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和谐社会从“心”开始

　　香港佛教僧伽联合会会长绍根
　　自从中央政府倡导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以来，“和谐”一词在报刊、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出现的频率，绝对高于该词出世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各等人士纷纷发表高见，有从人文方面切入的，有出于环保角度考虑的，有同情底层弱势群体的，也有基于法治观念的，更有强调社会稳定的。平心而论，这些观点从不同视野出发，都注意到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以及提出自认为切实可行的努力方向，见仁见智，都是值得肯定与赞赏的。
　　和谐，最早出自汉代郑玄的《诗经》注，其中有“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之语。后世沿用引申，不出四义：或指男女和谐，或谓音韵和谐，还有寓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或国与国之间的和解，协调之类。当今所用者，亦不外此义，或者与上述四层意思相关联而已。
　　就本文开首所列举的观点而论，若仅从某一方面来看，关于“和谐”论题的探讨，几乎无不说得头头是道，大方向正确无误，且具备相当的可操作性与局部有效性，但似乎又都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比如说，人文科学是社会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象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人文科学的繁荣，并不能因此而自然导入和谐社会。再者，物质数据或产品的生产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正在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然而，生活环境改善了，人与人之间就能没有争斗，一团和气了吗？未必肯定如此。还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任何国家的每一界政府都必须关注的对象，这个群体总体生活质量的提升，表明国家的富强、文明与成熟程度，它是社会大众和谐共存的重要体现，但又不是和谐社会的全部内容，还需要许多其他方面的调整、改进或完善，才能渐次达到圆满。这是一个长期的累积过程，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
　　至于说“法制”与社会稳定，中国自古以来即有“德治”与“法治”并举的传统，现代社会的“法治”同样需要类似“德治”手段的辅助。严刑峻法，不能杜绝犯罪，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要在采取积极的柔性教化措施，使人们在自家的心目中构筑一道防非止恶的道德堤坝。因为人不仅仅是害怕法律的惩罚才遵纪守法的，事实上，再完备的法律条文也阻挡不了深思熟虑的触犯者，人在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无法调和的情势下，依然不铤而走险，往往是遵守内心道德律的结果，它具有自我约束、自我谴责的功能。由此可见片面强化“法治”的缺失所在。
　　所有上述不足，乃未能从问题的本质上着眼，或者说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即使上面提到的种种观点所需的各项条件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就能建立和谐社会了吗？不见得。何以见得有此不见得呢？因为这种社会形式的建立，是一项巨大无比的、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两个或几个方面问题的有效解决或相对完善，就能一劳永逸了。所以，最为有效，而且所需社会成本也最为低廉的方法，就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从源头上抓起。
　　源头在哪里？就在人们心里。所谓诸法所生，唯心所现，反手覆手，唯是一手，天堂地狱尽在一心。总言之，“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人心就是所有一切世事的源头活水。可惜上述官员、学者或知名人士都基本上忽略了人的思想、人的心灵在实现和谐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领悟到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和谐社会，是要从人“心”开始的。
　　古德说：“人心若平，天下太平。”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固然借助于当时丰饶的物产，以及生活的富裕程度；但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淳朴民风的盛行，也绝非都是历史上最好的封建王朝。尽管我们鼓励人们从事正当的事业，通过勤劳经营，使得衣食丰足，生活安定，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或者说，这是从人的行为上加以强调，也就是佛教所说“身、口、意”三者中的“身”，是指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行动。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建立和谐社会，将着重点放在人的行为上，仅仅是“治表”而非“治本”。记得以前有一位伟人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此与佛教的根本宗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完全一致的。这都是强调从个体的人的思想（或者说，灵魂深处）做起，律己奉公，为人模范，从而逐步影响到他人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使之成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有效途径。而个体完美人格的达成，又无不是从“意念”上下工夫，才是根本的实践之道。佛教所说的“自净其意”，就是主张人人从清净自身的“当下一念”开始，一路做下去，最终走向唯有善心，没有恶念的圆满境地。
　　因此，我们认为，富裕是解决因贫穷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与之相配套的，应该还有更多的教化人心的成分，这是各大宗教发挥优势的所在，佛教更是其中的翘楚。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偏远的村落、城镇的小区，到都市、国家，乃至环球世界，无不由个体的人组成；人们的一切言行，莫不归之于心；为善为恶，为人为己，端在一念之间，利害攸关，明若观火；因而内心的平静，社会的祥和，不可或缺的，重在克制人的贪欲心。富人穷人，尊卑贵贱，远古以来，即存于世，按佛教的说话，乃属业报的差别之相。除非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能“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自然也没有了贫富分别。否则，即使有朝一日，穷人成为富人，社会也更为文明进步之后，如果不能及时修正贫穷时所养成的贪婪，就别指望能自动跨入幸福的境界。
　　还有，人类最不幸的莫过于人人相残的战争，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尸横遍野，惨不忍睹。而战争的避免，贵在消泯少数当权者或好战分子的“我见”。“我见如山”，是发动战争或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而个体的我见上升为社会集团乃至国家的意志，则不外贪婪、嫉妒、仇恨等险恶之心的推动。若能退一步想，将心比心，以天下苍生为念，不为一己、一国的利益所囿，从而开放超越民族、国家和宗教信仰的博大胸襟，以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与生命的普世价值为优先考虑，则人世间的刀兵之劫，又何愁不灭？
　　同样的道理，建立和谐的社会氛围，如何在善心的熏修、道德的培育与人格的完善等软性的条件上着力，一心一意，迈步前行：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同时，辅之以民主的改观，法制的健全与人文的发达等项内容，则古代圣贤所向往的普通百姓都能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理想社会，就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