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宗教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世纪之交宗教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王雷泉

　　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宗教学卷》出版缘起

　　宗教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但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宗教学，迄今不过短短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国宗教学的发展，是东西方思想猛烈碰撞与交流的直接结果，也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曲折进程紧密相连。纵观世界文明史，中国各宗教基本上和睦相处，罕见宗教迫害与宗教战争，而佛道儒三教关系也为当今世界宗教对话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然而在过去一百年中，从五四前后的非宗教运动，到文革时期对宗教的全面摧毁，而在1980年代以来宗教又呈现爆发式的复兴，中国宗教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动荡。这兴衰起伏的过程，为中国宗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题材和思想资源。

　　宗教是影响力最大的社会实体，全世界有80%以上的信教人口，宗教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灵追求，它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今天，回眸百年宗教的曲折历程，我们终于认识到，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事关人心净化、社会和谐、国家安全、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从废墟中重建的中国宗教学，与宗教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作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重点研究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其中《宗教学卷》由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刘仲宇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葛壮研究员担任主编，参与撰写者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中青年宗教学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二、编撰思路与全书框架

　　本书面临着双重任务：在反思宗教学科百年经验教训的同时，要为中国宗教的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性建言。我们在讨论确立全书架构时，力图找出百年宗教学的发展脉络和问题焦点。综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宗教的发展轨迹，贯穿着三条明显的矛盾主线：一是面对民族危机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宗教自身存在着强烈的现代化诉求与经世致用的倾向；二是面对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长足发展，宗教与科学和无神论的关系，经历了从对抗、妥协、屈从，到适应、对话的曲折过程；三是面对世俗社会与世俗文化对宗教的介入与渗透，宗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世俗化运动中，上世纪后期原教旨主义潜流日益浮现。这三条矛盾主线的此消彼长，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应地制约和影响着宗教学研究的走向和发展，并聚焦在宗教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及引发的理论探讨上。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在六十余万字的篇幅中，我们以点、线、面结合的方式展开叙述。第一编作为绪论，分四章对百年宗教和宗教学的发展作了鸟瞰式的论述：一、中国现代宗教学的兴起（西学东渐与社会新思潮的兴起，社会新思潮促进下的当代宗教学科之形成，东西方宗教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二、宗教批判运动与宗教主体思想的发展（信仰自由精神的兴起与宗教主体思想的发展，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宗教与科学及无神论关系的讨论）；三、宗教界对社会挑战的回应和宗教文化的振兴（基督教的社会运动与教会学者的研究，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伊斯兰教文化高潮及其意义，宗教学研究的展开及其成就）；四、建国以来宗教学研究的历程（改革开放前宗教学研究状况，八十年以来宗教学研究的全面繁荣，世纪之交宗教研究的态势与展望）。第三编与绪论相呼应，阐述八个在中国宗教学百年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讨论和论争：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关于“宗教五性”，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二、关于宗教与迷信关系的学术讨论；三、宗教与农民战争（道教及其经典《太平经》与汉末农民战争，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四、《楞严经》、《大乘起信论》辨伪；五、关于禅学研究之争；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和处境化的讨论；七、关于“文化基督徒”的讨论和争议；八、关于新兴宗教的研究。

　　第二编是全书的重点，分六章从面上阐述中国宗教学各学科的发展及主要成就。第一章是宗教学原理与各种分支学科及中国宗教通史研究；第二至第五章分别叙述了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的研究历程；第六章概述儒教、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民间宗教与民俗信仰、原始宗教与神话、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印度宗教、犹太教、新兴宗教等中外其他宗教的研究进展。各章由相关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撰写，按教义、教史、教典、教仪、教制等分门别类阐述，在宗教与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关系上，也作了详尽的论述。

　　本书以中国大陆的研究为主，也以相当大篇幅介绍港澳台地区的宗教学研究状况和成就。作为学术史著述，力图成为可供研究者案头参考的工具书。第四编分四个方面收集一个世纪以来宗教内外最主要的学术资料：一、宗教学教育、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二、主要学术会议；三、主要刊物、丛书、工具书；四、重要研究成果书目与部分主要译著书目。连同附录《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发展大事记》，全书以尽可能准确翔实的资料，系统总结中国宗教学二十世纪百年历程。

　　三、反思关于宗教的代表性理论

　　在中国，学术界对宗教本质问题的认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教条式理解的影响，带有一边倒的无神论色彩。从改革开放前对宗教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转变到改革开放后对宗教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有一个为宗教定位和正名的过程。本书在绪论第四章中，围绕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质、作用和相互关系等问题，就鸦片论、特区论、适应论、文化论、兼容论、制衡论等六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依思考视角和侧重点之不同，剖析了如下三组理论思潮的演变进程：

　　其一、从“鸦片论”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理论的提出

　　在中国被大多数人视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定义的，除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以外，主要是恩格斯写于1876-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至于论及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其实质在于它是“幻想的反映”。因此，无论是从功能还是性质上，宗教都是消极、落后、反动的东西。由于受教条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西欧历史背景条件而提出的某些宗教观点，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教条，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仍然只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对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害无益的。甚而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画蛇添足，改成“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烟”，无形中把narcotic（麻醉的）变成了poisonous（有毒害的）。这是对马克思原意的歪曲与误解。此论调束缚着相当一部分的党政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使深受左倾路线之苦的宗教徒余悸未除。

　　自八十年代开始，宗教界和学术界对“鸦片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把“鸦片烟”的译名改为“鸦片”，声明“鸦片”具有毒品（poison）和药品（drug）的双重功能。也有人考证在马克思之前的一百年间，西方至少有十名资产阶级学者提出宗教是鸦片的类似提法，表明此论并非马克思的创造。还有人指出，在学术著作中直言鸦片只是一种比喻，不能作为宗教科学的定义。也有人认为，在谈及宗教本质时，删除“异己”、“幻想”等贬词，扬弃意识形态化的无神论评判。总之，将“鸦片论”作为宗教定义，已经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至于“特区论”，有部分人主张套用“一国两制”政治制度的构想，把宗教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特区看待。这种说法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来对待比政治更为久远的宗教问题，虽在理论上回避了受到宗教徒强烈抵制的鸦片论，但其理论深处，仍把宗教看作有待克服的旧思想残余，不过是在宗教走向消亡之前姑且让其暂时存在。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理论界受胡乔木的提示，讨论宗教能否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课题，代表作是罗竹风主编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1]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仍有着宗教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宗教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宗教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多方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同时协调是相互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理论的提出，对宗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理论模型。中共中央[1991] 6号文件明确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处理当前中国宗教事务的理论和政策依据。

　　其二、“文化论”的提出

　　在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有些宗教界和学术界人士避开宗教的信仰特质和政教关系等敏感问题，推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的口号。赵朴初中提出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在制订文化发展战略时应该提出认真研究佛教文化精华的问题。不仅因为佛教有形的文学、语言、绘画、雕刻等文化形式依然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世界观上，佛教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2]

　　“文化论”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场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提法突破了以往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视角思考宗教的模式，以一种更包容的心态看待作为社会生活和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从而扩大了宗教研究的领域。正如何光沪在《1978-1999年间的中国宗教研究——及其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关联》一文中总结的，藉着这个新观念，学者开始与宗教领袖们一样强调宗教研究对于理解任何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这使宗教学科的地位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内都明显地有所提高。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研究宗教文化的热潮，学术研究、翻译和通俗作品层出不穷。值得一提的有，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杨慧林等主编《基督教文化百科全书》、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宗教文化通俗丛书》、王志远主编《宗教文化丛书》和何光沪主编《宗教与世界丛书》等著译。学术刊物也大量冠以文化之名，如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89年创办的《佛教文化》、1990年在贵阳发刊的《基督教文化评论》、1994年由陈村富主编的《宗教与文化》等期刊和论文集，甚至由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资料性期刊《世界宗教资料》，也在1995年换名为《世界宗教文化》。吕大吉的观察代表了相当多学者的看法：“回顾宗教研究自1949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似乎可以说，没有哪个观念像‘宗教是反动的政治学说’那样严重地限制了学者们的思考，也没有哪个观念像‘宗教是文化’那样起到过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3]

　　这个观念在促进当代中国宗教研究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充分肯定“文化论”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也有学者并不同意简单地作“宗教是一种文化”的表述。如何光沪在《宗教与文化：精神与形式》中指出，宗教从无形的角度而言构成了文化的精神。但文化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它是人类生存、认识和活动的方式，是人不断适应、认识和改造世界（自然界、社会和人内心世界）的过程。王雷泉进而指出，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凝结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便在精神文化中，也包括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二个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方面，故不应把宗教泛文化化。“‘文化论’在当时的局面下是积极的，强调宗教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文化外延地带，为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这种理论更强调的是宗教有形的文化遗产，至于无形的哲学思想，宗教的修证内核，文化论是无法包涵的。相反，文化论的提法光强调外延而忽略了核心，把宗教的内核，即信仰建设，组织建设给淡化了。”[4]

　　其三、从“兼容论”到“制衡论”

　　“兼容论”是宗教界内一部分人提出的护教理论，认为宗教与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甚至说宗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这是历史上的宗教所谓神圣之国统治地上之国，第一义谛兼容世俗谛的翻版。这个理论站在宗教的立场，未免一厢情愿，故无法得到学术界和政界的共许。

　　“制衡论”则基于政、教、学三界共同构成和谐社会支撑的正三角立场，在肯定宗教与人类共存亡的前提下，提出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互相区别、互相制衡的观点。它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世俗社会和宗教，认为这二者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各自都有待完善。社会在发展，宗教也在发展，宗教的形式可以改变，宗教的内容可以提升，宗教将伴随人类走向未来。宗教与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以及各种思想体系之间，处于一种互相制约、监控、促进的关系，双方都有不可取代性。所谓制衡，就是宗教可以对政治操作、经济活动、社会事务等等，提出批判、修正、补充、促进其发展的作用；反之亦然。制衡论正面提出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价值，尤强调宗教批判现实、化世导俗的功能。[5]

　　四、展望世纪之交宗教的发展趋势

　　回顾反思过去的百年历程，展望世纪之交宗教的发展趋势，我们在绪论第四章中，从四个方面提出初步看法：

　　第一、宗教的主体性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定位。 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有社会适应、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三个既有机联系而又逐层提升的层面。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宗教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大讨论，基本解决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地位即宗教合法性问题。因此，研究必然从社会适应层面进入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层面，深入到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实际操作层面。如揭橥宗教与环境保护的联系和对大自然的关爱，探讨宗教在社会慈善事业上的付出和努力，包括宗教与社会的其他联系渠道，如人际关系的改善、加强社群联络和社区建设、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等。上述一系列问题，使宗教作为超越的精神信仰体系和非政府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获得反省和批判的话语权，在继续推进宗教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关怀功能同时，使宗教的社会批判功能得到加强。

　　第二、对宗教世俗化的反省及基要主义思潮的兴起。 神圣化与世俗化是宗教发展的内在张力，不能机械地强调某一极。面对来自世俗主义和新兴宗教这二个极端的冲击，传统宗教必然反求诸己，从原来仅仅满足于在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中较为浅层和表层的效应，回归神圣的信仰根源。如果说宗教世俗化运动在二十世纪成为主流，那么强调宗教神圣性的基要主义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凸现。在世界范围内，以“新纪元运动”为标志的新兴宗教现象表明，传统宗教的修行道路，特别是东方宗教的内证体验，越来越得到现代人的青睐。如果传统的制度性宗教忽略或丧失了处理、沟通神秘经验或彼岸世界的能力，无法满足民众的精神追求，新兴宗教必然应运而生，填补传统宗教留下的信仰真空。但新兴宗教本身在现代化社会中也不能免俗，往往带有“快餐宗教”的色彩。众多邪教道门相继登场，群魔乱舞，仍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景观。

　　第三、宗教极端主义与世界和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以原教旨主义为重要特征的各种宗教复兴思潮和社会运动。随着一些打着不同宗教旗号的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国际性恶势力的日益猖獗，世界各地区的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如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血腥厮杀、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与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之间的宿怨难消；中东地区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相互间的疯狂报复；欧洲北爱尔兰地区新教与天主教教会的极端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及波黑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族与信仰东正教的塞族、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三方彼此的内战等，凡此种种，都充斥着含义不同的各种宗教极端观念的喧嚣声。研究者的视角开始从国内转向国际，探讨不同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相关热点问题间关系的论著也相继问世，并在新的世纪成为研究的重要领域。

　　第四、宗教多元化与宗教对话。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地域的藩篱，形成类似佛教所称“无尽缘起”的全球性文化。解决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各种思想之间的矛盾，还会掺杂有武力争斗和政治干预，但更多的是诉诸思想上的对话。对话的前提，就是承认各种思想都含有真理性。宗教的对话不是你死我活地取而代之，而是取长补短地相互共存。宗教对话一般包括四个方面，即宗教内部的对话、不同宗教间的对话、宗教与世俗思想的对话、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其中尤为重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认识和发展，即主动与宗教扩大对话。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其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如潘岳所言，为了真正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需要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式去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教难题，以现代的思想观念去研究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6]

　　中国宗教学在恢复和重整队伍的过程中，宗教界、学术界、党政部门发展出各自的研究系统。高等院校和各地社会科学院纷纷组建宗教学术机构，尤其是各重点大学在世纪之交建立宗教学本科专业，使宗教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形成本科到博士的一体化教育系统，纳入与国际接轨的正规化途径，将对研究队伍的建设产生深远的意义。本书的作者队伍，也正是在这一重建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面对新世纪研究重心的转移和新热点的形成、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突破、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本书在合作撰稿过程中凝聚了队伍，形成了共识。我们期盼这部学术史论述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教，也期盼有更多的有志者加入这个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