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

　　新佛教运动与抗战建国

　　巨赞

　　抗战差不多四年，成千成万个头颅所换宋的代价，我以为比增高国际地位等等更宝贵，更重要的是：民族自信心的增进。有了民族自信心，才有中心文化；有了中心文化，政治才会上轨道；政治上了轨道，抗战建国的大业才能完成。那末新佛教运动上又有什么关系?不妨先从增强民族自信心说起。

　　菲希德(J．G·fichte)说：忠爱祖国为全民族争自由是一种神圣的宗教生活，民族不是建筑在经济的或政治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道德与宗教的基础上。这在贺自昭先生所谓学术空气浅薄忘本的目前或者会有人眨眨眼冷笑地报以一嗤，但是我们替菲希德先生找得出很多证据。

　　研究英国史的学者告诉我们，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所贡献于英国的，不是1628年到1658年的共和政府，而是在这个政府下面所采行的保护清教徒(Puritan)的政策。克氏自信是上帝命他领导英吉利民族，跑上新时代的“先知”，把英吉利民族当成世界上最优美的民族，乃是他的责任。《圣经》是他的法律，圣诗和圣史是他的精神基础，在他的眼中，只有英国才算是真正新教的国家，她负着神的使命，应把新教宣传于世界，所以不惜任何牺牲，征服了反对新教的爱尔兰和西班牙，给英吉利民族以深刻而恒久的影响。

　　威尔哈昂(Wildhagen)说英吉利民族的优越性是坚强、精勤、自治、团结和重纪律，都是清教之所养成，也就是英人用以统治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与人口的精神工具，所以英国人总以为英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有了这宝贵的民族自信心，谁也不能否认——尤其在希特勒不取跨海西征的最近——她还不会像法人希佛菲(Siegfried)所推论期望的崩溃就在眼前。

　　日本地小人少，本身没有文化，其能跻于强国之列，又居然胆敢侵略我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中华民族，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偶然的。戴季陶说：欧洲和美国势力的压迫，只是成为日本动摇的原因，成为引起革命的原因(明治维新)。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内成功，则完全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而决不是从外面输入去的。所以日本人往往喜欢把“日本化”，“大和魂”几个字，放在脑筋里。蒋百里也说：“日本人以为另有欧洲人所没有的内在精神，所设大和魂这个东西。据我看来，Yjtz论美学，尝说到忘我的境界，这种容易导入于忘我境界的性格，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谛，而这刹那间的异常境界，是从佛教禅宗里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这种大和魂寄托在武士身上，就是所谓武士道，在日本历史上，武士道精神之表现得最光荣的要算镇仓武土抵抗元世祖的跨海东征，而实养戍于当时的“武家禅”，这在《兴禅护国论》等书中又叙述得非常详细，不能抹煞。其后一山一宁禅师奉了忽必烈的命令，东渡谕降，又引起了“公家禅”的继起，规定武家禅法的三议一统，也是根据了禅宗的百丈清规做的，日本的能够立国，能够强盛，可以说是完全出于政治情感与宗教思想的结合。菲希德的格言，我们还能忽视吗?

　　佛教慈悲平等的宗旨，牺牲向上的行为，和儒家的忠恕之道深相吻合，且流传至今而又深入民间。中华民族的所以能够屡仆屡起，岿然独存，佛教的确也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我们只看明末清初那些忠臣义士如金堡、赵明扬、钱邦芑、方以智、熊开元、朱若极……等，为什么失败之后，一个个都削发出家，不事新朝，就可想见。那末谁又能够否认这次神圣抗战的内在原因，何尝没有佛教的动力呢?

　　目前，固然佛教的哲学思想已被后起的宗教形式所掩，在民间和许地山所谓侥幸心与气数思想的迷信结着不解缘，在佛教界内也都是些宿命论者与“信仰上胡乱崇拜”者。这对于民族性当然没有好处，新佛教运动正想针对着这一个流弊，提出佛教“彻底做人”的信条而与以纠正。因为在“彻底做人”的信条下面，信佛的人，无论在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只有依着真理的准绳，范围自己，有一分苟且假借的企图，有一桩不可以告人的暧昧，都不能算是佛的弟子。所以真正的佛教徒，气象是轩昂磊落的，态度是坦白慈祥的，言论足明敏深刻的。他们不求依傍，不计利害，生活在天机活泼的真理之海里，满面孔足赤热的真情，“但行好事，不问前程”，自然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彻底破除迷信的实行者。我们如果再拿《高僧传》、《居士传》翻一翻，古往今来有几个佛教大德不是顶天立地的硬汉?王安石说：“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英雄，孟子以后乃皆投入佛门。”新佛教运动与中华民族性的关系，或者也可以从他这一段话想象而得。

　　在未谈中心文化以前，我先要问什么是文化的中心?也就是问文化从什么地方产生的?现在有许多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文化足物质的反映。我的回答是“唯唯否否。”假定文化真不过是物质的反映的话，那我们很不配宋讨论文化问题，因为有物质在负责。但是物质本身并没有要我们这样那样做，要我们这样那样做的是人，人不就是经济，不光是机械式的细胞，神经也是活生生的，整个的。有了人，才能所谓社会国家，文化武化(不妨这么说吧)，所以文化的中心是人，人才是文化的中心。

　　人既然是文化的中心，讨论一般文化问题，当然要以人为出发，先决条件是：什么足人?怎样做人?打开一部文化史，可以数得出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争端，大都起于人的解释与做人的方式之不同。——当然有的时候，尤其是混乱的时候，在表面上并不显明。一一儒家是专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都一致承认儒家足人为主义者，注重伦理道德的实践。佛教呢?也是从人生出发，释迦牟尼的舍位出家，完全为的是想解除人生的苦痛而进求自在解脱，所以他的宇宙论也是拿人生问题做中心的。什么业感缘起，什么诸行无常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论语》的逝者如斯，都可以沟通得起。佛教在中国流传到一两千年，始终与儒家并道而驰，照这样看来，与其说是“极合中国人的嗜好”，还不如说因为与孔孟哲学基础点相同之故。那末根据了人为文化中心的原则，儒佛两家的思想，或者可以算中心文化的核心了吧?

　　在西洋，粗朴的原子论者如泰勒士(Thales)、赫拉克里特(Heractius)、德漠克里特(Domocritus)等开了哲学之端，继起的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他们的哲学思想，恰巧也是从自然转向到人生，所以经得住二千多年的推敲，而还有其不可磨灭的地方。

　　诚然，极端注重了怎样做人，会忘掉和自然界奋斗而使社会进化停顿，但并不是不可以补救。不过据秋泽修二(《西洋哲学史》、《东方哲学史》的日本作者)的信口开河，任意抹煞，只是暴露了像他那样投降法西斯军阀之无人性，根本够不上谈补救。要谈补救，需要对于中心文化先有认识。新佛教运动或者在此也可以少尽一点绵力。

　　要使政治上轨道，黄旭初先生的干部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曾国藩说：“中兴在于得人，除得人以外，无一事可恃。”所以又有人说“干部决定一切，先决条件则是怎样决定干部。”

　　怎样决定干部呢?以内心的改造为唯一途径。否则法令机关，都可以变成作奸犯科的工具，政府真也不过是舞台而已。其实此次国难的近因，固然是日本军阀的罪恶，讲到远因，则国人道德之堕落实有以招致之。二三十年来，新的浅薄无聊，旧的乌烟瘴气，整个民族道德，落地无余，直到现在社会的那一面还只看到自私自利的伸张。国父的主张精神教育，总裁的提倡精神总动员确是玉律金科，对症良药。

　　但是要精神振作，不是靠几篇宣言、几句口号可以收效的。丰子恺说：“世间相逢不知老的人毕竟太多，因此这些话(佛教人生无常的话)都成了空话。现在宗教的衰颓，其原因大概在此。现在缺乏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行为，其原因恐怕也在于此。”这话很对，所以新佛教运动对于改造道德，使干部健全，政治上轨道，也有其实际的作用，至于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是为大众着想，我们也不否认。

　　照上面讲起来，新佛教运动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对于中心文化，对于决定干部使政治上轨道，则有其不能漠视的作用，可以说毫无问题，问题足在于怎样使新佛教运动坚强起来。讲到这，真叫我有点茫然!佛教界内积弊重重，一部分人则不以为非，还不想积极改进。干部的决定，惟待僧青年们自家的奋斗，而事实上是非常艰苦的。但不如此，又何必要佛教!僧青年们!坚强起来，向着抗战建国的大道迈进!

　　(原载《狮子吼月刊》1941年第1卷第3、4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