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

　　P.3249背《军籍残卷》与归义军初期的僧兵武装

　　冯培红

　　[兰州]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141-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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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编号为P.3249背面的写卷文书，是一份归义军张氏初期的队下军籍名簿。文书正面为河西节度掌书记张敖所撰写的《新集吉凶书仪》，字迹清晰易辨；背面即为军籍名簿，字迹暗淡，首尾皆残，后部破损尤为严重，凡存26行。

　　本世纪30年代，姜亮夫先生旅赴欧洲，曾见此卷，亲手抄录，并定名为《军籍残卷》，认为“虽极短 ，亦至可贵”，（注：姜亮夫《海外敦煌卷子经眼录》，载其著《敦煌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40页。）肯定了它的价值。1962年，王重民先生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名之为《兵名簿》。（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283页。）1990年，唐耕耦、陆宏基辑印《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中录有此卷文书之图版与录文，并把它定名为《将龙光颜等队下名簿》。（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9月，第521-522页。）学界至今仍很少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笔者在探讨归义军政权中的队职问题时，曾对此卷有所关注，尤其是军队基层组织的队一级士兵里的僧兵，是归义军初期军制中极为重要的。（注：参见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中队职问题辨析》，《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本文拟对此件军籍名簿文书进行研究，期望揭示张氏归义军初期的一些军制与僧界力量对归义军政权的支持。为方便讨论，今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并核对缩微胶片，过录P.3249号背面文书于下：（注：唐耕耦、陆宏基两先生在录文中错误颇多，今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藏缩微胶卷逐一核对，加以纠正。需加指出的是，将龙光颜、宋胜君、王六子队下皆云有23人，而实际名单上仅22人；将安荣子下26人，而实际名单为25人。）

　　（前缺）

　　1.僧曹道　　石海奴　　石德子　　张和毛　　曹兴兴　　马安七　　僧邓惠寂

　　2.胡进政　　胡鹞子　　龙藏子　　曹□□　　曹的子　　李再荣

　　3.曹粪堆　　安晟子　　李重华　　僧李达

　　4.将龙光颜队下二十三人　　龙海润　　马黑黑　　王屯屯　　李阿金　　李篇篇　　李佛突

　　5.石骨 　　石弟弟　　石贾玉　　僧石胡胡　　石佛僭　　任骨 　　任佛奴　　曹汜何

　　6.曹天德　　成毛郎　　汜宁宁　　索顺光　　索他力　　洛晟晟　　张骨骨　　姚兴清

　　7.将宋胜君队下二十三人　　宋可瘦　　何再清　　李再和　　康兴兴　　张曹二　　王达子

　　8.米粪堆　　彭善友　　彭运寿　　曹福善　　汜藏子　　汜海奴　　目赞赞　　安丑勿

　　9.安小郎　　安君君　　安太仆　　张胜胜　　王小汜　　王六子　　宋荣子　　宋敖敖

　　10.将李六娘队下二十二人　　宋文文　　宋天养　　安建奴　　安颜奴　　阴子英　　阴伯丑

　　11.阴文达　　阴等宁　　张满子　　张文文　　赵音七　　赵履屯　　王信信　　王莘子

　　12.赵什德　　张胜安　　张玉玉　　张且末　　邓进进　　价盈子　　宋惠惠　　李伯丑

　　13.将王六子队下二十三人　　王神达　　王丑奴　　卫苟子　　僧价明因　　阎文禄　　令狐宜宜

　　14.范清　　范文建　　李如子　　唐猪光　　李来奴　　阴再晟　　李可瘦　　李通通

　　15.裴兴云　　安宝藏　　王文英　　高满奴　　齐兴清　　齐端端　　齐兴顺　　齐像奴

　　16.将李国坚队下二十二人　　齐张六　　张来林　　张加兴　　张紧翊　　卢小兴　　王任忠

　　17.王法心　　董敦敦　　僧明振　　董德才　　李四冬　　史兴进　　安进达　　米宁宁

　　18.康安七　　僧法义　　张洛洛　　左吉昌　　僧李智成　　僧康灵满　　高通达

　　19.将安荣子队下二十六人　　索再宾　　田进明　　汜荣宗　　杜汉期　　米进达　　米毛郎

　　20.敦晟子　　敦云达　　僧裴晏练　　僧王眼眼　　僧杨神赞　　梁小曷　　王逛达

　　21.王文英　　翟端端　　吕龙龙　　吕胡光　　阴苟子　　僧建绍　　郭 　　郭郎郎

　　22.张小苟　　索胡胡　　僧安王多　　张端端

　　23.将汜怀伟队下二十九人　　何猪子　　史原原　　僧安信行　　张贤贤　　王小清　　史万子

　　24.僧□□□　　□□□　　□思慈　　张谱湖　　王文进　　安伯达　　吕恒安　　王卖晟

　　25.梁□□□□□□　　□高士　　张猪子　　吕文□

　　26.姚□□□□□

　　后缺

　　首先判定文书的年代。

　　姜亮夫先生猜测为敦煌陷蕃时期，但未云根据，立论并不充分。

　　唐耕耦等先生在辑录文书时曾注曰：“15行齐像奴，见于P.3643号咸通三年齐像奴与人分种契”，推定这件军籍兵簿文书也当作于咸通三年左右。

　　然据笔者核之P.3643《唐咸通二年（861年）齐像奴与人分种土地契》，当为“咸通二年辛巳岁”而非咸通三年。（注：参见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7月，第24页；笔者又核对缩微胶卷，确为咸通二年，即辛巳岁。）按唐代兵制，“凡以五十人为队”，（注：《通典》卷148《兵典一》“立军”条，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3794页。）由队头、副队统领。但从这件文书看，各队军士人数分别为19、23、23、22、23、22、26、29人，不满唐制规定的以50人为队的数额，疑是咸通二年张议潮东征凉州，厮杀激烈，军队损减不少，尚未补充兵卒，以致每队人数不齐且不足额。我认为，这件文书很可能是克复凉州之后，前线将领上报给节度使张议潮的除陈亡将士之外的残剩军士名单。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张议潮统军东征凉州是在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尚书大军发，讨番开路，四日上碛”，（注：北图莱字25号《瑜伽师地论》背面题记，见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第10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第592页。）经过三年攻战，终于在咸通二年（861年）一举攻克凉州。（注：参见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52页。）

　　因而我们推论认为，文书的年代当在咸通二年攻克凉州之后。是役之后，部分军队留戍凉州，（注：参见S.5139V《己酉年六月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石伏以少晏等，当初总是沙州本体骨肉。自从张太保□上政直（整治），河西道路安泰，弟（递）牒便统帅兵马，总是本州之人，放着（防守）凉州，业已经年，前般老人，总以（已）不残，只残后辈男女，首（守）此本府州城，至今不须（许）失城池。”可参阅邓文宽《〈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其余的班师凯旋，返回沙州。大概齐像奴回归沙州之后，解甲退役，归田耕作，因而才向他人佃种土地。由于归义军初期东西征战，开疆拓土，战事频仍，军役屡兴，故齐像奴与人分种土地签约时，规定若有翻悔，则需罚供军粮，这也正是当时军事征战的现实写照。

　　确定年代之后，再来分析文书的性质，并对其定名。据其内容来看，大概是下级报给节度使张议潮的前线除阵亡将士外的残剩军士名单，每队均仅剩20多人（第一队前残，留存名单仅19人，估计总数也不过20多人），说明凉州一战，厮杀激烈，费时三年，死伤约半。姜亮夫先生定名为《军籍残卷》，并认为将李六娘、安荣子（注：姜亮夫录“安”为“七”，误。今据缩微胶卷核正，唐耕耦等也录作“安”。）是两员女将，因此推断这一军籍名单是敦煌陷蕃时期的“非官军而为民兵组织”。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如前所论，我们已经排除了文书的年代为蕃占时期的可能性，而判定在咸通二年克凉州之后。姜氏又据李六娘、安荣子二人姓名而判为两女将，从而认为是民兵组织而非正式官军，大概也系推测。按，安荣子或亦可认作男性将名；（注：参见高启安《唐宋时期敦煌人名探析》，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李六娘假使确系女将，我们从张议潮等十四女李明振妻率领将士诛杀索勋一事也可知女子偶尔为将的。再者，从将李六娘队下的22人名籍来看，显然都是男性职业军人，故姜氏据以认为是民兵组织则恐似武断。又唐制基层兵制为队，每队限50人，属于正式的现役军队，而非一般民兵组织。所以，王重民、唐耕耦等先生都谨慎地定名为名籍或队下名簿，没有把它视作民兵组织。据我们研究，这件文书应为咸通二年克复凉州之后前线将领上报给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除阵亡将士外的残剩军籍名单，因而不妨定名为《唐咸通二年（861年）归义军队下残剩兵士军籍残卷》。

　　关于这件P.3249背面的军籍残卷文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军队中出现的僧兵武装。文书共记载将7名，队下兵士170人，其中僧兵共有16人，约占九分之一，这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僧兵大多使用出家之前的俗名，但也有使用香号法名的，如僧法义，而在名前皆冠“僧”字，标明僧侣身份，说明他们对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与收复河西诸州有过兵力的支持，作出了贡献。二是少数民族尤其是中亚粟特胡人为数亦不少，文书军籍中可见安姓9人，曹姓9人，石姓6人，康姓4人，史姓4人，米姓4人，何姓1人，所占比例为五分之一多。另有丁零族的翟姓1人，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而生具有双重血统者，比例还会更大，反映了粟特等少数民族在归义军军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文书中的“僧曹道”、“僧石胡胡”、“僧康灵满”、“僧安信行”等则是粟特僧兵。（注：关于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佛教僧团及民间社邑的关系，郑炳林先生作过系列研究，参见其作《唐末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与陆庆夫合作）、《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9月，第391-465页。）归义军军队向称“蕃汉军队”，系由汉族与境内诸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军队，如张议潮东征凉州的军队，在上奏唐朝的表文中即称“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注：《资治通鉴》卷250懿宗咸通四年三月条。）这一些东征攻克凉州的七千蕃汉兵当包括上揭文书中的军籍战士（含蕃汉僧兵），因有粟特等少数民族参与收复诸州的战争，故曰蕃汉。又S.4267《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云：“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此亦称蕃汉，其中就有以安怀恩为代表的粟特人与通颊、退浑等少数民族组成的部落。写作于张淮深势力鼎盛时期的P.3720《张淮深造窟记》更加明显地记述：“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嗢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愿效军锋”，道出了归义军军队系由诸民族组成的兵源实质。

　　归义军时期军队中的僧兵武装，主要在张氏统治初期，具体地说，是在张议潮统军收复河西诸州时期。咸通二年攻克凉州，归义军疆域拓至最大，外向型的征拓逐渐转变为内敛式的防守，军队除必要的驻扎戍守之外，相当一部分卸甲退役，首先解役的应当是僧兵。

　　众所周知，寺院僧人有豁免兵役、徭役等特权。一般而言，僧团并不组织武装，僧人也不充兵服役。鉴于僧人免除兵徭之役，历史上逢国家财政吃紧、人户逃亡时，统治者都会掀起一场灭佛运动，沙汰僧尼，迫令还俗，检括人口，编入户籍，充服国家兵徭之役，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佛教寺院与世俗政权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历代统治者大多还是利用佛教作为其精神统治的工具，尤其在佛教胜地敦煌，佛教是孤悬西陲的河西归义军政权用来维系统治的有力工具。当时在莫高窟开窟造像，蔚然成风，反映了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之间融洽、密切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大中初年张议潮起义瓜沙，驱逐吐蕃贵族，佛教界给予很大地支持。归义军初期高层僧官随军入幕，参助军机。一般僧人充兵服役，组织成僧兵武装，与张议潮起义军一同反抗吐蕃。僧兵武装在中原王朝的军队中不曾有过，而在敦煌地区归义军时期出现，这显然和敦煌佛教长期兴盛、僧俗关系密切大有关系。

　　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与大中年间收复河西诸州的战争，都得到敦煌僧界的有力支持。本文所举P.3249背《军籍残卷》，已有力地证明了归义军咸通二年（861年）收复凉州的部队中有约近九分之一的僧兵。下面我们再例举一些归义军初期沙州高级僧人对张议潮军队有过重大作用者，以说明沙州佛教教团与归义军军界政界的密切关系，并揭示归义军初期出现僧兵武装的内在原因。

　　敦煌地区佛教界僧人参与军幕、兼官任职的例证在吐蕃时期已然可见，如撰写P.3726《释门都法律杜和尚写真赞》的作者僧康智照曾任“大蕃瓜沙境大行军衙知两国密遣判官”，又P.2991有智照撰《莫高窟素画功德赞文》曰“瓜沙境大行军都节度衙幕府判[官]释智照述”，就是以僧人兼任瓜州节度使衙幕府中的文职官员判官，插手行政与军界事务。归义军初期，直接参与军机、供职军门的名僧，著名的如后来担任河西都僧统的唐悟真与时任释门法师的康恒安等。悟真与恒安关系密切，悟真擅长写作，堪称河西第一大手笔，著名的《张淮深碑》与许多名人名僧邈真赞大多为恒安所抄书。大中年间，两人都参赞军机，供职于归义军军幕之中。

　　唐悟真协助张议潮起义并收复瓜沙，人奏唐廷，效力于张议潮军幕之中，早已引起学界的重视，关于悟真的研究相当深入。（注：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载《东方学报》第35册，京都，1964年；陈祚龙《悟真研究》（法文版，巴黎，1966年；《敦煌写本洪辩悟真告身校注》，载《敦煌资料考屑》，台北，1986年；苏莹辉《陈著〈敦煌写本洪辩悟真告身校注〉斠读记》，载《敦煌论集》，台北，1987年：马世长《四兽因缘图考》，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2期；续华《悟真事迹初探》，兰州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打印稿），1990年；齐陈骏、郑炳林《河西都僧统唐悟真作品和见载文献系年》，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21-640页；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之P.4660《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16-165页。）唐悟真在吐蕃占领时期已出家为僧，任灵图寺主，时称“趋庭者若市，避席者风追。不呼而来，不招而归”，对敦煌佛教信徒很有影响与号召力，这为他在大中初年襄助张议潮起事创造了条件。及张议潮创义瓜沙，P.4660《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中说他：“赞元戎之开化，从辕门而佐时。军功抑选，勇效驱驰。”元戎指张议潮，可证悟真参加了起义军队，在辕门效力，立有军功。写于大中二年至四年(848-850年)之间的P.3770《悟真文集》所收的《敕河西节度使牒》记载他：“入京奏事，为国赤心，对策龙庭，申论展效，□流凤阁，敕赐衣冠，为我股肱，更为耳目。又随军幕，修表题书，非为继绍真师，亦军务要害，□前勤效。”显然，在军幕中主持军务成为他在大中初年归义军政权刚刚建立时的主要职责，掌管“修表题书”，是张议潮得力的文职幕僚。悟真在晚年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时，仍对当年参助军戎、入京奏事等事念念不已。P.3720(1)《悟真文书集自序》曰“将蒙前河西节度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并将“累在军营，所在功勋，题之于后”，作为自己统领河西僧界的资本与功勋而标榜自旌。P.2748《国师唐和尚百岁书》也是悟真晚年70多岁所作的诗章，中云“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前句讲他随军入幕的经历，后句言他入朝奉使的故事，也证实了他在大中初年参与起事、收复瓜沙的战争。

　　与唐悟真联手撰抄邈真赞的康恒安似也为供职军门的僧人，自称“节度门徒”。（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70页。）据北图裳字18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中题记：“河西节度门徒兼摄沙州释门法师恒安与亡孔侍御，写此《金光明经》一部，兑此一张记”。我们在考证此件文书的年代问题上，曾对池田温先生判定的“年次未详，大约10世纪”并排列在太平兴国五至六年（980-981年）之间的论断提出质疑，（注：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1990年，第516页。）纠正了池田先生判定年代迟晚百年之误，认为文书的年代当在大中十年到咸通八年（856-867年）之间。（注：郑炳林、冯培红《读〈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札记》，《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据P.4660《康通信邈真赞》末题“从弟释门法师恒安书”，知恒安俗姓康，是粟特胡人迁居敦煌的大姓之家，（注：P.4600《康使君邈真赞并序》：“伟哉康公，族氏豪宗。”）其从兄康通信任都知兵马使，兼删丹镇遏使、凉州西界游弈访采营田等使，驻戍甘凉，镇遏边防，是归义军节度使深所倚重的边防大将。同族人瓜州剌史康使君，剌理瓜州，扼居大郡，势力极大。恒安由于与唐悟真的密切关系，加之康氏家族人物皆效力于张氏归义军军幕政界，很可能他也随同参与军机，投身收复瓜沙的起义洪流，因而被授称为节度门徒。我们收罗有关恒安的题记与作品，共辑得18件，时间皆在张议潮、张淮深执政期间，但恒安称节度门徒的仅北图裳字18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一件，其余都是纯粹的僧人身份。节度门徒系指恒安对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或张淮深的自称，指其随军入幕，供职军门，以恒安与悟真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与康氏家族而论，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对张议潮大中起事与归义军收复战争有影响的僧界人物，还有吴僧统洪辩、索教授崇恩等人，他们与以张氏为首的归义军世家大族皆有姻亲关系，以这些瓜沙僧界头面人物的影响，号召并动员了广大的佛教信徒加入到弃蕃归唐的起义中去，为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归义军时期首任河西都僧统吴洪辩，在吐蕃统治末期已任都教授之职，是敦煌地区的最高僧官，与张议潮家族结为姻亲，关系密切。P.4640《吴僧统碑》记载洪辩的祖父吴绪芝曾任建康军使，（注：《旧唐书?地理志》：“建康军，在甘州西二百里，管兵五千三百人，马五百匹。”）奋力抗御吐蕃军队，后力寡不敌，退守敦煌，终因力屈没蕃。“爰及慈母，即南阳之贵望也”，与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郡望相同，是证吴、张两家有姻亲关系。及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起事，逐蕃归唐，吴洪辩以都教授的身份率邻沙州僧尼部众予以有力支持，（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73页。）并派遣弟子悟真人朝长安，因而获得唐宣宗的敕赐都僧统告身，成为归义军首任河西都僧统，继续执掌瓜州地区僧界最高统治权。

　　索崇恩和尚在吐蕃统治时期也曾担任过僧界领袖都教授之职，地位威望甚高。值得注意的是，索崇恩家族与归义军初期的领袖人物如张议潮、都部落使阎英达等有着密切的姻亲关系。崇恩之母阎氏乃阎英达之姑，（注：P.4615+P.4010《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载“妣君夫人阎氏”，又P.3410《年代不详沙州僧崇恩遗嘱》有“表弟大将阎英达红锦袄子一，绯缉□里”。）张议潮则嫁女给崇恩之侄孙索勋。这种敦煌地区大姓之间的通婚联姻，对于归义军政权的创立所给予的支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至关重要的。P.4010+P.4615《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说他“接叙贵徒，顶省青云□□□□对元戎而揟鞭”，元戎指张议潮，可见，在吐蕃统治后期担任僧界领袖的索崇恩教授对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都部落使阎英达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率领僧尼部众给予实际支持。（注：参见郑炳林《〈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考释》，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

　　在上述吐蕃末年归义军初期敦煌地区的僧界头面人物影响与号召下，归义军政权的建立与河西诸州收复战争得到了僧界积极支持，许多僧人投身反抗吐番的起义组成了僧兵武装，与民众并肩战斗。尤其注意的是，敦煌是西北佛教胜地，广建佛教寺院、私家蓝若，高僧驻锡，信徒众多。寺院不仅有大量的剃度僧尼，而且还控有寺户、常住百姓等依附于寺院经济的许多人，据学者统计，张议潮时期沙州僧尼达一千人之多，寺户、常住百姓及其家眷的人口数目在一千至二千之间，僧尼及其依附性人口约占了沙州总人口的10%强。（注：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139页。）可以想见，佛教僧界的力量对于张议潮起事成功也是个重要的因素。

　　最后，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本人在吐蕃统治时期与敦煌佛教界的关系应该值得关注。他幼时曾入读寺学，抄写佛经，与佛教有着割之不断的密切联系。P.3620《无名歌》末题：“未年三月二十五日学生张议潮写”，（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第291页。）未年指的是乙未年，即公元815年，时张议潮正值16岁，就读于寺学之中，北图夜字59号《无量寿宗要经》、S.5835《大乘稻芊经释》等都是他亲自抄书的佛经写本，前者题为“张议潮写本”，后者署“清信佛弟子张议潮书”。由此可见，张议潮自幼崇奉佛教，接受寺学教育，与佛教界关系密切。因此，他在大中二年起事逐蕃能够得到广大佛教僧徒积极响应与支持以至组织僧兵武装。（注：关于张议潮起义与佛教的关系，参阅杨青《从张议潮起义看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还需要说明的是，P.3342号佛经藏卷末题“沙州军门兰老昙 丑年三月二十日书毕”，姜亮夫先生判定年代为五代，（注：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下）之《附录：敦煌经卷壁画中所见释氏僧名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1042页。）如果判定无误的话，那么，昙 应当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供职军门的僧人，很可能在曹氏时期仍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僧兵武装，这需要进一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