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登汉藏佛教文化的新发现

　　永登汉藏佛教文化的新发现

　　“本来这是一次平常的佛教美术史考察，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成了重大发现之旅！”

　　留存于鲁土司衙门和红城大佛寺的瑰宝之所以在现在才发现，就是因为很少有人从佛教美术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还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明代坛城

　　“本来这是一次平常的佛教美术史考察，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成了重大发现之旅！”说起这次在永登藏传佛教文化的发现，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博士有些意外。谢继胜的意外是从四年前就开始的，2004年，谢继胜孤身一人背着大包出现在鲁土司衙门时，似乎就注定了有今天的发现。

　　2008年7月31日，首都师范大学的谢继胜博士、故宫博物院的罗文华研究员带着他们的学生来到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进行汉藏佛教艺术遗迹考察。此次考察由故宫博物院、首都师范大学、鲁土司衙门博物馆三方共同实施，参加人数约20人。

　　8月1日，他们的考察从妙音寺开始。妙音寺是鲁土司的家庙，也是鲁土司所属的八大寺庙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永登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克勤馆长介绍说：“历代土司在辖区修建了不少寺院，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妙音寺、感恩寺、海德寺、东大寺、西大寺、显教寺等八座。”

　　大经堂是妙音寺内规模最大的建筑，考察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一个惊喜，“学生们一踏进大堂，抬头看见了平綦格上三个坛城，都很兴奋。这三个坛城颜色鲜艳，以石青色做主色调，看上去非常柔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为了这次考察，谢继胜、罗文华筹备了两年多时间，师生们准备了高亮度手电筒、木梯、专业数码相机，当然最主要的是经费。罗文华说：“今年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经费大约为9万元。整体经费大约14万。”

　　“在妙音寺内的多吉羌殿、科拉殿内都发现了各种形制的坛城。如果算上红城感恩寺的坛城，加起来近千个。从绘制年代来看，绝大部分是明代的，有一些是清代的。”何克勤说。

　　坛城又被称之为曼陀罗，在藏传佛教中表示宇宙的模型。原本坛城是一种修建在室内的建筑，供佛教修炼者观想，后来坛城演变出了多种不同的形状，画在寺院经堂平綦格上的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坛城很少有相同的，可以说各具特色！有五十多种，我能认识的有三十多种！其余的都不太认识。”谢继胜博士说。

　　谢继胜博士曾在西藏工作过，长期致力于藏汉佛教关系、佛教美术史的研究，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教授。

　　“各处佛殿天花板上绘制的大量坛城，是这次考察最重要的成果。这些坛城数量繁多，形制各异，分别代表了藏传佛教不同教派、不同时期的宗教信仰和艺术风格。”大批明代坛城的发现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整理出一套明代早期坛城图集的可能。

　　“许多曼陀罗坛城的类型还是首次发现，极具研究价值。我们准备把这些坛城图案集中整理，出一本坛城图集，让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一方面的研究中来。”谢继胜说，“通过图像学的手段对坛城深入地分析探讨，将极大地促进对该地区乃至整个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

　　汉藏佛传图

　　在大经堂发现大量明代坛城后，考察组又分成了多个考察小组，对妙音寺内的多吉羌殿、科拉殿、万岁殿、塔尔殿等建筑，进行逐一考察。果然，又有了更多的发现，万岁殿暗廊上的佛传图就是其中之一。

　　佛传故事画是描写释迦牟尼一生教化事迹的壁画，但是它的根据主要是一些神奇的传闻。有的画有佛陀“诞生、成道、说法、涅般

　　”四件事，有的画着佛陀“受胎、诞生、出游、逾城、降魔、成道、说法、涅般”八件事；还有画十二件事、三十二件事的。最早出现在建筑于公元前1世纪的印度桑志大塔门廓的石雕上。

　　谢继胜、罗文华说：“我们当时非常震撼！像万岁殿内这样的佛传图非常少见。”

　　19日，在热心土司文化发掘的崔山恒先生的指点下我们见到了万岁殿的佛传图。万岁殿的佛传图在门口大体上呈对称状分布，一面是汉传佛教的，一面是藏传佛教的。

　　藏传佛教的佛传图是被画成一个个的小方块，如同人们看到的连环画的一个个页面分开贴在墙上一般。而汉传佛传图，则呈现为一个大图案上分布被各种建筑山石隔开成为一个个小空间，画师就在这些小空间中表现人物和故事。

　　壁画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藏传佛传图的人表现勇武粗狂，汉传佛传图的人物则表现得儒雅而风度翩翩。

　　鲁土司衙门博物馆的何克勤馆长介绍说，这个暗廊鲜有人知，因为它是大殿的外围，一个类似夹层的建筑。“当学生们用鸡毛掸子小心掸去壁画上的灰尘后，一幅精美绝伦的壁画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暗廊墙与墙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十厘米左右，仅能容一个人站立，只好把墙面分割成一个个的小方格，进行临摹定位。

　　万岁殿始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当时修建时的样子。万岁殿佛传图完整地保存了明初永乐宣德年间的模样，几乎没有人动过。“妙音寺传承有序，有着完整流传谱系，因此这里的佛传图壁画、大部分坛城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明代初期的样子。”谢继胜说，“从这些壁画的描金、线条来看，不是民间画师所画。这些佛传图是中国美术史上难得的研究资料。永乐宣德的图画保存下来的早期作品非常少，尤其有确定年代的更是罕见，这些佛传图补充了中国美术史的缺环。”

　　对藏传佛教来说，藏式佛传图更为罕见，现存比较早的藏式佛传图是十四世纪的，而完整的有明确纪年的则是第一次发现。“万岁殿藏传佛传图可以说绝无仅有，在西藏的大昭寺也看不到这样的壁画。”谢继胜说。 [1]

　　唯一的土司画像

　　8月13日，考察组转移到红城大佛寺继续进行考察。8月14日，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在菩萨殿一幅壁画的左下角发现了供养人的画像，确切地说也不能叫新发现，只不过以前没有人注意过。”对于红城大佛寺的考察发现，谢继胜这样说。

　　据红城大佛寺管委会哈先生介绍，红城大佛寺又名感恩寺，是五世土司鲁麟修建的。红城大佛寺一进五院，有牌坊、碑亭、护法殿、大佛殿、菩萨殿、天王殿等建筑，发现供养人图像的是菩萨殿。在红城大佛寺的一进五院中，菩萨殿是偏殿，比较小的，然而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殿，却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秘密。

　　供养人图案由三人组成，最为显眼的是一个身着红色官服的男子，这个男子面皮白净，留着胡须，头戴明代的官帽。这是明代官员常常戴帽子，前低后高，靠后脑的地方左右各有一片长椭圆形的帽翅。这个男子旁边则是一个身着红色衣服的女子，女子后面是一个侍女模样的女子。

　　何克勤馆长认为：“红城大佛寺是五世土司鲁麟出资修建的，供养他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我们初步判断，感恩寺中新发现的明代官员画像，应该是五世土司鲁麟的。”

　　鲁麟为四世土司鲁鉴长子，明成化十九年被授予百户，管束庄浪。弘治二年(1490年)升为都指挥同知，守备红城。鲁麟在守备红城期间，不仅加强红城周边地区防务，而且在红城修建了感恩寺。

　　“这个供养人的画像应该是现在看到的唯一的明代鲁土司的画像。”何克勤说。

　　大智法王和六道轮回图

　　相对于供养人画像来说，《六道轮回图》的发现就更具有戏剧性。

　　谢继胜介绍说：“六道轮回图在一个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在哼哈殿内门口一侧的墙壁上，里面是一幅比较破旧的壁画，在壁画的右上角，则是一块暗红色的墙壁，远处看上面没有任何东西。这块不起眼的墙壁上写的东西就是这次发现的墨书题记。墨书题记主要内容是唐玄奘所翻译经文的一部分，在题记的最后，写了六道轮回图样的来龙去脉。依照题记的内容来看，感恩寺六道轮回图画稿来自明代著名的大智法王班丹扎西。

　　班丹扎西是甘南藏族高僧，永乐初年应诏入朝，并先后5次奉旨赴乌思藏地区招谕安抚地方僧众，深受朝廷信重。曾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大智法王”则是后来的封号。

　　“六道轮回图是一幅比较常见的佛教图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像十四、十五世纪的就非常少见，而流传有序有明确纪年的就更是罕见！”谢继胜说。

　　最为难得的是，感恩寺的六道轮回图带着明显的汉藏佛教交融的色彩。它的整个六道轮回图的样式是汉传佛教的，而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则是藏传佛教的，在它的墨书题记上也是汉藏文同时出现。

　　谢继胜说：“班丹扎西大师印版是怎样从京城流传到西北来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流传过程？研究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六道轮回图也为寻找最原始的印版提供了线索，对于寻找更早的印版，有极大的帮助。

　　文化碰撞和缺憾

　　“我们更多是抱着一种抢救的意识进行考察的。”谢继胜说，考察队采用绘图和摄影相结合的方法，共绘线图200余张、拍摄照片10000多幅，对现存的所有图像资料进行了全面采集和系统整理。所有图像均详细而准确地标明方位，以备将来研究和出版需要。这次发现将改写人们对鲁土司衙门的认识：鲁土司衙门不仅是明清土司制度的见证，而且也是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

　　何克勤介绍说：“位于永登连城的鲁土司衙门是西北现存最大的土司衙门。鲁土司始祖为脱欢次子，明初随元顺帝北逃未成，遂投降明朝，后封为连城土司。算起到1932年结束，鲁土司共传19世，长达500余年。鲁土司管辖范围以连城为中心，东至庄浪之野狐岭为界，路长140里；南至皋兰县张家河湾、河州至思家台、青海至碾伯县川口，路长150余里；西至碾伯县冰沟坪山为界长为30里；北至平番县(今永登)黄泥岗喜鹊岭为界，路长140里。”这里是农业区和游牧民族区的交汇之地，也是汉藏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的地方。

　　何克勤说，严格来说，这里应该是藏、汉、蒙古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因为鲁土司是蒙古族。由于藏传佛教、佛教美术史方面的研究人员非常缺乏，现有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传承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宗教教义方面的研究非常不足，以至于留存于鲁土司衙门和红城大佛寺的瑰宝到现在才发现。

　　8月20日，联合考察队在永登县召开“艺术风格与区域历史：妙音寺、感恩寺与明代西北土司家族史学术研讨会”，全面汇报并展示了这次考察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