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舟山群岛的宗教文化特质

　　论舟山群岛的宗教文化特质

　　作者：贝逸文

　　舟山群岛位于中国东部海域。早在唐代，舟山便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四大港口之一明州港的出海口；宋、元时期，舟山与日本、韩半岛交通频乃；明代，六横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市场"与印度科钦、日本长峙形成东方国际贸易鼎立三足之势；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殖民主义者首叩定海关。期间，许多商人、旅行家、僧侣、传教士等汇聚舟山，带来了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这些宗教和舟山本土的道教及其它民间宗教交相辉映，形成了兼容并包，多元合作，和谐互动的宗教文化特质。

　　一 多元性和包容性

　　舟山居民大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浙、闽内地和中原大陆迁徙而来，所以，舟山宗教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兼容了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因此，多元性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而释、儒、道、耶能同处共存，充分体现了舟山宗教文化的包容性。

　　舟山原始宗教以鸟图腾和龙蛇崇拜为主（参见拙作《舟山与日本风俗比较》）。秦汉以降，大量汉人多次入海，带来了中原文化，道教就跟随入海的方士传入舟山。相传著名方士如徐福、安期生、梅子真、葛玄、葛洪、陈禅师、金信郎都曾在这里活动过，留有大批史迹。最古老的道教史迹是"安期洞"，据说是安期生采药炼丹的地方，今桃花岛即因安期生泼墨成桃花而称闻。

　　道教之一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曾随孙恩义军广布舟山。东晋末年，舟山发生了以五斗米道孙恩为首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海上农（渔）民起义。尽管后世史家对这次起义评价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承认它是受五斗米道影响下的起义，因而它是五斗米道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舟山宗教文化影响弥广（参见拙作《韩国孝女沈清投水事象探析》）。

　　舟山的道观散布很广，各路尊神皆受崇拜。定海"三忠祠"原附祭在和昌弄内的关帝庙，因为主祀关帝而得名。定海道头东岳山、双桥，岱山大衢桂花、乍门有东岳宫，主祀东岳大帝；舟山境内还有龙宫、三观堂等。关于龙宫，光绪《定海厅志》辑录有多处，其中重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展茅龙宫保存完好。三官信仰起源于远古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据清光绪《定海厅志·祠庙》记载，昔舟山境内有三官堂、三圣殿7处，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所在定海城关，至今保存完好，香火鼎盛。定海城东仍遗留着三官堂地名。可见三官崇拜在舟山源远流长。此外，在沈家门东港牛厂角北面有一通落款为清同治四年（1865）的"伏羲庵"石碑，庵名"伏羲"，可能与道教始祖伏羲崇拜有关。又据《普陀山志》记载，普陀山也有伏羲庵。由此可见，自古舟山信奉道教者应不在少数。

　　舟山最早的佛教古寺是定海北门外的"观音庵"，创建于东晋时期（317-420）。嗣后，"（普陀山）深麓中有萧梁（502-549）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唐咸通四年（863），日僧慧萼（一说新罗商人）在普陀山创立了不肯去观音院。吴越时期（907-978），由于江浙没有经过大的战乱从唐末平稳过渡到五代，所以舟山比较安定，经济较富足，海外贸易也相应的扩大。于是，弘扬天台教理、信奉观音之风大行，佛刹遍布舟山各岛。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在吴越、日本列岛、韩半岛海外交通必经地的普陀山、大衢山、金塘诸岛，先前岛上寺院如东亭寺、翠萝寺等虽经会昌法难（841-847）多有倾圮，但五代两宋间都得到了重建、扩建或迁建（参见拙作《吴越时期舟山寺院文化与海外交流》）。普陀山佛教在宋、元两代蓬勃发展，嘉定七年（1214），朝廷赐银修圆通殿，并钦定普陀山为观音道场。明万历时期，观音道场中兴，与五台山（文殊道场）、峨眉山（普贤道场）、九华山（地藏道场）合称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康熙廿六年（1687），舟山展复，清廷赐银重建普陀山寺院。民国时期，山中有3大寺、88庵院、128茅篷，4000多僧侣。朝山进香者梯航而至，络绎不绝。

定海北门外“观音庵”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到唐朝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由于禅宗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佛教的世界观，把佛从遥远的彼岸拉入人的内心，心即是佛，把渐悟改为顿悟；并用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佛教戒律，制定出适用于中国禅宗的戒律。所以，禅宗盛行。舟山禅宗的兴盛与真歇有关。真歇（1091-1152），又名清了，俗姓雍，四川安昌人。11岁削发四川圣果寺。北宋宣和五年（1123）继承长芦道法席。南宋绍兴元年（1131）至普陀山，结庵南天门，题曰"海岸孤绝处"。旋任宝陀观音寺住持，易律宗为禅宗。后至国清、雪峰、育王、龙翔等7所古刹讲经，得度弟子400余人，嗣法者30余人，被尊为普陀山禅宗第一代祖师。

　　基督教于16世纪随着六横双屿港"国际走私贸易市场"的形成在舟山滋生，葡人品笃《远游记》谓当时的双屿港有葡萄牙人建造的教堂1所，应该是舟山最早的基督教堂。由于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主要通过海路而来，所以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舟山要领先于江浙内地。到舟山传播基督教有确切记载的是德籍人郭士立和英籍人马礼逊，1840年他们随军侵占定海县城，向居民发放《圣经》，传教1年余。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法国传教士顾芳济来舟山传播天主教。二十七年，浙江首任主教法籍人石伯铎在定海紫微和城关北门建教堂，时有教徒数百人。咸丰二年（1852），教堂及祈祷所增至7所，不久，因教徒与群众发生冲突，减至2所，余改为义学。清末至民国13年（1924），各岛又兴建大小教堂、祈祷所9所，教徒增至2281人，此后，仍陆续发展。舟山偏于浙东一隅，受到儒家的强烈影响，氏族宗法是社会底层构建中最主要的要件，家族寺庙修建体现了血缘和神权的结合，舟山人既在家庙、宗祠中供奉祖先牌位，又供奉与本族关系密切的神明。同时出现了佛教、道教与民间宗教的神明与祖先牌位并列供奉在同一寺庙的现象。家庙、宗祠也是舟山群岛民间管理的中心，既可以调解民事纠纷，又可以解决经济争端乃至管理教育、慈善工作。这样，舟山人普遍信奉鬼神的现象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因为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愿望能否实现，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那无关紧要。普陀展茅曾建有五都神庙，可视作是当时展茅族群的家庙。又如桃花岛茅山庙供奉的茅山侯王，虽无从考证其属何方神圣，但实际上是康熙复垦后从宁波移民该地族群的保护神。庙中植一通"海不扬波"碑，刻于清光绪元年十二月。碑文中明确晓谕："……该五山渔户以及舵水人等知悉：尔等须知，受雇出洋，各由己原，应如该总董胡祖芳等所称，如船主雇工，专雇者，归给失主安葬费钱二十千文，半雇半分，本利者，减半给之，全与合伙者，例不准给。如尸骸不能收取者，外给招魂资费钱六千文。不论在家在船，或遇佣雇，急病身之与同，一时过渡出洋，失脚落水者，均照二十千之议。如失主过贫，愿与厚给者听该尸属须，各安天命，照议领给，毋得意外勒索。如敢故违，许该董等据实禀府，以惩惩究。各宜凛尊毋违，特示。"照此，凡桃花庄范围内所发生的海损事故均按此规定办理，既解决受难家属实际困难，又限制某些人借机惹事生非，挑起事端，有效地解决了经济争端，调解了族群内船主与雇佣渔民之间双方利益。而且通过家庙、宗祠也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团结和扩张，保护家族的势力范围甚至对外扩张，这样，宗教的力量不仅巩固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强调了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舟山独特的宗教包容性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了它的实用价值。

　　展茅五都神像

　　二 海洋性和开放性

　　道教、佛教、基督教这三大宗教，能在舟山和平共处，相安无争，在全世界来说是不多见的。舟山还有众多的航海保护神，如洋山大帝、泗洲大圣、妈祖、财伯公等，如此众神共处同一蓝天下，形成了舟山独特的宗教景观。这些与舟山特有的海洋性和开放性是分不开的，而开放性与舟山的海洋生态、人文环境和港口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舟山浸淫大海，陆地生态环境是"地斥卤无田可耕"，虽沿海围有一些荡田，但也"多卤"，迭经围海造田，直到康熙复垦时期才逐渐形成并被开垦利用。不过舟山的生态还有一个特点，即面临蓝色的海洋，因此，舟山的民户早就适应了陆地"无田可耕"而面海的特殊生态，耕海为田，竭尽所能向海要"粮"。所以，舟山具有典型的海洋文明特征。长期生活在海上的人会产生一种冒险、探险的心态，面临变化莫测的海洋，人们需要随机应变、避险趋安，化险为夷。这种外向型开放心态使舟山人很早就同外域发生关系，敢于向海外开拓，甚至远涉重洋，移民海外。因此，舟山籍的海外侨胞、侨商数量很多，这也是舟山海洋文化商业特征的反映。舟山有重商的习惯，历代舟山人弃儒入商、弃农经商的不在少数，还有的人亦商亦儒。对于行商，民国《定海县志》中也有生动的记载："道（光）咸（丰）之间，城陷于英军者再，陷于英法联军者一，民与之习。商埠既辟，遂相率而趋沪若骛，且地狭人稠，生活维艰，而冒险之性又岛民所特具，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光（绪）宣（统）以来，商于外者尤众。迩年，侨外人数几达十万，家资累巨万者，亦有其人，均平计之，人岁赡家二百金，十万侨民岁得金二千万。"这种开放的、变通的心态也影响着舟山人的宗教观，他们对于外来宗教见怪不怪，欢迎而不排斥，从中吸取有用的成份。有基于此，像观音、妈祖那样专司航海保护的外来神就自然被舟山人所接纳，并创造出陈棱、财伯公那样的航海和渔业方面的独具舟山海洋特色的地方保护神。

　　舟山土著很少，居民大多是历代移民的后裔，所以舟山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汉唐时期，注重道教、佛教的传播，所以当时舟山道教、佛教的影响较大。宋、元时期，朝廷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举措，所以造成了各种宗教寺院林立，民间地方保护神大量出现。随着宋程理学的兴起，儒家吸收了道教、佛教的内容，成为社会的主流，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都出现了向主流文化靠拢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南宋达到了高峰。期间，舟山对地方保护神的崇拜异军突起，出现了向朝廷讨取封号、自行附会封号、以有功于地方的有道之神面目出现等多种形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得合法的地位，使对地方保护神的崇拜得以顺利进行。舟山有记载的寺庙有数百座，未被记载的小宫小庙更是不计其数，其信奉的神祇有100多种。其中有一类是对"人神"的祭奠，如周朝的徐偃王，隋朝的隋炀帝、陈棱，宋朝的张世杰、陆秀夫，元朝的干文传，明朝的崇祯皇帝，清朝的蓝理，等等。这些"人神"都有相应的祠庙宫殿，分别是临城的偃王祠，洋山的大帝庙，岱山的陈棱祠和大衢的陈将军灵庙，岱山的张老相公庙及大衢、小洋山的宋朝宫，定海的干大圣庙，定海城北供奉朱天菩萨的万峰寺及沈家门的朱天庙，附祀在定海祖印寺内和普陀山的蓝公祠等等。这种海纳百神的崇拜使舟山的宗教信仰十分繁杂，既有全国性的神明如观音、关帝，也有外省的神明如妈祖，还有地方的神明如茹侯王、张老相公、寿山侯王，等等。

　　舟山扼守长江口，四面环海，东邻日本，北接登莱，南亘闽粤。基于舟山群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她很早便成为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之一。唐宋两代，由于明州（今宁波）港的崛起，舟山一度成为日本、韩国"遣唐使"、"遣宋使"出入内地的必经口岸。岑港曾有"六国港"称谓，同世界上许多国家有贸易往来。明嘉靖时，葡萄牙、日本海盗浪人和沿海奸商巨牙船队，结集在六横双屿港形成国际走私贸易市场，被誉称为"东方最富庶的殖民地"、"十六世纪的上海"。鸦片战争以后，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舟山成为被迫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这独特的港口文化有利于宗教的吸收和传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观音和妈祖。

　　普陀山观音道场在东方文化区内与日本、韩半岛以及东南亚、南亚，乃至欧美，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地位很高，作用很大。普陀山南海观音早在汉魏之际已有传布迹象，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和斯里兰卡传入的（参见拙作《论普陀山南海观音之形成》）。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与中、日、韩三国间航海贸易和文化交流殊为密迩，因此出现开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始祖是日僧慧萼（一说是新罗贾人）这样的史实。舟山能够吸收外来宗教，同理也会输出本地宗教。学界认为，朝鲜半岛观音信仰始于百济僧人发正"负笈渡海入梁"，发正于"越州界山"（今宁波、舟山等地）闻观世音"堵室"，回国后开始供奉观音。大约在7世纪至8世纪中叶，朝鲜半岛观音信仰已普遍流行，盛极一时。至于日本的观音信仰，则是在发正将观音信仰传入百济不久，就有百济僧人日罗应日本圣德太子之请，传之而去。吴越时期舟山的寺院文化一度影响了日本、韩半岛的佛教文化传播（参见拙作《吴越时期舟山寺院文化与海外交流》）。元大德三年（1299）六月，江南释教总统、普陀山宝陀观音寺住持一山一宁携国书出使日本，弘扬佛教，与日通好，被日人誉为"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

　　妈祖本是福建湄洲岛上的一民女，因在海上屡显神异，经过宋、元、清历代帝王的加封，遂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并随着福建移民的迁入，在舟山枝展叶茂。据清朝康熙《定海县志》记载，仅定海本岛，在康熙三十三年各乡各岙就有奇神怪庙165个，其中供奉天后的36个，占1/5强。到了民国十二年春，定海所属的21个区，祠庙扩展到377个，其中有名望有影响的天后宫83个，占1/4左右。再如嵊泗列岛，民国晚期共有神庙60余个，其中，供奉天后的庙宇40余个，占2/3。这就说明，在海岛神灵信仰中，天后妈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信仰更加旺盛。越是小岛，天后宫在神庙总数中比例越高。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几乎处处可以见到妈祖庙，在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海洋成了宗教传播的路径，"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条宗教传播之路。

　　三 实用性和变通性

　　虽然舟山的宗教信仰十分繁杂，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舟山人对宗教采取了实用的态度。佛教、道教渗透到民间宗教中去，其礼仪为民间宗教大量吸取。道教的内丹修炼成为民间宗教的重要内容，关帝、城隍、土地等民间神祇逐渐成为道教的神祇。五代、两宋以后，道教、佛教都出现了世俗化倾向，与此同时，对民间神祇的崇拜有增无减，人们希望生活幸福，远离灾难。至于所祭拜的是何方神圣，以及他们的教派、教义等，反而是无关紧要的。这在寺庙史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寺院建筑上有道教的明、暗八仙图案，普陀山圆通宝殿观世音菩萨与关公老爷同列殿堂，一般寺庙也附带设坛祭祀关公、土地公等，以及上文述及的桃花岛茅山庙供奉的茅山侯王。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舟山人对宗教采取的实用心态，即为我所用。

　　从某种程度上说，舟山宗教以观音信仰为大宗，特别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兴隆以来，出现了村村有寺庙，户户拜观音的景象。然而，正是因为舟山人的宗教实用主义思想反映在他们的变通手法上，又呈现了"佛、道相融"、"耶、释和流"、妈祖信仰向观音靠拢的迹象。

　　据宋人徐道的《历代神仙通鉴》载："普陀洛迦岩潮音洞中有一女真，相传商王时（《普陀山志·灵异》谓'周宣王'时），修道于此，已得神通三昧，发愿欲普渡世间男女。尝以丹药及甘露水济人，南海人称之曰慈航大士。"反映出佛教传入之初，必须依赖于此类道教故事演义，才能为信众认同和接受。普陀山紫竹观音就是在吸纳道教对竹的崇拜基础上，并参以佛经被塑造出来的特有的观音形相（参见拙作《普陀紫竹观音及其东传考略》）。道、释竞争，曾有过曲折。譬如，在普陀山至今仍为流传的"观音降龙蛇"等故事，大致是说龙蛇被观音制服后，一直怀恨在心，并伺机作怪。直至出现了"龙头观音"、"乘龙观音"等艺术造像，佛、道才真正地相融。

　　"耶、释和流"与中国沿海传教士活动有关。清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美国传教士高雪山等来定海传播基督教。高为首任牧师，借定海城内城隍庙弄一民房作聚会点，有教徒数十人。二十六年后，相继传至六横、岱山、衢山等岛。民国8年（1919），牧师周卫山在桃花岛兴建舟山第一所基督教堂；10年，牧师顾普森集资建定海真神堂。12年，成立中国耶酥教衢山自立分会。次年，境内有教堂4所，布道所10多处，教徒667人。此后，又增建衢山桂花、沈家门、六横等教堂，至1949年，有教堂8所，教徒、慕友1000余人。教徒的基本信仰、活动、戒律和入教目的几与天主教同，但不信"炼狱论"、"变体论"，不尊玛利亚为圣母，家中不挂圣母像，只挂十字架图，不让禽畜之血入屋，以为血中有生灵；不食末出血的死禽畜。他们努力把天主教教义和佛家不杀生等戒律整合后进行传教，出现了天主教与佛教和民间宗教相结合的趋势。有趣的是《观音菩萨慈容五十三现》纳入了基督教内涵，五十三种容相之中，竟然有一种是披发着洋装的耶酥之像。《慈容五十三现》名称就显出了与善财五十三参的密切关系，在各处藏存的此题版画中，有观音化现的姿态，但更多的画面都有童子拜揖的情景，因而这组图像是源自善财五十三参与观音化现的要素而构成。充分显示了舟山群岛观音文化不排相异、广纳善取的宗教特质。

　　《慈容五十三现》观音菩萨

　　相传，妈祖林默系其母梦观音而诞，因此，在天后宫中附祀观音就不难理解了。值得注意的是，定海南门外东岳山之麓天后宫供奉的主尊不是妈祖，而是观音菩萨，这在沿海天后宫中是不多见的。据清·光绪《定海厅志》记载，定海南门外东岳山之麓天后宫创建于清康熙年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随军画师违特画了一幅题为"定海天后庙"的图片收录在《宁波旧影》画册中。从画面看，前面供奉的是天后神像，旁边还有若干小神像。中立三个拖着长辫子的定海士民。旁边站着两人，一人摊开一本经书，似乎在念叨着什么，另有一人肃穆立于一旁。而在天后神像的背后，则是一铺大型的立体雕塑群像，正中是脚踏龙首的观音菩萨。充分展示了妈祖信仰向观音靠拢的迹象。

　　定海天后庙观音塑像

　　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其它民间宗教之间，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居然达成了某种认同，充分说明了舟山群岛宗教文化的变通性。

　　舟山群岛宗教文化是兼容并包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息息相关，包容性和变通性密切联系。舟山人用开放的眼光、冒险的精神、实用的心态、变通的手段，对外来宗教广纳善取，在差异中存大同，在冲突中求和谐，从而形成了舟山独特的海洋性宗教文化特质。与此同时，这种宗教文化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深深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这种无心的、没有意识的宗教对话方式对于我们处理当前纷乱复杂的国内国际宗教文化局势也是有启发的。"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所谓没有宗教的平等就没有国家间的平等，地区间的平等，宗教间的对话是各种宗教面临的共同挑战，如何进行有效的对话，消除彼此的误解，加强合作，和谐发展，对于21世纪的和谐世界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