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宗弘法寺与台北天后宫

真言宗弘法寺与台北天后宫
　　——《阅读台北天后宫》内容的商榷
　　一、前言
　　位于台北市成都路的台北天后宫，2005年相传是建庙260周年，周边的一些商家还以纪念的名义举办打折促销活动。而由台北大学地政学系硕士生王美文所写的《阅读台北天后宫》一书也同时在去年出版，为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寺庙留下见证。但是，就台北天后宫与真言宗弘法寺的彼此关系，特别是真言宗弘法寺创建的历史，以及战后台北天后宫(原名新兴宫)如何进驻弘法寺，书中诸多语焉不详，甚至有部分历史及背景值得商榷之处。本文主要根据佛教史料及《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载，试图还原这段失落的历史，一方面作为纪念台北天后宫建寺260周年庆；一方面希望提供将来台北天后宫在编纂宫史时参考。
　　二、日本真言宗来台与弘法寺的创建
　　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从军僧(或称从军布教师)的历史。战后台湾割让，原前往中国大陆的从军僧有一部分人随即又投入接收台湾的战役。真言宗很快地在1895年6月1日就(一)新领地布教方法；(二)布教师选举及进退方法；(三)清韩语学生选举及教育方法等召开协议会，订下计划，并且在翌年(1896)派遣真言宗的小林荣运、椋本龙海二人随镇南军从军来台。这是真言宗最早来台的从军僧，同时也是台湾开教使，当然其他佛教各宗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派遣从军僧来台。包括真言宗在内的这批从军僧就成为了台湾开教先锋，之后当局势稳定后，各宗才又从本山派遣布教师来台，那已经算是第二批了。最初来台开教僧侣只是先头部队，必须要等到全岛大致平定后，也就是189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宣布从军政转人民政后，日本佛教各宗独立布教才算开始。
　　真言宗来台的从军僧至少有小林荣运、椋本龙海二人，但是其在台动向不明，而其正式来台开教是在1896年4月。真言宗八个本山联合组成的“各派联合法务所”总裁委令小山佑全来台做开教视察，同时试行布教。当时布教场是在台北艋胛的黄氏家庙，并与真宗西本愿寺派、净土宗三宗合设“明伦学校”教导日语，后来因为自宗发展的考量，1898年暂设布教场于台北北门外的瞿公庙。1899年7月，于新起(横)街新建布教场。到了1905年2月，小山佑全成为台北布教场主任，原主任高桥圆隆返日；同年11月增建佛殿工程完竣，举行迁佛式法会。到了1908年6月才又迁移，并建立真言宗弘法寺，属于纪州高野山的本末寺寺院，名曰“新高野山”。1910年6月21日落成启用，主供日本弘法大师。
　　《阅读台北天后宫》一书中说：“‘高野山真言宗’传人台湾之初，于公元1899年(日明治三十二年)在艋胛新起街设布教所，组织护国十善会……”正如前述，真言宗来台之初是1896年而非32年。另一个错误是“护国十善会”的成立也不是在1899年，而是在1913年。
　　真言宗弘法寺在1910年完成在台最高布教中心。《阅读台北天后宫》说：“根据日治时期统计报告书中亦可看出，真言宗为日治时期在台宗派中日人信徒人数较多之宗派之一，表现出真言宗对于在台日人传教的重视。”⑦其实不管真言宗或其他佛教宗派，初期都是以台民为传教对象，后因成果不彰才又转回日人身上。正如前述，真言宗初来台时与真宗西本愿寺派、净土宗三宗合设“明伦学校”教导台湾人日语，后来才转向的。因为各宗派政策或布教师本身的问题，使得弘法工作似乎停滞不前。就以台北地区来说，如1902年8月，《台湾日日新报》报导台北厅针对厅下的各宗布教情况发出检讨表示：
　　各宗教教布教之目的，主要求本岛人之归信也是困难之事，或是方法不得宜，或是热心不足，总之，今日各宗布教进步有余，热心不足，(比之)二三年前宗教家渡台之盛况，到地方去巡教者不少，今日都回到内地，新设布教所者几乎没有。
　　从上述可知，日本佛教各宗在台布教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到了1908年5月，《台湾日日新报》发布台北各宗教的信徒人数，其中佛教在吸收本岛信徒上，真宗本愿寺派有27人，大谷派是16人，临济宗仅2人，其余各宗都挂零。而在吸收日本信徒的成绩方面，真言宗以99人，高于曹洞宗的67人，名列日本佛教6宗7派的第6位，并没有突出的表现。
　　1910年4月，台北厅下再度发布厅下各宗教的布教师与信徒人数，比起1908年的情况，佛教各宗在争取信徒人数上都有进展，真言宗以吸收日本信徒743人，略超过真宗大谷派的538人，以及临济宗的680人，但在对台湾本地的信徒上始终挂零。由于真言宗在台北仅一座教务所2名布教师，所以无法有效地兼顾对台湾人的布教工作。
　　日本佛教各宗在1912年6月，也就是即将改元为大正元年的同一年，各宗在台北厅所完成的台湾开教工作情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真言宗的日本人信徒仅剩130位了，变成了各宗之末。以下是《台北厅志》所发出来的资料：
　　当然这些数据可能仅是个趋势，未必是佛教各宗的真实信徒数。例如真言宗弘法寺落成时所发出来的信徒人数就有700余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全岛性的，应该也包括台湾人信徒。但是这里要说明的是，真言宗无论在日本人或台湾人信徒上，与其他各宗相比都不具传教的优势，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三、台北天后宫的创建历史诸说
　　原名新兴宫的今台北天后宫，在清代称天后宫、天后庙或妈祖庙，日据时期又有妈祖宫之称。但无论如何，应该所指的都是同一座。在《阅读台北天后宫》一书中所载其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文献，主要是根据陈培桂书于同治十年(1871)的《淡水厅志》，这也就是台北天后宫在庆祝建庙260年的年代依据。《淡水厅志》说：“(天后宫)一在艋胛街，旧属渡头，乾隆十一年建。嘉庆十八年，火灾，道光九年修。”不过，艋胛的天后宫(妈祖庙)在日本殖民时期，其建庙的年代有5种不同说法。首先，1908年7月21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说：“艋胛妈祖宫，建于康熙末年，为开台纪念之庙。”果尔，则艋卿妈祖宫比建于乾隆三年(1738)的龙山寺还早20—30年。如果就艋胛地区的发展史来说，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福建泉州移民向官府申请开垦，那么妈祖宫并非不可能建于康熙末年。
　　另外，日据时期的第二种说法，根据1918年2月5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说：“该庙是二百三十年前从中国晋水(江)的南安、惠安、安溪、同安、永定、永春、南靖八县招请建立。”如果以1918年的时间推算回去，那么艋舯妈祖庙则是建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但是这种机率应该不高，正如前述，康熙四十七年泉州移民才正式向官府申请开发艋舯地区。
　　第三种说法，根据1920年5月9·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载：“艋舯新兴宫天上圣母建自清乾隆六年”。乾隆六年为公元1741年。第四种说法，根据1921年4月30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载：“艋胛新兴宫，建自乾隆壬子，于道光二年重修。”⑤乾隆壬子年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道光二年为公元1822年，这种说法和今台北天后宫所留下来的清乾隆古钟上所题的“艋胛新兴宫。乾隆壬子年闰四月吉旦无锡良治许四房元和造”，在年代上是吻合的。
　　第五种说法是1935年7月，《台湾日日新报》报导新兴宫正准备作建庙203年庆。如果推算回去，则新兴宫是建于雍正壬子(十)年，也就是公元1732年。
　　也就是说，如果再加上《淡水厅志》所载，台北天后宫的创建年代共有6种不同的说法，何者为真?是颇值得探究的。不过，就庙里的清乾隆古钟来看，台北天后宫(新兴宫)建于乾隆年间是大致不错的。但是不是早到乾隆十一年就已建庙，恐怕还是必须更多资料佐证。
　　四、日本统治时期的新兴宫
　　(一)三教九流聚集之地
　　日本统治台湾后，艋舯妈祖宫的名称第一次出现在《台湾日日新报》是1905年，当时艋胛地区组织壮丁团作为夜间警备之用，其中壮丁田事务所就设在妈祖宫里。艋胛妈祖宫的所在附近，白清代以降并不是治安良好的地方，壮丁团的设立就是跟治安有关。《台湾日日新报》说：
　　艋钾妈祖宫，清时代固为赌博之渊薮，樗蒲幺六，宝斗牙牌，人百人十，朝暮墙立，伤风败俗，文武官吏，不时围捕，散而复聚，罔有忌惮，积刁难挽。 自改隶后，警察官吏，日夜巡逻，严重搜查，呼卢喝雉辈，渐渐各鸟兽散。然根不除而芽复发，迨明治三十六年间，该地方中间警部奉上峰命施行强制无赖手段，一网打尽，捕放花莲港，以为囚农。越年葛城警部续设壮丁团，该宫赌首睹伙，消归无有……自客岁(?)复有一种睹汉十余名，结党成群，自朝至暮，蹲诸该宫，门阈内外，假闲坐谈，掩官耳目，俟富绅豪商子弟，素喜孤注者，拐引而入宫右人家，及人力车室，决其胜负，屡被保甲及警官捕而鞭挞，而囚禁，而罚金，俱不改悔……
　　艋胛妈祖宫前附近的治安不佳，从清代到日据时期一直都没有改变，甚至庙里的住持还两度被骗，一次是1906年1月，妈祖宫里的和尚净溪，有一位来自三角涌(今三峡)的陈清元来庙欲请僧作佛事，相谈甚欢，陈某趁僧不注意盗物而走，失手就擒。另一事件是发生在1908年的4月，艋胛僧人源净投礼妈祖宫的住持净溪为师，但却偷盗其师法物而典当被逐：
　　艋舯野僧源净，释行不端，滥厕沙门，寄食于妈祖宫内拜僧净溪为师。净溪禅性庄严，经疏饱读，冀老来衣钵得传，日为教诲不倦，约二三年之久，终无一得其秘，且俗心不死，痴迷花柳，癖若烟霞，至此山穷水尽，乘师不觉，将其僧衣壹领，铜钹壹付，手钟两个，窃而桃之，向旧街及草店尾街典铺质金贰圆十钱。……其师怒之，立刻逐去。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得知，艋胛妈祖宫附近是三教九流人土聚集之处，治安状况不佳，不仅有人利用庙埕从事赌博、拐骗之事，甚至连庙里的住持都不免受骗。这样的一座庙宇可能被当地人视为畏途，加上龙山寺就在附近，其香火不盛是可以想见的。像1909年的中元节，原本每年妈祖庙都会从香油钱中拨出50—60圆放水灯，但住持净溪见宫里缺乏经费只好草草了事。又如1918年9月，艋胛区长吴昌才有修复龙山寺与妈祖宫之志，估计费用，龙山寺为一万九百圆，而妈祖宫为一万六千三百圆。龙山寺因有不动产，加上捐赠者众多，所以不成问题。唯妈祖宫无基本财产，且被质疑无法像龙山寺一样募到相同的款项。可见与龙山寺对峙的妈祖宫，虽崇拜信仰不同，但在信徒相互流动上颇为不利，加上龙山寺虽主祀观音，但旁祀妈祖也是众所周知之事，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对妈祖宫的冲击。
　　(二)分香与妈祖绕境
　　艋舯妈祖宫的妈祖是来自何处的分香，在《阅读台北天后宫》一书中提供两种说法：一是从新庄天后宫分灵；一是河流漂来。但这何者为真?书中表示“因记载阙如无以考证”。但在《台湾日日新报》就曾记载说：“艋胛新兴宫天上圣母建自清乾隆六年，其源起于湄州支分北港，威灵显著，香火不绝，夙为漳泉七邑善信，及遐迩人土所咸信仰焉。”这里很清楚地载明新兴宫(妈祖宫)是从北港(朝天宫)分香而来的。
　　艋舯新兴宫一般以妈祖庙或妈祖宫相称，日本大正时期，“新兴宫”一词才渐渐取代“妈祖宫(庙)”，成为报章媒体的正式称呼。但正如台北天后宫所保存的乾隆五十七年古钟所示，“新兴宫”早就是定称，只是一般以艋胛妈祖宫(庙)相称而已。艋胛新兴宫虽是供奉妈祖的重要寺庙，但是至少在日本殖民中期(1920)之前，许多要朝拜妈祖的首选都是北港妈祖，甚至艋舯祖师庙也请妈祖绕境。如1920年4月《台湾日日新报》报导艋胛地区人士迎请妈祖说：“例年春日载阳，北部各处信徒，赴北港妈祖参香酬愿者，不可胜数，沿途各驿站，往往为之拥挤不开，……台北艋钾一部……附搭南下……嘉义新港及北港晋香，迎请三妈，于二十六日回艋，停驻祖师庙约一个月，……并迎请绕境。”除此之外，还有艋胛到北港进香的200人组织，这都可以说明艋胛当地的妈祖宫(新兴宫)似乎在妈祖信仰上没有特别的优势。
　　艋胛新兴宫的妈祖绕境虽起于1914年，但在整个大正年间似乎还面临着来自像祖师庙迎北港、新港妈祖的挑战，而艋舯地区的信徒也以朝礼北港妈祖为首选。可能是受到艋胛地区人士南下北港进香、迎请妈祖北上的刺激，虽然报导是说为了节省开支，就在1920年的4月，新兴宫与艋舯同奉妈祖的启天宫商议，自1921年开始，一起在艋舯地区绕境，原本新兴宫是每年农历3月21日迎妈祖绕境，而启天宫是在3月23日，经过整合之后，决定在3月X日合并绕境。
　　为了树立新兴宫在艋胛地区供奉妈祖的“正统”，除了上述与启天宫合迎妈祖绕境之外，主导以北港朝天宫为首的妈祖北上，则是另一个提升地位的方法。就在1921年3月，新兴宫与，启天宫的主事者发起募集人员60余名，每年各捐资10圆，共可得600余圆，作为迎请北港、新港、彰化三宫的妈祖来北费用。结果到了同年4月底，艋胛祖师庙却恭迎五宫妈祖来北，抢在新兴宫与启天宫之前。虽然新兴宫与启天宫将妈祖绕境日调整在同一天，从《台湾日日新报》的报导显示，至少两宫的合作一直进行到抗日战争(1937)爆发的前后。但是，新兴宫渐取得有利地位则是在日本总督府庆祝“始政三十年”之后。
　　1915年日本“始政二十年”时，艋钾人士曾经迎请北港三妈来北。当1925年6月“始政三十年”时，艋胛人士决定照旧迎请北港三妈，想不到三妈已被麻豆人士请走，在多方交涉之下，北港妈祖庙决定以湄州和尚初次来台时之大妈应请。由于北港大妈从未被迎请，所以此次北港大妈来艋舯就成为当地一大盛事。大妈被安奉在龙山寺二周，供人礼拜。不甘示弱的大稻埕方面，为了对抗艋胛人士从北港迎请大妈，特地从北港迎请二妈，以及新港、关渡、稻江慈圣宫等诸妈祖，组成盛大行列绕境游行。在6月23日的游行当天，艋胛地区除了迎请来的北港大妈之外，还请出龙山寺的观音佛祖、清水岩清水祖师、青山宫美安尊王、新兴宫的妈祖，总绕境人数达1万2千人。这次艋胛与大稻埕迎妈祖的对抗盛况，是日本殖民时期唯一的一次，主要是配合所谓的“始政三十年”纪念。“始政四十年”时就未见同样的盛况。当“始政三十年”妈祖游行对抗过去，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常态，新兴宫与启天宫这两座以供奉妈祖起家的艋舯当地寺庙就崭露头角，每年农历3月X日两宫合迎妈祖绕境已成为艋胛地区的传统。到了1934年，艋胛地区寺庙各自举办的春季迎神会，完全与新兴宫、启天宫的农历3月22日妈祖绕境活动结合为一。加入此一春季迎神会的艋胛寺庙神只有龙山寺观音佛祖、青山王、保仪大夫、集应宫王爷等。不过由于这是殖民政府强迫主导，因此“阴奉阳违”者不少。
　　艋胛新兴宫有关妈祖的报导最后一次出现在《台湾日日新报》是1935年7月，那时候新兴宫正准备庆祝建庙203年，并作绕境游行。1936年7月25日，总督府主办“民风作兴协议会”，在宗教上揭露三重点：一是打破迷信；二是改善陋习；三是改善生活，调整原本对台旧有宗教采取的放任政策。众所周知，“民风作兴协议会”后来进一步演变成“寺庙整理运动”。因此，1936年之后，特别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皇民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包括艋胛新兴宫在内的寺庙活动不再出现在《台湾日日新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五、战后新兴宫入主真言宗弘法寺
　　自1936年起，《台湾日日新报》就不再有艋胛新兴宫的活动消息报导。因此，可以说日本统治台湾最后10年的新兴宫是动向不明的。根据《阅读台北天后宫》所载，1943年日本政府以开辟防空道路为由，强制拆除新兴宫。当时宫里的神像及神器暂放于龙山寺。其实早在日本殖民初期，也就是1908年新兴宫附近就已有市区重划之议，当时相关人士就齐聚龙山寺商讨新兴宫被拆除后之对策，及如何利用补偿金重建。只是新兴宫始终未被列入重划拆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才以防空的理由拆除。
　　光复后新兴宫如何以真言宗弘法寺作为复宫的第一步，在《阅读台北天后宫》一书中提到两种说法：一是1950年弘法寺的日僧回国，由台北市教育局接管，在新兴宫信徒的极力争取下入主。第二种说法是，1948年，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长黄启瑞为使信徒虔信之妈祖有奉祀之处，提供位于西宁南路的法华寺与成都路的弘法寺供新兴宫信徒选择，最后选出弘法寺为庙址，并在同年的农历6月1日迁入。但原住在弘法寺的人员向南京政府提告，指黄启瑞违法，经行政诉讼，判决黄启瑞胜诉。
　　以上两种说法以后者较接近真实，然这其中还有若干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随着日本在1945年8月战败离台，1946年2月日僧吉川法城将真言宗弘法寺暨寺产就交给其台籍子弟陈宗坦(俗名陈火炎)管理，后获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林传忻的认可，并改名“慈光禅寺”。但是后来教育局长黄启瑞上任后，因故撤销陈宗坦的管理人资格，改转租给新兴宫。1947年底，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向监察院闽台监察委员行署主任委员、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高等法院院长、台湾省党部主委、台湾省参议会议长、台北市政府市长、台湾台北地方法院院长、台北市党部书记长、台北市参议会议长等政府、党部及报社领导对弘法寺(时已改名为“慈光禅寺”)寺产被分割转移至非佛教单位发出陈情信函谓：
　　1946年本省光复后日僧将被遣返归去，本寺住持日僧吉川法城，为共保佛宗乃于二月间，将本寺一切委任徒弟宗坦(俗名陈火炎)继续主持。同年三月间奉台北市教育局通知书并由该局林传忻前来接收，宗坦依法点交全寺财产，旋即依法申请登记，荷蒙台北市政府发给登记在案，本寺亦照常宣扬佛理，讵料该局长黄启瑞接管后，不惜颠倒事实，将果为因，迨本年(按：1948年)6月21日将原主持陈火炎(即宗坦)管理名义撤销，令将全部财产移交给新管理员林味接管，并令知本寺已准借苏谷保为奉祀新兴宫天上圣母之用，迫令迁出，又将西宁南路店屋第一六七号租赁蔡煌章经营益昌号，第一六九号租赁余省经营乐仙酒家，演变至此，已非宗坦主持管理与否之私人利害，事关中国佛教前途至深且锯……依法本会得有维护及管理权，该教育局长黄启瑞不顾法令，不特不命令发还，又将该寺借与苏谷保改作新兴宫，此乃意图毁灭该寺所信仰之正统佛教，藉达共侵害占有之目的而寺庙财产为僧团所有，绝不能视为日僧私有之物。
　　真言宗弘法寺的寺产分为两部分：一是寺院本体，被租赁给新兴宫；一是西宁南路第一六七、一六九号两房舍原为真言宗为提供失业者住宿之用，名叫“十善会”，为寺院附属社会事业，被租给商家使用。而省佛教会所诉求的重点是寺院为本省同胞所捐资，不是日僧私产。这样的说法虽言之有理，但是，处理日产归属的关键在地方政府的手上。当政府利益高于佛教利益时，寺产只能以“敌产”被处理。根据当时台北市教育局长黄启瑞的说法，1946年接收日产，弘法寺是根据内政部颁论礼字第6483号“地方政府接收日人寺庙祠宇注意事项之二及四之一”行事，并派陈火炎(宗坦)管理，后因他“管理不善”，乃于；1948年6月撤换。由于相传陈火炎连络省佛教分会，理事长德融法师向外散发“快邮电”传单，被黄启瑞以“破坏名誉”提起告诉，但后来判决无罪。
　　日产弘法寺光复后改名“慈光禅寺”，由台北市政府指派真言宗台籍子弟陈火炎，但后来被以“管理不善”的名义撤销管理之职，随之转给林味、苏谷保改作新兴宫，供奉妈祖。1952年新兴宫以掷笺的方式，将新兴宫改名为“台湾省天后宫”。1954年新兴宫遭庙后国际大舞厅大火波及焚毁。1959年重建。1967年配合台北市政府改制院辖市，再度更名为“台北天后宫”。重建后的新兴宫已不见任何昔日弘法寺的旧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座台北天后宫里奉有弘法大师像等日本真言宗的法像器物的由来。
　　不过，真言宗弘法寺是佛教寺院，就常理来说，应该拨给佛教使用，“转租”给民间信仰的新兴宫的理由并不正当，无疑的当时的台北市教育局长黄启瑞用行政手段将弘法寺拨给新兴宫是其中的关键。
　　六、结 语
　　艋胛的妈祖庙新兴宫的建庙历史至少有6种不同的说法，根据官修的《淡水厅志》所载是建于乾隆十一年。新兴宫附近自清代以降至日本殖民初期始终是三教九流往来之处，其治安状况并不好，虽说可能是艋胛地区历史最久的妈祖庙，但是在1920年之前，艋胛人土礼拜妈祖大多组团南下北港等地或甚至迎请北港妈祖来北，因此，新兴宫的妈祖信仰在当地并不具备优势。1921年起，新兴宫与艋胛同奉妈祖的启天宫结合绕境，虽说是为节省经费，但是将各自举办的妈祖祭合而为一，大大地提升了两宫的能见度。1925年日本“始政三十年”时，在艋胛与大稻埕的妈祖绕境对抗中，艋胛新兴宫妈祖信仰的正统地位似乎被建立起来。
　　日本真言宗(高野山派)初传来台，也不是《阅读台北天后宫》一书所说的1899年，而是1896年，这些都是有史料根据的。而真言宗在针对日本人的布教上的用心，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吸收台湾人不易之故，这是日本佛教各宗共同的现象，但真言宗在日本信徒的吸收上与其他各宗相较，其实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1943年，新兴宫因防空的理由被拆除，1948年在台北市教育局长黄启瑞的协助下，借真言宗弘法寺(当时已改名为慈光禅寺)复宫，并与台湾省佛教分会理事长德融法师打了一场官司，这段秘密却始终不为人知。2005年为了庆祝台北天后宫建庙260周年，由台北大学地政学系研究生王美文所写的《阅读台北天后宫》一书所谈有关天后宫的历史，值得商榷处不少。今为厘清史实，特撰此文以就教方家。
　　(本文原载《台北文献》直字第158期，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