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政治的宗教处境

转贴自: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马佛青总会宗教顾问及佛教文摘社编辑顾问
　　前言：
　　2001年9月11日的美国纽约与华俯同步遭到的恐怖攻击事件，以及其后的由美国政府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连续的攻击事件，及在上个月(3月)的另一个11日，随着马德里火车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二百多名无辜的西班牙人丧生，恐怖主义爆炸重新惊醒了世人，尤其是美国人。911发生已两年半，恐怖主义阴云再一次布满西方人的政治天空。
　　美国总统布什在纪念伊拉克战争一周年之际，在白宫发表讲演，呼吁各国政府团结一致，共同反恐。布什表示，世界上每个政府都有权摧毁恐怖主义势力。他说，在世界文明和恐怖分子的斗争中没有中立立场。布什表示，任何脆弱的迹象都可能引来更多的暴力，任何让步都不会使恐怖分子的仇恨平息。他表示，恐怖分子的野心是控制中东的民众，并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讹诈全世界。
　　吊诡的是，美国却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在介入世界政治舞台之际，何尝不是想要主宰全球人类的命运。随意的标签某一群体为恐怖主义之余，却不知已经陷入自我的迷思之中，将方井之见作为全方位的国际视野。诚如佛教所言的因“无明”的偏执之见，徒令人类的共生体系遭到破坏。
　　当代的人类因着时代问题的出现激发他去思索过去，以便展望未来。任何一个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事件的影响，而任一事件的发生都不能避免其背后形成的原因。
　　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起源
　　今日的恐怖主义多指向伊斯兰教的“圣战”、“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等，有关的字眼有意的被等同于暴力、原始、复古、威胁等词汇。伊斯兰教创教伊始即与政治的关系难分难解，一部伊斯兰宗教史，即是一部中东政治发展史。在伊斯兰文明中，神与世人是同一个国度，也是神的国度。穆民对世俗政治的热心远比其它宗教信徒热心，这是有其历史因素的。
　　反观同一源头的基督教，基督教很早就开启了神与世俗的两个国度的论述。当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将一张拉丁文“九十五条论纲”的告白钉在威丁堡(Wittenberg)大学教堂的门上时，开启了基督教文明的新页。也从此将上帝的国和地上(今世)的国对立起来。新教开启了世俗主义的社会，追求俗世的成就即成为宏扬神的一项荣耀。追求俗世的成就当然包括世俗的物资、权力及一切与世俗生活有关的事物。
　　随着宗教与世俗体系的结合，如果不是走向世俗化的道路，极有可能走向反世俗化的路线。宗教体制的世俗化意味着政教的分离，而中世纪的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84)的终战处理的西发里亚条约(West Phalia Treaty)，在法制面所确立的基本内涵，成为近代西欧国家体系(West European States System)的起源。她涵盖了今日大多数地球的区域的政治体系。国家体系的发展形成了世界性的扩张与殖民。此一世俗化的体系在与其它国际体系的相遇中，以西欧国家体系与伊斯兰世界体系的冲突最为漫长。时至今日，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亦以地域性、民族性等为其政教结合的世俗国家体制为主。
　　随着苏联共产体系的解体，唯物思想的共产体系的威胁已不复存。取而代之的，现存于世界的伊斯兰世俗国体系虽然未能形成一个共同体，但在西方文化界、政治界长期的刻意扭曲之下，再加上中东近现代的政治发展，伊斯兰教已严然成为西方的公敌。二十世纪七○年代的伊朗革命之胜利，产生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宗教与社会思潮运动，统称“伊斯兰复兴运动”。其主要观点强调恢复伊斯兰原始教义与本来精神，反对西方政治社会体制，全面达成社会的“伊斯兰化”，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国家、社会、群体、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
　　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也有人称为“原教旨主义”；主要是一种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相对立的宗教思潮。由于伊斯兰现代主义强调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采取协调及适应的态度，但是基本教义派则主张伊斯兰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无须向外来文化借用，完全依靠自己发挥潜力，弘扬自身文化传统，以迎接时代与外部环境挑战的一种力量。
　　美国研究伊斯兰宗教之著名学者埃斯波西托(John L. Esposito)指出当代伊斯兰教国家政治社会衰败，呈现四大困境，导致基本教义运动的产生。此四大困境原因：一是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的世俗化(西方化)，结果将反伊斯兰的新社会伦理“强加”于伊斯兰社会，导致社会的非道德化。二是西方殖民统治造成的依附地位：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统治压迫穆斯林，更通过“制度转换”，使西方殖民统治化与制度化。三是殖民统治造成教育制度的分裂：传统的宗教教育和现代的世俗教育培养出两种人才，形成社会分裂成两种观念与两个集团。四是上述的困境导致穆斯林社会传统之领导作用，被有计划的消灭干净，代之以亲西方的外来政治领导作用与力量。
　　基于上述困境发展，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张下列数项以回复伊斯兰的精神与作用：
　　一、主张正本清源，回归伊斯兰宗教传统。
　　二、强调传统宗教教育，实行“伊斯兰化”法制。
　　三、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实行伊斯兰教的统治。
　　四、主张“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亦即遵行真主主权论，先知权威论，代行主权论，强调实行政治协商制度与伊斯兰解决办法等。
　　五、反对西方化、世俗化所建立的一些制度与生活方式。
　　六、反对社会腐化，道德堕落，重新确立伊斯兰文化认同。
　　基本教义派的鼓吹伊斯兰化，往往被认为与西方现代化文明发展捍格不入。他们拒绝的是西方的世俗化、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发展模式，对于现代文明与进步的物质生活方式，则不尽然会全然的排斥。显然的，基本教义派陷入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西化与现代化、精神与物质的二重吊诡情境中。
　　基本教义派将宗教由边缘地带回到核心的位置，成为目前国际事务上最令人侧目相看的政治与宗教事件。而文明冲突论的主角亦指向伊斯兰宗教的政教体系与西方现代政治体系的矛盾与互斥。
　　圣战的意义、起源与发展
　　基本教义派在对抗外来的敌人时，常引用的一个口号──“圣战”-作为打击敌人的依据。什么是圣战？
　　“圣战”──阿拉伯文Jihad的意译，其原意为“尽力”、“奋斗”，引申为“为真主信仰而奋斗”。根据伊斯兰教义分析，我们所居住的世界被划分为二，一是由穆民统治的伊斯兰地区，另一部份则是由异教徒统治的非伊斯兰地区。伊斯兰宗教信仰的最终目的，是把对真主的信仰传播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皆信奉伊斯兰宗教，而达成此一传教的手段就是“吉哈德”(Jihad)。伊斯兰教义指出，吉哈德是真主指引穆民到达天堂的直接道路，穆民透过参加吉哈德，将可获得来世的真正拯救。
　　传统的法学家将吉哈德区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是“用心”，指穆民的内在精神自省，与自身邪恶意念斗争，净化心灵，更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这种吉哈德被称为“大吉哈德”。据说穆圣非常重视这种模式的吉哈德，依据《圣训》记载，有一次他率众完成军事活动回到麦地那后说︰“我们现下已经完成了小吉哈德，我们该投身于大吉哈德。”随行的人问他什么是大吉哈德，他答道︰“对自己的吉哈德。”
　　第二是“用口”，第三是“用手”，分别指穆民透过宣传、规劝、辩论和自身的榜样来传播伊斯兰教。《可兰经》中规定︰“对于宗教，绝无强迫。”(第二章第二五六节)“你应凭着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第十六章第一二五节)。
　　第四种是“用剑”，即指战争或武力，要求穆民勇敢地与异教徒战斗，以“生命和财产”来宏扬与保护伊斯兰教。
　　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六○一年在麦加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以及于六二二年在麦地那所建立的伊斯兰共同体(Umma)，并不以“民族”来作为众民政治属性的首要定义，而是根据穆民与非穆民的(宗教)信仰线来区划治下的民众，因而用当代的概念来说，可以理解为“属教主义”──生而为人，血缘、地缘等考虑，并非重点，重点在于是否信仰伊斯兰教，是不是皈依与遵奉伊斯兰的穆民。
　　“圣战”的精神在六二四年的巴德尔战役(Battle of Bahr)中被导入。在该场战役中，穆罕默德和他那近三百名的跟随者对抗兵力约为穆民的三倍的古莱须部族，并且奇迹似的战胜。于是，巴德尔精神便成为伊斯兰日后重要的精神遗产︰信仰者以少胜多︰“殉教是穆民的的义务，胜利是阿拉的责任”。穆罕默德于六三二年逝世后，伊斯兰共同体从阿拉伯半岛快速向外扩张，迅速建立起横跨北非与西亚的大帝国。
　　在此一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圣战”的意义被扩大为促使非伊斯兰世界整合到伊斯兰世界的努力。这种信仰的传播，固然可以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但多数场合是采取和平手段。事实上，整部伊斯兰的历史，大都对异教徒采取宽容的态度，甚少出现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那样的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左手古兰，右手弯刀”，是十字军东征时的故意丑化，不是事实。
　　进入十世纪，伊斯兰帝国的扩张停止，“圣战”跟着几乎完全消失。十一世纪末以降的七次十字军东征，促使穆民武装起来防卫伊斯兰共同体，此即防御型的“圣战”理念。此后，穆民世界对圣战的理解，主要即从此一防御理念出发，其基本思惟是︰如果一个穆民依据伊斯兰法生活的权利遭到否决，那么他就是生活在“战争之家”，而“圣战”即变成责任。
　　蒙古帝国征服西亚时代，穆民的反抗即本诸此一防御型的“圣战”观。奥图曼土耳其，萨法维王朝下的波斯，以及印度的蒙兀儿等三大伊斯兰帝国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崛起后，并未影响到穆民对“圣战”(防御伊斯兰共同体)的基本见解。
　　十八世纪以降，三大伊斯兰帝国中衰，渐次遭到西欧国家体系列强的侵略与殖民，防御型的“圣战”成为部分穆民反抗的理论，但这些反抗并未成功，尤其未建立起明显具有跨区域或国际性的武装连带。直至一九七九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才出现国际性的穆民武装连带关系与“圣战”运动。
　　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阿富汗战争，是当代伊斯兰“圣战”的转折点，为了击溃苏联，美国在这段期间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中国等合作，协力动员全球穆斯林介入阿富汗战争，诉诸抵抗无神论者(苏联共产主义)对伊斯兰之侵略的防御型“圣战”论理，动员来自北非(埃及为主)、西亚(沙特阿拉伯与枼门为主)、巴基斯坦、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东南亚(菲律宾岷答那峨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穆斯林圣战士前往阿富汗参加反苏游击战，迫使苏联在阿富汗陷入长达十年的泥沼战。日后成为国际焦点的奥萨玛?宾拉登(Osama bin Ladin)和他所组建的“军事据点”(al Qaeda)集团，即是此一“伊斯兰对抗共产主义”谋略下的产物。
　　阿富汗的十年泥沼战导致苏联的战争机器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令克里姆林宫无法再用暴力机器镇压异议，从而打开了民主化的道路。再者，一九八五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合作，连手主导国际油价的巨幅下挫，直接使财政倚赖石油收入的苏联经济重创，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着手进行“重建”。这些原素相加，促成了中东欧共产圈的体制变革，并在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当代“圣战”与圣战士集团是美国冷战谋略的产物。此一谋略确实奏效，在阿富汗击溃苏联并促其解体，代价则是阿富汗延宕不止的内战悲剧、中亚于苏联解体后成为能源政治斗争的新场域，以及圣战士集团返国后各自对自己的政府倒戈相向︰阿富汗圣战士集团间的内战加上巴基斯坦的战略，促成了塔利班的崛起；回到埃及的圣战士集团，成为攻击穆巴拉克政权的主力；来自维吾尔自治区的圣战士，现下成为在新僵反抗中国共产政俯的主要武装力量；而回到克什米尔的圣战士，则成为激化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之争的新主角。
　　更重要的转折是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一年间的波斯湾战争。一九九○年八月七日，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Sadam Hussein)派遣伊军侵入科威特，引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攻击。为了牵制联军的攻击，一九九一年元月，来自全球各地伊斯兰主义诸运动的部分领袖们在巴格达集会，发表声明支持海珊所称的“圣战”，并在声明中批评伊拉克与科威特的国界线是西欧帝国主义恣意的人为产物，而真正的伊斯兰信仰应该超越国界。此外，在该次会议中，来自约旦的伊斯兰长老柯梅尼(al Tamimi)，甚至提议选举萨达姆作为“全球穆民共同体的哈里发(Caliph)”。
　　如此，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遂成为当代以反美为主轴的“圣战”的创始人。这场“圣战”插曲被欧美诸国政府视为闹剧，他们认为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明显违反国际法，践踏当时美国总统布什所宣称的“新世界秩序”，并据此发动以美军为主力、联合国为名的多国联军，对伊拉克展开攻击。在此一多国联军中，有沙特阿拉伯、约旦、叙利亚等诸多穆民国家的军队参与，刚好与海珊所呼吁的全球穆民“圣战”背道而驰，显示伊拉克专制政府为了合理化其行为而展开的伊斯兰式动员，并未获得全球绝大多数穆民的支持。
　　波斯湾战争确实成为伊斯兰主义国际武装斗争的重要媒介。以波湾战争为契机，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以及战后美国主导联合国对伊拉克的长期制裁，造成该国老弱妇孺大量受难，使奥萨玛?宾拉登和他的“军事据点”倒戈，世界政治舞台上自此出现全新的国际“圣战”组织，以世界规模的样态登场，并自一九九二年以降升高对美武装斗争，一九九八年呼吁对美发动“圣战”。其后，迎来了2001年911事件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主战场仍旧在昔日的阿富汗战场──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北边省与克什米尔，只是剧情逆转：一九九○年代是美国联合圣战士集团共击苏联，而现下则是美国联合俄罗斯共击圣战士集团。
　　文明冲突与宗教之间的战争
　　与当代圣战的思想与实态相较，美国则有自己的理解与论述，其基本历程是：“伊斯兰复兴”、“基本教义派”、“圣战”、“文明”的冲突。
　　自一九七○年代起，透过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伊斯兰问题”逐渐成为美国新闻媒体、政界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进而引发对伊斯兰的研究与争论。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圣地麦加大清真寺占领杀人事件，以及苏联派军侵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而引爆日后长达十年的阿富汗战争等事件，标志出穆民世界的剧烈变动。这一年，适逢伊斯兰历1400年，因而伊朗、沙特阿拉伯与阿富汗的三大事件，在全球穆民社会中激起广泛的注意。在这段期间，研究者的共同点是着力于探讨“伊斯兰与政治”这两大变量之间的关系。
　　进入一九八○年代，除了阿富汗战争的研究之外，伊斯兰“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的议题也逐渐受到欧美学界的重视。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埃及总统沙特(Anwar Sadat)被刺身亡，一九八二年以色列侵略黎巴嫩而导致什叶派武装斗争团契在黎巴嫩崛起，一九八三年真主党(Hizballah)等武装派在黎巴嫩对以色列与美国发动“圣战”，一九八七年起、“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与“伊斯兰圣战”等组织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展开大众蜂起(intifadah)，以及一九八九年以降阿尔及利亚穆民武装反抗与暗杀的激化，使欧美学界日益将“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与“暴力反抗”这两个不同的议题连系起来，并将研究焦点侧重在基本教义派的暴力面上，日益关注伊斯兰“圣战”的问题。与一九七○年代将研究重点置于“伊斯兰与政治”相较，此一阶段的研究重点，转至伊斯兰基本教义派(Islamic Fundamentalism)及暴力/恐怖主义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在此一论述基础上，加上一九九一年波斯湾战争，以及一九九三年以来的一系列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恐怖攻击事件，一方面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与恐怖主义渐被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则开始出现“文明冲突”的新论述。
　　“诸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一词，最早由英美学界著名的中东历史学家路易斯(Bernard Lewis)于一九九○年在美国提出。萨依德批判路易斯的观念完全传承自十九世纪英国与法国东方学派，将伊斯兰教视为基督教与自由价值的威胁；路易斯的所有作品的重点，都是要将整个伊斯兰教描绘成全然“外在于”这个“我们”(指西方)居住的已知、熟悉及可接受的世界。萨依德在其著作《东方主义》中提出路易斯使用的方法是“心怀鬼胎”的观察、词源学(etymology)的刻意误用，对一整群相关民族申述堂而皇之的文化论点。他还指陈路易斯完全不能承认伊斯兰民族有权行使自身的文化、政治与历史。
　　一九九三年，哈佛大学的教授杭亭顿(Samauel Huntington)沿用路易斯的修辞，在美国的《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冲突论”的长篇论文，论断“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不会是意识形态或经济。人类之间的分裂隔阂与首要冲突根源在于文明。民族国家仍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挑大梁，但是全球政治的重大冲突会发生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国家与团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壁垒分明的文明界线，将会是未来世代的战线。”
　　文明的冲突论将“宗教之间会打架”的论点引入，虽然在学界之间不见得被全部人认同，但是，因着此类的主张不单只是学术研究的现象，更是一种政治现象。不管你同意萨谬尔?杭亭顿与否，他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是第二个千禧年末最有影响的理论。杭亭顿当时宣称“西方基督教”同“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鸿沟是国际冲突的新起源。杭亭顿进而解释说穆民世界缺少能够在西方文明产生的代表性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和新政治价值理念，比如政教分离，法治和社会多元化，以及平衡公民和国家权力之间作为“缓冲”的这一论断被不知多少东西方学人斥为“说对了问题表象，但是说错了问题根源”，有的干脆责怪杭亭顿不是一位“严肃的学人”。但是911事件之后，杭亭顿的理论悄无声息地回到学术界。
　　“文明的冲突”将世界分成西方/非西方的二分法──彼此间存在着对立、竞争、冲突的关系。刚于去年故世的举世闻名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大师萨依德(Edward W. Said)痛陈西方新闻媒体、学术界、政治界对来自东方的伊斯兰信仰的妖魔化及非人化之余，指出了代表西方的美国欠缺了“理性了解情势”，未能认清美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多年来的外交政策，以致“伊斯兰与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官方与傲慢强权是同义词，这个强权假仁假义，不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也是许多压迫民众的阿拉伯政权的帮凶”。
　　二元对立的思惟方法，导致美国对付心目中的恐怖主义者采取“非友即敌”的态度，要世界各国选边，从事了一场“文明对抗野蛮”的战事，甚至用上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十字军东征”(Crusade)、“无限正义”(Infinite Justice)等字眼。但是，讽刺的是，另一方面却在国际上与伊斯兰国家积极磋商，在美国国境内又与伊斯兰宗教领袖表现出团结合作的态度，极力避免造成宗教、族裔上的对立。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处境与关系成为考虑的前提，在这一环境之下，宗教信仰变得异常敏感。
　　当代的“圣战”运动所追求的政治秩序──伊斯兰共同体的建立与伊斯兰法的统治，确实与源自西欧的国家体系论理，体制有着根本性的歧异。这种歧异，与其说是两种普遍主义-“世俗”(西欧)的普遍主义与“神意”(伊斯兰)的普遍主义之间的冲突，毋宁说是伊斯兰论理与国家体系论理对于世界秩序中的第一义(primary)定义应该如何界定的争议，即两者之间对于“权力”、“和平”、“秩序”、“正义”等重要概念的定义，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简言之，这是关于“权力与正义”的根本性分歧。同为世俗化的体系，只是存在着多元性的诠释与运用。这自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促成。
　　同为“亚伯拉罕的宗教”(Abrahmic religions)，从犹太教与基督教开始，每一种一神教都受到先前的宗教影响，对于穆民而言，伊斯兰教完成并终结了先知的谱系。这三大宗教──三者皆历经其本身的历史进程与发展。并非一庞大僵化、一以贯之的体系；但三者崇奉的都是所有神祇中嫉妒心最强的一个。许或是源自“一元性”的信仰所形塑的排它性格使然，可悲的是，信奉源自同一信仰源头的人类竟然是水火不容的同处在浴血的冲突处境之中。
　　佛法是世界和平之光
　　佛教的缘起观说明世界的形成不是一元的、绝对的；相反的，世界是多元、相对存在的事实。当前的世界政治情境由东西两大文明所构成的冲突、张力与矛盾，其形成的原因异常复杂，岂只是不同文明本质上的差异所造成的那么简单。
　　政治的运作在权力上的斗斗与诉求很容易理解，但是，作为从“此世”到“他世”的福祉而存在的宗教信仰因着与尘世的实存关系，促使信仰者在抉择此与彼之时，成为有趣的对比与纠缠不清。现世的存在因着人类群体生活的需求，遂衍生一套套不同的管理规则与法制，这即是所谓的政治体制。而宗教信仰的实践原为心灵上、精神上的一种探索，是一种向内，超越的内心的旅程。它是一种心灵的，而非政治性的舞台剧。但是，一元性或抱持绝对论观念与思想的一神教宗教信仰，因其思想的“独大”性，遂易与他者产生互斥的现象。纵观旧约的记载，岂只是一部宗教典籍，也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斗斗史。这或许是因着人类的习性使然，而造成纯洁的宗教信仰在实践的过程中，因涉及尘世的环境使然，遂令宗教信仰变质为政治斗斗的一种工具。
　　无论宗教人士所希望达到的境界是如何地属于精神层面，他们仍必须在世上寻找神或神圣事物。他们通常认为，他们有义务以其理念扩展并影响社会。即使他们将自己闭锁起来，他们仍无可避免地属于其时其地的一份子，仍会受到俗世的实存环境所影响。战争、瘟疫、饥荒、经济萧条及他们国家的国内政治，都将侵入他们闭锁的处所，并制约他们的宗教观点。事实上，历史的悲剧常促使人们转向精神的追求，为是就是能在通常看起来杂乱的、凌乱的、沮丧的一连串事件中追求某些最终的意义。因此，在历史与宗教之间便有了共生的关系──纷乱纠缠不清的尘世并非理想的国度，神的国度或净土则成为另一种选掸，以避免我们陷入绝望的处境之中。
　　尘世间的国土可以成为过度到神的国度；在伊斯兰，穆斯林们在人类的历史之中寻找神的存在。《可兰经》──赋予穆民们历史的使命。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公正的小区，使所有居住其中的成员，甚至包括弱者及有缺陷者，都能受到绝对尊敬的待遇。建造如此的社会以及居住在其中之经验，让他们得以模仿神，因为他们正遵从神的意旨而生活。一位穆斯林必须救赎历史，而这代表着国家的事务并非偏离精神文化，而是偏离宗教事物本身。穆斯林小区的政治福祉乃是最重要的一件宗教事务。但是，如同其它宗教理念一样，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之中，受着人性上的瑕疪上的影响，往往形成了历史上的悲剧。
　　穆斯林如同其它人一样，发展出自己的仪式、神秘主义、哲学、教义、神圣经文、律法与教堂。但是，这些宗教上的追求，都直接源自穆斯林经常苦恼地思索伊斯兰社会的当前政治情境。如果国家的体制并未达到《可兰经》的理念，如果他们的领导者是残酷或剥削者，或者如果他们的小区明显地受到非宗教的敌人所羞辱；在这些情况之下，一位穆斯林将发现他或她在生命中最终目的信仰与价值都遭到威胁时，他必须尽每一种努力以便让伊斯兰历史回归正途，否则整个宗教大业将会失败，而生命将失去其意义。因此，政治对基督徒来说神圣的事物，而在政治的领域中则使穆斯林感受到神的存在，并且使神性能有效地运作。职是之故，穆斯林小区中的历史考验与试炼──政治暗杀、内战、侵略及统治王朝的兴衰──都无法脱离向内的宗教寻求，而且都伊斯兰观点中必要的事务。当一位穆斯林沉思着他们所处时代中的事件其思索过去的历史，就如同一位基督徒凝视着一具圣像，并运用其创造性的想象力，以发现隐藏的神性之核心。因此，对于穆斯林人民而言，外在的历史并非只是一件次要的事项，更是其信仰所维系的神圣史。这即是宗教信念影响了世界政治的趋势与发展，到底是宗教干预了世界的秩序，还是世人将宗教信仰扯入政治性的行为呢？这是很让人迷惑的一个现象！
　　一神教体系的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思想或信仰的力量，可以导致对异教徒或非教徒的排斥与逼害；无论他的借口是什么，难免因着暴力的应用而形成本质上的恶。现代的西方强调将宗教与政治分离，而这种世俗化最初被启蒙时期的哲人认为是将宗教从腐败的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使得宗教徒更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偏颇的宗教理念导致人类失去理性的凭据，强加神的意愿成为人的意愿，更甚者，自认为唯一、绝对性的真理的信仰者将他者异化为魔鬼的代言人，这实是造成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的悲剧！
　　各别宗教的信仰者若特别标榜或标签各自的信仰体系，这难免会落入佛教所谓的“无明”之见解。同样的，不能认清事物存在的多元性，无论是政治现象、人类的宗教信仰等，徒然增加思想与行为上的傲慢与自大。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无论古今，其复杂的变量与依存关系都不容我们随意的化约。
　　从佛法的角度言，冲突的根源不外“见诤”与“爱诤”，即苦集圣谛之“爱、见”；是为人类理智上与感情上的偏执所形成。无论是政治上的见解或宗教信仰的依归，过度的偏执都可能造成人类生活上的干扰及带来烦恼。印顺导师在其著作中云︰“当人类触对对象时，必然的摄取境相。所取的境相，有着局限性，片面性；摄取境相时，必觉有异于其它的特性，如此而并不如彼(‘取境分齐’)，这才成为一个个的心象。从此‘构画名言’表现于思想议论，这是认识过程中‘想’的力用。这种有着局限性，片面性，是此非彼个体性的心象，使我们的认识，不能有完整的认识，不能把握真正的事理，不免错乱，不免矛盾，不免畸轻畸重，自是非他。有了这执一概全，以末为本，以非为是等，一切如盲摸象的异见、异说，世间即由此而纠缠不清。《众义经》说︰‘各各自依见，戏论起诤竞；知此为知实，不知为谤法。……若依自见法，而生诸戏论，若是为净智，无非净智者’。真的，谁不自以所见为正确，谁不执己见而排斥他说。如以成见、偏见为正智，为能得真理，那末谁都获得真理了！这种从认识缺陷性而来的见诤，一向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见欲系着故，出家(与)出家而复共诤’。宗教与哲学人，由于见执而聚讼纷纭，释尊早就为我们说破；而到这思想斗争尖锐的现代，越发显出他的重要性来。”(妙云集‘佛在人间’之“佛法与人类和平”p147)导师此一见解一针见血的道破当代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根源。
　　除了因着思想上的差别而造成的争端之外，不可否论的，人类也因着欲贪的原因造成对事物的染着。多少人相信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干涉不涉及石油的掌控呢？根据美国本土《国家学刊》的问卷调查结果综合总结，67%的美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是真的为和平而战；22%的美国人认为是为了石油；对美国反伊拉克行动最积极的英国人，45%认为美国是为了和平，44%认为是为了石油。相比之下，绝大多数美国其它盟国及俄罗斯认为美国动机不纯：39%的德国人认为美国是为了和平，54%的德国人认为是为了石油；和美国一直不睦的法国人对美国动机就更为不屑，21%的法国人认为美国是为了和平而战，75%的法国人认为美国就是为了石油；俄罗斯有76%的人认为美国是为了石油，只有15%的俄罗斯人认为美国是为了和平。(《华盛顿观察》周刊，2002年第15期，2002-12-18)
　　事实上，美国也在对伊战争后先行保护与控制石油，国际大赦组织的秘书长爱利安˙罕(Irene Khan)对美国为首的联军批评说，“似乎军队对保护石油比对保护医院，引水系统或者平民要准备得更为充分。”更甚者，伊战后重建的工程完全被美国公司垄断。欧洲政府批评和抱怨说美国政府对伊拉克重建的招标只向美国公司开放。自己国家的公司完全被排斥在投标过程之外，不被华盛顿考虑。而华盛顿的政治“偏心眼”不仅遭到外国，而且也遭到美国国内不少人的指责。因为被选中参加竞标的美国公司是内部选定，很多美国公司批评说这一秘密“投标”过程有失偏颇，不够公正。
　　“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相诤故，以种种器仗转向加害：或以手叉，或以石掷，或以杖打刀斫”。这种家庭、社会、国际间的斗争，古今有何差别？
　　在理解“见诤”与“爱诤”之余，佛法告诉了我们世界存在的实相，一切的烦恼纷争不外对“自我”的染着与偏执。因自我的染着而广延到对自我的族群、信仰、文明等的偏执，遂而形成“自”与“他者”的对立。自他的存在是彼此相依的，若不能理解这一事实，难免陷入一元论的迷思，进而因着思想的偏差而带来巨大的灾难！
　　结论
　　萨依德在回应九一一事件的省思中如此说道︰“我们都是在这些水域中浮浮沉沉，西方人、穆民与其它人都一样。既然这些水域是历史汪洋的一部分，强行在它们之间设置深沟高垒是徒劳无功的。局势不时会紧绷不安，与其迷失在庞大抽象的理念之中，不如从其它的观点来思考，诸如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俗世政治的理性与无知、公义与不义的普世准则。“文明冲突”理论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是哗众取宠，只能够强化人们防卫性的傲慢自大，但却无助于批判性地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思想大师的内涵极近佛教的缘起观。相对于一元绝对论的思维模式，佛教的多元性缘起思想更能够为世界和平带来一线署光。
　　印顺导师在其著作中提及“国际间的和平，思想方面，应为自由的沟通，不能凭借武力，财力而为有组织的文化倾销。某一国家，某一国际组织，运用武力财力以及其它力量，倾销他的整套思想，尤其是独断而排斥一切的思想。无论是宗教或政治，都是一种极恶劣的罪行，带有浓厚的侵略性质。国际间的思想交流，应纯为自由的传译，自由的介绍；文化倾销的职业家，应禁绝其往来。对于这种怀有征服与统治的野心家，必须认清他的面目而不受欺骗。政治方面，应尊重区域文化的不同情态，民族文化的不同传统，谁也不应该专以自己爱好或行而有效的政制，衡量一切。不能以武力财力为后盾，从外加以压力，从内加以挑拨；或者利用外交特权，进行煽动，强迫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以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经济方面，应通力合作。工业先进的国家，应自动放弃不合时宜的特权，不合理的利益。援助落后地区，更应避免经济剥削。国与国间，如存有经济掠夺的现象，是不能实现全面和平的。
　　这契合佛制三和原则的社会，国家是倾向于大同的国家；国际是不碍国家的国际。基于平等原则，和平精神来推进，国的局限性，逐渐松弛；国际的统一性与无碍性，逐渐增强：大同而自由的人间和平，将不经战争而实现，实现为人间的净土。这里面，才有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这才是实现真正的和平。”(《佛在人间》p.158)
　　参考数据：
　　1. 《那里出了错？》：柏纳?路易斯(Bernard Lewis)著 汤淑君译 商周出版社
　　2. 《圣战与文明》：张锡模著 台湾玉山出版社
　　3.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黄裕美译 台湾联经出版社
　　4. 《遮蔽的伊斯兰》：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 Said)著 閰纪宇译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5. 《东方主义》：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W. Said)著 王志弘，王淑燕，庄雅仲等译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6. 《伊斯兰》：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著 林宗宪译 左岸文化出版
　　7. 《穆罕默德》：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著 王琼淑译 究竟出版社
　　8. 《西洋政治思想史》：麦克里兰(J.S.McClelland)著 彭淮栋译 商周出版社
　　9. 《华盛顿观察》周刊
　　10. 《佛在人间》：印顺导师著 正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