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师与新世纪中国佛教

　　佛教大师与新世纪中国佛教

　　在世纪之交，宗教与宗教学界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新世纪的宗教应该如何发展。其中，自然会涉及到二十一世纪佛教的发展，特别是佛教的改革问题与佛教的发展模式。有些学者亦曾著文对此加以论述，就佛教与现代社会的相互关系、佛教传统及其发展模式的现代转换、佛教的存在形式如居士佛教、佛教教义的现代阐释及其与现代文化思想的关系等等，均在近现代佛教历史发展基础上作出了富有时代意义及展望式的解读。太虚大师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对于现当代中国“人间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他的近现代佛教改革运动史云云，由此得到了当代佛教与佛学界格外的重视。正是在此语境之中，读到了邓子美。陈卫华著《麾下一代新僧——大虚大师》（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论及中国佛教的近现代历史，在往昔学者的论述当中，对于太虚大师的地位与作用常常注意得不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迄今为止，大陆佛教及佛学界依然没有召开过有关太虚大师的学术研讨会，惟有香港法住学会曾经主办过太虚大师诞生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于太虚大师的传记作品以及研究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学术作品，也是寥寥无几。个中原委，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之外，恐怕是佛教与现代化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所致。中国的佛教作为一种意义秩序体系，很难与其社会、文化系统取得完全得吻合，故尔对于太虚大师的评价与研究，也难以取得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这种现状只有随着历史的演进才有可能被改变。处在新世纪的肇始，是否会出现新的机遇与空间？

　　邓兄子美以其治史的基础，近年来专事中国佛教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尤其关注中国佛教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可以说是颇有心得与积累。他所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一书，在199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久就再版。这本新著《麾下一代新僧——太虚大师》，大抵上是他循着中国佛教近现代历史进程，把笔墨集中在传统佛教与现当代佛教转折过程，论述太虚大师的佛学思想、佛教革命的“三大主张”以及中和时代文化思潮所提出的“人间佛教”，从历史河床的构架中去找寻当代中国佛教的流向。

　　作者立足于当代中国佛教的重建，以此来评价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历史功绩。这是一种向历史提问题的论述方法。如果说，中国当代“人间佛教”事业乃是太虚大师佛教思想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乃是传统佛教适应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所至，那么，太虚大师在中国佛教改革史上地位，应该说是无庸质疑的。“跳出中国佛教界的非圈，从世界宗教大势着眼，也许我们对太虚大师及其佛教改革可以看得清很多。”（第264页）所以，该书认为：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经过印顺和赵朴初的推进和阐释，直到80年代才成为海峡两岸佛教公认的指导思想”。（第261页）传统佛教与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历史意义由此得到了时代性的凸现。此乃作者的可贵之处。

　　该书还付有一篇文章，题为《太虚与马丁·路德——现代化视角下的中西宗教改革比较》，意在从世界宗教历史的角度肯定太虚大师及其佛教改革的地位与作用，可见作者对于宗教比较学的浓厚兴趣。从作者的另一本书如《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来看，作者似乎是在对应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宗教的某些论述。自从马克斯·韦伯的学说东渐，其思想的影响所及，大体上集中在文化研究方面如现代化之内核即理性化的思想。至于引韦伯的思想入中国佛教之研究领域，论述中国现代化与中国佛教的内在关系，似乎还不多见。子美兄应是这方面的尝试者之一，虽然他也明白中国宗教存在的特殊形式与特殊作用，与西方基督教有所不同。即便是中国佛教与中国近现代化的某些关系，也是后者决定前者的被动关系，而不是相反。正是因为这样，研究中国宗教的论著几乎都是从社会决定的角度来着手的，从而使其宗教学的意义被遮蔽。这是目前佛教研究的一个方法问题，值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检讨。

　　中国的佛教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意义秩序以关照整个社会结构。它只是儒、释、道三大文化传统之一，作为儒学治世、道家治身的补充而已。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之中，它仅仅是对于社会的适应。如果能够在此过程之中实现自己的传统转换，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是，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完成，所以说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继续完成近现代中国佛教的课题而已。太虚大师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也在于此。表面上与西方宗教的比较，其学术价值也就会打下了许多折扣。邓著《大虚大师传》在这方面提出了比较宗教学的问题，无疑具有其学术启迪作用。

　　梁启超曾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中国之有佛教，“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疑也。其益社会那？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审视中国近现代以及中国当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发展，新一代的佛教徒正在出现；但是，中国佛教在新世纪的再次发展，则视新一代的佛教大师能否出现。这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在希望着，社会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