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道教组织的兴衰及其原因剖析

　　天台山道教组织的兴衰及其原因剖析

　　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是诸多道派的集合体。距今约有1800年的历史，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最早是东汉顺帝（126-144）时出现的五斗米道，灵帝之际（168-177）又有太平道建立，这是最初的道教。至东晋南北朝，又产生了上清、灵宝、楼观等派别，影响逐渐扩大。至南宋前后，北方又兴起了全真道、真大道、太一道等派；南方则出现了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及金丹派南宗等道派，此时为道教发展史上宗派繁衍最盛时期。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一些宗派衰弱，另一些宗派又繁衍了；某种条件下，若干宗派又联合成一个大宗派；而另一种条件下，一个大宗派又可分化为若干小宗派，这种宗派兴衰分合现象，贯串道教发展史的全过程。

　　一、天台山道教组织的发展与衰落。

　　天台在三国时立县，而道教的活动则要追溯到秦汉时期的三茅传说；到三国时，葛玄开始在天台创建道教灵宝派；晋时，上清派茅山宗师许迈游江入赤城山，接着陶弘景到天台山寻杨、许其迹，特别是唐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爱天台山之幽美，隐于桐柏玉霄峰，自号“天台白云子”，修炼坐忘、导引、辟谷、服饵之术；曾四次应诏赴京，面圣阴阳术数。其居天台山约40年，传第子70余人,此时天台山道教活动很盛,几乎是上清派茅山之外的大本营道场。后经名道冯惟良、徐灵府、叶藏质、应夷节、闾丘方远、杜光庭等的弘扬传接。得开上清派天台道宗，百余年间绵延不绝。这个时期，天台道观不计其数，著名的有桐柏观、元明观、白云寿昌观、昭庆院、洞天宫、法莲院、圣寿院等，有千僧万道的规模。

　　宋时，张伯端号紫阳，撰内丹著作《悟真篇》，提出性命双修理论，创内丹术——以人体为鼎炉，使精气神在体内凝结成丹而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克服了以往炼外丹（金丹）制造长生不老药的缺点，提升了炼养理论。开创金丹派南宗。五传至白玉蟾时，南宗得以弘扬。到宋徽宗时天台山道教发展达到巅峰。那时不但道教南宗理论在全国影响很大，而且宫观的规模也大、数量多，全县共有宫观36处。著名的有桐柏宫、玉京观、桃源庵、仁靖宫、纯素宫、鹤峰全真院等等。

　　到元明时，天台道教开始衰落，南宗与王重阳开创的全真道北宗合并，开龙门桐柏宫支派。明代朱元璋实行“三教归一，儒学为主，释道为辅”政策，为以后历代帝王所奉行，且钦定限制道教派别。此后，龙门律宗罕见高道。到清初，得雍正皇帝的支持，冷落而破旧的桐柏宫得到了修葺，全县道教一时得以重兴，但没有道学大作，接着道教地位又下降。随着科举制度的沿袭，儒学的主导地位日渐凸现。清末国力衰退，社会动荡，道教组织松散，许多道士文化素质低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道教受西方宗教的侵蚀，进一步衰败，民间的信仰非道非佛，处于瘫痪状态。以致在中国五大宗教中降为教团势力和政治影响最弱的一个。文革中，各地道教组织再受冲击，活动一度终止。

　　二、原因剖析。

　　第一、道观代表—桐柏宫的沉没是天台山道教衰落的主要原因。

　　从天台道观领头羊的桐柏宫看，它创立于吴赤乌元年（公元238年），中间历经了“肇于周，灵于晋，盛于唐，扩于梁宋”等各个阶段，其鼎盛时期为唐代、宋代。当然，这与唐、宋两朝帝皇极力崇道密切相关。唐时，高祖李渊尊老子为祖，称自己为“神仙之苗裔”。高宗李治尊《老子》为上经，设为科考内容；为提高道士地位，大量兴建道观，这时道家辈出，如司马承祯、应夷节等；这为桐柏宫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人力条件。宋朝宋真宗、宋徽宗力倡道教，宋徽宗则以“教主道君皇帝”自居，规定道士、女冠地位在僧尼之上，大兴道教之风。那时，桐柏宫多次受历代帝王的敕财敕物。因此为桐柏宫发展到历史盛势，提供了有力保证。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收缴焚毁道经，桐柏宫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朱元章部将攻打台州时，天台百姓纷纷入山避难，涌进桐柏宫，结果酿成火灾，桐柏宫及历朝御赐珍品焚烧怠尽，化为废墟。给天台山道教以致命的打击，从此道徒贫匮，天台道教逐步衰败。到了清初，范青云、高东篱等几位道士的努力，桐柏宫又获得一时中兴，建起了中轴线六殿，东西轴线7殿。到了清末，政府无能，外族入侵，后又军阀混战，殿宇破败到几无道徒生活。社会的动荡，致使道徒生活艰难。1958年政府建设桐柏水库，规模宏大的桐柏宫全部沉入水底，由于当时缺乏易地保护意识，大量的古物、建筑遗物任凭入水，损失极其严重，尽管尚存的一些法物、经卷、石像移至鸣鹤观，但领衔地方道教组织的桐柏宫从此湮灭。于是天台道教组织散居无首，处于半生不灭的瘫痪状态。

　　第二、支撑道教的理论发展缓慢，不适应信众信仰的发展变化，是道教组织衰落的内在原因。

　　道教理论是产生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种教义。它包括哲学、医学、养生学等。而中国传统哲学，就门派而论，主要有儒、道、释三家。道教理论确立以“延年益寿，羽化登仙”为基本目标，围绕这个目标，道教形成了追求生命永恒的信仰精神，它区别于儒家社会论理教化理论，与中国佛教哲学理论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佛教的教化乃以人生为苦难，注重引导信徒苦修来生，那么道教则是追求现世生命的延续，以生活于现世为实在，并侧重于从现世寻找快乐。基督教以上帝作为宇宙的主宰，伊斯兰教则以真主安拉作为至上神，因此它们的观点是一切为至上神存在服务的。从道教诸派内部看，早期各派皆以长生成仙为目标，以肉体与精神共有，肉体不死为特征，所修道术也为了炼神炼形，以达到形神共存而“肉体飞升”。但经过好多年代的努力，都达不到肉体不死的目的。于是，许多道派不得不在信仰上作出修正。如北宋张伯端，提出“性命双修”的内丹修炼理论。尤其是后起的全真道干脆抛弃这个目标，而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即“精神”不死。这一转变，虽解决了信仰与实践的矛盾，但淡化了道教固有的特性。使之逐步融合于佛教思想。

　　道教理论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汉初张良、萧何、曹参以黄老道术治国，促成了“文景之治”的社会繁荣。唐时，唐太宗起用高道魏徵为相，崇尚“以静养民”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稳定而繁荣的局面。但是长生不死和肉体成仙无疑是违背了生命发展之自然规律，无数信道者都乐此不疲，并创造了种种修炼方法，导致了汉武帝、唐太宗等许多帝皇都因为吃丹药而丧生于此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教训。因此，道教信仰逐步失去支撑力。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荡不安致使大批难民及隐士，厌世逃生，看破红尘，这又与道教“追求现世生命快乐”的思想，格格不入，于是遁入空门，为佛教的兴盛填定了基础，导致道教的衰弱。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注重实践，为儒家的“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创造了条件。而道教的生命观在人生格调上显得有些低沉，缺乏社会群体性，过多强调天人之间的和谐与顺应自然，忽视天人之间的斗争性，具有脱离现实的消极色彩。这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大干快上”“人定胜天”的革命热潮相悖，因此这也是道教理论走向低潮，促使组织衰弱的一个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