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统一的典范——对巨赞大师的初步认识

　　爱国爱教统一的典范——对巨赞大师的初步认识

　　俞朝卿

　　今年10月6——7日，我有幸参加了江阴市举办的巨赞法师诞生八十六周年暨巨赞纪念堂开堂典礼。巨赞是江苏江阴市人。在当前举国上下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纲要》的热潮中，江阴人民把他作为文化名人、佛教界的现代爱国高僧来立馆纪念，以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思想、改革精神，以及好学深思，不屈不挠、顾全大局等的品格及风貌。这是十分必要和具有深远意义的。

　　巨赞法师是不久前才出全的、著名于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卷主编。可惜的是，书未出版，人先圆寂。他在“十年内乱”中，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许多人对他于佛教的贡献，不甚了了；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诸多爱国业绩，人们知道的则更少。体现他独立思考的关于宗教，特别是佛教的许多讲示、著作，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收集出版。至于他的博学多能，在40年代即提出改革佛教的光辉思想等等，即在宗教学术界，也鲜为人知，更不用说一般社会人士了。

　　巨赞法师早年与现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印光、太虚、虚云、圆瑛等法师友善，切磋经典，过从甚密。人们知道，唯识学系佛教诸宗中，最富哲理，并具精密细致逻辑的一大佛学宗派。它源于印度而由唐代玄奘大师及其高足窥基合创。该宗派对人们的认识、思维过程，有精细入微的反思和分析。对现代认识论的研究，也颇有启发、借鉴之处。巨赞法师攻钻此学，造诣特深。并与当代哲学、佛学家熊十力等论辩。在其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五十年代，并主编《现代佛学》专刊，对佛教经典，多有新解卓见。

　　本人参与了江阴市的“开馆”纪念活动，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材料，对巨赞法师其人其事，从过去的点滴了解，发展为如下三点初步认识。当然限于手头的材料，对巨赞大师的光辉一生来说，还只是“管中窥豹”而已。冒昧写出，既为纪念一代佛师，更为抛砖引玉。

　　首先，在政治上，巨赞大师在青年时代，即以爱国为先，把自己潜修的佛教事业，自觉地服从、服务于抗日救国大业，成为身体力行爱国爱教统一的一个典范。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远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任教的巨赞法师，闻讯后义愤填膺，赋诗痛斥日寇烧杀暴行，呼吁“良将”“硕儒”，奋起抗日，诗曰：九洲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亿万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1939年初，巨赞毅然将讲经弘法的佛堂，变为申讨日寇，动员抗战的讲堂。他在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堂上，曾激奋地说：“佛本慈悲，但当今妖孽横行， 日寇逆天道而行残害生灵。佛亦要作狮子吼，降魔灭邪，以正天理!”巨赞法师在华南的抗日言行，得到了我党的重视与支持。在田汉引见下，与我党在华南的叶剑英同志见了面。此后，在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和帮助下，巨赞与抗日进步的其它宗教界人士一起，发起组织了“南岳佛道教难协会”、“佛教界青年服务团”等。并奔赴长沙抗日前线，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巨赞言辞激昂的抗日宣传，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仇视。为此，1939年，他曾在湖南常德被捕，并遭毒打。仅仅因为他是出家人、大和尚的身份，才使国民党特务分子，难于对他骤下毒手。此后巨赞一面修佛讲经，一面积极撰写抗日论文。先后用十多个笔名，分别发表于《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等报刊。1940年秋，巨赞为抗日形势所迫，由湖南转辗到了桂林。为抗日激情所驱使，立即办了《狮子吼》月刊，中心是宣传抗战和佛教革新。这期间，常与郭沫若、柳亚子、田汉、关山月等文化界抗日巨子，时有往来。郭沫若五十寿诞时，巨赞曾赋诗志贺，末二句云：“边关未复生民瘁，何惜萧萧两鬓华”，表达了他们当年忧国忧民的共同心态。1942年，巨赞任桂林西山龙华寺主持。1944年还兼任因抗战迁往广西北流的无锡国专教授，直至抗日胜利。胜利后的1946年，巨赞回到其早年出家的杭州灵隐寺，继续修佛参学，并任杭州市、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1948年，于杭州接办武林佛学院，兼任院长。此时，巨赞既忙于佛事教务，又常往来于港、台、粤、闽一线。既考察台湾日本化的佛教，又从事若干民主进步活动；频频与我南方地下党有关同志联系，新中国成立前夕，得到我地下党通知，经香港北上，参与筹备中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后并作为佛教界的代表出席开国大典，上了天安门城楼。建国后，巨赞出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他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积极推动佛教界努力生产自救，着手佛教改革。为此，一面上书给毛主席，并附佛教改革草案意见；一面亲自筹办麻袋工厂，吸收僧尼参加生产劳动，实行生产自救。初步实施他早有夙愿的“生产化、学术化”的佛教改革和建设计划。这就使佛教固有的“农禅并重”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继承和发扬，并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这一切，是在建国之初巨赞力求使佛教适应新社会需要而自觉做的。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积极主动而应予完全肯定的。

　　其次，在学识上，巨赞是学贯中西，文通六国，融儒、佛、道于一身，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又精研佛学。尤长唯识学和禅学。真是博古通今的大师，他自述：少年喜读老、庄和昭明文选，及长承太虚法师介绍，依杭州灵隐寺却非和尚正式出家，受具足戒于(江苏句容)宝华山隆昌寺，时年23岁(1931年)，出家之后，从唯识法相的研究开始，后两度入“支那内学院”和四川汉藏教理学院，苦心“参究”三论、般若、天台、禅、净、贤首诸宗，以及大、小乘经沦。前后总计看了七千多卷经论。解决了五百多个问题。巨赞不仅带着问题钻研经论，而且“每看一本书都做笔记。每一问题的思考都有记录。”以此“积稿盈箱。”这是1937年以前的事，正是“三十”而立的盛年。期间曾因北大著名教授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而为文与之论辩。

　　“‘七七事变’之后，专门在世间学问上用功，除研治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之外， 又温习英、 日、俄文，新学德文”， “希望能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同上)。可见，巨赞是一位博学多能，好学深思的高僧大德。既‘出世’，又自觉人世。“当时有许多人以为我喜欢活动，其实我是在深入考察社会上的每一底蕴。形形色色知道得愈多，也更足以证明佛理的正确。”(同上)由上得知，巨赞希图彻底改革佛教的心愿和主张。是立足于博学深思基础上的。决非灵机一动之为!

　　巨赞作为出家人，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尚且不以一般的，信佛讲经为满足，而足苦学深思，力求多能，永不满足。既深钻佛学，又兼重“世间学”。目的很明确，既为改革佛教，更为拯救民族国家。可称身在庙堂，而心忧天下。这种爱国爱教统一于一身，为爱国爱教而刻苦学习的精神风貌，似足当代爱国宗教组织为提高自身素质，应予继承和大力发扬的。

　　第三，在教理、教义上，巨赞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佛学思想家，创导宗教改革的先行者。他不仅“在教(佛)言教”，而且“在教言国”。把自己从事的佛教事业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结合起来。于佛教本身，不唯继承传灯，而且自觉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巨赞早在40年代初，即倡导“佛教革新”运动，并提出“生产化、学术化”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建国以后，他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之后，更加致力佛教改革运动。还就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系统提出关于佛教改革的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虽然，巨赞当时提出和主张的佛教改革的内容，主要或首先还是属于反封建、反迷信的民主改革范畴。但是作为笃信佛教，而又自觉倡导佛教改革，却是中国佛教史上少见的。中国佛教史上的历代高僧大德，数以千百计。他们对佛教经、律、论的解释，阐发有革新、创见，代不乏人。但这往往足‘在教言教’，仅从宗教信仰角度加以发挥而已。唯有巨赞，既继承佛教优秀传统，又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客观地审视佛教，提出革新的要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在《自述》中说“佛教教务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须吸收佛教界优秀的素质，作为基本精神。像印光老人的‘真诚’，弘一大师的‘清逸’，虚云和尚、寂云和尚的‘刻苦’，太虚法师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欧阳竟无居士的‘赤胆热烈，愿力庄严’等，都是值得取法并加以发扬的。他还说“佛教来到我国，已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佛教这一个阶层，和整个社会足分不开的。整个社会没改革，佛教内部的革新也无法进行。”①能如足观察宗教，显然与巨赞法师早年深研佛学各宗；与中外哲学有关；尤其是与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影响有关。由此可见，巨赞言行作为，可称足既入“空门”，又不离(世)俗门；关心佛事，又关心国事、(世)俗事；关心(世)俗事，又不宥于俗见、偏见。这是他与历史上或同代高僧大德又一显著不同之处。

　　不仅如此，我认为巨赞大师当年提出并力行的佛教改革的思想和主张，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包括宗教界在内的全国人民注意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底，与全国统战会议的代表座谈时曾号召宗教界：“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教条，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精神，在一般意义上，与当年巨赞大师锐意改革佛教的初衷足一致的。或者说在本质上是反映了宗教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当然，巨赞当年提出佛教改革的具体历史条件与内容要求，与江泽民同志今天的号召足有很大不同的。但是，在宗教要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这一点上，是有共同性的。因此，学习和继承巨赞大师作为佛教界的高僧大德而自觉提出，改革佛教以适应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这样一种爱教爱国统一的精神，今天应大力提倡和发扬。巨赞大师因信佛教、爱佛教，而又自觉要求改革佛教的革新精神，难道不足我们整个宗教界所应学习继承和大大发扬的吗?如做到这一点，必将大大推动爱国宗教界落实贯彻上述江泽民同志的号召，必将使我国的宗教工作、宗教活动展现出历史的新面貌、新气象!

　　综上所说，纵观巨赞大师其人其事，似可概括为如下三大特点：一为信教服务于爱国，使爱国爱教统一，并从而使他所从事的宗教事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二为博学深钻，独立思考，以探究佛理为己任；三为继承传统，又不宥于传统，以改革佛教为爱教之夙愿。

　　基于上述，我冒昧地建议江阴市：将巨赞大师纪念堂，逐步办成“三堂”。一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纪念堂，二是学习和发扬巨赞广学深钻、独立思考的学堂；三是富于革新精神的佛教文化研究堂——特别是巨赞唯识学和禅学的研习中心。是否得当，尚请指正。

　　(原载1994年第1期《闽南佛学院学报》)

　　附注：

　　(1)转引自《巨赞诗抄》1937年冬，题湖南宁乡寒铁生余楼

　　(2)转引自《近代江苏宗教》“高僧巨赞”篇

　　(3)转引自《巨赞诗抄》附文《；巨赞自述》66页，以下凡引本文，只注页码

　　(4)同上67页

　　(5)据悉香港觉光法师保存有巨赞大师当年的“读经笔记”手稿，我们殷望早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