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佛学研究 弘扬佛教文化

推动佛学研究 弘扬佛教文化
　　——“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
　　曹义昆 常培文
　　2004年11月13日-14日， ”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和闽南佛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闽南佛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闽南佛学院院长、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圣辉法师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杨曾文、方立天、李志夫、赖永海、黄夏年、宋立道等来自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的学者、法师共70令人参加了研讨会。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此次学术会议以”教界与学界互动、推动佛教研究深入与佛教文化发展”为主题，与会代表就佛学研究方法与佛教文化建设、佛教文化建设中佛学研究的地位、意义与作用、宗教体验与佛学研究、现代中国佛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构建未来佛教发展中教界与学界良性互动关系及其意义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佛学研究方法
　　20世纪初，佛学开始进入欧美，走向世界。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无论在欧美、日本还是在我国，佛学研究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就实际情况而言，目前我国的佛学研究还远远落后于邻国日本。如何缩小与日本、欧美的差距，成为目前我国佛学界和佛教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佛学研究方法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对佛学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和系统反省，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佛教文化建设；反过来说，只有充分认识佛教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为了构建教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佛教的良性发展，才能使得研究方法不至于变成空谈。
　　“佛学”研究，大体可分为佛法义理和佛教历史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方立天先生(关于中国佛教哲学研究之我见)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其从事佛教研究多年以来的一些心得体会，文中首先提到关于佛学研究态度和方法的基本原则，即客观的、理性的学术立场，也就是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接着，他列举了中国近百年来佛学研究所常用的一些方法，如：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思想史以及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等，并且指明这些方法之间并无对错、高低之别，而是各有其自身的优点。最后，针对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赖永海教授在交流中提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象决定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一颇具启发性的观点，比如说要研究佛法义理的圆融性，考据的方法和调查统计的方法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有效，此时就应该恰当的使用哲学的研究方法，因此赖教授强调不同的研究方法确实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只有恰当地配合使用在与之相应的研究目的中才会充分发挥出其最佳效能。其论文{要把佛学研究与时代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指出，佛学研究中应该把佛教放到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中，放到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考察，这样才会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能否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方法论的考验。并分别以“小乘佛教在汉地何以无法立足”、 “禅宗何以在唐以后得以持续发展”、 “六祖革命”为例对上述观点加以论证。龚隽(欧美禅的写作——一种方法论立场的分析》概括了佛学自传入欧美以来所采用的写作方式，并且对此写作方式进行了一种方法论的分析，展示了欧美对佛学研究所使用的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麻天祥(中国近代科学家对佛教的科学分析及佛学科学的比较研究)一文主要以王小徐、尢智表等科学家对佛学进行的科学解读为例，说明了佛学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展现了佛学研究的另一片新天地。释启明的(数理统计法在佛教研究中的探讨》则更直接以自然科学中的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证实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佛学的可行性。宋立道《推动中国佛教发展的“格义”方法》一文则对从佛教初传入中国至今所经常采用的”格义”方法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此文否定了传统的认为“格义”方法为竺法雅所创的说法，认为至少从支遁和道安开始就使用了“格义”法。文章对支遁、道安、释僧叡、吉藏、僧肇等一些著名的译家在翻译佛经时使用的“格义”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尤其指明即使反对使用“格义”法的道安和释僧敏其实质上也在不自觉的使用着“格义”的方法，文章最后还对”格义”的法进行了哲学性的反思。刘泽亮《从黄檗宗旨到临济施设》一文也从诠释学的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临济对黄檗希运禅法的创造性诠释和后世对临济禅的创造性诠释，指出有诠释就会有变化和发展，但诠释不能丧失其核心的精神与原则，而且诠释能否作到神形兼得，关键在得其“见过于师”的传人。董群{伦理学视角的佛学和佛学视角下的伦理道德)一文主要讨论了佛学研究的伦理学方法，并从宗教学和伦理学交叉的角度讨论了伦理学视角的宗教伦理研究和宗教学视角的宗教伦理研究的不同。温金玉(中国律学研究的方法论检讨)则以弘一法师为例分析了律学的研究方法，并从中得出了三点启示。
　　另外，詹石窗、傅小凡、王兴国、释法缘、释正参等也分别从符号学、图像学等不同侧面对佛教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佛教文化建设
　　佛教的典籍浩如烟海，佛教文化则涉及到哲学、宗教学、社会学、伦理学、思想史、文化学、美学、心理学、考古学、文献学、教育学等等诸方面的人文学科，因此佛教文化建设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建设。与会学者、法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此探讨中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杨曾文在{中国佛教与时俱进和佛学研究》一文中指出，重视佛教研究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他回顾了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重文史、重研究、重撰述的传统以及中国近20年来佛教研究的发展概况，并且提出了目前我国佛教研究所存在的五大问题。在对新世纪佛学研究课题的设想部分结合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提出了六个重要课题，最后指出：新世纪的中国佛教若要实现与时俱进，必须继承中国佛教重视佛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冷静地观察时代的潮流、世界发展形势，把握时代脉搏，认清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佛教赖以传播发展的社会环境，真正做到“审时度势”，然后不失时机地进行自我调整，加强自身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设置研究课题，开展佛教研究。李志夫的《两岸佛教教育之检讨与展望)一文，首先主要从研究机构方面对台湾佛教教育的现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接着对两岸佛教教育环境差异与得失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针对两岸佛教教育所共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之后又对自1945年至今台湾的佛教教育之得失进行了检讨，并据此对未来的佛教教育提出了四个应注意的问题。最后指出，虽然目前台湾佛教仿佛风风火火，其实两岸的佛学研究都还是落后的，在未来的佛教发展中两岸的佛教教育都要讲求生态平衡，分工合作，各具特色、各尽所能地办好佛教教育。华方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佛学研究管窥)首先把20世纪佛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并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顾，接着对近20年来的佛学研究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结，最后也指出了目前佛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五点不足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对21世纪的佛学研究进行了展望。黄夏年(2003年我国的佛教研究综述)一文更加详细地对我国2003年的佛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文中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和学术观点。特别指出，从2000年起，我国的佛学会议基本上都由佛教界出面召开，而且达十几次之多。这不仅说明佛教界对佛教学术领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也为学术界和教界的良好互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关于学界与教界建立互动关系。吕建福《关于佛学研究的一点思考)一文主要针对学界与教界如何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文章首先指出，在十几年来的佛教学术会议上，教界与学界的“内在紧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还不时“外在化”，相互之间常有“公开的争议”。这种争议只有转化为“公开的尊重”，才能最终消解这种“内在紧张”，这种“转化”也才能为大家所接受。文章的第二、三部分则深入分析了学界、教界之间最常见、最根本的问题，即教界人士往往强调佛学研究需要有”体验”，乃至要有“修行”，认为离了“体验”与“修行”，不可能真正懂得“佛学”；而学界则往往归结为这是教界的”信仰”问题，更倾向于用”客观术”来研究佛教。文章分别对教界和学界所持有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发现并总结出了佛学研究的特殊性，并基于这种特殊性对教界与学界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建议。刘元春的《直面现实、应病与药》一文则主要通过自己多年来的真实体会，展示了一个学者如何具体的与教内人士建立这种良好互动关系的方法与技巧，作者在研究中恰到好处地使用了心理学中所常用的”调查问卷”法，这对如何将抽象的方法具体地运用于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另外，释心皓(对当代佛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也对学术界与教界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一些分析。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宗舜法师在即席发言中明确指出：学者作学术研究不需要信仰作指导，教界人士之信仰对研究有指导和帮助，学术与信仰并不是一对天然的矛盾， “求真”是其共性；同时，以学术的方法甚至可以解决一部分信仰问题。法师还指出：不能把一部分出家人所从事的佛学研究工作与佛学作为学问在教外学者那里的再研究这两者混淆起来。最后，他坚决驳斥了目前流行的”中国佛教发展避免学术化”之类的观点。法师饱含热情，陈词激昂，其对教学两界有效合作、对中国佛教美好未来的真诚向往与期盼，博得了在座与会者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方立天、杨曾文、华方田也分别在发言、论文和小组总结中强调了在学界与教界之间建立良好互动关系的重要性。
　　本次研讨会除了围绕”佛学研究方法”和“佛教文化建设”这一主题展开激烈而深入的讨论之外，与会学者、法师还分别对佛教的全球化问题、佛学研究中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研究与修持的关系问题以及佛教的生死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沟通。研讨会期间，与会学者和法师充分体现了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精神，体现了共同促进佛教文化建设的热忱。正如朱崇实教授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说，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强佛教研究，探讨佛学精髓，进一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促进佛法思想与现代精神的融合，推动现代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闽南佛学院与东南亚佛教的研究，促进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团结世界华人，实现祖国统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曹义昆工作单位为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常培文为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