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振活佛：耸立在爱国爱教高僧之林的一座丰碑

担任摄政的热振活佛(1934-1940年)

国民政府颁授热振活佛的“辅国普化禅师”印(1940年)

摄政热振活佛（中）和他的近侍官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云

　　1947年5月7日，爱国爱教的热振活佛在以原西藏地方摄政达扎为首的亲英分裂势力的迫害下，惨死于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监狱，迄今已有62年。但是，每当人们翻回那渐行渐远的历史一幕时，这位在十分艰难险恶历史条件下践行爱国爱教崇高理想并作出伟业的高僧形象总能显现在眼前。

　　学贯五明的仁慈格 西

　　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地方的一位高僧，是热振寺的第五世住持活佛（1912-1947年）。他是西藏东南部塔波下如地方（今西藏加查县境）人，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后，来到热振寺。寻访人员报告十三世达赖喇嘛，并谘请北洋政府蒙藏院备案，获准举行坐床大典，取法名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

　　热振寺位于西藏拉萨北面的林周县，它是在公元1056年由入藏传法的印度名僧阿底峡（982-1054年）的亲炙弟子仲敦巴（1004-1064年）建立的,是噶当派的主寺和著名的佛教研修中心。15世纪初，宗喀巴（1357-1419年）以噶当派为基础创立格鲁派（又称“新噶当派”）。以此之故，热振寺在格鲁派兴起并形成政教合一体制时期，也与格鲁派的其他重要寺院一样，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并保持着良好的学习和修习传统。

　　热振活佛是一位佛学造诣深，学贯五明的格西。依照传统惯例，他被送入色拉寺，在这里系统学习了格鲁派必修的五部大论，以其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辨和流利的口才，年方20岁便取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他平易朴实，经常体察民情，和穷苦的百姓交朋友，帮助人们解除精神上的苦恼和忧愁，深得百姓爱戴。十三世达赖喇嘛十分赞赏热振活佛的做法和品行，把自己常用的一本书赠给热振活佛，并嘱咐他：“这是一本鉴别善恶的重要书籍，你好好学习。”甚至多次把热振活佛与自己的人生关联起来，这些为以后热振活佛担任摄政、继续其“倾心内向”的事业做了一些重要的铺垫。

　　热振活佛是一位心地宽厚、仁慈善良的高僧。他早年慈悲为怀，爱怜百姓已经为他获得崇高的令名。即使后来他历尽磨难，依然不泯宽厚善良本性。当他和近侍商量暂时让位给达扎活佛时，他的拉章的森本堪布（司寝僧官）阿旺顿典提出异议，认为“达扎·阿旺松绕不是一个好货，他是一个心毒手狠的人，一旦掌权将难以收回。”热振活佛闻听此言，怒斥阿旺顿典“你对我师无礼，是不守誓言的不孝弟子。”他手下的官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以暴制暴对付达扎及其作恶多端的亲信，热振活佛仍从慈悲立场出发始终没有首肯。甚至最后，他被关押进夏钦角监狱，噶厦政府让被认为是他的仇人的龙夏之子龙夏·乌金多吉看管他，并处处挖苦和刁难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其当面多作解释，而是在其不在时告诉另一位狱卒：“乌金朗珠（也即乌金多吉）在泄私愤，其实那时他还小，不懂事，真正坚持要对孜本龙夏·多杰次吉用刑的是地方政府的贵族，当那份对孜本龙夏·多杰次吉处以挖眼球的判决书呈送到我面前、让我签字批示时，我以这违反比丘戒律为由，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而龙夏被过继出去的儿子、后来当了噶伦并受命和索康·旺钦格勒一起抓捕热振活佛的拉鲁·次旺多吉，能够做官也曾经得到过热振活佛的帮忙。大量的资料显示，热振活佛不论是对身边人，对百姓，乃至对伤害自己的人都表现出一种善良和宽容，真正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

　　教业卓著的雪域高僧

　　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西藏地方的“春都会议”要选择摄政，提出了三位候选人：曾担任过甘丹赤巴的益西旺丹喇嘛、五世热振活佛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强巴·土登楚臣，通过在布达拉宫观音菩萨佛像前掣签确定，最后五世热振活佛中签并出任摄政，司伦朗顿辅佐摄政。1934年2月23日（藏历木狗年1月10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就职仪式，开始了他人生一段辉煌的生涯。

　　处理十三世达赖喇嘛法体保护、祭悼仪式和灵塔兴建工程。五世热振活佛摄政伊始，即亲自督造十三世达赖的灵塔。它是继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布达拉宫供奉的8座达赖灵塔中最后一座，也是最为精美的一座，殿内壁画是十三世达赖的生平，包括他于1908年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画面。

　　寻访、认定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及负责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事宜、担任十四世达赖喇嘛正经师。热振活佛出任摄政后不久，即召集20多名高级僧俗官员及大批随从前往西藏南部著名的圣湖拉姆拉措（藏语意为吉祥天母湖）观湖占卜。1936年秋天，热振活佛委派寻访人员分三组前往西藏东南部、康区和青海寻访，确认青海湟中县祁家川当彩村的藏族农民祁却才让的第四个儿子拉木登珠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灵童的寻访得到正在青海玉树的九世班禅的指点和帮助，并在马步芳等官员参与下，在青海省政府会客厅举行辨认前一世达赖喇嘛遗物的仪式。

　　热振活佛曾亲自前往当雄县的乌玛扎西塘迎接由青海马步芳方面护送而来的灵童，并为之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陪同灵童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然后迎至罗布林卡的格桑颇章下榻。1939年10月13日，热振活佛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隆重仪式，亲自为灵童拉木登珠剃度，授居士戒，并上法号，依例担任灵童的正经师，由十三世达赖的侍读达扎·阿旺松绕为副经师。从而顺利完成了西藏地方宗教事务中的两件大事。

　　重视维护民国中央政府权威

　　热振活佛是在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处在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担任摄政的，他继承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倾心内向”的政策，在处理西藏地方一系列重大事务时，十分重视历史定制、宗教仪轨，重视维护民国中央政府的权威。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噶厦政府立即报告民国中央政府。国民政府为祭祀十三世达赖喇嘛并祝贺五世热振活佛出任摄政，于1934年5月29日册封五世热振活佛为“辅国普化禅师”。6月22日，热振活佛电谢国民政府。民国中央政府特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任专使，经四川、西康进藏，并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和崇高礼遇。9月23日，致祭大典及国民政府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护国弘化普慈国觉大师”的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黄慕松还与五世热振活佛商谈有关重要问题。黄慕松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派往西藏地方的首位大员，而这一切与作为摄政的热振活佛有密切的关系。

　　在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一事上，热振活佛曾多次向国民政府报告过程，希望得到中央的帮助和指导。寻得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之后，热振活佛和噶厦政府又按照历史定制，呈报国民政府并请中央派大员入藏，主持相关事宜。国民政府随即电令青海的马步芳派兵护送灵童拉木登珠及全家进藏，并拨给护送费10万元。国民政府于1939年12月28日下令：“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吴忠信一行于1940年1月15日到达拉萨。热振摄政的代表、四噶伦及噶厦政府七品以上僧俗官员70余人，前往拉萨西郊迎接；藏军700余人列队接受吴忠信检阅，拉萨群众数千人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当晚噶厦丹巴降央等四噶伦拜望吴忠信，并设盛大欢迎宴会。2月1日，热振摄政陪同吴忠信在罗布林卡湖心亭内验看灵童拉木登珠。2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颁令：“免予抽签，特准(灵童)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2月22日，噶厦政府在布达拉宫日光殿举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国民政府为祝贺坐床大典划拨专款40万元作为经费，热振活佛及噶厦政府对此深表感谢。同日，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了有万人参加的“重庆各界庆祝达赖喇嘛坐床大会”，蒋介石亲往出席。根据当事人夏扎·甘登班久回忆，摄政热振活佛为了做好接待吴忠信的工作，亲自召开会议研究各项筹备工作，并派专人负责其事，以求万全。当时的噶厦政府特意对三位接待官员说：“吴委员长的职位还在驻藏大臣之上，你们在接待时应格外尽心敬重才是。”因此，当吴忠信委员长到达德阳厦楼梯门口时，这些接待官员特意打开了专为达赖喇嘛通行而用的阶梯绳索，请吴委员长顺梯而上，以示特别礼重。

　　黄慕松入藏，代表中央政府册封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名号；吴忠信抵藏时，又代表中央政府正式颁授热振活佛“辅国普化禅师”金册金印，授其二等彩玉勋章。在1939年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时人称“在热振摄政期间，是民国以来中央与西藏地方感情较好的一个时期。所以在西藏谈起拥护中央的，都以热振为领袖人物。”热振活佛在极为艰难的时刻，曾致函国民政府指出：“今达扎年老，为左右所蒙蔽，事事听命于英人，使佛教日衰，于达赖佛不利亦甚，若中央能赐电藏政府，以达扎年迈，不宜再理政事，应照十三辈达赖遗训，命热振复位。不服从时，派遣飞机或军队来藏示威。热振深感中央大恩，如能复位，必服从中央一切命令，协助达赖佛在中央领导下，建设西藏。”

　　倾心内向的爱国热情

　　热振活佛在接待黄慕松、吴忠信等国民政府大员进藏办理相关事务的过程中，既密切了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同时也增加了汉藏民族之间的友谊。黄慕松在西藏时，与热振摄政达成协议，并得以在拉萨成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建立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站、中央气象测绘局拉萨气象测绘所及国立拉萨小学。吴忠信进藏时正式建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随同入藏的孔庆宗被任命为第一任处长。以驻藏办事处为核心逐渐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在拉萨的内地汉族乃至倾心内向的藏族人士，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让就和办事处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热振活佛曾带领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拉萨僧俗群众成群结队地前往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了解战况，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表现出拳拳的爱国之心。在遭受噶厦残酷迫害之际，热振活佛曾经策划逃亡内地。他还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中央严电噶厦宣称，藏王要选藏人拥护的，特别要选懂得汉藏团结的人，只有热振能胜任，要热振当西藏的藏王。”热振曾对国民党驻藏办事处人员说：达扎胡作非为，“如果这一状况继续下去，西藏必将为帝国主义所吞并，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要求中央支持我重新当政。”他还说，“如果我能重新当摄政王，一定为增进中央与地方关系作贡献。”“我真诚地表示：事成之后保证忠诚地服务于中央，以报答深恩。”后来遭遇噶厦逮捕，在从热振寺被押往拉萨的路上，热振活佛复函热振·益西楚臣说：“希望你们暂时不要采取过分的行动，最好请你奔赴祖国内地，向国民政府申明我的要求。”在他的心目中，祖国内地永远是他的依靠。

　　恢复摄政职权与反对“西藏独立”

　　1940年初，热振活佛通过“占卜”预示他将有极大“凶兆”，再度提出辞呈，并建议由曾是他的师傅、时任十四世达赖喇嘛副经师、年届70的达扎活佛担任摄政，他们私下达成协议：三年后达扎归还热振活佛摄政职位。然而，三年之后达扎不仅不愿履行当年承诺，而且还变本加厉地迫害热振活佛及其属下官员。他相继提拔一批在热振摄政时期受到压制的和明显具有分裂倾向的贵族担任重要职务，并排斥亲热振的势力。他在接受巨额贿赂之后，让索康·旺钦格勒担任噶伦职务，而热振曾没收过索康家族的一处庄园，达扎的重用使之成为支持达扎而同热振为敌的坚定分子。达扎提升孜巴夏格巴·旺秋德丹为孜本，此人就是一个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急先锋，1948年曾带领所谓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四处游说，后来积极策划达赖喇嘛外逃，并撰写了为“西藏独立”张目的《西藏政治史》一书。而他的叔父则是被热振免除职务的赤门噶伦。1946年达扎还启用在热振时期遭到查处、“永不叙用”的龙夏儿子拉鲁·次旺多吉担任噶伦，此人后来在1959年叛乱时担任藏军总司令。

　　更为严重的是，迫害热振的达扎集团在“西藏独立”的路上越走越远。1942年7月6日，噶厦政府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早期成立的所谓“外交局”，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以后凡是有事与噶厦政府接洽，都要通过“外交局”；1943年4月噶厦切断了传统的西藏和内地商贸联系。英国政府支持噶厦的分裂活动，在出面阻止国民党对藏用兵的同时，英国又直接对噶厦提供军事支持。1944年7月，噶厦在拉萨开办英文学校，招收贵族子弟，在遭到三大寺强烈反对之下，办了5个月才关闭。1946年底，噶厦派人在印度参加“泛亚洲会议”并试图悬挂所谓的“雪山狮子旗”。1948年，噶厦派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领所谓“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印度和欧美，争取帝国主义支持“西藏独立”。1949年7月，摄政达扎等分裂分子策划了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人员的“驱汉事件”，严重威胁着祖国的统一。

　　为恢复摄政职务，热振活佛一直在不懈努力，但是均被狡猾的达扎一一挫败。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热振活佛好友雍乃喇嘛土登强巴格绕、卡多喇嘛等铤而走险，决心与达扎集团拼死一搏。雍乃喇嘛是一位关键性人物，热振活佛出任噶厦摄政后，他担任热振拉章的译仓统领（秘书长），后来又被任命为热振扎萨江白坚赞的助手。他还曾与达扎一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普觉活佛处接受灌顶传经，两人也有很亲密的关系。正是雍乃喇嘛的介绍，热振活佛才成为达扎的弟子，也正是雍乃喇嘛出主意，让达扎活佛替代热振活佛担任三年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和摄政的。达扎言而无信，甚至以怨报德的做法，让他十分气愤，也让他从内心里感到愧对热振活佛。雍乃喇嘛决定孤注一掷，试图用炸弹直接炸死达扎，但是并未成功。“炸弹事件”发生后，英国人黎吉生（H.Richardson）从中挑拨，说热振活佛的代表与国民党联系，要派飞机轰炸拉萨。达扎领导的噶厦听而信之，遂决定派索康·旺钦格勒和拉鲁·次旺多吉带兵前往热振寺抓捕热振活佛，热爱热振活佛的色拉寺僧人拿起武器和噶厦的藏军发生了武装冲突，色拉寺遭到炮轰。热振寺的僧人也不满藏军的欺辱虐待，奋起反抗，杀死了监守寺庙的16名藏兵，结果遭到噶厦更大的报复，寺院财物被劫掠一空，千年古刹遭到毁灭性打击。

　　热振活佛最后受迫害致死。热振活佛被关押在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监狱之后，噶厦给热振选择的一僧一俗两名狱卒就是在热振执政时期受到处罚的贵族后裔：一位是龙夏的儿子龙夏·乌金多吉，他的父亲曾遭到剜眼下狱，子孙不得为官的处罚；另一位看守土登尼玛因为对热振表现出恭敬而被辞退，换上祖业被剥夺，对热振怀有仇恨且不敬重活佛的夏尔孜·益西土丹，根据此二人回忆，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就是要置热振活佛于死地而后快，在经过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后，达扎集团将热振活佛下药杀害。噶厦曾审问热振活佛，“西藏何以要亲中国？”，热振回答：“1904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款概由中国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回了西藏的身。”坚定主张西藏归属中国，这和达扎等分裂势力泾渭分明。

　　时人即称：“达扎与热振之争，亦即我国与英帝国主义在藏势力消长之关键。”在噶厦政府张贴告示，宣布热振罪状中有“热振勾结中央危害达赖摄政”之语，足见，尽管这一斗争有西藏地方上层内部争夺摄政权力的形式，但是其实质内容则是爱国势力与分裂势力之间血与火的斗争。

　　对“热振事件”的分析

　　在“热振事件”中，以热振活佛为代表的爱国力量和以达扎为代表的分裂势力之间的较量，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这样几点：

　　其一，英帝国主义势力的蓄意破坏。通过武装侵略制造“西藏问题”的英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西藏的活动，他们竭力破坏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积极在西藏地方培植亲英分裂势力。英国政府代表黎吉生在1940年代西藏地方的一系列独立阴谋中，始终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在“热振事件”中同样起到很坏的作用。根据拉鲁·次旺多吉的回忆，1947年底，锡金总督和英国人黎吉生通报噶厦，国民党政府报刊评论热振、达扎事件说“西藏热（振）、达（扎）事件的性质是中英之争”，黎吉生要噶厦就此予以反驳，并公开提出“西藏独立”的主张。

　　其二，以达扎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他们残酷打击和迫害热振活佛，残酷迫害热振、色拉等寺僧众，不遗余力地压制爱国势力，严重恶化了爱国和主张汉藏团结人士的生存环境，并拒绝执行国民政府的政令。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曾致电拉萨的达扎政府：“色拉寺为佛教圣地，不容摧毁，立即和平解决。”而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则声色俱厉地说：“不要说色拉寺的一个扎仓，就是大火烧毁了整个色拉寺也决不要吝惜。请速派一名噶伦去捣毁色拉寺。”热振活佛被害事件也牵连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亲属，他的母亲就指出：达赖的父亲祁却才让断气时“血从他的鼻子与直肠流出来”，明显是被噶厦害死的，“我丈夫之所以被人毒害，是因为如果他还活着，逮捕和暗杀热振的计划就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其三，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和无能。国民党政府为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作了许多努力，但是既缺乏有力措施，也缺乏切实的行动。尽管责令“噶厦“对热振活佛务必保护其安全。”却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用吴鼎昌的话说：“热振倾忱中央，渴望援助，惟在此种情势之下，中央鞭长莫及，武力援助，势不可能，经济援助，无裨实际”，“且藏当局监视甚严，无法出境，纵令中央电令(热振)来京，亦难望西藏政府遵令放行，更恐因此引起疑虑，转增热振困难。”当时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政府，事实上也没有能力解决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问题，口惠而实不至的许诺，反而增加了热振活佛等人处境的危机，给分裂势力迫害活动提供了口实。

　　其四，爱国力量的艰难搏杀。以热振活佛为代表的热振、色拉等寺院的爱国僧俗，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为反对分裂、维护汉藏民族关系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在色拉寺与藏军总指挥噶雪·曲吉尼玛对抗中，扎巴们一面武力自卫，一面以全体僧众名义写信给驻藏办事处，“请转呈中央，速派军队和飞机进藏，援救热振。”尽管他们的抗争失败了，但是通过这次事件也充分揭露了以达扎为首的噶厦上层反动势力腐朽没落、反人民、反历史潮流的罪恶本质，这也预示着他们必将灭亡的命运。

　　其五，热振活佛个人也有其历史和宗教的局限性，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存在失误。他过于相信神汉占卜和宿命，导致对摄政权力的轻易放弃，从而给亲英分裂势力留下空间；他遇人不淑，察人不明，他一手提拔重用的喇嘛噶伦丹巴降央在他要求恢复摄政职位的关键时刻背叛了他，更为可悲的是，他亲自选定并十分信赖的摄政达扎，尽食诺言，反而加害自己，应验了“农夫和蛇”的故事。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回首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藏地方历史，人们会发现：热振活佛与九世班禅等一样，是耸立在爱国爱教高僧之林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