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此文原以《中国玄奘国际讨论会综述》之名载于《佛学研究》1994年刊)　
　　玄奘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哲学家、旅行家、翻译家，是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的杰出使者与文化名人。他精研佛教理论，毕生翻译了印度佛典75部1135卷，在佛教理论、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学、历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及中外交通等各个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一直被国内外学术界、佛教界所重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宣传。今年是玄奘大师圆寂1330周年的日子，为了缅怀大师的光辉业绩，弘扬传统文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和长安研究中心于1994年4月16日至22日在河南偃师与陕西西安二地共同发起和组织召开了“玄奘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和台湾地区的代表23人，大陆北京、上海、江苏、甘肃、福建、黑龙江、湖南、广西以及河南、陕西等地代表80余人，总计100多人出席了会议。其中外国学者有，尼泊尔驻中国大使B·C·马拉教授、斯里兰卡Kelanya大学Y·达摩吠苏地教授、印度龙树大学副校长Y·C·西姆哈特立教授、日本立教大学横山邻一教授、韩国东吴大学林基中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李志夫教授、大陆学者有黄心川、郭朋、张岂之、吴立民、巫白慧、韩镜清、田光烈、方立天、楼宇烈、高振农、史会海、刘培育、林承节、黄盛璋、沈剑英以及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众多年青学者，和佛教界人士释海法、许力工等人。大会收到论文60余篇。内容包括对玄奘大师的生平事迹、弘法译经、撰述功业及唯识、因明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中国宗教学会等分别发来贺电。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研讨玄奘在学术文化上的贡献，宣传玄奘的思想和业绩，弘扬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交换世界各国玄奘研究的情况，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寻求长期合作的可能；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学者之间的友谊。代表们采用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等形式，进行了广泛地学术交流，就上述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代表们认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玄奘的贡献是广泛的和全面的，但是首先表现在佛学方面，译经、唯识学、因明学则是最显著的表现。在玄奘译经之前，唐代曾经有过波颇主持的译场，与玄奘同时的还有那提、阿地瞿多等人的译经活动，但是这些译场或活动虽然有的曾经搞的轰轰烈烈，可是没有多久就停止了，而只有玄奘的译场一直坚持下来，而且搞的非常成功。这与玄奘本人的崇高威望、学术地位，以及官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玄奘的译经是“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伟大事业。他译经总字数达1300余万，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又为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位大翻译家译经总量的一倍多。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有学者就玄奘翻译的《心经》与梵文原本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奘译本与原本在若干地方不同。“玄奘的翻译，不以严格追摹原文为能事，而是依义理传达和行文的需要常对原文加以变异增删，其中尤以删裁最多见。”“玄奘的译笔不仅充分而准确地反映了原经的宗旨，经过更动(主要是删略)后的译文更有敏快精当，一气呵成之势。”忠实的目的并不是靠紧随在原文之后亦步亦趋去追求，而是设法在谨慎变异后畅达的汉译中去体现，这正是玄奘的翻译忠实观。还有学者对玄奘翻译的《金刚经》做了浅析，强调“玄奘实际上只译了一次《金刚经》，后来翻《大般若经》时，直接把初译本当作第九分编入，而未作任何改动和重译。”在众多的《金刚经》译本中，玄奘译本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流行的骈文文体的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和平　形式出现，其中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从而使其译文更加符合当时汉语的习惯，更加通顺流畅，易于口诵耳传。所以，《金刚经》奘本是最忠实于原本，最详尽无缺的一个本子。它代表了一定地区、一定时代、甚至一定派系对此经信仰的情况。台湾学者对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的研究做了介绍，认为，“即是有关《瑜珈论》之研究，可说佛教史上几乎都是以〈菩萨地〉为中心而开展的。此一现像，在印度佛教方面也是同样的。”但是对该论中的〈声闻地〉的专门研究则付之阙如。“这或许是由于〈声闻地〉被认为是小乘，在‘大乘’歧视‘小乘’的气运中，因而有关〈声闻地〉的研究并没有被重视。换言之，我们可说：《瑜珈论》虽然是瑜珈行派的基本典籍，但却不是日后研究的重心，即使被研究也是以〈菩萨地〉为中心而开展的。”只是到了近代，〈声闻地〉的研究才有了进展。
　　玄奘以弘扬唯识学为已任，创立了唯识宗。日本学者认为“这一派的教理，在理论上，可称作‘性相学’。性相学中的‘相’是现像存在的总称，‘性’则是这些现象的本性。其中通过对相的观察、分析、最终达到‘性’，这是这一派修行的目的。”“性相”也叫做“理事”，对它们的考察始于慈恩的《成唯识论述记》和《义林章》。之后，在日本对其它考察也究其详细，成了唯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题目。唯识思想、性相学在目的，可用一句话来表达：“学于性相，修行瑜珈，证得真如”。他还认为，性相一词，“如果其梵文原文曾有过的话，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梵文，这是今后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唯识经论中，性和相两者关系的论述有二个立场。一是明确区别性和相，通过对相的否定，而达到性；二是性和相乃不一不异。中国学者说，“六经十一论”在中国的译传，表明慈氏学潮流在华兴起。但是在译传中出现了逆流，“地论师昙延伪托‘马呜’制造了《大乘起信论》(原来拟名《涅大疏》)。”玄奘为了解决这一逆流所造成的影响及“百有余科”的疑难问题而决定西行求法，作唯识学的第二次译传，使慈氏学在华夏的汉传及藏传两个大藏在更形丰满，为汇合研究与开发打下了坚实基础。还有学者指出，“隋唐时期成立的一些佛教宗派中，三论、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都是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在这种形势下，玄奘一系的法相宗，仍坚持其五种性说，主张有一种无种性的人，毕竟不能成佛。这些说法，不仅与当时大多数人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的思想背道而驰，而且也得不到广大佛教徒的支持与拥护。……因此，……法相宗之所以在唐代盛极一时，几传以后即趋衰落，最后几乎被人们所遗忘，这与玄奘及其弟子辈坚持五种性说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人研究了新罗僧圆测与玄奘、窥基的关系，认为“圆测与玄奘之间的关系，不是师徒关系，‘弟子’、‘高足’说不能成立的。他们二人的真正关系，在早期，是‘同学’关系，在后期，是‘同志’关系。”所谓圆测离京栖隐终南，“静志”八年，这可能与唯识宗内的慈恩系、西明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窥基主唱以“五种性”说为核心的新唯识学，充满了贵族气：圆测不主张“五种性”，认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是平民派。两派发生了矛盾，圆测退隐。以后基师信誉降低，圆测还京，窥基退让。历史上曾有人过分强调两系唯识学的正统与非正统这可能是造成西明系有关著作大量失传的重要原因。近代玄奘学说的复兴，与唐代法相唯识学的盛行有所不同，明显地带上了时代的色彩。而近代玄奘学说复兴的主要标志是建立研学机构，培养弘传法相唯识的人材；高僧大德和居士、学者独立撰写著作和学术论文。近代唯识学说之所以能够复兴，推动整个佛学的复兴，最根本的原因，是唯识思想包含有许多积极的因素。因此学佛之人，几乎无以不以法相唯识之学为必修课，凡是研究佛教理论的，也大都注重法相唯识学，所谓“教宗法相，行在弥陀”。总之，玄奘所传的法相唯识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因明学是玄奘弘传的又一学说。代表们认为，玄奘是印度最有权威的因明大师之一，也是使中国成为因明第二故乡的伟人，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传统。他所译的因明经卷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汉传因明传统既不同于印度本土的梵文传统，也有别于后来形成的藏传因明传统。汉传因明传统不是从古因明到新因明，不是着重发展《集量论》和《正理滴论》的“认识论逻辑”，也不是把因明作为脱俗超凡的内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以陈那的《正理门论》为主要经典，突出因明的论辩功能，着重研究和发展因明的立破论式及其规则，即研究和发展因明的逻辑内容，因此汉传因明是比较典型有逻辑的传统。有学者说，玄奘之所以选择“因明”二字作为特定术语，这是“‘因明’一词的‘因’不能单纯理解为‘原因’、‘理由’，而应作‘因果联系’讲，这不仅仅因为因明的原始形态是探究因果关系的，而且在佛教因明经典在把因分为生因和了因，因一词本身就兼有因与果的含义。”玄奘有意选择翻译《入正理论》和《正理门论》，而没有翻译陈那晚期代表作《集量论》，可能不是因为他的兴趣如此，而可能是他不仅仅为了区别逻辑论和知识论，更考虑到时代和国人的需要。为了改变国人不重推理的倾向，他翻译了因明二论，而没有翻译《集量论》。有学者根据梵汉本《因明入正理论》的对勘，指出“因三相”在汉译本中的“定有性”和“遍无性”之“定”、“遍”二字梵文本里没有此二字对应字或词义，它们是奘师在译文中补充进去的，是创造性的翻译。有时为了更好地表达或接近逻辑语言习惯，玄奘也会将梵文原文中的主从复合句、直言全称判断，在译文中改用主从条件句、假言蕴含判断。玄奘门人对因明学也多有阐发，但是并不一致。特别是在“六因”理论方面，学者认为，“他们虽然执卷承旨，亲受奘传，但由于理解和见解之差异，发挥自亦自异，其中以窥基关于六因的阐说最得奘传的神髓。”“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是对因明的发展，是值得在中国逻辑史上在书一笔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仍有界说欠明白和论说欠周密的缺陷。”首先，作为广义的因，究竟指的是三支论式中的因和喻，还是宗、因、喻三支都包括在内的整个论式？窥基解释指的是整个论式，而《大疏》又明白无误地将宗排除在生因和了因之外，这就显出他们的广义因论还是不彻底的。其次，将六因约为四体也欠精当。本来六因的分别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六因模型。经《大疏》‘约体成四’以后，便不免残缺。因为立论者所说的话语与论敌者听到的话语常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同时立论者话语中的涵义与敌论者所领解的涵义也时有出入，所以将六因约为四体是不妥当的，于此亦显出他们的六因理论尚不完善。
　　印度学者说“如果说征服者通过战争征服，给许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的话，那么，和平的使者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远千山万水，传播和平的声音。中国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这样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玄奘除了在佛学上的贡献外，他所留下的《大唐西域记》也是会议代表议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台湾学者对玄奘在印度游学与《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之参学相关路线做了缜密的考察和比较研究。指出，“善财童子之参学地区，不但是说明佛教，乃至大乘初期的印度南方展开之事实：也说明了，此一地区在古今印度都是重要的；更是印度文化向东南亚发展之发源地。而玄奘大师所西游之路线，乃是印度先期各时代殖民、以及部派佛教、乃至大乘发展路线所做之巡礼。也是印度文化经由西北转入东方之路线。善财童子之参学，影响了中国华严宗的成立；玄奘大师之游学形成了中国之法相宗。华严学在佛学史之综合上，超越上，都是世界哲学史上之最；而唯识学在分析上、至少在各宗派上，也是比较更有体系的。韩国的学者将慧超的《五天竺记》与《大唐西域记》做了比较研究。印度学者对《大唐西域记》里记载的一些地名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大陆学者将法显的《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书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词，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成为近代科学地理命名的先导，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们不同之处在于：《大唐西域记》以空间描写的完整真实感见长，《佛国记》则以其时间概念明晰，历史感浓厚而著称。所以从地理学上看，《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远远超过《佛国记》。还有学者对《大唐西域记》和《西游记》之间的关系做了研究，认为“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过程中可能并没有读过《大唐西域记》。如果这个感觉是对的，那么，《西域记》便没有对《西游记》发生过直接影响，而一切影响都是间接发生的。”
　　本次会议还有幸征集到已故的著名佛学家汤用彤先生的遗作。汤先生对玄奘大师从人格、学问、事业三个方面做了阐说，指出玄奘在人格上能不杂埃尘，匡振　纲，涉风波而不倦，对万乘而愈高：在学问上有知识分子的诚实，知识分子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在事业上欲使佛学在中国扎根，翻经旨在另外创立哲学语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外，学者们还对唐高宗与玄奘的关系、玄奘圆寂的玉华寺都做了考证，丰富了研究内容，做了有益的探索。
　　玄奘为发展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有的代表所说，今天我们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仍然采用的是玄奘曾经提倡的译风和标准，在组织工作的安排，也实行的是译场制度和严密与科学的程序，进行集体协作，发扬集体智慧。
　　这次众多的世界各国学者云集偃师、西安二地共同纪念玄奘大师的业绩，探讨他的思想理论，此为过去从没有过的事情，是改革开放以后佛学界和佛教界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一次名符其实的“群英”盛会。会议得到偃师市政府、市政协、玄奘故里、陕西省政府、陕西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会者强调，玄奘大师的一生，是清苦的一生，是努力奋斗的一生，是不断前进攀登的一生，是艰苦创业的一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通过这次会议，中外学者、专家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内容广泛而又丰富的研究、探讨和交流，从而增进了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团结和互相合作，因而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当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佛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玄奘也是对大师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对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也将玄奘研究和佛学研究推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同时也为在更广阔的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开展玄奘研究的新动员，其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