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明陈继儒达摩渡江图考辨

中国古代的一些书画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某些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常有把原作者的名款隐去，而人为地变成佚名或他人作品的情况。这对于古代书画的收藏和研究，都是需要澄清的问题。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达摩渡江图》轴，历来被认为是明代陈继儒的作品。但从题材及绘画的技巧等方面来考察，它都不太可能出自陈继儒的手笔，而很可能是一件割掉了原作者名款的托名之作。
　　《达摩渡江图》，纸本设色，纵103.8、横28.5厘米。画面描绘达摩朱衣赤足，脚踩芦苇渡江情形。上部有陈继儒题：“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开口露门，广群生泽。眉公。”下钤“陈氏继儒”朱文方印。另有：“鬻饭头”、“曾为梦安李氏收藏”、“阿■鞞室供养”朱文鉴藏印三方。画幅本身没有作者的名款。前人将此画归在陈继儒的名下，可能是因为画上有陈题的缘故。
　　从艺术的角度考察，整个画幅的内容虽极简单，却极具特色。画中达摩短而硬的须发，紧蹙眉头下的一双环眼，表现了明显的种族特点。微仰的头部，紧闭的双唇，又凸现出人物性格中对“某种信仰坚定姿态”的主题。画面设色单纯明快，线条简练富于表现力。诸如此类，都说明作品应出自一位有熟练绘画技巧画家的手笔。而陈继儒在绘画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并不擅长人物画，也缺少职业画家的艺术技巧。
　　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一字眉公，号靡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幼颖异，能文章，很为同郡大学士徐阶器重。长为诸生，与董其昌齐名。二十九岁时，取儒衣冠尽焚弃之，结庐在昆山之阳，后隐居在东佘山。一生布衣，专心研究学问，编书著述，于诸子百家靡不精讨。工诗文，虽短翰小词均极风致。善书法，得苏米神韵。陈继儒文艺方面的成就，很为时人所重。三吴名士争与为友，黄道周在给皇帝的上疏中也有：“志向高雅，博学多通，不如继儒”之语。
　　(附图 [图])
　　明陈继儒墨梅
　　关于陈继儒绘画的成就和造诣，画史上多有记载：“善写水墨梅花，即其制创，无不堪垂后世也。”(《图绘宝鉴·续纂·卷一》)“画山水涉笔草草，苍老秀逸，不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明画录·卷四》)从现在存世的陈氏作品来看，大致也是上述所记的墨梅、山水两类作品。一般认为墨梅一类的作品，多属于陈氏的亲笔，数量较多，风格较为一致，多取卷、册的形式，轴式较少。所作墨梅往往不太注重枝干的肌理描绘，多以倔强生拙的笔法画出，枝干曲折的地方，棱角较多。这个特点与其书法的笔法非常一致，气格遒朗苍逸，是典型的文人墨戏遣兴式作品。
　　(附图 [图])
　　明陈继儒款印
　　至于山水画一类，情况比较复杂，风格面貌较多，笔法也各有差异。共同的特点是职业画家的技巧都比较明显，工能而淹润，与墨梅的笔法、格调毫无共通之处。徐邦达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大都属当时苏松一带的画家赵左、沈士充等人代作。他进一步指出：“看样子陈氏根本不会画山水，所以陈款的山水画，尽出他人之手。”(徐邦达：《古书画考辨》下册)
　　在理论方面，陈继儒与董其昌的艺术见解最为接近，是董氏“南北宗”理论的有力支持者。陈、董二人友谊最深。各方面的学养、艺术造诣最为接近，经常在一起论书论画，共同游览、访友，议论如出一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南北宗的创立和传播，是他们(董陈)共同的功劳”。陈氏的一些言论，也表明了崇尚南宗文人画的倾向。他曾说：“儒家作画，如范鸱夷(蠡)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俩。又如陶元亮(潜)入远公社，意不在禅，小破俗耳。若色色相当，便与富翁俗僧无异。”董其昌对陈继儒的作画态度也作过描述：“眉公胸中素具一丘壑，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者之气，岂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陈继儒在绘画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了典型的文人画倾向和趣味。创作题材比较狭窄，只局限在墨梅一隅，山水画多为他人代作，更没有擅长人物画的记载。因此，从题材和技巧二方面，都可以说明《达摩渡江图》不可能出自陈继儒的亲笔。
　　在排除了《达摩渡江图》为陈氏画作之后，该图究竟出自何人的手笔，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晚明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禅悦”之风十分盛行，影响了当时绘画的题材取向，达摩作为中土禅宗的始祖，多见于当时画家的创作中。陈继儒的画家朋友中，擅长画宗教人物的就有好几位，陈氏也很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上题字、作偈语，《达摩渡江图》应是这类作品中的一件。就画作的风格特点而言，与孙克弘、宋旭同类题材的作品都比较接近，笔者认为孙克弘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孙克弘(1533—1611)字允执，号雪居，和陈继儒同为华亭人，曾官汉阳太守。工书，善画山水、花卉、竹石、仙佛像。其绘画的特点是工谨、写意风格的作品兼擅，技法也在行、隶之间。孙氏现存的一些宗教人物作品，如《寒山拾得像》、《达摩渡江图》都有陈继儒的题字，说明二人艺事交往的密切。其中《达摩渡江图》无论在内容和笔墨形式上均与故宫收藏的同名作品如出一辙。
　　还有一点也值得特别注意，即画家在创作佛教题材的作品时，态度多非常虔敬，款识也往往用工整的书体书写在画面不显著的位置上，很容易被裁掉。《达摩渡江图》的原款书可能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而被人为裁去的。裁者出于什么目的，不得而知，大概该人认为陈继儒的作品比真正作者孙克弘的作品更珍贵一些吧。同时，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达摩渡江图》显得格外狭长的一个原因。
　　(原载《收藏家》1996年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