教头”吧。
　　昙鸾为什么会落脚超化寺呢？似乎还得从陶弘景说起。
　　陶弘景虽有“山中宰相”之誉，但在举国崇佛的大环境下，他被迫向皇帝妥协，以道教上清派宗师的身份，前往县礼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佛道兼宗。之后，他还在茅山道观中建有佛、道二堂，轮番礼拜；死后，他则是道袍穿罢穿袈裟——对此，现在看，这自是南朝齐、梁之间佛、道交融的一件盛事。但追问道教茅山宗开创者陶弘景礼佛的原因，可知他的这一举动，实为维护茅山的生存，乃不得已而为之。陶弘景悼沈约之诗“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当是他“佛道兼宗”的痛苦心境的真实写照。
　　作为陶弘景的弟子，昙鸾选择到超化寺修行，礼超化寺的阿育王塔，是对佛教的重新皈依，却不是对仙师陶弘景的背叛——超化寺实在是昙鸾“佛道兼宗”的无上妙所——何况此处不但有阿育王塔，而且“崆峒南屏”，这“崆峒”正是黄帝问道广成子，修道成仙的地方。
　　只是，如果说陶弘景“佛道兼宗”是身不由己的话，那么“出身和尚”的昙鸾，则自觉融会儒释道三家，走的是开宗创派，将佛教自觉中国化的道路。
　　当然，从现在可征的文献看，隋文帝之前的超化寺，只有传说中的阿育王塔——这传说基于历史的传承，还是昙鸾为效法陶弘景，“炮制”一个阿育王塔的神话？
　　无论如何，因为昙鸾的存在，超化寺也就有了在佛教界分得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的“江湖地位”——何况昙鸾只是超化寺“三巨头”之一，那两位“巨头”现在虽无从追寻，但在当时的佛教界，怕也不会是默默无闻之辈吧！
　　超化寺缘何名曰“超化”？清代的碑刻曰“即佛氏超脱众品，化育群生之说也”，但1952年“神龙再现”的袁宏道所见北朝造像之碑，却言造像之目的在于某人“因超升净土，合邑……”而碑额造像为立式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乃接引佛也……
　　概而言之，该造像碑无论碑文还是造像，一是对昙鸾所创中国净土之说的千年凝固，二是“阿弥陀佛”自超化寺念响中国的物质载体……
　　“净土初祖”昙鸾，不执著于佛教一家之言，兼采众长，将儒、道、释三家融会于他的净土思想中，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弥勒净土思想体系。根据袁宏道的考释，昙鸾应该是在超化寺整合自己的思想、展开他的净土之说的。超化寺中的这通北朝经幢也许对当时的情况有一定的记忆。
　　革塔之命者因惊惧英年而亡
　　“维那昙鸾”在超化寺的“销匿”与“闪现”，如同释迦牟尼佛所称的“因缘”一样——无“缘”之时，“维那昙鸾”与大美不言的天地相往还、相对话，“销匿”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有“缘”之际，“维那昙鸾”才与挣扎在天地间的人类相往还、相对话，“闪现”在我们的世界里……
　　袁宏道不但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还是著名的净土居士与佛教学者——如无此“缘”（我们常说的“外因”），即使其“因”（我们常说的“内因”）恒在超化寺，那它也只是埋在土里的一通石碑造像，断不会有袁宏道在《游超化寺记》中写下的发现之果：“一碑没土中，见其首，知为北朝制也。掘之，字尚可识，齐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阴有维那昙鸾名，是尝学于流支者也。”
　　是不是“维那昙鸾”只与袁宏道有缘，它神龙一现，从此就在超化寺永远“销匿”了呢？
　　当然没有，只是这一“沉默”又是400年。
　　1952年10月，密县文化馆的魏殿臣先生前往超化寺进行文物普查，发现该寺有座造像碑，正面瘦骨清像、雕造精美；背面有碑文，篇幅很长，刻字精良，是难得一见的书法作品。加之此乃北齐遗物，年头够久，在魏先生眼里，当然是件非常重要的文物。之后，经密县文化局研究，决定把其运回县文化馆予以保护。而今，这件北齐造像碑，珍藏在新密市文物保管所的库房。
　　据说，该造像碑在明末被掘出地面，但民国初年，一个外国人勾结国内文物贩子，企图把它盗运出国——得知这一传言后，当地群众又把它埋了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重又扒出，存于寺院。
　　该碑高131厘米、宽59厘米、厚26厘米，几经折腾，碑身已断为两截，背面中间与下部的刻字已经丢失，不能卒读。尽管如此，但研读碑之正面碑额上的接引佛——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以及其下与之相呼应的一龛内雕刻的6位众生，碑之背面的“因超升净土，合邑……”等碑文内容，我们还是可以判断，此造像碑无疑是信仰昙鸾倡导的净土世界的僧众，为他人与自己往生西方净土而雕造、而供养的——在中国，北朝造像碑尽管十分珍贵，但并非异常罕见，龙门石窟古阳洞就是杰出代表；罕见的是，超化寺的这尊北齐造像碑，完完整整地呈现的是中国化的佛教，即中国净土宗往生净土的宗教主张——要知道，中国净土宗真正卓然立派，是在初唐；而北齐时代的这通造像碑，无疑是中国净土宗开宗时代的遗物。
　　而该造像碑，恰是袁宏道所见之造像碑！
　　好在该造像碑“字尚可识”之际，袁宏道已经考订出它与超化寺的“维那昙鸾”——中国净土宗的开宗祖师休戚相关。但袁宏道所言“河清二年”，当为“河清三年”之误，而对袁宏道所见的那尊“碑阴有维那昙鸾名”的“白玉像”，新密有的地方学者认为“今已不存”，新密市《溱洧文化》主编在《走进超化塔》则说：“袁（宏道）文中提到的白玉像碑，后来也被发现，保存于郑州市文管所（当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因新密市文化旅游局下有文管所，故有此行文之误）。”
　　新密市文物保管所库房所藏的这通北齐造像碑，其背面残存碑文中也提到“白玉石像一区”，“关于（袁宏道）文中提及白玉像背面的‘维那昙鸾’，亦见于此碑正面右侧的题记中，惜‘昙’字已缺上部，仅留‘云’字，据此可知白玉佛的年代应与造像碑同时雕造。”河南博物馆研究员刘建洲先生在《密县超化寺北齐造像碑》（刊发在《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一文中这样写道。
　　北齐造像碑在中国净土宗乃至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惜乎，记者在新密市采访期间因故未能拜瞻，只能略加转述专家之文，不能在这儿向读者白描自我之所见……
　　“净土”超化与信众“同在”
　　没有“维那昙鸾”在超化寺开宗中国净土，也许就没有超化寺日后的辉煌。
　　至少在隋朝末年，超化寺已经发展成嵩山地区一座颇有影响的寺院——根据唐代著名宗教领袖、佛教学者释道宣《续高僧传·释明恭传》的记载，在隋末乱世，超化寺甚至将自己的“触角”伸到了少林寺之侧的会善寺。
　　《续高僧传·释明恭传》云：明恭“厌俗出家，住会善寺。其力若神，不可当者。曾与超化寺争地。彼（超化寺）多召无赖者百余人。来夺会善（寺）秋苗。众咸忧恼。恭曰‘勿愁’。独诣（拜访）超化。脱其在钟塞孔。以干饭六升投中。水和可（啖）。一手承底一手取。须臾并尽。仍取大石。可三十人转者。恭独拈之如小土块。远掷于地。超化既见，一时惊走……斯气力也。说多难信，而实有之。恭戒洁贞严。常依众食。所如恒人。一食有值机候。便二百人料。众但深讶。莫知其所由……
　　会善寺位于嵩山南麓积翠峰下，原为北魏孝文帝的离宫，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捐宫为寺，名闲居寺。之后，隋文帝赐名会善寺。当此之际，会善寺规模恢宏，高僧辈出，势力庞大，乃至隋末农民起义军都未敢对会善寺轻易进犯（会善一寺，隋唐交军，绝贼往来）——此时超化寺与其争锋并发动“侵略战争”，由此可窥是时超化寺之势力。
　　通过《续高僧传》的记述不难看出，释明恭武艺高强，其习武之目的，也旨在保护寺院财产不受侵犯。寺院与寺院之间的土地之争，也许加剧了少林寺周边寺院僧人的功夫操练——因为释明恭其人其事，远在少林寺北魏武僧稠禅师之后。
　　在扩张和保护寺院经济乃至弘法的过程中，如果少林寺、会善寺等是注重“自力”（禅武双修与十三棍僧救秦王等）的话，那么超化寺注重的，则是“他力”（“彼多召无赖者百余人”与会善寺争地等）。而这，也恰与禅宗“自力”苦修、净土宗“他力”成佛的立宗之本相呼应。
　　净土宗坚持西方净土是实非权，众生通过念佛就一定能够往生。但禅宗、律宗等，对净土宗依靠“他力”（即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净土的“神力”、“佛力”）修道的理论不屑一顾，甚至认为西方净土根本就不存在；就是存在的话，那也是心中所化，不是实有。禅宗经典《坛经》曰：
　　使君礼拜，又问（六祖慧能）：“弟子见僧道俗，常念阿弥大（陀）佛，愿往生西方。愿和尚说，得生彼否？望为破疑。”大师（慧能）言：“……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净心无罪，西方人心不净有愆。迷人愿生东方、西方者，所在处，并皆一种。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但行直心，到如弹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
　　慧能时代，净土宗在中国当然更受欢迎。但慧能弘法，将净土宗的立宗核心西方净土界定为“唯心所造”，这是否定了净土宗在出家人心中的地位；其否定念佛往生，就是不承认凡夫俗子能往生佛所感得的西方净土。
　　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形成两种不同的形态：一是以出家僧团为代表的精英佛教；一是以在家信众为代表的民众佛教。出家僧团出于对佛教的深刻理解，选择了脱离世俗社会的修行方式，并以佛教的真正代表自居；一般民众出于种种世俗目的信仰佛教，但他们对佛教理解不是很深，称名念佛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
　　尽管净土宗在发展之初遭到种种责难，但由于“称名念佛”简单易行，赋予其顽强的生命力，净土宗还是迅猛发展起来——就是对净土宗持激烈反对态度的禅宗，也不得不顾及净土宗的巨大影响，开始将净土观念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在修行上接受念佛法门——今天，就是你到禅宗祖庭少林寺，也会不断听到“阿弥陀佛”……
　　其实，成佛之修行，无外乎两大经典法门——依靠“自力”苦修与仰仗“他力”拯救。而“自力”与“他力”，也就是“内力”与“外力”、“内因”与“外因”相互推动中国人的“成佛”事业，最终形成禅净双修或禅净合流的局面，也自是佛教发展的一种必然。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看“彼（超化寺）多召无赖者百余人”与会善寺争地——如果我们还就此照着律宗大师道宣的“指引”，非要把超化寺的这种行为解读为净土宗的一种“无良”，那么我们也许就会于此远远偏离出最初的佛教中国化的道路。
　　先有超化塔，再有超化寺、超化村、超化镇等，恰恰是净土宗注重佛祖所说的“因缘”历史诠释——从净土宗立宗之时起，它就坚韧地站在中国的大地上，走进了中国信教百姓的心灵。
　　因此，“文化大革命”超化塔遭逢劫难之时，超化百姓才有“谁扒塔，×他妈”的呐喊，前赴后继的护塔、护佛行动和当下的超化百姓自觉捐款“重修”超化塔的义举……这个中一切，倒是颇够今日佛教研究者去认真咀嚼的。
　　盯住“芝麻”无人注视“西瓜”
　　1968年，超化公社革委会主任王长德组织干部到云崖宫学习“反对多中心”，留守在家的刘鸿恩前往云崖宫汇报工作时说：“给县革委的姚彩霞（副主任）说啦，准备扒（超化）塔！”
　　说这话时，超化大队革委会干部张保森先生正在现场，他当即就说：“超化塔是省管文物（省保单位），又是航标，要扒，是必须经过省里批准的，省里不批准，就不能扒。”
　　“航标”？超化人张保森先生反对扒塔的理由，颇有禅味。而接下来，在超化公社的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超化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梁德财先生反对扒掉超化塔的意见，则更具禅意：“塔扒了，叫云燕（燕子）到哪儿安家呢！”
　　超化人玩“禅”，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也知道，以这样的理由阻止刘鸿恩扒塔是不成的。于是，私下里，他们真刀实枪地向上级打“小报告”，以阻止超化塔的倒掉。
　　河南省文化局派文物干部尤翰青（后曾出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等二人前往超化，向超化公社的干部群众宣传文物保护的政策法令，并说超化塔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能拆除。但劝阻无效，他们只好返回郑州，向领导请示如何阻止事态的恶化。
　　在此期间，超化塔已经开始拆除，超化群众只好向密县文化馆馆长楚有成先生紧急通报。之后，楚有成先生紧急报告河南省文化局，尤翰青先生为阻止扒塔，再次来到了超化——但此时，塔已经被拆了一半。
　　拆塔时，自塔之顶端的塔刹上，拆下一个铁铸圆形大圈，圈上所铸铭文记有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重修超化塔的文字——刘鸿恩由此一口咬定：“超化塔是金塔，不是唐塔，没有什么价值。”于是，他不听尤翰青先生的劝阻，继续扒塔，直至彻底拆除。
　　反对的声音并未就此打住，超化的孩子们还是高唱“谁扒塔，×他妈。上去二十四，扳死二十三；一个没扳死，扳的仰八叉”。超化塔文物保护组组长、小学教师刘雷震先生还是反对扒塔，并被斗了几个月；超化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梁德财也因反对扒塔，被撤了职，并参加劳动改造……塔扒了将近1年，未发生伤亡事故。
　　就在事件双方以为这场风波该就此完结的时候，1970年10月，在密县革委会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开封地委宣传部长樊丰贤同志会前突然发问：“刘鸿恩来了没有？”
　　刘鸿恩不知为何叫他，站起来响亮回答：“到！”
　　“败家子！超化塔都让你扒了！”樊部长恶狠狠地说。
　　之后，开始追查扒塔事件。这阵势，刘鸿恩怎么扛得了？于是，他推诿道：“董照恒（密县革委会）主任让扒的！”董闻听此事，质问刘鸿恩：“你放屁呀！谁让你扒了？！”
　　在惊惧中，刘鸿恩几近精神崩溃，不久郁郁而亡。
　　当然，这不是佛祖显灵害死了刘鸿恩，而是厚重的文化将刘鸿恩给压死了——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也并不是一切文化都可以砸烂的……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那时每每提到超化塔，也总是说：“密县人文化低，没水平，扒掉了超化塔……”
　　此时，无论是干部、学者还是群众，都还把目光聚焦在超化塔的建筑价值上……直到1987年4月，陕西法门寺阿育王塔地宫出土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并震惊世界后，这才有人渐渐明白——被扒掉的超化塔，又岂能与安奉在塔下的佛祖舍利同日而语！
　　是河南人文化低，没水平吗？在中国19座阿育王塔中，第一座打开塔之地宫的，是超化寺塔，第二座才是法门寺塔——在19座阿育王塔中，打开地宫的，也唯此两座。另外，有的阿育王塔不知下落，如洛阳的“周洛州故都西塔”……
　　超化寺塔下曾出土一套舍利函，那么安奉在此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是否安在？
　　没有“维那昙鸾”在超化寺开宗中国净土，也许就没有超化寺日后的辉煌。如今，北齐时代的“维那昙鸾”造像碑，就珍藏在新密市文物保管所的库房里。由于种种原因，记者采访期间未能拜瞻。
　　追问佛祖真身舍利的下落
　　2004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八），是佛诞日。这一天，经中央政府批准，“香港佛教暨各界迎请佛指舍利瞻礼祈福大会”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陕西法门寺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指骨在港展出10天，100万香港市民与海内外信众相继观瞻。香港媒体称，法门寺指骨舍利是举世无双的佛教圣物，中国顶级国宝……
　　“舍利崇拜”是佛教界的至高传统之一，佛典云：“学菩萨道，能供养爪发（舍利的一种）者，必成无上道。”而供养佛陀爪发能助成“无上道”，即修身成佛，此所以“舍利供养”自古迄今不曾改易者也！
　　2004年7月，世界诸国文化部长或最卓越的文化学者，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评议员，在审议佛祖诞生地新建神庙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诚惶诚恐或毕恭毕敬，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此前，尼泊尔因在蓝毗尼佛祖诞生地修建新的神庙，受到世界范围的激烈评论。2004年7月5日，当佛祖诞生地带着问题“闯入”苏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时，是否把其“赶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一个“敏感”问题。
　　首先，尼泊尔陈述了正在建设的新的神庙的情况，并在最后绵里藏针地说：“我们愿意尊重遗产大会的意见，并在细节方面接受监督。如果有有效的合作与协调，那会更好。”
　　尼泊尔显然无意停建新的神庙，哪怕佛祖诞生地被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
　　黎巴嫩：蓝毗尼佛祖诞生地在上次大会上已经讨论，尼泊尔说新的神庙将交给世界遗产中心审批。什么时候交的？现在尼泊尔说正在建，已经建了。很难看！新庙把老的都遮住了，它没有美化这个遗址。开始就应该阻止，现在太晚了。除了把它拆除，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案！现在，这个遗产地是否还保留它杰出的普遍价值？是否应该把它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
　　秘书处：新的神庙的项目文件，没有给秘书处和世界遗产中心。他们可能给了其他机构，但按规定，应该给我们，并在批准后才能兴建。
　　咨询机构：没有交给我们，可能给其他的组织或个人了。不管再造还是重建，这个方案很不好，但事情发生了！现在是否删除？
　　问题是，这是圣地，只要还有一块石头，都很重要！但考虑到真实性，还有佛祖诞生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应不应该删除。
　　主席：这是个神圣的地方。
　　南非：进退两难，像这样神圣的地方，保护它的人不知道它的神圣。已经发生了，这很奇怪。过去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列入遗产，现在似乎忘了。
　　英国：很难审的项目，新的神庙已经在那儿了。蓝毗尼是佛祖的诞生地，如何保护它的精神价值？压力还在继续，朝圣者还在增加，可能建筑还在兴建。想到精神价值，因为一个建筑，就把它删除？佛祖诞生地还是佛祖的诞生地呀！
　　新西兰：也许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新的标准，那就是精神价值！不管建了什么建筑，重振其精神价值才是问题的核心，但有时我们却把核心放在建筑上！
　　黎巴嫩：各位都说精神价值，我认为已经不再适用。因为遗址遭到破坏，精神价值就不能作为单独的条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英国：这是非常困难的审议，今年难以作出决定。
　　新西兰：我们支持英国精神价值的提议。不管它还剩下一道残墙还是一间屋子，它都是佛祖诞生的地方！
　　主席：最神圣的地方可以单独以其精神价值成为世界遗产。
　　圣卢西亚：（程序动议）反对。
　　中国：蓝毗尼作为佛祖诞生地的存在，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它可以保留在遗产名录中。
　　主席：问题很清楚，我们现在讨论一个敏感的遗产地。我们不能在这次大会上仓促做出决定，埋下定时炸弹！
　　在对待佛祖诞生地建设新的神庙的问题上，世界最有文化的这群人“如履薄冰”；在对待佛祖之陵墓、宗庙之一——超化寺阿育王舍利塔的问题上，一群没文化的当地人，当然想扒就扒；在对待超化塔地宫出土的文物乃至舍利的问题上，我们于建设文化河南的今日，又该何去何从？
　　“水漫金山”根在超化
　　这个世界，没有后悔之药。既然超化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扒掉了，我们只能，也只好把它“重建”起来；既然安奉在塔下地宫里的舍利函、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等，已经被掘了出来，我们只能，也必须追问它们的下落。
　　2004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
　　这一天，陕西法门寺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指骨震撼香江，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莅临“香港佛教暨各界迎请佛指舍利瞻礼祈福大会”，香港媒体称法门寺指骨舍利是举世无双的佛教圣物；这一天，“重修”而起的超化寺塔开光法会也在进行，但与“香港佛教暨各界迎请佛指舍利瞻礼祈福大会”相比较，那真是“巧遇”佛诞日而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法门寺指骨舍利举世无双？在新密人看来，那可未必——只是超化寺的指骨舍利眼下难以确定下落，它躲在某个角落里，只因因缘未至，不肯露面而已。
　　这当然不是虚妄——超化寺阿育王塔安奉有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这在唐代著名佛教学者释道世的经典著作《法苑珠林》里有明确记载，而唐代另一位著名佛教学者释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的记载，更与释道世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超化寺阿育王塔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不测，但舍利函被从地宫掘出后，时任超化公社革委会通信员、现为新密市政协主席的朱永森先生，曾亲眼目睹过函内安奉的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指骨。之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的两位文物工作者奉命将地宫掘出的文物，带回了郑州——虽值十年动乱，但文物工作者的专业精神还是值得信赖的，更何况这两位文物工作者是奉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柏园之命，去完成一项神圣的“革命任务”的。“革命任务”与“专业精神”一旦相结合，任务完成得更上层楼，这才是合情合理的必然结果！
　　道世在《法苑珠林》中的记载，记者在“系列之一”已经备述，现在让我们再看看道宣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的记载——
　　初明舍利表塔……吾（佛祖，记者注）灭度后一百年……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并皆臣属（于阿育王——记者注），开前八塔所获舍利，于一日夜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广如众经，故不备载（此土即洲之东境，故塔现不足以疑）。舍利西梵天言，此云骨身也（恐滥凡夫之骨，故依本名而别之）。西晋会稽塔缘一……周岐州岐山南塔缘五（法门寺塔，记者注）……隋郑州超化寺塔缘十五……
　　十五郑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余里密县界。在县东南十五里。东大川，西嵩岳，南归山，北又川。寺院东西五六十步，南北亦尔。塔在东南角，其北连寺，方十五步许。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腾涌沸出，流溢成川，灌溉远近。泉上皆下安柏柱，铺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床，编次铺之。四面细腰，长一尺五寸，深五寸。生铁固之。近有人试发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柏团。便抽出一团，长三丈径四尺，见在。自非轮王表塔神功所为，何能办此基构，终古不见其俦也。今于上架塔三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绝无水声，岂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严者，姓李氏，形极奇伟，本入隋炀帝四道场。后从俗服，今年一百五岁。独住深山，每年七日，来此塔上，尽力供养严。怪其泉流涌注无极，乃遣善水昆仑入泉讨之。但见石柱罗列，不测其际。中有宝塔，可高三尺。独立空中，四面水围，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测其由。时俗所传，育王所立。隋祖已来，寺塔见在。寺南归山，寺西嵩山。寺在川中，地极污下。每年二山大水常东流注，绕寺北转方始东逝。水涨寺高，水减寺下。自古至今，终不遭溺。泉初出孔文（纹）如莲华……国家见寺冲要，欲造离宫。寻行有塔，将欲南徙，其基牢固遂休。近有僧于南夜坐，望见此塔，光明殊异矣。
　　道宣、道世两位盛唐宗师共证河南佛祖舍利，无论是《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还是《法苑珠林》，说到阿育王塔与佛祖舍利，也许都太过神奇与神秘，但这是那个时代表述历史的一种方式——现在有些有文化的人，也许认为这是“迷信”，佛骨之说，当不可信。但与此相反，唐代最有文化的人，也就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尽管掂着自己的脑袋向皇帝上呈《谏佛骨表》，激烈抨击佛骨供养，但他立论的前提，却是承认佛骨的真实存在！
　　何况，神奇与神秘本身就是文化与精神价值的存在方式，只是超化寺“水涨寺高，水减寺下”的神奇与神秘演化为“水漫金山”，成为流行文化后，这时那些本觉得自己很有些文化的人，才能读得懂这厚重之下的浅薄。
　　“潘多拉盒子”终要见光明
　　1970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超化塔被掘地5米，在地宫安奉了1000多年的舍利函横空出世。
　　“工地负责人通知公社革委会发现了宝贝，我是最先赶到现场的。”新密市政协主席、时任超化公社革委会通信员的朱永森先生回忆着。那时的通信员大约相当于眼下领导的秘书，他最先赶到现场，是相当自然的。
　　“是个青石盒子，上面有雕花，顶部四边是流水沿，有个坡度。”朱永森说，“石函打开后，还套着木函；木函打开后，还有个银函；银函打开后，还有个水晶函。佛骨舍利，就在水晶函里。舍利比大拇指稍微大一点儿，不到两寸长。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是不是水晶，我不敢肯定，反正是个透明体，我觉得是水晶。还有灯管、灯芯之类的东西。每层盒子，都包着黄灿灿的丝绸，但一会儿工夫，就全黑了。有人说，还有瓷函、金函，这个，我记忆得就不是很清楚了。”
　　关于最外一层舍利函，新密一些地方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或写文章时，很多人都说是汉白玉函，现在存放在新密市博物馆，唯独朱永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持认为“没有汉白玉函，只是青石函”。
　　记者在新密市博物馆库房只找到两个石函，馆方搞不清哪个是佛祖舍利之函，只说博物馆目前只收藏了这两个石函。为了“考验”朱永森先生的记忆，记者在他描述完舍利函的外观后，打开数码相机让其识别。不想，在两个石函中，他一眼就辨认出佛祖舍利之函：“就是它！”而这个石函的样子，几乎与他回忆的一模一样。只是记者在博物馆打开石函时，里面没有其他，只有半函子水。
　　地宫打开后，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柏园也把群众反对扒塔的告状信，批转到了河南省文化局。文化局领导责成河南文物工作队的马世之先生、刘东亚先生前往超化，处理这次扒塔事件。
　　“刘鸿恩不承认扒塔有错，反说是功。”马世之先生说，“为了完成任务，我们想尽办法，让他写了个文字性的东西。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东亚就背着东西逃走了，徒步走到密县县城。”
　　他们背走的东西，就是舍利函（青石函太重，丢在密县）。“东西有十几件，都带回来了。我印象中有金棺银椁，另外还有个更小的盒儿……银椁很薄，长方形的，还有一盏金灯、织锦什么的……这是我的印象，现在几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一切以交接记录为准。”
　　但去年秋天，新密市领导与专家一行四五人在马世之先生、刘东亚先生的陪同下，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察看这些东西，保管员拿出来的，只是一张旧报纸包着的一些碎片。“木盒酥了，只是碎片，里面什么都没有。”刘东亚先生说，“他们把报纸扎起来，又放回了仓库。”
　　记者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所长联系，表示希望看看这些东西。孙所长称，要看的话，必须征得河南省文物局的同意并以公函为准。记者就此事与河南省文物局办公室有关人员联系，遭到拒绝——询问拒绝理由，他们以“无可奉告”相推诿。
　　掘开地宫时，还出土过一通唐开元二年的碑铭，但现在下落不明——如果碑铭在，也许能够搞清舍利函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但无论怎么说，两个大男人、文物专家，背回来的，不该只是那张旧报纸包裹着的一些碎片。
　　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在，还是不在？
　　这个当年遗留下来的“潘多拉盒子”，无论如何，都该打开，见见阳光了。
　　（全文完）
　　“文化大革命”中，超化塔被扒掉，安奉在塔下地宫里的舍利函、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等也被掘了出来，但不久前记者在新密市博物馆打开石函时，里面没有其他，只有半函子水。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系，也没有结果。如今，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是在，还是不在？似乎成了一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