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作为现代特有的佛教理论思想体系则形成于20世纪,对于“人间佛教”,谈论倡议者络绎不绝,这一理论思想体系是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家依据佛法基本原理,对转型社会与现代生活提出的众多问题的长期创造性思考的积累。其中,太虚大师(1890—1947)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创立者,印顺法师(1906— )、赵朴初(1907—2000)、星云法师(1927— )、净慧法师(1933— )等人则为人间佛教的杰出代表。
一、“人间佛教”思想的历史根源
“人间佛教”是由太虚大师提出来的,但其历史渊源,却可上溯到释迦牟尼那里。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他的一生,正是人间佛教的具体体现。“释迦牟尼”这个名字的本意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佛”是梵语“佛陀”的简称,原意是“已经觉悟的人”,《增一阿含经》里佛说自己“用人间之食”,因为“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释迦牟尼的出家修行,正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生老病死等人生的根本问题,是人格的升华,而修行的本身是为了提高道德,发展智慧。释迦牟尼成佛后,一生教化,足迹所及,遍于恒河两岸。佛陀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抛弃王公生活,献身于追求智慧和觉悟人群的事业,在他看来,探求真理和宣传真理,拯救社会和拯救人类是他的唯一职志。
佛陀说教的对象,是人间的人类,所要解决的,是人间的各种人生问题。因为惟有在人间,才能秉受佛法,体悟真理,所以佛陀常与弟子“游化人间”,以身体力行切切实实的说明了生活就是修行,佛法必须在生活中得以完满实践。所谓“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身,是诸佛教。”可见,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人间的。《增一阿含经》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揭示了佛陀重视人间的根本精神,以此宣告“人间佛教”的根本理论就是“佛法在世间”。
同时,“佛法在世间”思想也是禅宗的一个根本思想。它的形成或被强调,主要是在慧能之后。《六祖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强调了要在世间寻求佛法,佛法不是离开世俗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或境界中的产物,不能执着于世间和出世间的绝对区分,离开世间追求觉悟成佛是不可能的。
中唐时期,马祖道一继承了六祖慧能的思想,并将之发扬,提出“触类是道”、“平常心是道”。道一禅法的特色是“触类是道而任心”,是由“触类是道”和“任心”这两个概念组合而成的。其中,“任心”就是“平常心是道”,而“触类是道”则是这种禅法背后所预设的哲理。“触类是道”的字面意思是接触到的万类全都是至高无上的禅道。这是即于“佛性”遍于一切的道理而推衍出来的。由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万类当中,因此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禅道,都是修行成佛的法门,只要“任心”,就是修道。佛教中的“道”指人的身口意三业修行,即有意识地净化身心的活动,而非传统哲学中带有本体意味的“道”。“平常心是道”讲求心行清净,事事无碍,应世利人,这是修行者的根本目的。
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和“触类是道”的禅法,影响后世很深,也是“人间佛教”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后来许多高僧都有相关的问答和阐述。道一的弟子南泉普愿和普愿的弟子赵州从谂又将之继承和发扬。南泉普愿和赵州从谂之间有这么一则公案:从谂问普愿:“如何是道?”普愿说:“平常心是道。”赵州从谂继承慧能“佛法在世间”的思想,并将“平常心是道”进一步具体化,提出要在生活中修行。在从谂的许多公案中,都含着“在生活中修行”的道理,“洗钵去”、“吃茶去”这两则公案最具代表性:
(1)僧问:“学人迷昧,乞师指示。”师云:“吃粥也未?”僧云:“吃粥也。”师云:“洗钵去!”其僧忽然省悟。
(2)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在这里从谂禅师认为,吃粥、洗钵、吃茶都是最好的修行法门。修行者的生活,到处都流露着禅机,所谓“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担柴”,只要在生活中全身心地投入,处处都可以得道成佛。
禅宗“佛法在世间”的思想是“人间佛教”最主要的理论根源。根据禅宗的这些观念,读经、坐禅等传统佛教的觉悟或成佛方式,并不能达到佛教的最高目的,而要真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反而要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中去追求。这为近现代太虚等人提出“人间佛教”理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及发展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观念或口号的提出是在20世纪初。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变革,国势日衰,西学东渐,社会处于急遽的动荡与变革之中,“民主”与“科学”的大潮席卷全国,反宗教反迷信的社会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思想界、知识界对宗教本身存在的必要性也颇有怀疑,“新文化运动”甚至提出“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哲学代宗教”的口号,中国佛教当时已经是衰落不堪,僧团腐败,义学凋零,而且蛊惑迷信,逃禅避世,其社会功能几乎丧失,越来越背离了社会的主流和中心。佛教革新图存的问题由此凸显了出来,不少佛教界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振兴佛教、适应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振兴佛教,不仅要在教制、教产等方面进行改革,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时代潮流和社会现状,对佛法观念进行自觉调适,以求契理契机地重构佛教新形象,谋求佛教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人间佛教”理念在太虚大师那里是以“人生佛教”的概念提出来的。太虚大师在民国十四五年,提出了“人生佛教”。在抗战期间,还编成一部专著──《人生佛教》。大师以为:人间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义好。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其实是以中国佛教为核心,以适应现代社会为目标,在态度上是“人生”的,而在范围上是“人间”的。他倡导的“人生佛教”,有两个意思:
1、对治的:因为中国的佛教末流,一向重视死和鬼,引出无边流弊。大师为了纠正这种思想,主张不重死而重生,不重鬼而重人。以人生对治死鬼的佛教,所以以人生为名。佛法的重心,当然是了生死,成佛道。但中国佛弟子,由了生死而变成了专门了死,重视了死,也就重视了鬼。为对治“鬼本”的谬见,太虚提倡“人本”,含有对治的意思,旨在提醒广大佛教徒更多地重视现实,着眼于人格的提高与完善。
2、题正的:大师从佛教的根本去了解,时代的适应去了解,认为应重视现实的人生。“依著人乘正法,先修成完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业报,方是时代所需,尤为我国的情形所宜。由此向上增进,乃可进趣大乘行。使世界人类的人性不失,且成为完善美满的人间。有了完善的人生为所依,进一步的使人们去修佛法所重的大乘菩萨行果”。大师曾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即人生而成佛,显出了大师“人生佛教”的本意。
对太虚的人生佛教(也称人间佛教)思想,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出于对中国现代佛教的整体性设想,主张佛教应重视人生,以改善人生为基础,并在教理、组织等方面提出相应方案。
第二,重视与社会道德密切结合的五戒、十善等规则,并适应时代作了新的解释,提倡佛教徒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热爱祖国和人民,多为社会民众奉献。
第三,主张建设新型僧团,兴办佛教学校,创办佛教学术刊物。
印顺法师长年追随太虚大师从事佛教复兴运动,他认为太虚的人生佛教理论尚未突显佛、菩萨在人间,修行解脱在人间的“人间佛法”的现实内容,根据自己对中印佛教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系统的人间佛教理论。认为“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在现实人间弘扬佛法,利乐众生,造福社会。”在他的《游心法海六十年》一书中对此作出总结性的说明:“大乘佛法,我以性空为主,兼摄唯识与真常。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佛教与人间佛教……太虚大师说‘人生佛教’,是针对重鬼重死的中国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势非常严重,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我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回到现实人间。我讲人间佛教……”
印顺作为太虚事业的继承者丰富发展了整个人间佛教理论。他把太虚由做人而成佛的论点扩展成严整的体系。印顺指出:“人间佛教”的第一个出发点是现代“人”而非死人、鬼神,是由“人”出发浩浩荡荡地向菩萨、佛陀的境界前进。人间佛教的理论原则是“法与律合一”、“缘起与空性的统一”、以及“自利与利他的统一”。人间佛教所适应的时代倾向是“青年时代”,因而要重视青年工作;是“处世时代”,因而要入世以利益人类,“传播法音”;是“集体(有组织的)时代”,因而僧团组织“要更合理化”。经过印顺的推进,人间佛教的教理依据已立于磐石般不可动摇的根本之上,居功甚伟。
赵朴初解放前就追随太虚大师,并深受其器重。他一生倡导“人间佛教”。在1981年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的最后一章就是《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198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上,赵朴初作了题为《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提出把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赵朴初继承了太虚的思想,把人间佛教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并将之发展成为关怀社会、净化社会:“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播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赵朴初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指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进行国际友好交流这三个传统,并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当今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把人间佛教的理念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而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
星云大师在台湾极力倡导人间佛教,在星云大师六十年的弘法生活中,无不以人间佛教为弘扬的主题。在《佛光山的性格》一文中,星云大师说:“佛教,是人本的宗教,而非神权的宗教。佛陀应化人间,为一大事因缘,此一因缘即开示大众,悟入佛的知见。佛陀在人间成道,主要是给人间示教利喜。因此,人间佛教的性格是重视生活的,重视人生的,尤其是在生活上注重‘平常心是道’的体验。”可见,佛法生活化是星云人间佛教最明确的主张,他强调将佛法落实于生活,与生活融为一体,他指出,“今日最大的毛病,就是把佛法和生活分开”,“佛教一旦离开了生活,便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佛法,不是指导我们人生方向的指南针。佛教如果不能充实我们生活的内涵,那么佛教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佛陀的教化,本来就是改善我们的人生,净化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品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弘扬人间佛教、生活佛教。”简单地说,“所谓生活佛教,就是行住坐卧,都能合乎佛法。”
长期以来,星云大师开创的佛光山一方面重视生活佛法的落实,同时坚持一贯的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总体来说,星云秉持的人间佛教不只是停留在理念的层次,而是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净慧法师早年就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对社会主义不但无害而且有利”。他1979年至北京,参与中国佛教协会工作,1981年起,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专任编辑、主编,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他一直大力提倡人间佛教,并从1993年开始在河北赵县柏林禅寺连续举办了十二届生活禅夏令营。“生活禅”实质上是人间佛教的禅宗化。净慧法师在《生活禅开题》中指出:“修行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种种烦恼、种种痛苦要求得到解脱,所以要修行。离开了具体的生活环境,不断除个人当下的无明烦恼,学佛、修行都会脱离实际,无的放失。”所以“应该把学佛、修行与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生活中落实修行。”这也正是他提出“生活禅”的目的。所谓生活禅,“即是将禅的精神、禅的智慧普遍地融入生活,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验禅的意境、禅的精神、禅的风采。”由此净慧法师进一步指出,修行生活禅,就应具足正信,坚持正行,保持正受,以三宝为核心,因果为准绳,般若为眼目,解脱为归宿,以三学为修学的总纲,坚持四摄六度,老实做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当下的生活,去掉平时的“百种需索”和“千般计较”,以一颗平常心求得心灵的轻安明净。其基本理念,便是“在尽责中求满足,在义务中求心安,在奉献中求幸福,在无我中求进取,在生活中透禅机,在保任中证解脱。”
净慧法师提出的“生活禅”,实质上是将人间佛教的理念进一步禅宗化、生活化、社会化、具体化。使佛法进一步走进了世俗生活,是佛教为了适应当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而做出的进一步的变革。这对佛教在当代的传播与繁荣是大有益处的。
三、“人间佛教”的现代意义
人间佛教不仅是根本教理的现代发展,也是佛教入世化、生活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太虚的思想演变看,佛教入世化生活化的典型代表——南宗禅的精神无疑是人间佛教最早源头。由于南禅强调“顿悟”与“心传”,反对偶像崇拜与繁琐哲学,依据这种革新精神,能够摆脱束缚,直接面对现代社会,回应社会问题。所以,太虚早年“禅慧融澈,侠情奔涌,不可一世”。没有这种革新精神,人间佛教理论的创建是不可能的。由于南禅主张贴近生活,坐卧行住皆是道,《坛经》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与《阿含经》有关话语一样,也为人间佛教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特别易被现代人接受。由于南禅主张农禅合一,太虚进而提出工禅合一等,使佛教能够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由于南禅曾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百丈清规”,受章太炎的启发,太虚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在多方面仍继承了《百丈清规》的“旧议”,在精神上也与“百丈清规”对唐以前僧制的改革一脉相承。太虚大师也说:“中国佛教能在新世纪中成为世界性的佛学,非但要住持教理的人能够阐明佛教发达人生的真谛,依之以趣大乘行果,必需在人间行六度、四摄的菩萨道,以尽力推行佛教,利益人间一切事业。”
赵朴初也认为中国佛教应发扬农禅并重的传统,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说佛教应“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也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星云大师也说:“人间佛教的性格是重视生活的,重视人生的,尤其是在生活上注重‘平常心是道’的体验”。他强调佛教徒应有主动关心社会变迁的自觉,“血液与大众分不开,脉搏与群众共跳跃。”净慧法师提出的“生活禅”更是要求“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入世化、生活化不是世俗化、庸俗化,而是要求佛教徒发扬大乘入世担当的菩萨精神,走入世俗生活,深入众生世界,投入两个文明建设,在社会中尽职尽责,奉献力量。在生活中体悟佛法,从而超越生活,超越生死,净化国土社会,庄严人间净土。生活化,正是为了“化生活”。可见,入世化的同时,人间佛教并没有放弃它的出世特性。出世即“觉悟”后对现实社会的根本超越性,只不过人间佛教强调的这种“觉悟”不是在避世中实现的,而是在入世中实现的,是即世而超越,从而使出世与救世有机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了佛法的内涵与践行空间。
从20世纪初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的理念至今,人间佛教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了。方立天教授将“人间佛教”界定为“以现实人生为基点,以人的清净心为基础,通过大乘菩萨道的修持,达到完善人格,进而建立人间净土的佛教”。这是很贴切的。人间佛教从信仰圈层出发,契入社会、文化圈层,发扬佛教积极进取的精神,使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接轨,与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沟通,使之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幸福服务,有利于佛教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人间佛教正是佛教为适应社会,促进自身发展而完成向现代化转型的具体实践。
《禅》杂志 200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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