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怀海禅师　丛林清规初探

　　百丈怀海禅师　丛林清规初探

　　◎慧云法师

　　中国佛教清规的制定最初可以追溯到东晋道安制定的《僧尼规范》和《法门清式》，而神宗建立清规则是从百丈开始，并且对后世佛教丛林产生重大的影响。

　　百丈怀海禅师俗姓王，福州长乐县人，原藉太原，远祖因永嘉丧乱(西晋怀帝年间，当时刘翟、石勒等入侵中国北方，战乱不断)，移居到福州，早年在广东潮阳西山依慧照禅师落发，又到衡山依法朗受具足戒，后又往庐江(安徽庐江县)浮槎寺阅藏。因听说马祖道一在南康(江西赣县)弘法，于是就前往参学，是道一门下首座，侍奉道一六年，得到印可。和百丈同时参学的还有智藏、普愿，他们各有所长，成为马祖门下鼎足而立的三大士。不久有檀越请怀海禅师住洪卅新吴(今江西奉新县)大雄山，另创禅林。此地水清山灵，山岩兀立千尺许，号百丈岩。《景德传灯录。怀海禅师章》曰：“檀信请(怀海禅师)于洪卅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住严峦峻极，故号之百丈。”不久四方禅客云集，以沩山灵佑、黄檗希运为上首，由是百丈丛林门风大盛。宪宗元和九年(814)入严谨、世寿六十六。穆宗长庆元年(821)敕谥大智禅师。

　　研究百丈丛林清规必须要了解怀海禅师制定清规的历史背景。

　　百丈怀海禅师处于唐朝中叶，即唐玄宗至唐宪宗之间。首先当时的禅僧大多无固定的住处，一般依律寺而居，于说法行道有诸多不便、况且当时神僧日益增多，却无独立的禅院。其次在唐朝中叶以后，封建政权对佛教许多特权采取了相当多的限制措施。如唐明皇开元二年(714)，朝臣姚崇上书，请求整顿僧尼队伍，并停止佛道营造。唐明皇于是下诏，敕命沙汰伪滥僧尼一万二千余人，责令还俗。特别是后来两税法实行后，取消了对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法实行后，取消了对寺院和僧尼个人田产免税的规定，同时伴随著士族的衰落、劳动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寺院的土地和劳动力来源都发生了困难，僧侣面临著如何适应社会变动而生存下去的严峻形式。

　　当时佛教许多宗派，如法相宗，天台宗等由于贵族色彩太浓、解决生活能力差，理论又复杂，所以就不能适应社会形式的变化因此衰落了。禅宗因为主张直指从心，见性成佛，理论较适合大众，又不太依靠豪华奢侈的殿堂、经像、法物，加上自道信、弘忍以来，诸大师都不排斥生产劳动，甚至许多开山祖师都亲自参加劳动，因此比其他宗派较能适应新形式。所以其他宗派衰落而独禅宗获得发展的机会。

　　但是存在著一个问题，即禅宗的实际生活、生产状况与旧的戒律，是不许出家僧侣自己从事生产劳动，若从事劳动则被视为犯戒。另一个问题；禅宗发展，以后，由于僧众增加，集体生活怎么约束、生产劳动怎样组织、劳动成果怎样分配，都是现实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旧的戒律已成为禅宗发展障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怀海禅师清楚认识到禅宗面临的这种形势，决心实行改革，为禅宗发展扫清障碍、怀海禅师认为我们是修大乘法，不应被小乘戒律所束縳。后来的人建议，《瑜伽菩萨戒》和《璎珞经菩萨戒本》是大乘戒，那我们持这两种戒。而百丈禅师则认为这两种戒虽属大乘，但却是佛陀根据印度情况而制定的戒律，我们不应生搬硬套。他认为应博采大小乘戒律中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制度，因此《百丈清规》应运而生。

　　唐代存留的《百丈清规》现已失传。而现在所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在百丈禅师入灭后五百多年，大智寿圣禅寺的德辉和大龙翔集庆寺的太诉根据元朝顺帝的敕命所撰写的。时间经过五百多年，原本已增了许多东西，其原来的面貌也见不到了。虽然如此，但我们现在仍可以从宁景德元年(1004)翰林学士杨亿删定《景德传灯录》时为《百丈清规》作的序中了解到它的根本思想。况且景德元的距百太入灭时只有二百年左右，因此是比较可信的，以下摘录几条较为重要的，便于我们研究时参考。

　　“于是创意，别立禅居。不立佛殿，唯树法堂。所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设长连床，施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床唇，右胁吉祥睡者，以其坐禅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仪也。长者上堂，升座主事，待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风者，示依法而住也、斋粥随宜，二时均遍。行普请法，上下均力。或有假号窃行混于清众，并别致喧挠者，即堂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搭，摈令出院者，贵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其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而出”。

　　清规中首先提出“别立禅居，也就是说从怀海开始，禅僧就有独立的寺院，禅寺不再与律寺相混杂。禅僧脱离了对其他宗派的依附，从而使自身的发展不再受任何形式的束縳。为甚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唐玄宗进期，唐明皇李隆基将禅师聚居于律寺，使禅众置于戒律的控制之下，以便于管理，但这样也使禅宗失去了本色。其次“不立佛殿，唯树法堂”，佛殿是供养诸佛菩萨等偶像的场所，建塑像耗资巨大，废除佛殿可减少开支，这是从经济上讲；另外从教义上讲也是否定外在偶像，而转向注重内心的修持。同时也就显示出禅宗不受传统佛教束縳，不与其他宗派相类的独立不羁性格。“不立佛殿”则使慧能以来佛与众生平等的思想得以具体体现，禅宗对他力信仰、佛祖崇拜的一再否定成为眼前事实。“法堂”是禅众聚会集中讲法的地方，也是联系禅众思想纽带之处。“所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裒是聚集的意思，听法的禅众，不管多少，不论高下，都可以听法，按照戒腊的多少安排座次，这样也就打破了过去寺院中尊卑、贵贱分明的等级制度。“设长连床，施椸架，挂搭道具……具四威仪也”。“椸”指衣架，用来挂衣具所用。睡觉时要睡在床沿，右胁吉祥睡。现代医学也表明这种睡法有助身心健康。因为坐禅久了需稍微休息一下具足威仪“长者上堂……示依法而住也”。为了突出佛法的崇高性质，便于宾主激扬问难，使佛法成为活生生的，人人都能通过主体自觉加以把握的东西。怀海禅师在对“佛”否定的时候，却对“法”作了肯定。“斋粥随宜，二时均遍”是说所吃的饭和菜要根据所种菜的品种和收成情况而定。一天吃两顿、人人有份。“行善请法，上下均力”，“普请”指普遍邀请禅僧劳动，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出坡，不分职务高下，一律要出力。“或有假号窃行混于清众……入偏门而出”，是说有违反规矩扰乱清众的，由维那检举，赶出寺院。如不服，敢有所冒犯，就用木棍打他，再集清众把他衣具烧了，从偏门把他赶出去。这样做有四点好处：一不污清众为生恭信；二不毁僧形，为循佛制；三不扰公门省狱讼；四不泄于外，为护宗纲。前两种是对发展佛教事业而言，后二种是指国家传统思想文化保持一致，以取得封建政治的支持。

　　当然百丈所制丛林清规的内容无不止以上这些，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内容中看到百丈制度精神。正因为有百丈对禅宗的这一巨大贡献，从而使禅僧直接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使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最终成为事实。这里真正使禅宗体制更趋中国化的，对禅宗自身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则是上面所说的普请法的确定。

　　普请法是对印度佛教戒律和僧侣日常生活的重大突破和改造。与中国古代封建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相适应。根据普请法禅院上下凡能参加劳动的，都得参加集体劳动，包括开山、垦荒、耕作、种菜、担水等，各尽所能，全面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方式。普请法的提出，以及怀海禅师模范实行这一制度，彻底否定了旧戒规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的内容，使僧待劳动变成必要和光荣的事。禅僧通过自力劳作，实现了经济上的扑克给自足，从而开辟了一条农禅结合的道路，使禅宗迎来更大发展。任继愈先生通过对禅宗的长期研究，指出了《百丈清规》在禅宗中国化方面的地位，他说：“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百丈清规》中的佛教社会主义精神。因为当时禅居是建立在无私有财产、共同劳动、平均有消费的基础上，所以说是社会主义。集体群居，禁止婚姻，这又是标准的僧侣主义。佛教社会主义所反映的是中国个体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禅师通过禅门清规，从组织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保证了洪州禅的发展和繁荣。如果说道一从思想方面开辟了禅学新时代，那么怀海禅师则从实行方面保证了禅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