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三题

　　少林寺三题——黄夏年

　　这次有幸参加少林寺的研讨会，与诸位方家和大德坐在一研讨少林寺的过去与现在，展望未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本人对少林寺的了解不多，只是参与过少林寺的一些学术活动，以及国家工商局召开的少林商标论证会，对少林寺的研究谈不上，但是我一直在关心少林寺发展，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粗浅想法，今天谈出来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我眼中的永信法师

　　我与永信法师认识，算起来已经有十余年了。1996年，少林寺举办建寺1500年盛大活动，我因受命帮忙操办学术会议，与永信法师开始接触。那时他是寺里的当家，只有20多岁，初次见面给我的印像是非常务实精干。1500年活动是少林寺历史上最火的一次活动，世界各地前来参加活动的人不少于3000人，只有几十万人的登封县人满为患，最紧张的时候连旅馆的床位都找不到一张，很多人就是两人一张床，凑和一晚。永信法师是主持这次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了办好这次活动，他呕心沥血，忙前忙后，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五天没有睡觉，并且克服了很多意想不到困难，率领全寺僧众圆满完成任务。他的办事能力，让大家刮目相看，也得到了人们的赞许，从此脱颖而出，走上了佛教界领导岗位。

　　1985年，我第一次去少林寺。那时的少林寺，远不是现在这般金碧辉煌，只有一个大殿还保存相当完好，其它都是破败不堪。这时正是永信法师刚出家没有多久，我与永信法师还不认识。我们认识后，他亲口告诉我，他出家很早，大约是在十三岁左右。当时少林寺条件非常艰苦，每天要在地里劳动，吃得很差，每顿饭的菜里只能滴几滴油，根本不敢用油炒菜。他的师兄弟也说过，任劳任怨是永信法师的最大特点，他在寺里干的是最累最脏的活，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而且干得很好。我想，永信法师之所以能够在后来取得成就，与他从小吃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现在中国佛教界已经人才济济，许多年青有为的法师都成为佛教界的领导，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佛学院毕业后，回到寺院主持工作。永信法师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但他没有读过佛学院，不是科班出身，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这并不能说他没有能力。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非常努力精进的法师，他喜欢文化，愿意学习，对什么事情都愿意刨根问底，而且善于思考，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对一些新知识表现出浓厚兴趣。

　　自从少林寺1500年庆典结束后，我与永信法师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每一次见面交谈，我都发觉他有新的长进。1998年，我和他在北京见面，他告诉我少林寺建立了网站，让我没事时可以登陆看看。这时全国各地建立网站的寺院还不多，少林寺走在了佛教界的前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智举动，为后来少林寺进一步腾飞起到重要作用。

　　2002年，我受国家工商局的邀请，参加“少林商标保护”座谈会。事前我向永信法师咨询，他告诉我少林的商标被严重侵权，不得不进行自我保护，而且特别强调，“老祖宗传承了1500年的东西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少林文化是经过1500年的传承而凝结起来的文化精华，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所了解、所热爱，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重大贡献。少林寺作为少林文化的主体，对于保护少林文化的完整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少林寺决不容许少数人为了局部的商业利益，对少林文化进行任何破坏。”由于他率先出面领导少林寺维权的活动，在中国佛教界又创出惊人举动，为佛教界维护自身权益起了良好的开头。

　　永信法师对少林寺的感情非常深厚，为了少林寺的事，他日益奔忙在世界各地。只要是对少林寺有益的，对佛教有好处的事情，他一定要去做，而且还要做好，有多大的困难也在所不惧。2005年底，少林寺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召开“少林学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少林学的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对少林寺有研究的专家都出席会议。为了办好这次会议，他亲自五次来北京与有关方面的人士座谈，拜会各方面的专家，大家在他的金诚之心恳切下，纷纷允诺与会，使这次会议取得重大成果，确立少林学的地位。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出家为僧的人，永信法师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僧人，但是他在普通僧人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近几年来，少林寺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开拓进取，在既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使少林寺成为我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寺院之一。

　　这就是我眼中的永信法师。他始终追求知识，努力学习；思想创新，勇于开拓；率先垂范，为僧为佛，少林寺就是在他的不断进取开拓、努力带领之下，一步步走向辉煌。

　　二、少林寺现象的热议

　　少林寺是禅宗的祖庭，在禅宗历史上据有重要地位。虽然学术界对禅宗实际创立者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四祖、有的说是五祖，更多的人说的是六祖，但是在宗门里面，还是依据传统说法，一致认少林寺是禅宗源头。

　　到现在为止，少林寺已经走过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漫长时期内，少林寺有过多次毁灭与中兴，最近的一次是在20世纪上半叶，冯玉祥军队一把人火将少林寺几乎毁灭。但是少林寺就像是生命力顽强的树干，是烧不尽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催发了少林寺的新生，它不断地生长，最终走出沼泽，重新屹立世间，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我曾经与一些人交谈，大家都认为少林寺近几年工作非常有成效，现在中国佛教能在世界上打出品牌的寺院，少林寺无疑是最重要一家。因此对少林寺更应该采取保护与支持的态度，让它为宣传中国文化、宣传我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作出更多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少林寺在近年的一些做法，已经引起了各方面争议，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也有，特别是媒体的炒作，使少林寺成为焦点，既使少林寺想低调不做，热议也不可避免。

　　近年来，少林寺一直成为媒体和佛教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少林寺的商业化倾向，曾经遭到了海内外媒体的攻击与佛教界一些人士的批评，将少林寺推上了媒体的平台。《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曾经搞过一个专谈，约请北京和上海、河南的专家学者来评判“少林寺现象”。主持人认为“少林寺的当代转型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案例，对它的探讨，对我们的思考包括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命运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肯定会提供一些宝贵的启示！”对此，李向平《中国人的另一种种信仰危机？——“少林寺现象”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1 认为“少林寺现象”让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传统认同方式，已受到了极人的冲击，中国社会对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佛教禅学资源在当代社会中的配置和利用方式，已走到了一个变革的边缘。俞学明《“佛教的发展”和“发展的佛教”——从当代“少林寺现象”看中国佛教的未来》，2 认为“少林寺现象”争议的实质在于人们对少林寺的经营行为究竞是“世俗化”佛教还是形成“发展的佛教”疑虑，具体表现为寺院的生存方式和僧人生活方式在顺应世俗社会的发展中，如何保持佛教自身的特质问题，其核心在于“佛教的发展”和“发展的佛教”的关系问题。少林寺的经营行为表现了当代中国佛教为构建新型的“发展的佛教”所进行的尝试，但它究竟是发展了“佛教”还是“消解”了佛教，能否成为未来“发展的佛教”之有机构成部分，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乔凤杰、李春龙《问题视闽中的少林文化》，3 强调少林寺的政治行为、少林寺的商业行为、少林武术的大众化、少林寺对少林文化这一无形资产的保护与开发，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而对于少林武术的竞技化，却必须持以审慎的态度，必须谨防以竞技化的少林武术米取代一切传统的少林武术。我们必须在少林寺的政治行为、少林寺的商业行为、少林武术竞技化、少林武术大众化，对少林文化这一无形资产的保护与开发等具体实践中，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智慧，使其能够始终向着良好方向发展，尽可能减少异化现象，为少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杨风岗《少林寺“世俗化”了吗？》，4 认为用经典世俗化理论来检验少林寺的“世俗化”现象，少林寺的变化用“世俗化”表达更为准确，用衡量宗教组织世俗化程度的最根本尺度——张力米检验少林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少林寺兴于文化，但也因此受到影响。可以总结说，今日的少林寺是非常世俗化的。在宗教社会学新范式中的宗教市场理论看来，这种非常世俗化的宗教组织对于宗教信徒是缺乏吸引力的。

　　上述各家对“少林寺现象”的讨论，其实质还在于少林寺做了一些具有超常规与超前意识的活动，因此引起了诸多讨论。多年来，许多人都习惯于传统角度的思维，或者照搬西方人的牙慧来看待“少林寺现象”。但是他们忘记最根本法则，这就是整个社会与传统都在发生潜移或明显变化，东方社会一直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如果不去在这个角度下来思维“少林寺现象”，就会发生位移或错位。对“少林寺现象”，首先应该看到它是当今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变化，反映了社会主流意识对佛教的影响。其次在少林寺的身上不存在世俗化与非世俗化，因为它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上需要的活动。而从中国传统宗教的运动规律来看，佛教的世俗性与神圣性不是处于对立的一对矛盾关系，相反它们是互补的。5 李向平先生也认为，中国当代佛教的发展特征表面上类似世俗化，因而常常遭遇所谓世俗化的批评。其实，这并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的理论中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关系来加以审视。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并不是所谓世俗化倾向，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内在要求。中国佛教的历史阶段发展形态，基本上都围绕真与俗、空与有的互补与互渗，是一种特殊的嵌入关系。当代“人间佛教”是这种内在张力的现代社会形态，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因而在处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时，在中国当代佛教的社会学研究中，与其使用“世俗化”概念，不如提出“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以真实讨论当代中国佛教所应有的社会化要求。

　　三、理解少林最重要

　　少林寺现象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这恐怕连少林寺方丈永信法师也没有想到。在永信法师的眼里，少林寺这些做法无非是想给正在发展的少林寺找出一条新方向，或者说是一种尝试。但是许多人不这样看，认为少林寺的做法大有数典忘祖的倾向，甚至是背离了佛陀的初衷，有将佛教引入危险深渊的地步。对少林寺现象的问题往人了说，可能真是关系到佛教未来发展的方向问题，也正因此，所以才引起那么多的热议。

　　我曾经注意到，对少林寺现象持有批评态度或者不赞成的人，大概来自于两种人，一种是一些有两方知识背景的人。他们习惯西方语境下的治学方式，善于采用世俗化与神圣化的二元思维来看待当前中国宗教中发生的一些现象，像少林寺办公司、做产业，近乎于“炒作”的方式，在一些人眼中，无疑就是典型“世俗化”代表，因此少林寺可能代表了中国佛教世俗化发展的方向。还有一种人多是来自网上的居士，他们对佛教史和佛教理论非常熟悉，从佛教历史与理论米看，少林寺的一些做法似乎是与传统佛教理论有冲突，例如少林寺的所谓“奢华”，与东北大悲寺僧人穿百衲衣，乞讨为食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在一些人眼里，朴素的和贫穷的，才是佛教本色。

　　但是我在私下与一些法师接触中，他们对少林寺的做法表示非常理解，特别是一些年轻、知识程度较高的法师，对少林寺的做法持赞同的意见者为多数，相比之下，倒是一些年长的比丘对少林寺做法表示异议，但是他们并不是反对少林寺发展寺院经济的做法，而是觉得少林寺太张扬了，应该低调一些才对。我也注意到政府对少林寺现象一直没有表过态，毕竟这些争论与热议还是处在学术层面，作为政府是不会对学术问题做出回应的。但是我自己觉得政府应该对少林寺的做法不持异议。因为少林寺的做法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它至少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响应了政府提出的宗教界要为经济社会作贡献的要求。

　　对当前少林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口不一，成为当前中国佛教学术的一个亮点与热点。我自己认为，对少林寺现象，仍然应该持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角度来看待，所谓历史的，就是要将佛教曾经走过的历史与现在少林寺现象做一个相对比较，这样才能看到少林寺的做法是不是有依据，以及在哪些地方有新发展，或者说是倒退。所谓的全面看，是要把少林寺放在整个社会与当代佛教背景下去进行剖析，这样才能说明少林寺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后果应该是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佛教一直有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虽然佛教与社会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但是佛教却一直在努力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当代著名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就曾经说过：“然依佛法契理契机的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上。因为人类在一个区域之中一个时代里面，适应其现在的将来的生活，则有一种新的意义，便是契机的意思。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这在四悉檀中叫做世界悉檀，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如是，即为本人所提倡的弘扬佛法的新的意义。若是故步自封不能适应时代；或标奇立胜，从古代或异地另寻来一个方法，欲以移易当地原状，则都不免落于非契机的病根上。一般为佛法传持的人，若能依照契理契机去躬践实行，则不但目前及将来的中国的佛教可以发扬光大，即全世界佛教亦会因此而鼎新起来。”7 透过太虚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契理契机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般规律。佛教是一直按照这个规律在中国社会求得发展的。

　　寺院经济也不是现在中国佛教界里才有的现象，早往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隋代二阶教置“无尽藏院”，8 主张众生应行布施，以了却前生宿业。信徒将财物布施到三阶寺院，院则将该财物用来救济天下贫苦百姓及补助其他贫穷寺院。搞经济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典当行”。中国佛教白唐末五代之后就开始转型，百丈禅师立下“一目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作制度，使寺院经济成为完全独立的可能，佛教可以不再依靠施舍而存活下来，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把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其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也提高了，自然就会产生经济利益之驱动效应。宋代，佛教界曾经建立长生库，将所有捐施集中使用。天台宗宝云院住持莹公“首敛巾盂，以估于众，得钱一百万。内外道俗又得钱百万。太师魏国史公捐国夫人簪珥以施之，合为利益长生库，以备岁时土木钟鼓无穷之须。后五年建大讲堂，半取其赢，以助工役。实其志也。”9 三阶教与天台宗的记载，实为当时寺院经济发展的写照，也许在那个时候发展寺院经济就已经出现争论，并且受到了一些人的诟议。天台莹公因为建立了长生库聚财，“有侈心者，辄起重轻之议，至有僧吏恃权以桡之。权虎而寇，傍人为震栗。”10 后来在太师魏公宝干预下，“至是则人皆悦服。”。11 时人指责莹公的话史无记载，但是有人称赞“今宝云卢焰之余才一甲子，则气象复还旧观。此莹之心与昔人愿毂俱驰而不忘也。后世因循苟且之事，莹耻而不为，如石之坚。”。12 由是说明了，宝云面对如此指责，并没有退缩，并因成功而得到更多尊敬。如果说，天台宗开长生库之先，那么到了元代时，建长生库的做法已经被神宗吸纳，史载元代至美禅师曾经“以裕斋钵，立长生库取月息，为众朔望祝圣焚修，资印赎火藏经文，雕补千佛圣像。寺之阙文，至师大备焉。”13 至美禅师是元代禅宗的高僧，14 曾经住持过多所寺院，他一生修建恢复不少寺院，同时也在开展雕藏印经的文化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依靠寺院积累而完成的。他的长生库里可以“取月息”，这似乎与我们现在的银行存款放贷有相同之处，也许就是一个古代版的“基金”。能够依靠“月息”来做这么多事，应该说至少这个“基金”的基数是不小的，所以从“无尽藏院”到“长生库”的几百年历史，无不说明佛教界人士始终在寺院经济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正是有了这些工作，才使寺院能够生存下来，并且不断更新与发展壮大。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时代时，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学术界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佛教并不被看好，因为在这个时期佛教在理论上鲜有创新，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出来，只是在“三教合一”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近。但是虽然这时佛教没有什么重大理论提出，然而也不能说佛教没有什么作为。就寺院的经济与管理来说，这时应该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寺院从“典当”与“取息”的活动，发展到收租与买卖方面，在清规里面就有。“买卖收租，暗中索利者罚赔，出院”15 的记载。发展寺院经济并不等于就一定要世俗化，这两者之间有可能联系，也有可能不联系。寺院毕竟是一个经济实体，不仅要有收入与支出，而且还要保证不要负债经营。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憨山就曾经说过：“古德云，常住之物、住持人，与司其出入者，善能撙节浮费，则钱谷不可胜用矣。自此岁岁，储积有余。经营得法，而日增月盛。丛林未有不兴，法轮未有不转者。”16 清代的清规里面已经注意到寺院经济的发展规律，特别指出了寺院要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寺院僧职之一的东序监寺的任务是“掌理家事，常到库司。会计钱谷，出入簿书。预令岁计有余，毋致临时空乏。”17 正因为寺院经济对寺院的发展有至关重要意义，故所有寺院都有严格财务制度，要求寺院“结箅每日用出若干，收入若干，除州外窘，存库若干。”18“至一年终，又总结笄每月用出若干，收入若干，除用外塞，存库若干。笄毕，登簿缴单亦如之。外有米麦布帛五味等，出入亦当记，随时上历，以便考笄。”19 由于寺院经济是公共财产，清规里对管事的人提出很严格要求，如“监院，是大众所倚。须发火好心，扶持丛林。弊端要革，利益要兴，不可胡涂过日。只图虚名，如所为悖理，众劝不从者，罚已出院。”20“副寺，出纳常住财物等，登记明白，失记者罚，牵混不明者罚。凡田山等，花利银钱至通两序同看，验过封记。用时对众开封，私开者罚。”21“爱惜常住物，如护眼中珠。兴利莫若除弊，尽公自尔无私。信施脂膏，沾染便成业海。伽蓝因果，明察即是福基。铭日：物属招提，丝毫难犯。守在尔躬，必敬必惮。清若澄潭，正如直干。无曲无私，何忧何患。一有差池，龙天较勘。”22“一切财物，若以公济私，及私情挪借易换，不白明者，赔罚。”23 等等。完善的制度，使寺院生存环境有了很人改善，甚至有了更多存款，既使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能扛得过去，如云南大姚妙峰山德云寺在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被一场人火烧毁，寺里依靠原有积蓄万金(内中有五六百金属丁化缘)，将寺院重新修复，“增崇其像变，壮丽其宝坊”。24 这些都说明了，历史上中国佛教界一直注重寺院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正是有了寺院经济，才使得佛教能够长存下来。

　　从全面上看，主要是指从当前的现实环境来看少林寺现象的外部环境。当前我国佛教界正处于大好时期。佛教得到大发展，每个学者与佛教界人士都亲自目睹了佛教界的巨大变革。中国佛教发展到今天的局面，可以说取决于几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党和政府实行全面贯彻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好政策，国家保护宗教，使佛教有一个好的发展空间。一个是当前在中国社会，佛教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关心与了解佛教人士正在增多。一个是传统文化正在得到恢复与提倡，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且又有自己的载体，迎合了传统文化发展的需要。一个是政府鼓励宗教界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发挥为经济社会作贡献的作崩，佛教在发展旅游经济与地方经济方面有特殊作刚，所以能够得到政府强有力支持。正是在好政策与好环境的氛围下，中国佛教迎来了发展，走上义一个高峰时期。

　　但是当代佛教发展，并没有现成道路或模式可寻，只能依靠每个寺院和僧人根据自己庙里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采取适合自己寺院发展的做法。这就颇有些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中国佛教界也在给自己寻找最合适的道路与发展的模式。少林寺及永信法师就是按照少林寺具体情况而提出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一直在试摸索找到一条更适合少林寺情况的发展模式。现在我们看到少林寺的名气很人，特别是在国外名气影响更大。但是少林寺过去主要在佛教界内部有重要影响与地位，在整个社会上并不是像现在那么有名气。它的出名应该说是出于偶然，如果不是因为一部《少林寺》的电影唱响全中国，不会有这么大名气。少林寺本来可以就躺在已有名气身上，静享与之带来的利益。但是少林寺没有这么做，他们继承太虚提出的“契理契机”的与时俱进精神，充分利用少林品牌，将少林寺事业做大做好，把少林寺做成中国佛教界与中国武术界，乃至中国文化的最好品牌之一，让少林寺在社会产生更火影响。国家也需要像少林寺这样的品牌来为国家的利益与地方经济事业发展服务，少林寺利削当前最好的政策和最有利的环境来，取得应有效果，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其中不乏有像普京这样的外国政要。

　　少林寺虽然取得成绩，但是也受到争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其实在任何社会，凡是做事的人，都会引起争议，不管是在世俗社会，还是在佛门净地，皆不能免。少林寺争议的焦点并不在武术与禅法，而是在于他的一些做法，其根本性质还是牵涉到寺院经济。例如少林寺商标案是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由于少林寺名气太大，社会上的某些部门从中看剑了商机，于是一些部门打出了少林名牌产品，把少林寺推向经济活动中心。特别是有些少林产品违背佛门的教规与社会规范，少林寺名誉受损，为此，少林寺不得不站出来维护自己名誉，由此拉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少林品牌保卫战。25

　　其实少林寺有些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并且也曾经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少林寺考虑到有人说少林寺只有拳没有禅，于是把少林禅作为重点宣传，但是这样做并没有给少林寺带来利益，相反由丁过多宣传少林禅之后，少林拳的影响开始萎缩，在平衡之后，少林寺重新做了调整，将禅与拳放在相对的合适地位，结果少林寺取得双赢。对少林寺组建实业公司，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面对国内外五六千少林商品的冲击，甚至少林寺武术团到国外表演也不能打出少林旗号，少林寺只能奋起反击。按照国内的一些法规，少林寺是宗教团体，不具备法人主体地位，少林寺只能组建公司来处理商标事件，迂回保卫自己权益。总之，如果我们不能全面了解当今中国佛教界与少林寺的整体情况，很难作出正确判断。仅从某一孤立事什就得出了一些结论，这并不是真实少林寺，我们的研究也就会大打折扣。

　　四、结论

　　太虚在上个世纪提出佛教“三大革命”主张，主要是针对佛教界内部存在的弊端而做出的思考。但是当时佛教界还处在保卫寺产的过程，太虚的改革活动没有实现。现在中国佛教界已经进入新阶段，庙产之争已经不是中国佛教界的中心任务。未来中国佛教界如何发展，仍然是当今中国佛教研究的学者与佛教界人士要思考的重大问题。少林寺引发的争议，恰恰就揭示了这个主题，说大了点它确实牵涉到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方向。少林寺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些超前，但是我们如果将其与港台地区的佛教界情况相比，就会发现少林寺的所作所为算不了什么。在台湾，星云佛光山的佛教事业远远超过了中国人陆佛教的任何一个寺院，台湾媒体与学术界对佛光山也有不少争议，但是从佛光山的影响与成就来看，星云法师的目的达到了，佛光山的影响增大了。佛光山之

　　所以能够做大，根本性质还是在于有强有力的寺院经济支撑。当前全国各地寺院都在不断地进行探索与尝试，少林寺也只是一家而已，如果放在全中国的佛教背景下，少林的做法算不了什么。现在我们之所以将少林寺提出来作为一个范例，就是因为它的名气太大，这对少林寺来讲不是一件坏事，处在焦点中，至少要比没有任何影响要好。经济社会里，宣传是很重要的方式之一，知名度就是品牌，少林寺能够将白己亮在世人面前，是一件好事，如果能做成品牌寺院，岂不是更好吗?今天能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关心少林发展，有这么多媒体宣传少林寺，我想少林寺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成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寺院之一。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句，理解少林、爱护少林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注释：

　　1、《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黄夏年《佛教与中国社会——兼谈人间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载《社会学家茶座》，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6、李向平《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社会学审视》，《学术月刊》2007年第7期。

　　7、《太虚大师全书》精第1册，p．449 p．450。

　　8、建尢尽藏实始十梁武帝。《佑录》十二谓皇帝造《十无爆藏记》是也。至嘉祥大师尝用财施充十无尽藏，委付昙献，资于悲敬。唐玄琬亦撰有《无尽藏仪》。据《南海寄归传》，善遇法帅曾在齐州营无尽藏食，供养无碍。

　　9、《宝云院利益长生库记》《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七，四明石芝沙门宗晓编。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补续高僧传》卷第十三，明吴郡华山寺沙门明河撰。

　　14、伞美传记日：“至美，石湖，其号也。金陵毕氏子，生而颍粹。无经世意，出家崇目院。宋咸淳间，得度登戒品，脱略世故。锐志参访，如玉涧莹，云峰高，月坡明，为海内大宗匠，皆预其席称上首。日饱参多士，讲磨奋厉于天风寒籁间。期厌初心已，最后见无文传公于净慈。传公力行古道，典刑具存，龙象交驰，丛林蔚若。师倾心事之，尽揭源底。至元丁亥，都总统移文起师，主吴之双塔。瓣香费吞文警，报所白也。未几，迁嘉禾之三塔寺。时三塔久废，师训之暇，笃以兴废补敝，植僵起仆为怀鼎，建养蒙堂以处方来名胜。土木繁兴，中外轮奂。寺产素痹，增置腴田五百余越。以裕斋钵，立长生库取月息。为众朔单祝圣焚修，资印赎大藏经文，雕补千佛圣像。寺之阙文，至师火各焉。筑室东偏，扁日幻修。计若将终焉者。既被旨住平江之灵岩。又迁鄱阳之永福、四明之育王。至顺辛未，复以杭之净慈起。所至孳孳以弘道，建立为己任弗少懈。一日召徒训后事，嘱幻修更为四禅名，实称者处之。默坐至夜午，泊然而逝。寿七十有四。议者谓，师操履严简，出处端详。原始要终，而无问然。诚实录也。”(《补续高僧传》卷第卜三)

　　15、《丛林两序须知》金栗寺住持通容授弟子行元述

　　16、《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五十。

　　17、《丛林两序须知》金粟寺住持通容授弟子行元述。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同上。

　　23、同上。

　　24、参见黄夏年《读<重建妙峰山德云寺碑记>》，《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5、参见黄夏年《少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曲折》，《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

　　作者：黄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