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内容提要：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本文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了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而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中国藏族历史源远流长，自七世纪松赞干布命人创建文字的1300多年来，藏族同胞用本民族文字写下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为后人研究藏族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现存中国各民族文字古籍文献中，藏文文献仅次于汉文而居第二位。而敦煌藏经洞在二十世纪初被发现后，有关吐蕃早期文字和文化的问题更是引起了今人的广泛关注，以敦煌古藏文文献为资料来源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更是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可惜的是，大量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流失海外，未能睹其真容，成为我国藏学研究者近百年来的切肤之痛。寻求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献，同汉文文献以及其他民族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必将能比较深入地反映藏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轨迹，藏族地区方方面面的社会状况，及其与国内各兄弟民族和周边国家的交往联系；同时对于开拓藏学研究的新的领域，重构藏族本民族的历史以及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赶超国际藏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等诸多重大方面，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吐蕃早期文化与文字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西藏历史和文化也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也就自然地表现出多元化和不平衡性。

　　早在远古时期，西藏先民就制做了大量的细石器工具用于生产劳作，创造了灿烂文明。但是西藏文字的产生，却是在公元七世纪。藏族的民族英雄和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松赞干布在七世纪统一了西藏，并同唐朝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以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为代表的唐蕃和亲政策,对于加强藏汉民族的联系,促进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据几部重要藏文史籍记载：藏族原无文字，松赞干布（？～650）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学习梵文和佛法。他学成之后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据梵文创立了藏文。屯米桑布扎从梵文的34个辅音字母中，剔除藏语语音中没有的11个，又据藏语语音发音的实际情况增补了7个，制定了30个辅音字母。又从梵文的16个元音字母中，挑出4个与藏语相符的，制定了4个元音符号。他根据梵文兰查字母创制了藏文正楷，又根据乌尔都字母创制了草书。并用藏文写下了8种文法书，翻译了《宝云经》等20余部梵文佛教经典。

　　藏文从创制到15世纪初叶的800多年间，根据史籍记载，有三次重大修订工作。第一次厘定，是在藏王赤松德赞执政以后，为了改进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译师厘定藏文，统一佛学名词等。第二次厘定，是在第四十代藏王赤祖德赞执政时期（815－836）。译师们主要是统一佛经译语和简化正字法，以适应语音变化、文字规范和使佛经通俗易懂的要求。当时还编写了《语合二卷》和《大、小翻译名义集》等语法修辞和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丹珠尔》杂部的《语合二卷》里收录了这次厘定译语的法令全文和厘定译语的词目。这次藏文厘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赞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强制推行，取得较大成效。现行藏文基本上与这次规范后的藏文相同，这次文字厘定也成为鉴别古今藏文的重要标志。第三次厘定，是在吐蕃王朝分裂后，末代藏王朗达玛之子奥松的时代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益西奥执政时期，命大译师仁青桑布(958～1055)对藏文进行了最后一次厘定。藏文经过三次厘定，更加完善，表述更为准确。

　　我国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吐蕃历史文献，产生于8～9世纪，几乎和藏文的创建同时开始，直到9世纪吐蕃势力退出敦煌为止。这批资料无疑是西藏最早的文字记录，记载了西藏从有文字以来的早期历史即吐蕃历史。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对于全面了解西藏历史，诠释藏族文化，认知藏汉文化的双向交流，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另外，敦煌藏经洞文献中还保存有一些吐蕃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时期的古藏文文献对研究9－11世纪河陇西域的历史、文化也有重要价值。这批文献总量将近10000件。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先后在1906年、1908年从敦煌藏经洞劫掠的文献，分别庋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

　　由于大量文献流失海外，尤其以我国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最为可惜，国内古藏文研究和敦煌文献研究一直难以与国际学术界比肩。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献，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其研究成果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法国、英国、匈牙利和日本等国。80年代以后，中国的藏学研究伴随敦煌古藏文资料的公布受到重视，有了较大的发展。据报道，在国外，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有三千多人在研究藏学，藏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据统计仅美国就有十多个藏学研究机构，藏学刊物分布世界各地，大批研究成果呈现于世，其中不乏水平较高的经典之作。

　　敦煌古藏文写本与国际藏学研究现状

　　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收藏的古藏文写本中，包括有霍恩雷收集品和斯坦因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文献资料中与印度有关的梵文、于阗文、藏文、吐火罗文等文种的写本。据不完全的统计，有梵文写本数千号，藏文卷子约3500号。但由于印度事务部所藏主要是梵文、藏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非汉文材料，因此，往往被只重视汉文材料的国内学人所忽略。这些材料的缩微胶卷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由木夏 一雄购回日本，在日本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以影印成书本的形式供研究者使用，而今天国内大多数学者仍然没有见过这批宝贵资料，荣新江等敦煌学专家疾呼诚望国内有关机构能早日设法获得印度事务部所藏各种写本的缩微胶卷和照片。

　　英国收藏的古藏文文献，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扎塔格三处，是最具研究价值的藏品之一。早在1914年，斯坦因就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7）为敦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765号藏文佛典的目录，但迟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者将这批写本分作十类：一、律；二、经及注疏（可考证梵文名称者）；三、经（译自汉文或可考证藏文名称者）；四、经及注疏（未比定者）；五、怛特罗文献（可查考梵文名称者）；六、怛特罗文献（比定而无梵文名称者）；七、怛特罗文献（未比定者）；八、论（可考证名称者）；九、论（未比定者）；十、藏人著述。

　　托玛斯（W.Thomas）在1906年～1927年间先后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到1963年共出版了四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400余支古藏文木简。托玛斯和法国巴考、杜散合作，编纂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翟理斯合编《藏汉语句》，以及其他古文字、象雄语的研究等。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古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主要是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大量文献，包括汉文文献4000多件，藏文文献4000多件，还有其他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文献来源一部分是来自藏经洞，即8～10世纪写本；另部分来自敦煌北区石窟，约为11～13世纪写本。其中出于藏经洞的材料，大多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在朗达玛灭佛毁佛（公元838～842年，其影响持续100年，直到十世纪才进入后弘期）之前，是中古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研究西藏文明史、汉藏关系及吐蕃统治时期各个方面的重要文献。

　　法国汉学界是海外敦煌学的一个重镇，既有伯希和所获取的丰富藏品，又有雄厚的研究传统，从沙畹以来的汉学大师，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以及藏学、中亚学的顶尖人物，都对敦煌学有或多或少的贡献。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科研中心敦煌学研究组的成员，发挥集体的优势，陆续编辑出版了《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和五本敦煌学论文集。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书籍考古学”著称的戴仁（J.-P.Drege）教授就任法国远东学院（EFEO）院长后，更加大力推动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他一方面邀请有成就的美国、日本、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到巴黎讲学，一方面编辑出版敦煌学专题研究文集。

　　法国拉露小姐(1890～1967)，曾研究过藏文佛经及《〈甘珠尔〉目录》等。后任巴黎大学教授。其藏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古典藏语初阶》、《论佛教巫术》、《论藏文再后加字》、《吐蕃文书中的罗摩衍那故事》、《敦煌文书》、《高地亚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之路》、《在敦煌发现的最古老的吐蕃文书》、《吐蕃王室殡葬中的苯教仪轨》、《八世纪吐蕃官员请求复职表》、《古代吐蕃疆域表》、《七至九世纪的汉藏关系》。她终生未婚，以毕生精力对伯希和运到法国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写卷进行整理编目。共编成三大册，第一册(1～849号)（是选编而不是连续编号，以下二册同），1939年出版；第二册(850～1282号)，1950年出版；第三册(1283～2216号)，1961年出版。这部目录为各国学者研究敦煌藏文写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汉学大师戴密微《吐蕃僧诤记》根据P.4646号王锡撰《顿悟大乘正理决》为主要材料，参考了敦煌藏文文献，还原了792～794年汉地僧人和西藏僧人关于禅宗理论的一场论战，最后失败一方退出藏地的重要史实。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对西藏历史的研究迅速发展。1954年日本学者木夏 一雄、1961年山口瑞凤继续完成英国印度事务部藏卷普散765号以后的编目工作，木夏 一雄考证了藏文写本背面的汉文写本136件。山口瑞凤组织聘请藏人参加编目工作，到1970年，在东洋文库编出《斯坦因搜集的藏语文献解题目录》达2500多号。1926年，中亚史专家羽田亨和伯希和合作出版了《慧超往五天竺传》和《如来像法灭尽记》。前者是盛唐时期对中亚、印度、西藏的目击记录，后者使人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与《丹珠尔》的《和阗史》相符。佐藤长根据编年史首先澄清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王那段时期独特的汉藏关系，而后利用达扎路恭碑考证了763年吐蕃进犯唐都长安的情况。并且依据藏汉文献确认了松赞干布首席大臣噶·东赞及其家族成员的活动情况；导致建中年间与唐朝和盟的各种事件；长庆年间唐蕃和盟情况等，使得西藏古代史的传记成分首次得到澄清。山口瑞凤撰写了两篇关于达玛的论文，认定达玛是被他的首席大臣杰托莱达那所杀；他对唐蕃会盟碑“舅甥”的含义、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和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进行了研究。他的巨著《吐蕃王国成立史》（1983年）分三个部分，阐述了与吐蕃前期历史有关的各种问题；雅砻王朝到吐蕃王朝的发展过程；吐蕃王朝的外交关系及国家机构。特别是第三部分，涉及诸如立法制度及军事组织的内容，他对吐蕃早期的研究达到相当的深度。山口瑞凤对藏学研究无可比拟的贡献之一是他对藏文历史文献中年代计算方法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大量的有关佛教、藏文字母表及藏文文法的研究。近年，日本上山大峻根据敦煌汉文藏文写本撰写了经典著作《法成传》，重构了吐蕃时期敦煌汉藏文化和佛教传译交流的重大课题，重现了从陈寅恪开始研究的道真、昙旷、法成对于吐蕃时期敦煌佛教的关键作用。这些都是利用了敦煌汉文、藏文写卷的重大研究成果。

　　匈牙利乌瑞教授对一批敦煌吐蕃文书进行了解读研究，探讨了吐谷浑王国的历史和吐蕃的军政部落等制度。匈牙利盖佐教授在研究西藏佛经译经者的历史时，把每一位译者的姓名、生平事迹输入电子计算机，以便检索。罗纳－塔斯教授目前正在进行一项旨在恢复古代藏语语音的研究，他认为语言本身就是历史的原材料。恢复古藏语语音研究，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一是本民族写的藏文文献史料，找出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即异同。二是外族人写的语言材料，如汉语、于阗语、突厥语、阿拉伯语记述的有关藏族的文献。三是藏文记载外族的语音材料，如藏文记述的有关汉人、突厥人、波斯人的文献。四是藏文中的外来词。这方面可以利用唐蕃会盟碑，对照藏汉语言的发音来研究藏语古音的恢复问题。他的研究主要利用的也是敦煌古藏文文献。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开启我国吐蕃早期文化研究新篇章

　　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负笈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当时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望洋兴叹。1961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建议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把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所藏敦煌藏文写本胶片也收购进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陈先生的建议未能实行。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研究，切入点就是法国学者巴考等著《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40年版）和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1978、1980年版）。《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共存三件，编号分别为P.T.1289、S.T.750、Or.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将其译为汉文发表。

　　近年，由王尧主编，陈践、褚俊杰、王维强、熊文彬参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民族出版社，1999年）也得以问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目录，计有编号4450个，含3375个卷号。这是研究古代藏族文献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除藏文外，敦煌还出土有一大批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文献，他们与藏文文献一样，对于吐蕃史和汉—吐蕃关系史来说，无论就历史、地理，还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学，都是第一手重要的资料。于道泉、王重民、向达诸先生都曾对此花过心力，在海外访问、研究期间，孜孜不倦搜集、抄录，作过报导。可惜形成文字、公诸于世的文献却为数不多。对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实也是最近二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其中尤以对巴黎国立图书馆藏P.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的研究成果最丰。

　　英藏、法藏藏文文书，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8～10世纪中原和吐蕃历史的重要的资料，可惜国内目前仅仅有王尧等编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英藏敦煌藏文文献还没有完整的目录；学者们一般无缘对具体文献进行直接研究。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等单位购买了法国的缩微胶卷，但是当时制作时就已缺失很多，其他单位更难看到。即使国外的研究也主要依靠了缩微胶卷，尚没有完整的纸面出版物问世，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西方着重于文字学、语义学的传统来说，民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一直是热点。将全部英藏、法藏藏文文献研究、整理、出版，更是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从2004年开始，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联络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准备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献。在2005年初得到两国图书馆的响应，并且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北京）期间，和两国图书馆负责人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分别签署了合作编纂出版的意向书即实施细则。

　　2005年4月26日，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召开“海外民族文献研究出版会议暨签约仪式”，邀请在京的中国敦煌学家和藏学家、民族语文学家约30人，讨论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其他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研究出版工作，共商敦煌藏文文献编纂出版盛举，共谋研究、编辑、出版大计，听取各界专家的宝贵意见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签定了合作编纂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协议。

　　通过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合作，我们可以第一次最大可能地利用敦煌古藏文资料，对西藏早期文字形成和文化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同时，考证、比定、公布大量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献，必将引起国际藏学界、敦煌学界、汉学界的密切关注。

　　藏民族具有丰厚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唐代创制文字之后，吐蕃王朝留下了无数的写本文献和大藏经，是我国文化建树最多、成就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研究藏民族吐蕃时期文字记载的史料，可以充分论证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藏汉和亲、甥舅之谊，藏汉两族的共生共荣、唇齿相依，形成了血肉相联的关系。现在我们欣逢盛世，国家昌盛，民族团结，使得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都有了可能；同时，我们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英法藏古藏文文献项目组又适逢百年一遇的最好的机会，获得了整理研究敦煌藏经洞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独占性资料的使用权和专有出版权，可以首次充分、自由地利用8000多件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具备了几代学人梦寐以求、求索不得的最好的外部环境；以西北民族大学50年藏语言文字文化教学研究经历、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老中青藏学人才，汇集了当前中国著名的藏学专家王尧、陈践、多识、华侃等众多人才，并获得学校领导和专家的鼎力帮助，取得了中国敦煌学界、藏学界等知识界的广泛支持，具备了最好的内部条件。这将使我们的研究出现精彩纷呈的前景。

　　随着1900年敦煌文献的发现、1914年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出土文献的多样性已经极大地超越了传统文献学和佛、道等专题文献学确定的范畴。相对而言，传统的目录学从“七略”到“四部”，已经十分成熟，对之已是少有建树和开创；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大宗新材料的目录学、版本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虽然敦煌、黑水城的文献发现已有百年左右，但是由于国人长期不能看到资料，仍然是相对新颖的国际显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於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236页。）

　　以敦煌藏经洞传世最为集中、最大数量、最具学术含量的法藏、英藏敦煌古藏文资料（8000件，8－10世纪）为典型材料，结合同时流失的汉文文献和其他文种的文献，以及金石碑刻、出土简牍等，深入、全面研究自松赞干布创制吐蕃文字并记载吐蕃王国早期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客观状态，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中国中古史上被埋藏近千年，出土后又流失于海外近百年的古代文献遗存，将通过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合作，以整理出版形式重见天日，复还祖国，并进行敦煌古藏文文献与文华的系统研究，这是何等重大的历史使命。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千山万水也隔不断中华古籍的呼唤，千年的流沙黄土也掩不住这雪域残篇。向达、于道泉、王重民、姜亮夫、宁可、王尧、耿世民等诸前辈自30年代始前赴后继到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抄录敦煌古卷。摩挲中华古籍，如与古人对语；然执手相别有时，回归旧里无期。现今我们能先期摄影整理出版，亦可慰藉敦煌学同仁也。

　　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