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二十一世纪宗教

　　欲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
　　今天初次与大家结缘，只能在一两个小时内，给大家讲一个大而化之的课题，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思考。这个题目的酝酿，最早是2000年春在上海龙华寺举办的华林佛学班开学典礼上宣读了一个纲要。后来，讲稿的基本内容为方广锠先生一篇近两万字的文章所引用，在《闽南佛学院学报》、《戒幢佛学》、《法音》等刊物上传播。去年八月份在中国宗教学会第五届会议上，以《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五个趋向》为题，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
　　中国宗教学会一共开过五届全国性会议，我参加了三届。在会上发言，当然要提交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1995年年底在天津召开的第四届会议，我提交的论文是《佛教在市场经济转轨中的机遇与挑战――兼论中国宗教的若干理论问题》。这篇论文有一万五千字，1993年先在九华山佛学院演讲，分二期登在《甘露》上，天津会议之后，正式发表在《佛学研究》第二卷。也许是这篇文章思想太前卫，内容有敏感东西，在2001年宗教文化出版社的《佛教与历史文化》文集中无法通过审查，只能换一篇谈天台止观历史的文章。当时我说以后只谈历史，再也不研究当代了。但习兴使然，不平则鸣，现在不仅谈论现代，居然还要对中国宗教作大胆的预测。
　　佛教有言：欲知过去因，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要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向，就要看看过去的发展以及现在的行为，大体可以判断未来会走到哪里去。所以，对中国宗教未来的预测，是为了更好地规范我们现在的行为，是我们做好当下事情的一个蓝图。当然，判断也会有错误的时侯。
　　中国的宗教向何处去呢？只能是姑妄言之，大家则不妨姑妄听之。
　　“三王主义”
　　对中国宗教未来的判断，建立在我十几年前提出的制衡论这一理论模型上，也称作所谓的“三王主义”（人王—政治，法王—宗教，素王—学术）。“素王”指孔子，孔夫子生前到处宣扬他的思想主张却不被重用，但死后被捧上帝王般的地位。“素王”是用思想去影响人民而不直接去统治人民，我们把这看成是一个学者的最高典范。作为学者，既不依附于法王，也不依附于人王，而是守住自己独立不倚的学者本份。学术与政治、宗教，不应该是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式的臣属关系，而是像“唇亡齿寒”那样互为犄角的关系，它不能成为任何势力的附庸。宗教之于学术、政治，政治之于宗教、学术，也应如此。我们用这么一个理论观点，来考察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作用和发展规律。
　　我们是人，头上是天，脚下是地。人生存于天地之间，应该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正如太虚大师所言：“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为真现实”。什么叫“人成”？就是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但我们现在往往处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窘境，成为一个不上不下、不三不四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人格远远没有完成。
　　人可分成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层面。人来自于自然界这么一个事实，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属性，问题在于我们是人文化成的产物，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这“几稀”的东西，就是人文化成的仁义道德，与自然形成一个对照。我们毕竟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文化在改良、提升着我们的自然属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归结为经济、政治、伦理三个层次。我们只达到这个层次够不够？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在经济基础之上，有着庞大的上层建筑，以及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这意识形态有科学、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各种各样的哲学，则是对世界和我们人类总体的一般规律的认识。
　　意识形态、社会关系、自然属性，这三者加起来，构成我们俗人的三个层面。也就是说，人不单是自然人、社会人，我们还有思想、有意识。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会反思自己的存在。人具有反省的能力，才会有烦恼和痛苦。人若处于极其愚痴的状态，反而没有烦恼，因为他处于动物般的单纯之中。正是因为人会反省自身，所以会感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从而产生超越的追求，以达到完美的状态。请注意，当原始人走出动物般的单纯状态，能够反省自身的存在时，宗教就产生了。刚才说的是俗的层面，而宗教则进入圣的层面。宗教源于人类意识的超越性，以填补现实中的缺陷，化解生活中的烦恼，期盼着理想中的完美。
　　把圣与俗合起来，维持我们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有三个递次向上的层次。第一、是世俗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构成最基本的经济、政治、伦理关系。第二、是世俗的思想层次，就是科学、道德、艺术、哲学等思想文化活动。第三、则是超越世俗社会的宗教信仰层次。这三个层次递次向上，应该说思想高于经济和政治层次。在思想里面，宗教的思想、宗教的信仰又高于我们世俗的思想。既然如此，高层次的东西就不能受制于低层次的东西。我们固然不能脱离我们的自然属性，也不能背离我们的社会关系，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自然和社会层次，不能停留在世俗文化的层次。
　　交代了这个思路之后，再看我分别发表在戒幢研究所主办的《人世间》和《戒幢佛学》上的文章。那篇《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一文，是十多年来对中国佛教反省的结果，在此特别提出了“法不归位”的问题。我们往往忘了自己所处的神圣地位，经常要乞灵于世俗的政治权威和学术权威，纯属本末倒置。《论语》里有为政篇，有人问孔子，若让你来管理国家，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就是说，要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定位，使其名实相符。1992年1月在上海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我在大会发言时，特别提出了要为宗教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气不壮，气不壮则事不成。宗教不能老是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要摆正宗教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中的“名分”。
　　上述三个层次可归结为三极：政治、经济、宗教。这三极各有特点，无论是人王的为政，还是法王的弘教，或是素王的治学，三者是谁也不能取代谁，谁也不能压制谁，但谁也离不开谁。这三极各有所司，但也有可以交集的共同点：就是为了社会的祥和、人民的康乐、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三王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角度，为上述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力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共同来营造一个祥和、康乐、和平、进步的局面。佛教志在出世的解脱，但佛教毕竟存在于人世间，我们应该为社会祥和、人民康乐、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贡献。在这一点上，佛教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完全可以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但超越的佛法不能就此下降到政治和经济的层次，不能失去自己的宗教主体性和神圣品格。否则，佛教又以什么资格去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呢？
　　提出三王主义，就是要使政、教、学三界均衡发展，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最稳固的正三角。三角中任何一面出现问题，都会造成我们人类社会的不幸。比如说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长达一千年，史称“黑暗时期”，法王（教廷）凌驾于学术与政治之上。在这个政教合一的神权体制下，宗教做了许多“越位”的事，干预政治，要裁判学术。宗教本是个好东西，但宗教教条一旦与强权结合起来，却制造了很多人间的悲剧，扼杀了世俗的政经活动、伦理活动以及思想文化的创造。这就是宗教凌驾于政治、学术之上产生的恶果。反过来，人王凌驾于其他两极之上，也会造成悲剧性的局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被彻底神化，成了集人王、法王、素王于一身的人间之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功绩，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就是把这个三王一体的政教格局拆开了，由此引出“走下神坛”这个词汇。这个术语来自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口述的回忆录，后来成了一种图书品牌，诸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周恩来》。
　　若从宗教学角度看，“走下神坛”这一事实，解构了毛泽东时代三王一体的政教体制，原来被奉为“国教”的主流意识形态走向世俗化。所谓三王一体的政教体制：在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精神领域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主要标志的信仰体制。改革开放以后，这么一个封闭自足的体制被拉开了。讲得形象一点，就是向三王鼎立的方向发展，从原来的棒柱状，拉向锐角形，再朝向正三角形发展。在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改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法治国。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改革之后，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改变。但现在精神领域方面，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化运动，仍然处于法不归位的尴尬局面。该神圣的宗教信仰，还没有完全神圣起来；该世俗的世间理论，还没有彻底回归人间。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不上不下的胶着状态，这么一个信仰真空局面。
　　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三条主线
　　为了进一步说明法不归位的现象，我们再考察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整体脉络，由此梳理出三条矛盾主线。
　　一、面对民族危机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宗教自身强烈的现代化诉求与经世致用倾向。中国的宗教，同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同命相连。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处于亡国灭族的现实危机之中。宗教当然不能游离于整个国族命运的大方向，这出自我们的大环境――中华民族与中国宗教的共业所感。面对着亡国灭教的现实，宗教本身必须实现现代化，宗教要对我们的国计民生起作用。所以，二十世纪以来的宗教大师们，都提出了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对佛教来讲，突出表现就是人间佛教思潮，太虚法师、印顺法师是系统阐释人间佛教思想的代表。其实，我们还可以将此思潮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们把佛教作为改革国民性，建设理想社会的思想资源。包括与太虚、印顺同时代的梁漱溟，都可以视为人间佛教思潮的直接和间接的鼓吹者、推动者、参与者。
　　二、面对自然科学与马列主义的长足发展，宗教与科学（其极端表现为“科学主义”）和无神论（其极端表现为借助国家权力对宗教的全面摧残）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妥协、屈从，到适应、对话的过程。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宗教面临着科学与无神论的无情挑战。因此，在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上，经历了错综复杂、一波三折的过程。我们先区分二对概念：宗教不等于信仰主义，科学也不等于科学主义。我们尊重科学，发扬科学的精神，但我们不能有科学主义；我们尊重宗教，倡导宗教情操，但不能鼓吹信仰主义。什么叫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看成人类文明、精神活动的唯一标准和归宿。其实，科学与宗教都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方面，它们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不能以偏概全。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恰恰是科学主义笼罩的时代。对无神论我们应该尊重，因为人有信仰自由。若宗教借助于政治势力对无神论者进行打击，或无神论借助于政治权力对宗教进行全面摧残，都会造成人间悲剧。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教所面临的两个对手，科学与无神论，恰恰都在这个时候发展到了极端，对宗教产生了难以言说的伤害。现在我们平静地回过头来审视二十世纪，宗教与科学、无神论的关系，经历了从早先的对抗，到屈服与妥协，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走向适应与对话的正常轨道。这个过程曲折辛酸，一言难尽。
　　三、面对世俗社会与世俗文化对宗教的介入与渗透，宗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地位，虽然宗教世俗化运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原教旨主义的潜流日益浮现。前面分析的两条矛盾主线，使宗教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乃至急功近利的倾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又使宗教偏向理性化。这二方面的原因，使得世俗化成为二十世纪宗教发展的主流。但在这主流之外，依然涌动着原教旨主义的潜流。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期，宗教开始自觉反省世俗化的弊端，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呼声，开始浮出水面。
　　“思想海关”与“宗教走私”
　　刚才所举的这三条主线此消彼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权力对宗教实行了越演越烈的限制、整肃乃至全面摧残。这个过程所造成的恶果，就是使得宗教彻底丧失了在宗教、政治、学术三极中的话语权力和制衡能力。当宗教被剥夺了发言权之后，学术同样不能幸免于难。就这个意义来说，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事实上是对原先畸形的政教学三界关系的矫正与复位运动。原来畸形的政教学之间的关系，现在要拨乱反正，让上帝的归于上帝，让恺撒的归于恺撒。
　　这一矫正与复位的过程远未完成，故在社会和思想文化转型期中出现了奇特的“法不归位”的现象。所谓“法不归位”，即在政治、学术、宗教三个领域，出现“越位”或者“缺位”的现象。所谓“越位”，即企图用科学取代宗教，企图用政治干预宗教和学术，企图用宗教干预政治与学术。所谓“缺位”，在当代中国尤指宗教未能取得应有的尊崇地位，善尽其化世导俗的功能。法不归位的现象，不仅对宗教本身造成伤害，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宗教缺位”问题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我曾写过不少文章。作为一个学者，最悲哀的是他在好多年前提出的警告，最后竟然被不幸言中。比如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兴起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被统称为“人体科学”，这里且不谈这场热潮中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以及重蹈“土法炼钢”的群众性狂热。其实当时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在“人体科学”的尽头，正是宗教的入处。我当时也曾热衷其中，曾与上海有关高校、研究所和医院的同好们做过实验，也主持翻译过特异功能研究的著作。作为过来人，体会到科学与宗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对待宗教的奥秘，不可能仅用自然科学这把解剖刀，把宗教当成一只小白鼠来研究。但在科学主义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宗教被看作落后的、总有一天要被克服的东西。所以，面对“人体科学”蕴含的神秘现象，要么是盲目乐观，指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穷尽宗教的奥秘，最终用科学取代宗教；要么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实际上是偷运宗教的、甚至是巫术的东西。比如，天台宗的《摩诃止观》、《六妙门》等宗教名著，当时是被当作气功著作，才得以在体育出版社公开出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气功、特异功能热，实际上正是宗教尚处于缺位状态的信仰真空时代，面对着人民群众中日益苏醒的信仰市场的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走私”活动。我们有“思想海关”，宗教不能在宗教场所之外公开传播。而当时的宗教，正在文革的废墟中缓慢地恢复起来，宗教场所和宗教师少之又少，无法满足人民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信仰需求。既然正统宗教缺位，不能正常地履行弘法利生、化世导俗的职能，走私的宗教水货也就应运而生。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失语的同时，伪宗教与伪科学却大行其道。这种扭曲的、畸形的道路，必然造成正统宗教的萎缩而外道邪教泛滥的局面。
　　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背景，在号召正统宗教要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宗教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时候，很多地方把神圣的、清静的宗教引向了商业化、庸俗化的的邪路。正统宗教的世俗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宗教水货的泛滥。即便是站在功利的角度上看问题，企图把神圣的宗教纳入到政治的、经济的领域，实在是大材小用，舍本求末。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从金钱上看也是得不偿失的。
　　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五个趋向
　　基于以上对百年宗教史的简要回顾，下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宗教趋势，提出五点看法。
　　一、重树宗教的主体性和神圣性。
　　宗教的现代化过程，是以大量丧失自身神圣性资源的边缘化效应作为代价的。所謂“边缘化”，就是偏离宗教的超越品格和神圣诉求，仅仅滿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我们以苹果为例。果核是信仰层圈，即勤修戒定慧的修证。从这个核心出发，不断的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扩展，然后再把社会、文化层的优秀人士吸引到佛教核心层圈，形成一个良性互动过程。而边缘化的结果，就是把手段当作目的，滞留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神圣性资源不断地消耗，很难再回归信仰核心。在宗教边缘化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泡沫宗教”现象，满足于繁忙热闹的表象，盖大庙，造超级大佛像，办大法会，搞大排场。在大量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消耗宗教自身的神圣性资源。
　　宗教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信仰是人们与生俱起的天性。正统宗教若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神圣诉求，必然会有替代品取而代之。所以，面对来自世俗主义和新兴宗教这二个极端的冲击，传统宗教必然反求诸己，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宗教界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法师，越是对世俗化不满，越是强调神圣清净的修行。如果说宗教世俗化运动在二十世纪成为主流，那么可以说原教旨主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宗教的主流。
　　我再提出一个论据。自198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新纪元运动”，至今方兴未艾。表明传统宗教的修行道路，日益得到强调。特别是东方宗教的内证体验，在对治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新纪元运动”的兴起，也正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虽然中国的宗教复兴是以大量的宗教走私品相伴随，但若放在整个世界这样一个大背景看，更加证明了宗教向神圣性复归的总体趋势。
　　宗教的本质在于对世俗社会的批判与超越，正是对现实世界缺陷的失望和悲悯，我们才会有对神圣世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在继续推进宗教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关怀功能的同时，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将得到加强。在急功近利、道德沦丧的世俗浊流中，高举宗教的理想主义旗帜，直面社会的弊病与人心的邪恶，履行宗教化世导俗的职能。
　　二、宗教思想在对话中和平竞赛。　
　　记得去年曾在这里讲过：九一一一声轰响，会给中国、会给佛教带来什么？它给佛教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全世界60亿人中，信宗教者是80%。剩下的20%里边，包括坚定的无神论者和醉生梦死的非信仰者。我对坚定的无神论者表示敬意，因为他有思想，把无神论作为他的信仰。最让人瞧不上的是那些醉生梦死、死后那怕他洪水滔天的痞子流氓们。在信教人口中，基督教三大派别占33%，伊斯兰教占20%，印度教徒10%左右，而信佛教者只占6%。这是我们看21世纪佛教发展的出发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地域的藩篱，形成类似佛教“无尽缘起”的全球性文化。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处于类似佛教那种休戚与共、祸福同当的“共业圈”中。虽然解决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之间的矛盾，还会掺杂有武力争斗和政治干预，但更多的将是诉诸思想上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多元论的宗教观认为：真理只有一个，但发现真理的途径则有无数条。宗教对话不是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而是取长补短的相互共存。它是双向互动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边倒的同化。在这个意义上，佛教否定创世主及独断论神学、主张主体觉悟的学说，息诤止讼的和平态度，将会被更多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从而在信仰市场中取得更大的份额。
　　三、宗教组织将趋于社区化、小群化。
　　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我们的经济活动高度统一。宗教思想也在对话中越来越普世化。但在宗教组织上，将是越来越趋向于多元，越来越趋向于小型化、社区化。我始终不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宗教组织将以跨国性的巨无霸为主导。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会形成一大批拥有恒产、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强调主体性的阶层。原来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教阶制度，现代社会中同政治结合过分紧密的宗教团体，都将趋于衰落。在可见的将来，中国或许也可能兴起连锁店式的超级宗教组织，但更多的将是社会福利性的、社区俱乐部式的、类似基金会的社团组织。与居住社区平行发展的，网络宗教社区也将以现在无法想像的规模发展。在信息化时代，原来需要凝聚巨额宗教经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文教事业，将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公共资源，或委托专业人士代理。宗教将越来越多地回归精神领域，真正在情感和意志层面上成为个人的私事。
　　四、新兴宗教与邪教道门仍将相继登场。
　　如果传统的制度性宗教不谈或丧失了处理、沟通神秘经验或彼岸世界的能力，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追求，新兴宗教必然应运而生，填补传统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但新兴宗教本身在现代化社会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带有“快餐宗教”的色彩，与众生“贪”、“懒”的习性相应。众多邪教道门相继登场，群魔乱舞，仍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景观。正如宋儒解释为何儒生走向佛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门。
　　1997年我在《“热中有冷”与“热中有乱”――如何看待当前社会的“宗教热”》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不应泛泛谈论什么‘宗教热’。在中国，王权高于教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正统宗教从来不会对政权造成威胁，相反，它们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素。在中国历史上，颠覆政府，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是秘密宗教，或曰邪教。这些秘密宗教往往与农民起义结合，而在以往却被不恰当地评价得过高。现在，是正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五、政治、宗教、学术三者关系趋于合理。
　　宗教与学术，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理想主义是我们这个急功近利的现代化社会的净化剂。宗教在信仰、社会、文化三大层圈中向信仰核心复归的倾向，反映了在政治、宗教、学术三极关系中，重树宗教主体性的社会诉求。在重塑宗教主体性和修证精神的进程中，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诚实研究，将会对宗教的发展，起到一种类似民主政治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乐观的期盼
　　宗教总是在现实的缺憾中，给人以理想的期盼。尽管现实中有太多的失望和无奈，但我们对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仍报有乐观的预期：
　　在一个经济小康、政治民主、信息开放、资源共享的现代中国，宗教应该无须再为自己存在的必要性进行政治性的辩护，也无须再为自身团体的生存进行生产自救式的经济活动。如同教授、医生、律师、政治家、企业家用自己的本门专业为社会服务一样，社会对宗教师的诉求也将聚焦为：为社会的净化，为众生的精神拯救，提供专业性的指导。
　　（据刚晓法师记录稿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