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遇人半是僧——试谈佛教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影响

　　道路遇人半是僧——试谈佛教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影响

　　◎何绵山

　　汉传佛教在福建兴盛程度，可称全国第一。福建佛教目前共有寺庙四千三百多座，僧尼一万二千多人，居士约十三万人，无论寺庙和僧尼人数都居全国大陆汉族地区首位。早在宋代，有徐经孙在《福州即景诗》云：“潮田种稻重收谷，道路遇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云间七塔万枝灯。”更有朱熹题泉州开元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福建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福建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寺院占有大量土地 寺院经济在福建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

　　福建在唐代才开始开发，但唐懿宗时（860-873年）寺院就有一百二十所之多。至唐末五代，仅福州地区就增建佛寺二百六十七所。当时许多寺院在建寺之初即占有相当一部份膏田，如唐咸通十一年（870年），大地主蓝文卿捐田七千余亩给雪峰寺，同年莆田龟洋建院九座，拥有东园千亩。闽王王审知施给古山涌泉院僧田八万四千亩。后周见德年间（954-959年），五代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于泉州建南禅寺（即后称为“承天寺”），置僧田九百石。五代时，“伪闽以八州之产，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给僧寺道观，中下等者给土著流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六）。宋元福建寺院经济在全国居首位，其原因是僧尼在免赋役方面享有特权，不少人入空门借寺院保产业。正如《文定集》卷十三载：“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人寺观。”宋朝廷的赐予、信徒施舍及从民间购买等多方面渠道，使宋代福建寺院所占田产数量激增，如莆田囊山慈寿寺，原为“延福寺”，唐僖宗李儇赐名“慈寿寺”，并赐田以供香火。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统治泉漳的平海节度使陈洪进又拨给金坛庄田二十顷。再如漳州地区，寺院占有的田产在全部田产的70%以上，正如陈淳所言：“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其一，而僧户居其六。”（《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三、四十四）《三山志》卷十载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福州田亩总数4263318亩，僧道占532416亩，占总田亩比例12.5%。按比例，淳熙时福州每一僧人占田36.43亩。元代福建又重修大批寺院，一些大寺的发展，超出唐宋规模。元代福建寺院占田极多，与宋代相比，赋税全免，所以元代福建寺院经济条件更优于宋代，元代寺院开始大量兼并土地。《漳州府志》卷三载：“书院毁于兵，而地归浮屠氏矣。”《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九载：兴化诸学田，“至元时浸没于浮屠豪右。”《延平府志》卷十九载，南剑州学田，“久藉于僧寺”。明清两代，僧田占有特殊地位，明人蔡清在《民情四条答当路》中云：“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举福建又以泉州为最，多者数千亩，少者不下数百。”（同治《福建通志》）《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指出：“明清时代，福建僧道寺观占田在全国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故旧志中有的把僧田划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而与官田、民田相并列、福建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对福建经济产生了不小影响，在福建本来就有限的土地中寺院田占有过大的比例，对整个社会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不有所限制；第二，寺院因田产多、产钱多而赋税重。据游彪《论宋代福建路的寺院经济》（《中国史研究》1991年l期）统计，宋代福州地区寺院共1473所；按产钱五贯以上仅四十三所；一至五贯三百四十一所；五百至一千文三百二十所；一百至五百文五百五十四所；一百文以下一百八十三所；无产钱三十二所。由此，福建寺院所承担的赋税较为沉重。

　　（二）寺院承担了种种徭役和较多的社会公益事业

　　福建寺院负责修筑城池、建造桥梁、疏浚河道几成惯例。如宋元丰中（1078—1085年）南平黯淡院僧人负责险滩的开浚疏通；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僧惟真用九年时间治理福清绵亭洋，使之能灌溉四十顷的农田；始建于宋嘉祐中（1056—1063年）的莆田太平坡，曾由囊山慈寿寺僧协助重修。福建的许多著名桥梁，也都有僧人参与，如建于宋皇祐五年（1053年），竣工于嘉祐四年（1059年）的泉州洛阳桥，由郡守蔡襄主持，具体负责工程的是僧义波、宗善等人。被称为“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于宋绍兴八年（1138年），由僧祖派发起修筑，僧智渊亦施资捐助至二十一年（1151年），才由郡守赵令衿续建好。据《福建通志》记载，仅宋一代，由僧人修的桥梁就有一百零一所，如同安的宏济桥，永春的永镇桥，仙游的九座桥、侍者桥，福清的通海桥、石塍桥、无患桥、蹑云桥，晋江的石笋桥、悲济桥，霞浦的赤岸桥，将乐的张坊桥、长乐的灵源桥等。福建僧侣建桥在当时占有相当大比例，如晋江僧侣建桥十九座，占总数37.3%；泉州僧侣参与兴建的桥有44座，占总数41%，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福建经济的发展。

　　（三）对福建士大夫在思想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福建的士大夫，无论是崇佛或反佛，思想上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以宋代为例，如杨亿、胡安国、游酢、陈易、李纲、真德秀等本人就是著名居士，而刘子翚则受佛禅思想影响极深，正如王渔洋《带经堂诗话》卷二十载：“其《屏山集》诗，往往多禅语。……先生常语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时按佛老之徒，闻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而心悦之。比归读儒书，初亦由禅人、朱熹与佛教关系更密切，其佛学思想即袭承宗杲、道谦的看话禅，虽然朱熹最终“逃禅归儒”，但其理论核心“理一分殊”则是源于华严宗和禅宗。明代徐、曹学佺、李贽等，都与佛学关系密切。李贽曾潜心佛学，著有《华严合论简要》四卷、一代伟人林则徐也深受佛教影响，正如中国佛教协会所介绍，林则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日理万机和戎马倥?中，不废诵经念佛，亲笔楷书佛经五种，作为《行舆日课》，足见其持之精勤。”赵朴初在为《林文忠公手书经咒日课》所写的“序”中，称“林文忠公为中华之民族英雄。志行勋烈，震铄今古，而其闲邪存诚。养心成性之功，拳拳服膺而弗释者乃在释氏之教典，观公手书日课之本，端严整秀，想见其对越之虔，信奉之笃。”在林则徐《日记》、《诗集》、《文钞》中，有不少反映供佛礼佛、参禅诵经、忌日持斋、佛诞行香、求佛祈雨、写经赠友、赞扬佛子、参拜佛寺，与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内容，并一度有遁迹空门，归依寺院念头。

　　（四）寺院成为读书讲学之处推动了教育的普及

　　福建寺院多在山清水秀的名胜之外，远离尘世，幽雅静谧，有些又多有藏书，且又可随僧斋餐，故不少士子因寺院之便，聚读于山林。一些著名学者或到寺院讲学，或寄寓寺院读书。这种现象在宋代较为突出。如将乐县含云山的含云寺，宋理学家杨时不仅在寺中度过他幼年读书生涯，一生中还多次在此聚徒讲学和完成了不少宏篇巨著。李纲曾寄偶沙县兴国寺，于寺中“取佛菩萨语而观之，则又取经史百家之言，而参订之”（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他在寺中所写诗歌七卷三百六十五首，占其诗歌总数四分之一。李纲还于泰宁丹霞寺中读书著述，并“与丹霞僧宗本为莲社友”（《泰宁县志．人物志》）。朱熹更是借寺或求学，或讲学。他曾于建州（今南平）西林院进谒李延平受学，一住数月，“朝夕往来受教”，前后共五次住进此寺，并与此寺长老可师结为忘年交。不仅大师们借寺研习讲学，一些士子也如此。如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李富，舍腴田入莆田梅峰寺，并招聚学生于此讲学，所造就的皆知名人士，人皆呼梅峰寺为讲寺，元代又于寺中设官讲，故更以讲寺著名。这种书院功能的传统沿袭到近代、性质开始转变，寺院成了培僧材的摇蓝。

　　（五）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福建因寺庙众多和远离战乱，一些佛教文物保存相对完整，是研究佛教史的珍贵实物。如：１、石刻和碑文经幢。如鼓山即有摩崖石刻六百一十一段，现存五百五十三段，已失五十八段，其中宋刻八十九段，元刻十一段，明刻三十一段，清刻一百六十九段。民国刻九十六段，疑刻一百五十三段。从这些石刻中可考察当时名人与鼓山的关系，对于研究鼓山佛教的兴衰，有一定价值。建于北宋的南安桃源宫院罗尼经幢，共七层，为南安佛教女弟子葛门陈二十二娘为追荐亡夫与双亲而建，第四层分行竖刻《尊胜陀罗尼经咒》全文。建于唐代咸通年间漳州芝山开元寺经幢，幢上所刻《佛顶尊胜陀罗经》以书法遒劲飘逸而驰名于世、惜“文革”中被毁，其残片存于漳州市图书馆；建于宋绍圣年间的漳州塔口庵经幢，幢身刻有佛像及“南无阿弥陀佛”等。位于泉州清源山弥陀岩擎珠峰下的行书“佛”字，为清乾隆武状元马负书手笔，字径4.18X3.19米宽，勒石面积达16平方米，最后一笔4米有余，如大刀倒插，整个字体遒劲挺拔，真若一佛出世，超然尘外，与青山绿树相映，如万绿丛中一点红。

　　（六）保存了许多稀世石雕佛像

　　如泉州清源山弥陀岩的阿弥陀佛立佛高5米，宽2米，头结球髻，右手下垂，左手平放胸前，足踏莲花，端庄肃穆。清源山主峰半山腰一尊利用天然岩石雕成的立式释迦佛瑞像，高4米，宽1.5米，左手下垂，掌心朝外，右手露肩，神态庄严。清源山碧霄岩三尊用花岗石雕琢而成的并排而坐的大型佛像，造型古朴庄严，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先生在《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中认为“这是一组典型的元代喇嘛教造像，主要造像特征是；内髻顶有髻珠、面相颏宽而下颏尖，均着袒右肩袈裟，细腰，佛座为低的仰覆莲座。中间释迦佛作降魔印；左侧佛左手托钵；右侧佛为禅定印。这是我国东南沿海除杭州外唯一一处有明确纪年的喇嘛教造像、晋江西资岩依山雕刻立佛五尊，中间三尊，为“弥陀三圣”，中尊为阿弥陀佛，高约7米，右手作接引状，左手垂膝，头结螺髻，着袈裟袒胸，衣纹柔美；左尊为观音菩萨，手提净瓶，右尊为大势至菩萨，姿态与观音相似。宋代雕刻的晋江南天寺摩崖造像，为西方三圣坐像，主尊阿弥陀佛，有内髻，正中刻髻珠、螺发，面相丰满，双耳垂肩，身穿双领下垂袈裟，结跏跌坐，手结弥陀印，胸前卍字法，坐于三层仰莲座上，莲座下部刻连枝纹及水波纹。两旁为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一奉净瓶，一执卷书，为我国东南部优秀石刻造像之一。宋代雕刻的南安九日山石佛由耸天巨石雕成，佛像袒胸跌坐在莲座上，气势雄伟心陪面部分五观已缺落。再如遗存于泉州安福寺内的五尊“陀罗艺术”石雕佛像，（其中两尊头部已破损），用料皆为青石，为唐中叶所雕。佛像细眉高鼻，可看出受古希腊艺术影响，双耳垂肩，衣纹紧贴身体，有的半露手臂，或立或坐。显得典雅和谐，肃穆宁静。福建散落于各地的石雕佛像数量极多，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艺术风格，“诸如隋唐时期的褒衣雍贵，宋代的肃穆端严，元时的诡谲瑰奇，无不显示了各自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审美准则，是特定历史文化发展和精湛技艺的物化。”（许建平《泉州的石窟造像》，《文史知识》一九九七年一期）。

　　（七）留下许多与佛教有关的诗词楹联

　　以楹联为例，其特点一是名人题的多，仅如朱熹，他题泉州开元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题漳州开元寺：“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题福州西禅寺：“碧涧生潮朝自暮，青山如画古犹今。”题南安雪峰寺：“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二是寺内楹联多。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楹联就多达几十对，如：“净地何需扫，空门不用关。”“地出资源临海峤，天生石鼓镇闽中。”高树夹明漪，本来清净宜常住；巍峰当杰阁，合有英灵在上头，“五夜功夫铁脊梁，将勤补拙；二时粥饭金刚屑，易食难消。”“手上只一金元，你也求，他也求，未知给谁是好；心中无半点事，朝来拜，夕来拜，究竟为何理由”，“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擅越，信心时，用何物供养；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得意处，是甚么来由。”

　　（八）建造了许多有特色的寺庙和佛塔

　　福建寺庙以其独有特色而在中国佛教建筑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其特点如：１、依据山川地势，巧妙布局；２、巧借山岩筑寺，与山川土地融为一体；３、精美的雕饰与寺庙建筑合谐为一整体；４、形态各异的外观造型等。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对此已有论述，此不赘述。（可参见拙文《福建寺庙建筑艺术探微》，《民族艺术》一九九五年三期；《独具特色的寺庙建筑》，《福建宗教》一九九六年一期）。福建许多古塔建造之因缘于埋葬舍利、礼佛拜佛。这类用途的古塔多与寺有关，且大多雕有精美佛像。如莆田广化寺内建于宋乾道元年（1165年）的释迦文佛古塔，也名舍利塔。塔高36米，仿木结构楼阁式，一层东西两面开门，其余六面设龛，龛内均有佛像。门和龛两旁都雕有佛弟子菩萨、罗汉等图案，迦叶和阿难两弟子，老少分明。第二层到第五层四面都设有佛龛，龛内也雕有菩萨像。建于宋政和七年（1117年）的长乐城西塔坪山的三峰寺塔，高27米，七层八角，塔壁上浮雕莲花坐佛，全塔共有坐佛二百多尊，第一层最多有六十多尊。建于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的同安县城北梵天寺波罗门佛塔，第二层工字形座的四面各有一组莲花坐佛浮雕，塔身的四角各有一个展翅神兽，四面浮雕都取材于佛教故事。宋代开宝四年（971年）创建的宁德县支提寺内有元、明建造的多座禅师塔。建于唐大中三年（849年）的连江县城北兜护国天皇寺寺塔，为唐代藏经阁，总高9米，塔基第二层条石转角刻出立佛，塔檐下各边雕有肃穆庄严的五尊座佛，下设佛龛，每龛嵌有两尊青石刻的罗汉佛。门神背向塔门，两边刻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法莲华经。”门额有：“悉达多密恒罗”篆刻，可看出当年与佛教的密切关系。福建最著名的佛教古塔为泉州东西塔，始建于唐咸通六年（865年），后又于宋重建。东西塔相距约二百米，其塔雕艺术与内容，堪称福建之最。东塔名镇国塔，高48.27米，西塔名仁寿塔，高45.066米。东西塔作平面八角五层形制，每一层嵌有佛教人物浮雕十六尊，两塔共有浮雕造像人物一百六十尊佛、菩萨、高僧、罗汉、诸天神将、金刚力士，还有八十尊塔檐守望神将和十六尊负塔侏儒，须弥座上有佛传图四十方，花卉鸟兽图四十八方。这些浮雕把佛教的发展、佛教的功德及某些传说故事凝缩在象征性故事中。浮雕人物造型各臻其妙，百相纷呈，体现了当时石刻艺术的高超水平，在构图上运用写实手法和写意手法，更加丰富了艺术魅力。

　　（九）对福建的音乐 舞蹈 戏曲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１、音乐。佛教丛林音乐曲调有本地调（用作佛事）、外地调（用作祈祷）、福州调（用作佛事）、印度调（用作焰口）等。佛教音乐吸收许多优秀民间曲调，许多民间音乐也吸收了佛教的曲调，其代表作如流行于东山的《春天景》、《思陆地》等。２、舞蹈。如流行于闽清的《穿花舞》，早为和尚做普度时，为死者招魂引度的一种法场舞蹈；流行于用莆田的《九莲灯》舞蹈，也与佛教关系密切。３、戏曲。一是在动作上的模仿。梨园戏的科步身段，与佛教壁画、石刻、塑像等人物形态模仿有关，如观音手、观音叠座、十八罗汉科等。二是内容取之佛教。如莆仙戏传统剧目《目连》，即取材于《佛说盂兰盆经》、《佛说报恩奉公瓦经》。

　　（十）推动了福建刻书业的发展

　　在中国雕版印刷史和福建刻书业上，福建刻经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如宋代福州东禅寺等觉院所雕《崇宁藏》和福州开元寺所雕《毗卢藏》，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两部寺刻大藏经，也是福建最早的刻本，“它对福建古代刻书业产主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谢水顺等《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五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