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今鉴古，觉世育人——专访宗教学者王雷泉

　　观今鉴古，觉世育人——专访宗教学者王雷泉

　　“佛经其实并不难懂”，王雷泉教授如是说。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王教授用环环相扣的流畅回答，把我们的采访提纲演绎成一堂精彩绝伦的讲座。一壶茶一席谈，如沐春风。

　　契理契机，弘传佛学

　　王雷泉教授从教25年，教过的学生从宗教干部、高校学生到佛门弟子，听过他公开讲座的人更是数以万计。佛学的玄妙吸引力，再加上王教授独特的个人魅力，使他场场爆满的课程和讲座成为复旦大学里长盛不衰的风景。

　　1977年考上复旦哲学系之前，王教授和所有没有完成学业就上山下乡的青年一样，在农村磨炼，对于考大学这件事不抱太大的信心。从小爱看书的他几乎把能利用的时间都用在所有能找到的书上了：从少年儿童图书馆，到中学图书馆，再到上海图书馆，离开城市，他也能把公社中学的文史哲书籍看个遍，其中就有以后他要读的教材。他到大三时确定研究佛学，一是因为一直以来对宗教的兴趣和积累，同时也有因缘际会的巧合。

　　“佛经其实并不难懂，很多人以为佛经难懂这是误解。”因为佛经的翻译就是用当时平民的语言。王教授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教学二十余年，要适应不同的时空环境和受众，但他总能游刃有余，挥洒自如，按照佛教的说法叫“契理契机”。“理”就是佛法的真理，是不变的，是普遍的；“机”就是时空条件，它是可变的，所以不变的理在可变的时空环境下要采取不同的诠释方式和传播方式。“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讲不清楚的道理，而且真理总是简单的。不论是给高校学生，还是社会精英，甚至是佛家弟子讲课，至少有一条，你要讲对，要深入浅出。把很高深的原理用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讲出来，这对老师是一种修炼。”

　　宗教是人类一切文化之母，但宗教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却是于1873年，由牛津大学的教授马克斯·缪勒创办的。但宗教学在哲学体系当中是相当特殊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在于宗教是所有人文知识，甚至是所有学问的发源，更重要的是在于它能够极大地拓展人的能力。

　　“人类的精神无非是三个方面：知、情、意，也就是理性、情感、意识。我们不仅要有智商，还要有情商，也就是说真善美是要全面发展的。从‘五四’以来，我们基本上还处于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过多地强调了‘知’而忽略了我们的情感和意志方面，而这恰恰是宗教的领域。”

　　然而，在宗教哲学里，佛教哲学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强调知、情、意三方面共同发展。不同于基督教等启示型（先知型）宗教对于信仰的无条件遵从，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佛教的神圣性本源，即教义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每个人内在的“觉悟”。因为佛就是觉悟者，Buddha就是觉悟的意思。而且佛教教义明白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觉悟”的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

　　最近王教授提出的“佛教文化人”概念得到了各方的关注和兴趣。“你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一定要有宗教情操。这种超越性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超凡脱俗的气质。表现在一个社会上，就要考虑更加长远、全面、整体的利益。”他曾经在《展望二十一世纪宗教》中谈到，随着社会发展，强调内心觉悟，强调和平、和谐的佛教，在未来的宗教版图和精神市场中，特别在知识分子当中，会取得越来越多的份额。因为在知识分子当中，越来越强调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佛教，特别是其中的禅宗，特别符合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佛教哲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强调个性和自由’。用佛教的说法就是‘得大自在’。”

　　王雷泉教授有一句座右铭：“世事如棋局，此期生命无论出将入相，驱车跳马，但随缘守住本份，即得大自在。”佛教里讲的“自在”就是“自由”，指的是内心的完全自由，不受外界任何事物的压迫，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所以佛教认为世界和生命不是任何外在的神灵所能决定和审判的。人类自己的行为决定了自己的生命和处境，群体的行为就决定了群体的共业。行为就是“业”，“报”就是结果。所以“业报”就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在社会里，中国人的业报就是中国人的“共业”。王教授援引梁启超的话：“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也就是说，文化是社会群体有意志的行为所造就的共同的共业。要改变社会，就要从改变每个人的“别业”开始。大乘的菩萨精神就是这样推出来的，菩萨是热血沸腾的英雄好汉，唯有大爱，才有菩萨的慈悲。菩萨的精神不仅仅是情感（爱）的极致，也是对宇宙人生真相的透彻领悟。佛教哲学迷人之处就在于“智慧”和“慈悲”的双运，是“知、情、意”的均衡发展。

　　坊间流传一组上海名师“的”字评语，王雷泉教授得到的是“佛教是研究的，和尚是不做的”。他认为，研究佛教，不一定要是个佛教徒，但是一定要尊重佛教和佛教徒。王教授很赞同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研究佛教要有“同情默会”的态度。“梁漱溟在《印度哲学概论》里提到，印度人的宗教信仰来自于禅定的体验，这是他们特殊的精神修行。所以研究佛学的人对‘觉悟’的体验要尊重，虽然你自己没有这个体验，但是要承认要相信有这么一种心理现象。”

　　“光是在理性的层面上我们要做的学术还做不够呢，我们可以用文献的、历史的、心理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哲学的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地去研究佛学。我们无数的人用毕生精力都研究不完。在这之外，我们姑且留出一大片未知的领域，我们对它表示尊重，留一个伏笔，这是来自于特殊的宗教体验，就行了。”

　　王雷泉教授坦陈，他现在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达到这个状态，但不否定别人会达到它的可能性。《佛陀的智慧》作者陈兵教授试图要自己尽量地进入这个领域，“那就更好了，可惜我现在没有这个能耐。在佛学研究界，我算是比较尊重佛教信仰的，可以说是‘亲佛分子’吧。”王老师笑道，“但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个戒律，就是不在庙里讲佛经，只谈学术和历史。班门弄斧、孔门舞墨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精神重建，民无信不立

　　面对当今的社会，王雷泉教授曾经评价过：“我们这个社会的形状是一个腹部膨胀、下半身过分发育，胸膛干瘪，大脑萎缩的怪胎。中国社会要健美，就要让大脑发育起来，胸膛宽阔起来，下半身要减肥。要提升国民素质，就是要他们有人文素养，政治责任感。”

　　“宗教在维持社会稳定中能起到非常好的提升和监督的作用。所以我说宗教是解毒剂，是清凉剂，当你的七情六欲过度的时候，它能帮你消解一些。我刚才讲过，中国社会是下半身特别肥大的人，所以要吃点减肥药，吃点泻剂。宗教让你清凉，让你身体能够均衡地发展。宗教是解毒剂，同时又是社会财富的分流器。只有有了善与爱，才能使社会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王教授提到，比尔盖茨把97%的财富捐掉了，当然这里面有制度的制约，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让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分流财富。此外就是从基督教会的渠道，让许多美国人把很多财富分流。中国社会也要走这条路，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大力培育民间组织，社团，非政府组织，建立以慈善和公益为主的机构。而后面支撑这些的就是宗教的爱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宗教要成建制地、成组织地发挥他们爱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人士对“国学”十分推崇，许多商界人士也纷纷到校园中寻求中国古典知识的熏陶，而这也仿佛成了一种时尚。王雷泉教授这几年来也在这种班里教了1千多政商人士。“这是在一个特殊的，中国走向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在从文革的乱象中逐渐回归正常社会的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补课环节。”

　　“现在的国学热是中国版的文艺复兴。但这不是全盘西化的复兴，西方的要回到古希腊去，中国版的要回到孔孟老庄去，这也是很正常的事。这是大势所趋，个人需要补课来提高修养，社会需要文艺复兴，所以说国学热是必然的。是中国走向正常社会中的必需的一个过程。我希望这个热早点退烧，才是正常的。但这至少说明我们已经不再破坏，要上接我们的文化传统了。”

　　这个国学班的很多课程都是复旦哲学学院的教授们一起讨论出来的，宗旨就是“求道不求术”，注重原典，偏重儒家。强调的是“经”的部分，而不是“权”的部分。所以要读经典，读原典。“中国传统文化主干还是儒家的东西，所以我在国学班讲《大学》，现在增加《六祖坛经》，那也是中国和尚讲的，讲我们文化本位的东西。”

　　“儒家当中重视孔夫子治国的理念。首先，对老百姓要‘富之’，这也比较符合邓小平前一段时间的政策——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富之’的国策。富了以后怎么办呢？教之，这就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教化。教化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使富而好礼，贫而不谄’，就是说，使有钱人更加懂得礼乐，使穷人守住自己的本分，而不谄媚权贵。也就是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这里，重要的是建立信仰体系。‘民无信不立’，这个‘信’不是单向地让老百姓对政府有信仰，孔夫子讲的是要让政府守信。政府守信用，老百姓才会相信你。这也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经济虽然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乱象丛生，道德严重滑坡。我们怎么办？佛陀临终前把佛教托付给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就是有权者和有钱者。他们更有能力来承担改变这个世界的责任。他们如果有心向善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加速改变的进程，我们的‘共业’就会向好的方向改变。所以我说这个国学班正当其时。这是一个很好的思想文化平台。”

　　“现在外界对国学班的非议可能指出了一些事实，但是如果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好事，而且完全可以因势利导。通过这个机制还成立了复旦大学禅学会，办《佛教观察》杂志和网站，举办佛学讲座和经论研读班，下一步可能就对校内的学术研究提供更进一步的支持。”

　　“就像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中所说的那样，生命会为自己寻找出路，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会为自己寻找出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在社会变动中冲突、调整、适应。社会自己会产生这种力量，会为自己寻找出路。”

　　中道智慧，修炼自身素养

　　王雷泉教授善于将佛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会贯通，而与佛学许多精神最为契合的无疑是孔夫子的学说，但二者又有限定范围和境界上的区别。儒家说“中庸”，中则不偏，庸则不易。佛教里的“中道智慧”超出了儒家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它“出世间”。它主要解决“出世”与“入世”的关系，要超越这个世间，所以比儒家的“中庸”更加的宽泛。

　　“中道”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个事物取平均值，这个“中”就是要“恰当”，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就是在“空”与“有”之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求得一个最恰当的方法。“我们说‘根本智’易得，就是看破这个世界的智慧还是容易得到的，‘后得智’难求。就是看破了这个世界以后，你还得进入这个世界，去改变这个世界，让更多人接受你看破的真理，这个才是最难的。这是菩萨的智慧。”

　　“我有一句人生格言，上半句叫‘随缘而不攀缘’，‘随缘’就是守住我们的本份，‘缘’就是条件、关系，就是我们现在的时空条件。但是你不能‘攀缘’，就是你不自量力地去攀附权贵，去做你做不到的东西。‘随缘’就是恰到好处地去随顺这个实际因缘。后半句是‘方便而不随便’，‘方便’就是‘中道智慧’，所以佛教经常说，‘广开方便之门’，“方便”是不能离开“根本智慧”的。

　　王教授总结道，“要放得下，还得要拿得起。放得下，就是‘看空’；拿得起，就是‘入有’。做到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就是一个具有中道智慧的人。”

　　在现时代，用禅的智慧来促进我们内心的和谐，提升我们心灵的境界，王雷泉教授认为有四个方面：

　　一、按照禅的说法，要孤峰独宿，做顶天立地、不受人欺的大丈夫。指的是具有特立独行的品格，高超的智慧和超越性。

　　二、禅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世界，而是让我们做到随处做主，立处皆真。《维摩诘经》说，莲花并不长在高洁的山顶上，而是长在卑下的淤泥中。所以，我们士农工商在七情六欲的生活世界中，要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三、学习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人世济度，以众生生病而我感同身受的同体大悲，才可以普度众生。超越世俗的智慧，是“高高山顶立”；入世济度众生，是“深深海底行”。

　　四、就如上文所谈到的那样，以禅宗的中道智慧，做到通权达变，圆融无碍。

　　总之，禅的智慧，能使我们更有智慧，更有爱心；能使我们生活在自由自在、心安理得的氛围中。

　　王雷泉教授向中智雇员推荐了几本通俗却深刻的佛学著作，如陈兵教授的《佛陀的智慧》，圣严法师的《正信的佛教》《法鼓全集》。他认为港台有许多写得好的作品，大家可以利用网络这个极佳的传播平台，找到适合自己的读物。王教授领衔的复旦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除了办学术刊物，还有个实用的网站（www.buddha-eye.com），普及佛教知识，组织相关活动。

　　座右铭：“世事如棋局，此期生命无论出将入相，驱车跳马，但随缘守住本份，即得大自在。”

　　（《中智视野》2009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