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如何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国际委员会委员长松涛弘道
　　18世纪之后，在西方社会，尊重知性主义和合理主义成了人们行动的原动力。它们也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这点是无可非议的。在这两个观点的基础上，人们才可能整肃社会环境、统治世界，这也促进了舒适、便利、高效的生活方式的实现。可以说，除了西方社会之外，其他社会也是沿着相同的路径发展过来的。
　　但是，观其结果，当今世界发生了什么呢？在发达国家，现代技术和拜金主义横行，我们成了机器和金钱的奴隶。借助其力量，我们无论是个人、民族、国家、宗教，似乎都在互相争斗、以期打倒对方。结果由于无中止的倾轧、竞争、斗争和争吵，我们陷身苦海，不得一丝心灵的安宁。如何处理这种状况，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直接而紧要的课题。
　　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我认为这种趋势必然产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词是由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首创，此后，就使西方帝国主义和现代文明得以强化。意识形态即把各种思想转换成社会力量的事物。就像狂热的纳粹主义和一神教的原理主义一样，在西方，就有人将意识形态置于意识的中心，将其思想转化为行动。
　　但是，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19世纪50年代政治思想的枯竭》(1962年)中，作了如下论述：
　　如果能制作“蓝图”的话，接下来按照“社会工学”就能实现社会和谐的新乌托邦，真正相信这一套的人已经没有了。同时，旧式“对抗的信心”已经失去了作为思想的力量。认为国家在经济上不应该发挥任何作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几乎没有，至少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真正相信福利国家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保守主义者几乎没有。(冈田直之译)
　　贝尔同时也论述道：在西方知识阶层中，对福利国家化的承认，权力分散的可能性，混合经济、多元政治系统等，之所以对这些政治问题只能形成粗略的一致意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终结。因为信徒中也有坚持神话物语基础上形成的思想优越性，采取行动的人。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信仰似乎都呈现出同一倾向。但是，英国历史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其著作《神的历史：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全史》(1994年)中论述道：“开天辟地之时，人们创造了万物始祖、天地的统治者神。”(高尾利数译)
　　如果那是正确的，那么神这一概念就只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之物。(当然他们的概念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是真正的正当的。)神是唯一的，也许是全部，但是神的概念却应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他们为什么拒绝其他思想，固守自己的想法呢？
　　科索沃、中东、北爱尔兰、车臣、阿富汗等地方现在都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呢？这些地方出现危机的原因中有不同的当事人所面对的政治、民族或者社会原因，但其背后有根深蒂固的宗教问题。
　　“珍惜自己”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佛教。佛教(Buddhism)就像其名称(ism)所显示的那样，它不是“意识形态”。无论是不是佛教徒，佛教都是我们大家必经的“生活之道”。它是建立在像万有引力的法则一样的“宇宙意志”的基础上的。
　　这个宇宙意志可以分为“三个真理印章(三法印)”——(1)世间万物变化(诸行无常)；(2)每种本质并非不变(诸法无我)；(3)彻悟的境界平静而安宁(涅槃寂静)。我们习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行动，但是事情并不尽如人意。日常生活中，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因而畏惧痛苦。同时，我们固守自己的存在，只能牺牲他人来苟延残喘。我们摁上标记，把“自己之物”与“非自己之物”分开。这种区分起因于“无明”的人们的固守之心。
　　在佛教中，无明是把一如向多元复数世界分裂之物，从中生出人们之间的争斗、误解、倾轧。从无明中，生出本质性的肯定自私的自我意识。我们肯定心中的无明，从而对抗一如，我们在想像中创造了非真实世界的幻想的多元世界。因此，恐惧和痛苦就呈现出来。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像在纷乱的路上开车一样。为了安全驾驶，必须时刻留意四面八方。但是，不管我们怎样注意，有时难免与人或物相撞，发生事故，造成伤害。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勇敢而毫不后悔地接受。就像珍惜车子一样，我们必须时刻珍惜自己。但是，身体会衰老，最终死亡。我们不能长生不老。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必须勇敢地面对事实。
　　如果没有计数器、开关、汽油、电池和道路，我们就不能开车。这些都是相互依存，各自承担不同作用的。我们无论怎样，最终的命运就是死亡。但是，必须在有生之年，积累智慧，互相支持，使我们的人生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用。我们无论干什么，无论想活着，还是想死去，时刻都应该这样。
　　圣德太子强调的“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偏向于极端。比如说，精神主义还是物质主义；绝对主义还是相对主义；永远主义还是瞬间主义；脱俗主义还是世俗主义；等等。这种分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佛教主张尽量避免这些，走中庸之道。现在的我们是按照缘起的法则，由我们曾想过做过的事决定的。
　　西方的人们似乎陷入了圈套之中。到处蔓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产生了弊病，使他们精神和肉体堕落，使全世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崩溃。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说过：“神已逝去”。我认为20世纪，是“人已逝去”。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的紧张和纷争，在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国家之间前所未有地激烈化，其中似乎没有疗法和世界安定的解决之道。
　　那么，我们正向何方？难道像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著作《文明的冲突》(1963年)中预言的那样，只能等待世界的崩溃吗？我们虽然不能使时间倒流，但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古代历史中获得启示。
　　6世纪，佛教传入日本，不久成为国教。圣德太子在其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强调诸德之中“和”为重。为什么呢？日本经常被认为是单一民族、单一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美国的土著一样，阿依努族人是日本的土著民族，现在的多数日本人(大和民族)的祖先，是大约公元前200年到公历200年之间，从亚欧大陆和南太平洋陆续迁移过来的不同民族组成的。自从他们在日本各地定居后，小小的列岛就争斗不绝，圣德太子学到了在和谐与和平中共存的重要性。
　　在第十条中，圣德太子如下写道：〖GK2！2〗第十，绝忿弃，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无端。是以彼人虽，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HK〗这条宪法是建立在佛教教义的基础上的，但圣德太子并没有否定当时在日本广为传播的传统神道这一民族宗教的异质特征。其后，由于日本的现代化，效法西方宗教的明治政府在1868年废止神佛调和。在那之前，佛教和传统的神道同化或者说是调和性地共存。
　　有形之物皆无常
　　现在世界上我们面临的危机中，似乎有很多都能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宗教途径解决。但是，无论我们怎样互相妥协、容许、和解，只要我们不认识自身生成的根本的生命的一如性，不悔改自身的自我中心的倾向，那么，现在、将来我们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
　　由于近些年生物技术的发达，发现人类和其他物种虽然在环境和变异上有所不同，但拥有同一种类的DNA。那么就是在人类创造的意识形态的产物——神的名义下，我们互相竞争、欺骗、战斗、抢夺、杀戮，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啊。我们拥有的肉体、财产、名声等等，都仅仅是从这个世界一时借用的。我们是世界大家族的一员。
　　佛教诗人金子みすず曾作歌如下：〖GK2！2〗泥中莲花开
　　使其盛开的不是莲花
　　蛋中小鸡出
　　使其出来的不是小鸡
　　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也是不是我的原因〖HK〗
　　结语
　　今天，政治家和不同信仰的宗教领导人齐聚一堂，为了世界危机的和平解决，摸索相互信赖的道路。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为和平、和解而祈祷，最终都是一场空。为什么？只要我们不悔改自己的罪过，不丢弃在面罩下悄悄勾画分裂与对立的布局这种利己主义，那么我们就牺牲了宇宙的意志，仅仅是在寻求(以国家、宗教为媒介的意识形态的)自我利益。
　　世界上每天有很多无辜的人们卷入不断的纷争、恐怖主义、战争中，受到伤害，甚至死去。没有人安抚这些人，他们承受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希望打开世界危机局面，实现和平的政治家和宗教领导者，不管你们罗列多少华丽辞藻，只要你们不去那些确实遭受痛苦的人身边，不去分担他们的苦恼和伤痛，那你们的努力就不会有结果。对这一点的共鸣，正是现在我们强烈呼吁、急需拥有的。
　　佛教就是矫正人们从利己出发的报复、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单一主义，主张世界所有存在的“一如”和普遍性。佛教否定西方个人主义的、合理主义的分裂和对立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启示我们，我们真实的形象其实是“空”，是能动，是无限，是统一于一体，普遍扩展，得到继承的存在。我相信，佛教应该是能跟我们的社会形态和时代本身对话的。我坚信，通过这一点，佛教能对我们面临的世界危机的解决，贡献其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