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指舍利·法门寺·唐朝

佛指舍利·法门寺·唐朝
　　流水
　　一
　　每当获得难得的机会，可以近距离地凝神观看佛指舍利时，在不平静的心情之后，一个问题经常会出现在脑海： 佛指舍利可能只不过是一截指骨，但为什么却能够被佛教徒尊为无比神圣之物？竟可以调动成千上万信仰人群的情绪，唤起他们内心深处的知觉，使他们或哭或笑，或喜或忧，做出许多虔诚的举动和行为。
　　甚至可以影响庞大的人群，乃至一定的社会和历史。
　　人类世界真的是很奇妙！千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些事物虽然表现为一种物质的形式，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它背后无形的精神和理念,而且随着历史的不断累积、发酵，越来越多的能量和影响力投射到它的身上，由此，它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佛指舍利便属于此类。它无言无语，不增不减，可能在有些人眼里只不过是一种物质的形态，是一种文物，但在另外一些信仰人群看来，它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按照佛教的观念，2500 多年前的佛祖释迦牟尼以“涅”的形式进行了一次生命的转换，佛祖作为人的形象隐去了，但却以84000颗舍利的形式继续散布在人间，这些物质形态的舍利分散到世界各地，代表了佛陀的活的生命，也代表了佛法的教义、理念和精神。
　　舍利崇拜是佛教中特有的一种现象。从宗教信仰产生的心理根源来说，它的产生恰恰满足了信徒的一种心理需要。面对先祖遗物，人们都会肃然起敬，感怀生命延续的内在联系，这是一种朴素的崇祖敬亲的生命意识与感情。宗教上的一些圣物崇拜大概也出于同样心理。只是前者以血缘联系为基础，后者则超越了宗族的藩篱。在佛教中，创始人被尊称为佛祖，佛教徒被称作佛子，佛祖与佛子之间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血缘关系”。何以感受这种精神上的无形的联系呢？哲学家用思想和概念编织理想与现实，普通老百姓则要靠眼睛、鼻子、耳朵和手来了解与感知他们的精神世界。于是有形的“舍利”崇拜应运而生。通过瞻礼供奉实实在在的“舍利”这种中介，佛教徒同他们精神生命的源头取得了联系。佛经中是如此界定这种精神联系的：“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供养舍利即是佛宝，见佛即见法身。”（《大般涅经》）
　　如果仅仅以精神上的“祖先崇拜”的形式，来理解舍利崇拜似乎还不能全面把握佛教的精神，因为佛经中又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又谓：“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金刚经》）因此，佛教中对舍利的崇拜既执著于有形，同时又要超越于有形之上。它要求信徒不要仅执著于佛指舍利的表面，而要深入到它所代表的观念和活的生命即“法身”上来。在佛教徒眼里，坚硬的舍利包含着慈悲、平等、清净、方便、自在、圆满等佛法的理念，这些理念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是需要的。
　　佛指舍利既为联结信徒与佛祖、现实与理想提供了一种最佳形式，同时也为信徒寄托和渲泻宗教感情找到了一种渠道。宗教感情是宗教中最基础的一部分，是最能显示宗教特点的部分，也是产生和释放宗教巨大力量的源泉。佛指虽小，但却负载着千百万佛教徒的感情。《广弘明集》卷15 载，见佛指舍利，“耆年童齿莫不欣悦，如积饥得食，如久别见亲”。《法华经·如来寿量品》说“一心欲见佛，不自惜命身”。
　　西方宗教学家奥托在《论神圣观念》中对宗教情感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宗教情感或许有时犹如一阵和缓的潮汐连绵而来，使一种深切崇拜的宁静心情充满整个精神。它也许过后变成了一种更稳定的、更持久的心灵状态，这种状态可以说是连续不断地、令人激动地使心灵得以激励，产生共鸣，直到最后平息，心灵恢复其‘世俗的’、非宗教的日常经验状态。它也许骤然伴随着痉挛，挟带着惊厥从心灵深处爆发出来，或许还会带来强烈的刺激，叫人欣喜若狂，心醉神迷，以致出神入化。它有其野蛮的、恶魔般的形式，能沦落为一种近乎狰狞的恐怖与战栗。它有其原始的、野性的前身和早期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发展成某种美丽的、纯洁的与辉煌的东西。”
　　应该说，宗教的力量就在于它能够通过神秘而又神圣的事物调动广大信徒的表现为自发形式的排山倒海般的宗教感情，进而引发出一股力量巨大的集体行为，所以可不要小看这一截指骨！
　　二
　　佛指舍利存放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因为佛指，法门寺也不同寻常。随着佛指舍利的隐现，法门寺经历了兴衰荣辱、人间冷暖。
　　法门寺先有塔后有寺。塔最早被称为“圣冢”，在荒草中静默多年。隋朝，在隋文帝于全国范围内广建塔寺、供养舍利的轰轰烈烈的舍利崇拜热中，法门寺仍默默无闻。隋末，当时的歧州刺史即唐朝的开祖皇帝李渊，不知何故也许是有了感应突然改阿育王寺为法门寺，秦王即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亲临该寺度僧，这扇佛法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法门寺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庙一跃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僧人最多的皇家寺院、佛教总道场。寺内大、小并弘，显、密圆融，各宗各派共存共荣。在唐朝近300年的历史里，法门寺着实热热闹闹，享尽尊贵荣华。
　　法门寺分地上地下两个世界。地上是指那一大片建筑群，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屡毁屡建，经历了成住坏空。唐代法门寺盛极一时，李唐王朝尊奉佛指舍利为“护国真身舍利”，“敕命弘建地宫供养”，建瑰琳宫24 院，殿堂楼阁，连檐接宇，巍峨宏大，几与皇宫媲美。这些建筑的布局都被赋予一定的含义，演绎着深奥的佛法。事实上无论佛教的建筑、造像、雕塑、绘画都是其宗教观念的外化和物化，都可以看作是宣示佛理、开悟人心的法门。只不过久看成习，随着人们对它越来越熟悉，反而离其真正意义越来越远。
　　佛教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其表象之一就是遍布天下的梵刹寺宇。它们或在山林，或在都市，构成佛教的网络，点缀和庄严着森罗万象的大千世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香一花都氤氲着一种宁静、自在和超然的氛围。
　　寺庙迎合了不同群体的需要。下层的普通信众来这里烧香拜佛，打签还愿，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文人雅士来这里静听梵钟寺鼓，谈经论道，洗涤身心，寻求自然与人文的和谐。所以王维、李白、白居易等大诗人留下了大量有关梵刹庙宇的诗文，广为传颂。
　　千百年来，这些由传统建筑组合起来的空间成为表达精神和文化的综合体，成为精神世界的有形的摹写。法门寺就是这万千古刹梵宇中的一个，但却又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因为这里有一枚来历不凡的佛指舍利。
　　法门寺的地下世界是指地宫。佛指舍利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千百年里，人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随着地宫的开启，一个神秘、壮观、不可思议的世界展开了。
　　这个世界可能不及法门寺地上世界的千分之一大，然而它的意义和价值却不知比地上的大多少倍。
　　法门寺地宫“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洋洋数千件文物，浓缩了盛唐时代的灿烂辉煌。人们尤其惊奇地发现，地宫中的物品围绕着佛指舍利有一种特殊的摆放布局，有着宗教上的特殊含义，佛教中称为“曼荼罗”，意译为坛场或聚集。据专家解读，这是唐代佛教密宗的一种最高的供养仪式，称为“金胎合曼”。通俗地说，佛教密宗中讲的胎藏界代表物质世界，金刚界代表精神世界，“金胎合曼”就是把密宗的两部大法即物质界与精神界结合起来，用生动的形像或图像诠释重重无尽的三千大千世界。这里仍有许多我们还不理解的精神秘密。
　　三
　　佛指舍利传入中国，在空间上与法门寺密切相关，在时间上则与公元7 世纪至9 世纪的大唐帝国结缘最深。
　　唐代，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气象和姿态，以博大的胸怀迎接和拥抱周边世界，广纳博取，在文化上展示了高度的包容与开放精神。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在中国扎下根来，进入了开花结果期。整个社会对佛教也渐渐认同，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为佛教所阐发的义理所折服，都对佛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并以不同的方式投入到弘扬佛教的事业中，如凿刻佛像、印抄经卷、翻译经典、西行求法、广建庙宇等等，佛教也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发展演化出不同的形态，有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如净土宗；有针对知识分子的，如法相宗、唯识宗、三论宗；有比较圆融，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如华严宗、天台宗。作为统治者，面对这样的思想和文化潮流，如何应对？唐朝皇帝总结历代政治经验，认识到佛教在统治和管理社会、教化民众、笼络人心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唐宣宗有段论述一针见血：“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而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故贤智隽朗之士息心焉。”
　　如何发挥佛教的这种作用？唐朝统治者的主要做法是根据大众的需要，进行倡导和引导，把这许多事业直接变成官方的事业。如采取了组织译经、亲闻佛法、官建庙宇、礼待佛教上层人士等方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大型的佛教活动，使佛教的理念深入人心。其中一个极好的题材，就是供奉佛指舍利。
　　唐朝300年历史中，由皇帝掀起的佛指舍利热，可谓空前绝后。唐朝7位帝王基本按每30年一次的规律，共6次迎奉佛指舍利到宫廷供养，以实现王权与神权的完美结合。这种官方的迎请供奉活动规模之盛，奉迎仪式之隆，供施金银珠宝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奉佛之虔诚，均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那个时代政治与佛教结合之紧密，对佛教作用的发挥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迎奉佛指舍利的活动都是官办的。皇帝亲自过问，亲自参与，表现出极为浓厚热情。如唐高宗首次迎请佛指舍利历时两年多。女皇武则天曾两次参与迎奉活动。
　　第一次作为皇后迎请时“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
　　（《法苑珠林》）；第二次以皇帝的身份进行盛大迎请，导致“万乘焚香，千官拜庆”（《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一时出现“顶缸指炬者争先，舍宝投财者耻后”的现象。贵为天子的武则天也“身心护净，头面净虔，请藏奉持，善为善祷”，这次佛指在宫中一住就是4 年。
　　比较富有戏剧性的是唐宪宗第5次迎佛骨。虽然受大臣韩愈的阻挠，有些悻悻的宪宗皇帝仍是大操大办，出现了“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旧唐书·宪宗纪下》）的场面，《资治通鉴》卷240 载：“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还有僧自京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迎佛。激动万分的宪宗在启塔之后，“亲奉佛灯”（《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并赋诗一首，其中有名句：“眼睹数层金光润，手撑一片玉光寒”。
　　唐中宗时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皇帝亲自下发入塔供养舍利，并“纪之国史”（《佛骨碑》），表明迎送佛骨活动已成为国之大典，有资格书之于史。
　　迎佛骨活动中最有性格的恐怕是唐懿宗。唐懿宗提议迎佛指时，“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但唐懿宗却表示“生得见之，死亦无恨”（《资治通鉴》），敢为佛指舍利不惜身命的皇帝，历史上恐怕只此一人。迎佛的场面也非常宏大：“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唐懿宗“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继而“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
　　最后一次的迎请，在文字记载中极富戏剧性和感染力。因为舍利塔将要永远封闭起来，因此那一天“禅河呜咽，觉树悲凉。幢幡摇曳以交鸣，罄梵凄清而共切”。“京城耆耄士女，争为送别，执手相谓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俯首于前，呜咽流涕”（《杜阳杂编》）。 此情此景，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唐朝是一个令后世不断仰视、回味的辉煌时代。在这个伟大时代里，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政治、哲学、经济、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的综合体，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咀嚼、消化之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养分，被吸收到这个庞大的文化肌体里面，并转化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共同参与塑造了“大唐气象”。
　　佛指舍利很小，放在法门寺里，变得很大，放在唐朝这一伟大的时间跨度内，则更加得到放大。法门寺和唐朝是佛指舍利的双重宝函。
　　（摘自《中国宗教》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