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佛教与五台山佛教文化交流

　　周祝英（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春秋时期，吴、越二国雄据一方，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战国初年，即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所灭。战国中期，即公元前306年，越国被楚所灭。中经秦汉528年，孙权于公元222年在江浙又建立了一个独立政权，称为吴国，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时在三国鼎立之际。东吴政权的建立，使社会局面相对稳定，从而促进了吴越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原大地战乱频繁，北方移民不断涌入，遂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吴地。加之其有利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使其日益成为富饶的鱼米之乡。此外，东吴还有丝绸、茶叶、棉布等物产，并在造船、水利、商业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故使东吴经济突飞猛进。这就为佛教在此地的流传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早在东汉灵帝年间就有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后来，安世高东游，抵达会稽。这就说东汉年间，已有僧人涉足吴越之地。但真正有佛、法、僧三室的时候，当在三国时期。《高僧传》卷第一《康僧会》载：
　　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振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
　　又，《佛祖历代通载》卷五载：
　　会又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间无能坏者”。权使力士槌之，砧碎而光明自若，于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所名佛陀里，寺曰建初，奉会居焉。
　　赤乌十年（248），康僧会以舍利神力使孙权信佛，遂创建初寺居之。于此，康僧会大畅佛法，译出《阿难念弥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经》、《六度集经》、《杂譬喻经》等，并注《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等，又传泥洹呗声，“由是江左大法遂兴”，故使“三国时佛教之重镇，北为洛阳，南为建业”。于是，东吴佛教兴起。安世高、康僧会、支谦等将小乘禅和密经传入吴越后，在尚鬼好祀等习俗的影响下，经过宝志等僧的身体力行，形成了神通禅，这就助长了密教在此的流传。对吴越佛教影响最大的是隋代时智顗 创立的天台宗。天台宗是中国占先成立的一个佛教宗派，以《法华经》为尊依，故又称法华宗。因智 于天台山习静修学，著书立说，融合三教，破斥南北，发挥了慧文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慧思的“诸法实相”等理论，创立了“五时八教”的判教说，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行原则，揭示了“一念三千”、“性具善恶”、“无情有性”等佛教义理，从而奠定了该宗的思想体系。在天台诸祖里，自智顗以下基本上都活动在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地域内。因此，天台宗就成了吴越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智顗大师灭度后，还在天台山依其遗愿修建了国清寺，使天台宗盛极一时。天台宗不仅传遍大江南北，还远播日本、高丽等国。在唐代时，五台山出现了不少演习天台宗的高僧，并形成了以佛光寺、大华严寺和法华寺为中心的三个天台宗道场。自此，天台宗为两地架起了一座友好往来的桥梁。
　　观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也是吴越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观音菩萨道场的形成与五台山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所依据的经典都是《华严经》。《华严经?入法界品》说，当善财童子在福城参谒文殊菩萨时，受到文殊菩萨的点化，遍参善知识，参到第二十六位鞞瑟胝罗居士时，居士对他说：
　　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事修菩萨道？即说颂曰：
　　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
　　华果树木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
　　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
　　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
　　补怛洛迦是梵语，译为小白华。普陀山满山遍野生长着小白华，又是圣灵之地，因此说它符合经中所言。《佛祖历代通载》卷47中说：
　　补怛洛迦山，观音示现之地也。有唐大中间，天竺僧来，即洞中燔尽十指，亲睹妙相，与说妙法，授以七宝色石，灵迹始著。其后，日本僧惠锷，自五台山得观音画像，欲还本国。舟至洞，辄不往，乃以像舍于士人张氏之门。张氏屡睹神异，乃捐所居为观音院。郡将闻之，遣慕宾往迎像到城，与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众，求嘉木，扃户刻之，弥月像成而僧不见。
　　又，《本朝高僧传?释惠萼》中说：
　　释惠萼，不详其姓其许，禀性坚固，远涉不倦。……齐衡初，又入支那，再登五台，于岭头得观音圣像，以大中十二年奉像驾船将归本国，过宁波府故昌县海滨，船著石上，辄而不行。舟子思载物重，罄出诸物，船尚如故，乃圣像出，即能浮动。萼不仍离圣像，遂庐奉侍，渐成宝所，号补陀落迦山寺，为南海禅刹名蓝……相传以萼为开山始祖焉。
　　从以上这些史料来看，日本僧人惠萼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带着从五台山请的观音画像，取道四明（今浙宁波市），准备回国。当他到达普陀山时，因船被风浪所阻，附着石上，不能前进。船主以为负载过重，使卸下货物，但船仍不动。惠萼想恐怕是观音圣像“与海东机缘未熟”，即奉像于潮音洞侧的张氏家，船即能行。张氏以“屡见圣像之神异”，便舍宅为寺，时人称其为“不肯去观音院”，或云“五台寺”。到宋代时，人们就根据五台山观音圣像于日本机缘未熟而留于普陀山的瑞示现象，以及普陀山遍山满壑生长着小白华的特征，便把《华严经》中说的补怛洛迦山确定成了普陀山。年长日久，普陀山就成了南海中的禅刹名蓝，即观音菩萨示现的道场。从此，普陀山与五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的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也受到南方各国帝王的保护和支持，继续传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钱鏐被封为吴越国王，虽然吴越立国只有短短72年，但其境内未受战乱之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发展，也促进了佛教寺院经济的繁荣。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遂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到宋元之际，佛教走向衰微。明清之际，在帝王的扶植崇敬下，佛教又有所复兴。
　　五台山并不像江浙那样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经济发达，但五台山佛教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其原因是，五台山是佛祖释迦牟尼亲口说的文殊道场，也是唯一见诸佛经记载的。《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说：
　　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这就说明文殊师利菩萨居住在清凉山。“清凉山，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于中现有清凉寺。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其次，文殊菩萨是三世诸佛之母、释迦牟尼的九世祖师、般若智慧的化身，也是大乘空宗的奠基人、密教的祖师。因此，文殊菩萨居于诸菩萨之首，并受到世界佛教徒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尊奉。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应化道场，在东晋初年时，有高僧释道安于太行恒山建立寺塔。时有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原平市茹岳村）的慧远、慧持兄弟二人往归出家。其后，慧远、慧持在原平市茹岳村东南建胜井院（今名楼烦寺），在茹山建白仁岩寺。将佛教传入五台山地区。北魏时，五台山建有宕昌寺、佛光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碧山寺等几十座寺庙，并成为中国北方研习《华严经》的重镇。隋文帝、炀帝都很尊崇五台山佛教，文帝“下诏五顶，各置寺一所，设文殊像，度僧三人，令事焚修”。遂炀帝广造经书佛像，修复庙宇，再加上解脱、嘉福等高僧大力阐扬佛法，故使五台山佛教又出现了繁荣景象。唐代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富民强，文化发达，思想开放，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阶段，还是五台山佛教的黄金时代。这是因为，唐代诸帝中，除武宗反佛外，大都尊崇佛教，扶植佛教，在五台山敕建寺塔，度僧封号，五台山高僧澄观被宪宗封为“清凉国师”，并任僧统，统领天下佛教，遂使唐代五台山寺庙林立，时有“大寺三百六，兰若无其数”，僧人恒有万余，“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文殊信仰遍及天下。五台山涌现出一批弘传华严宗、唯识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派的著名高僧。他们在五台山著书立说，弘扬佛法，从而使五台山居于全国佛教的“首府”，成了“与竺乾灵鹫角立相望”的世界佛教圣地之一。所以，有许多远自印度、斯里兰卡、日本、尼泊尔、朝鲜、越南等国的僧人，纷纷前来巡礼求法。五台山成了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时有天台宗九祖湛然率天台僧众至五台山巡礼弘法。湛然（711—782），荆溪（江苏宜兴）人，俗姓戚，家世习儒，他幼年就有超俗之志。开元十五年（727）当他17岁时，游历浙东，寻师访道。开元十八年（730），于东阳遇金华方岩，示以天台教门，并授以《摩诃止观》等书。随后，又求学于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673—754）门下。湛然天生颖慧，深得其师玄朗器重，并授以天台教观大旨。后专究此学十余年。天宝七年（748），他38岁时，于宜兴君山净乐寺出家。后往会稽开元寺，就四分律相部宗名僧昙一广究律部。复于吴郡开元寺，敷讲《摩诃止观》，并在东南各地弘传天台教法，著书立说。他继承祖述，在广破唯识、华严和禅宗的基础上，吸收《起信论》真如不变随缘理论，提出理具事造的三千观和性俱不断、无情有性、十不二门等思想，从而发挥了智者大师的宗义，丰富了天台学的教观。所以，湛然法师被称为天台宗的中兴之祖。
　　《宋高僧传》卷五《唐五台山大华严寺澄观传》中说，清凉山澄观国师于大历十年（775）来到苏州，从天台九祖湛然学习天台《止观》、《法华经》、《维摩经》等经疏。其师湛然在始居兰陵时，尝与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礼五台。清凉国师率徒千指迎送，时人叹其尊师之有礼。湛然法师至五台山，瞻仰圣容，巡礼灵迹，参观了清凉、佛光、华严、法华、玉华、金阁、王子烧身等著名寺院，与五台山的高僧大德特别是天台宗僧交流了佛教文化，促进了五台山天台宗的兴盛发展。“湛然与光相见，问西域传法之事。光云：‘曾闻此教定邪正，晓偏圆，明止观，功推第一。’再三瞩光或因缘重至，为翻唐为梵附来，某愿受持。屡屡握手叮嘱。详其南印土多行龙树宗见。故有此愿流布也。”五台山金阁寺住持含光将这一梵僧对天台宗的看法告诉了湛然，从而大大鼓舞和坚定了湛然法师对弘扬本宗的意志和决心。湛然法师的到来，起到了取经弘法的作用，特别是他受到了弟子澄观率领僧众的热烈欢迎和隆重送行，大大提高了他的声誉。
　　另外，还有苏州支硎寺守直法师，深得天台奥旨。因慕清凉文殊圣地，至五台山巡游礼谒，学习交流，弘传天台教义，学习华严宗旨。正因为江浙这些著名的天台宗祖师和高僧至五台山弘传天台教观与文化交流，致使唐代五台山天台宗盛极一时，大华严寺也成了专讲天台教义的道场。
　　中兴五台山华严宗高僧、华严四祖澄观国师（738—839），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从小聪明颖慧，俊朗高逸。9岁进入越州天应山宝林寺，在体真禅师的启蒙下，阅览经、律、论三藏。14岁正式出家，在霈禅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般若》、《涅槃》、《圆觉》、《起性》、《瑜伽》、《唯识》、《百论》等经论，打下了深厚的佛学理论基础。20岁从越州开元寺著名的昙一律师受具足戒，同年，又礼常照禅师受菩萨戒。此后，澄观国师遍访名山，四处参学。他到闰州栖霞寺，从醴律师学习相部律，从昙一律师学习南山律。之后，又去金陵向玄璧法师学《三论》，还去瓦棺寺学习《大乘起性论》、《涅槃经》，复向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的再传弟子法铣请教《华严经》奥义，并于大历十年，参谒苏州的天台大师湛然，研习《法华经》、《维摩诘经》以及天台宗教义。后来又到闰州牛头山、余杭径山和河南洛阳等地，研究禅宗南顿北渐的理论。大历十一年（776），游历五台山，巡礼文殊灵迹，他被这里的清幽环境、庄严道场、寺庙林立、建筑宏伟之景象所吸引。所以，他去朝拜完峨嵋山后，又返回五台山，驻锡大华严寺，专研《华严经》。从大历十一年到贞元十一年（776—795）的二十年内，澄观国师基本上都在五台山。其间，他先后游台40余次，讲经50余遍，著述400余卷，并根据五台山气候清凉兼有五顶之特点，把五台山和《华严经》中的清凉山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中的五顶山联为一体，把五台山确定为文殊菩萨道场。这是他对五台山的一大贡献。
　　澄观国师生历九朝，为七帝门师，他于五台山讲授《华严经》50遍，召开无遮大会15次。他著作宏富，有《华严经疏》、《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华严纲要》、《三圣圆融观》、《随文手镜》等著作400余卷。他的著述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被称为继法藏之后的一代华严宗师。他和法藏一样，用毕生的精力探讨真如界和现实界的关系。他们把现实界叫做“事法界”；真如界叫做“理法界”。澄观强调：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现象界与真如界可以互相贯通；在污浊的环境里也可以追求佛教的理想。澄观国师是对中国佛学乃至传统文化贡献颇大的一位哲学巨匠。他的著述使五台山成了华严宗的道场，并形成了五台山系的华严思想体系。
　　吴越佛教与五台山佛教在唐代时交往密切，吴地至五台山的僧人多不可计，因此，只讲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和事。接下来再看一看明代著名的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莲池祩宏、藕益智旭、憨山德清，他们都是吴越人，除藕益智旭外，其余3人都来过五台山。
　　镇澄在其《清凉山志》卷三中说：“或久栖圣地，道著清凉；或暂入兹山，感通大圣”者，就可为五台山的高僧。真可、憨山、莲池等三位高僧，他们或多次巡礼驻锡五台山，或感文殊圣光，因此就都成了五台山的高僧。
　　真可（1543—1603），字达观，号紫柏，门人称为尊者，吴江（今江苏苏州市）人。体魄魁伟，喜好游侠之行。17岁至苏州虎丘山寺依明觉大师剃发。20岁从讲师受具戒。随后，杖策远游，遍参知识。游匡山，深究相宗精义。于万历元年（1573）游五台，又至京师参遍融大老。万历十四年（1586）秋，真可大师又至五台山，卜定了在五台山开刻方册大藏经的事宜。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尊者第三次来五台山，此次在五台山住的时间最长，他先后参观礼谒了台怀诸寺、五座台顶等名胜古迹，并和五台山诸法侣商定了迁往径山寂照庵继续雕刻《嘉兴藏》之事。还写下了《春日登清凉山》、《夜登中台》、《宿南台》、《清凉有感》、《明月池》等六十余首赞颂五台山的诗文，表达了尊者对清凉圣境的仰慕之情和深情厚意。这些诗文不仅宣传了五台山，而且也为研究五台山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紫柏尊者德高望重，待人平等，才华横溢，著作丰硕，著有《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紫柏尊者别集》四卷等。其主要思想是“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子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尊者一生慈悲利物，代佛扬化，振兴禅宗，以荷负大法为己任。他先后三上五台山，阐扬佛法，使五台山的禅宗更加兴盛。
　　憨山大师（1546—1623），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南京全椒（今属安徽全椒）人，12岁于南京报恩禅寺出家，19岁在栖霞寺依西林和尚剃发，又从无极大师受具。26岁开始参学云游。在万历元年（1573）正月，憨山大师游历了京师西山之后，来到五台山，参谒了文殊圣迹，巡礼了五台诸寺，朝拜了五座台顶。当他登北台时，见一小山，甚奇秀，便取号为憨山。万历三年（1575）正月，憨山大师跟妙峰禅师第二次上五台山，居于塔院寺。塔院寺住持大方和妙峰禅师于三月为憨山在北台龙门修盖了一座修禅息心的茅屋，名为妙德庵。五台山气候凉爽，环境清幽，自古以来就是栖禅习定的理想场所。因此，憨山大师在此坐禅习定，历经八个寒暑，终于开悟得道。憨山大师在五台山其间，还为免除五台山的赋税、保护五台山森林植被和自然景观作出了贡献。
　　憨山大师从小聪颖敏慧、勤奋好学、博学多才、能诗述文，他不仅精通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词歌赋，而且对老庄也深有研究，更对佛教教理与修行颇有高深造诣。他认为三教一理，三圣一体，都是摄于一心。憨山大师在禅与华严融合的基础上，提倡禅净无别、三教归一，终生致力于调和诸宗。他又以佛释儒，以佛注老，会通三教。其著述甚多，有《华严纲要》、《楞严通义》、《唯识论解》、《中庸直指》、《老子道德经注》等。憨山大师不仅研究宣传了五台山的佛教，而且也保护了五台山文殊圣境，成为五台山著名高僧，还是明代四高僧中尤为出色的僧人。
　　莲池大师（1535—1615），俗姓沈，名祩宏，字佛慧，古杭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幼习儒学，17岁上考取秀才，以学行著称。受邻人影响，寄心净土，并书“生死事大”，置于案头，自厉警策。因父母早逝，深感世事无常，遂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投西山性天理和尚披剃，又从昭庆寺无尘法师受具足戒，随后云游四方，遍参知识。万历四年（1576），“游五台”山，居妙德庵，与憨山、妙峰二师“日夜谈心数日，甚契”。他还参观了五台山护国圣光永明寺（今显通寺）、菩萨顶、碧山寺、罗睺寺、圆照寺等著名寺庙，并朝拜了五座台顶，且“感文殊放光”，使他无比欣慰，激动万分。他认为参拜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就是要“念念开文殊智，行普贤行，廓观音悲……亲尔大士。不达此旨，而远游是务，就令登七金、渡香水，何益之有？”这即为莲池大师巡礼五台山的目的。他对登临五台山，感受深刻，获益非浅，学到了文殊的般若智慧和一行三昧及《华严经》的一行念佛、一时念佛，并亲睹佛光，因缘殊胜。
　　莲池大师不仅是一位净土宗祖师，而且是一位禅教律和华严的行者。他强调持名念佛，痛斥狂禅，阐扬禅净兼修。他还根据华严宗的五教判释，把《阿弥陀经》判为顿教所摄，且兼通终教、圆教。莲池大师至五台山巡礼参访，交流了佛教文化，在五台山佛教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金陵古林寺的中兴律宗之祖如馨律师（1541—1615），先后两次至五台山学律弘法，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另外，还有许多吴越之地的诗僧：如唐代贯休、栖白、金元之际的明本、明代宗林、洪恩、行忞 等都在五台山巡礼参访，并留下了歌咏五台山的动人诗篇，为研究五台山佛教文学提供了宝贵史料。
　　五台山也有好多僧人至吴越参访，其中较著名的有超化大师。超化大师，太原文水县齐凤村人，幼年慕道，不乐世荣，于五台山真容院（令菩萨顶）依浩威法师披剃。他受具后，励志不凡，杖锡南方，参寻知识，学通内外，博究禅律，传法度人，开众耳目。晋天福八年（943），至吴越国，见尚父元帅钱王，受到钱王的热情款待。超化大师博学多才，应对称旨，倍受钱王赞赏，“遂施五台山文殊大士一万圣众供物、香茶，以及银钵盂、鐼子万付、茗荈百笼，仍遣人送至吴越馆内。诸州刺史各办施利，辅陈供具，无不周备。别造巨舶乘载，由海路北归”。超化大师把五台山的禅法传到吴越之地，并与其地高僧谈禅问法，进行佛教文化交流。随后，超化大师带着吴越国王施于五台山的供物返回五台山，分供于五台各寺。这表明吴越钱王崇信佛教，倾仰五台山，对吴越佛教和五台山佛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起到极积作用。此外，还有碧山寺住持寿冶法师、吉祥寺能海法师、龙树寺真松法师等五台山高僧去吴越之地，弘扬五台宗风，使五台山佛教传遍大江南北。
　　总之，吴越与五台山有数不胜数的僧人经常往来、互相参访，进行佛教文化交流，遂使两地的佛教文化丰富发展，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