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挑战宗教（论纲）

　　信仰挑战宗教（论纲）

　　——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变迁的基本趋势

　　李 向 平

　　宗教社会学的一个研究特点，就是把宗教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把宗教研究作为认识社会变迁的一个概念工具。为此，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通过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宗教的基本变化，认识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变迁。所以，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基本演变趋势的总结和讨论，试图把握今后中国社会、中国政教关系、中国信仰的主要走向。

　　一．宗教工作社会化

　　“宗教工作”，乃是中国政府管理宗教的一个基本术语。对于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将涉及对中国宗教的基本特点的讨论。

　　一般而言，宗教工作与宗教事务紧密关联。基于《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就是宗教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公共事务。因此，宗教工作的基本定义就是，对于宗教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公共事务的管理。

　　目前中国宗教管理的行政化特征，随着社会变迁的进行，已具有逐步转向社会工作形式的管理方式，最后可能使宗教管理渐变成为社会公共管理。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和处理，可以使宗教工作从比较简单的宗教的行政管理模式之中解脱出来，使宗教工作类似于社会工作。其结果将使宗教工作去行政化，进而使宗教工作社会化。

　　宗教工作社会化的结果之一，将使宗教问题逐步“脱敏”，演变成为社会问题，使中国政府的宗教管理工作依据固有的法律架构，把宗教问题与其他问题如政治、出版、民族、治安、安全、刑事等等问题分离出来。

　　二．政教关系的实践模式

　　中国社会的政教关系，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宗教关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之中，往往是依据具体的实际需要来处理政教关系。

　　在制度层面，这是政教关系的统战模式，即把各宗教领袖人物及时地纳入统战体制之中，安排他们在人民大会，或政协会议之中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是这些委员，从而建构了一种政治主导型、“职责分离而功能整合”的政教关系模式。

　　在教别关系层面，不同的宗教在政教关系层面，则会具有不同的政教实践模式。相对而言，佛教道教民间宗教方面，政教关系之间的张力比较小；基督宗教层面的政教关系则张力比较大。上层的政教关系比较制度化一些，下层的政教关系则依据个人的身份和场域来决定。

　　三．信仰挑战宗教

　　C.K.Yang曾经提出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扩散宗教”与“制度宗教”的两大现象，继续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之中。不过它们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相当的改变。扩散信仰成为“私人信仰”，制度宗教变迁为“体制宗教”。为此，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表现为一种私人信仰与体制宗教的对应、甚至是对立。

　　此处的私人信仰，即是那种没有组织归属的宗教－信仰现象，特别是那种活跃在体制宗教之外的信仰现象。民间信仰、神秘信仰、私人化的宗教信仰等等，只要不是在体制宗教内的信仰现象，均属于这类现象。

　　它们的社会特点是：宗教无法完全吸纳信仰，宗教难以完全满足人们的信仰。所以，信仰停滞在宗教体制之外。

　　为此，宗教场所和宗教组织之外的信仰方式，实际上是中国信仰的最普遍现象。老板基督徒、老板佛教徒等等，均属于此类信仰者。另外一种信仰现象，就是碍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即使是选择了宗教信仰，却也无法表达、无法实践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即是自给自足式、自我满足式的信仰方式。

　　今后中国信仰的方式，可能是传统信仰的变迁，朝着公民信仰与公民式的宗教信仰的方向发展，有些进入体制宗教，更多的信仰方式则继续存在于体制宗教之外。

　　四．宗教活动出离“活动场所”

　　宗教活动场所及宗教组织，是中国宗教管理的两大基本抓手。

　　因此，“第三教会”；老板办教会；老板建寺庙等等宗教现象，就已经出离了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组织的管理方式。这是中国当代宗教在“核心教会”(nucleus church )之外同时出现的宗教现象。特别是在一些民营企业之中，利用企业和公司的组织制度，进行一些信仰的实践和表达，甚至把企业和公司的某些制度视为信仰实践和信仰者团契的平台。它们类似于一种“延伸教会”(extending church)，近似于一种“职场事奉”。同时也是“信仰”挑战“宗教”的一种社会形式，宗教难以吸纳信仰的一种中国现象。

　　此点最为值得注意。它们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宗教及其信仰方式的变迁。

　　它们至少说明，中国宗教的转播方式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式。

　　五．宗教财产明显增加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经济搭台，宗教唱戏。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基本渠道。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从中获益不少，甚至是与经济的发展同步发展。在现有的社会福利条件之下，宗教财产的明显增加，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关键是这些宗教财产的获得与使用，直接地影响到宗教本身的发展质量。

　　聚财容易，散财困难。对宗教而言，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还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就是宗教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比如佛教和道教的寺观归属问题，它们作为社会所有的财产方式，使寺观的财产管理问题一直悬置起来。这样，宗教财团法人的制度就难以建构起来。

　　宗教经济实力的增加，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有可能成为宗教利益集团。而且这些利益集团，同时也渗透了社会上面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和关系，使宗教经济现象更加复杂。

　　宗教资本的经济化变迁现象，及其经济资本的宗教化。

　　六．民间信仰宗教化

　　民间信仰一直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虽有组织，却无制度。缺乏制度化的信仰性状，往往还能得到国家权力的认可。

　　近年来，民间信仰也采取了宗教组织的方式来建构自己的信仰表达方式，从而使许多民间信仰渐渐地具备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当然，这些民间信仰，混杂着儒道佛等等宗教的因素在内。

　　它们的重要性，将随着它们组织化倾向的日益增强而渐渐强大，日益显得重要。它们已经成为中国“草根社会”的基本社会资源，人际交往的主要路径、甚至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支持。

　　七．“文化宗教主义”的冒头

　　利用传统宗教抵制西方宗教。学界和社会舆论之中，已呈现一种议论，即呼吁以中国传统或者本土化的佛道教、民间宗教，以抵制来自西方社会的基督宗教。加之，国家政府对于传统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青睐，常常会给中国人一种暗示：传统宗教更利于社会和谐、社会进步。

　　可是，文化本位主义、传统信仰等等，特别是民族国家对于传统宗教文化因素的利用方式，其间的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时间长了，则会导致很大的麻烦。

　　这种现象，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冒头，在很大层面是一种彼此整合的权力－信仰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但直接影响到中国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证明方法，同时亦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中政教问题的处理模式。

　　八．有神论与无神论的直接交涉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之前，曾经有一份政改报告，提出政党信仰与宗教信仰的相互开放的问题。这一提法非常重要，应当为中共建国半世纪以来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这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然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好兆头。

　　清明时节的各种国祭、公祭，实际上也是对于信仰方式一种最大的开放。至少这说明了，无神论和有神论在一定程度之上，已大致可以展开直接的交涉。尽管其中还有些功能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它们毕竟能够公开相处了。

　　奥运会的时机，给“天佑中华”，“神赐圣火”等等字眼提供了最好的表达机会和舆论空间。这些字眼，已经能够正式出现在报纸地头版头条上面。

　　特别是2008年中国汶川的“5·12”大地震，又一次最大限度地激活了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各大宗教对于救灾行动的积极投入，从而使中国社会再度感受到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活力和价值。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中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意识形态已经呈现多元化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已经发生了直接的互动与交涉。基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中国社会已经走出了姓“社”与姓“资”、姓“公”与姓“私”的争论，接下来的可能是一党与多党、有神与无神的直接交涉与互动。它们之间的交涉与互动，将直接影响到今后中国社会的走向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