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于中国历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作用

　　佛教对于中国历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作用
　　作者：则悟法师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漫长的文化融合与积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历史，佛教的发展对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弘扬佛教的价值，不仅在于修身齐家，而且可以辅助治国，平天下。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佛教尤其具有净化人生、和谐社会，并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的现实意义。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由当时中国的领导者主动引请的。佛教和平地传入中国，成功地融入中华文明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形成了风格独特、影响久远深广的中国佛教，与儒道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并以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慈悲济世的宗教情怀为中国文化中和谐理念和价值观提供了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使中国文化的“和谐”特征更加突显，更加深入人心。

　　一、佛教对于历史的和谐

　　中国佛教初兴于汉明帝。西元76年，汉明帝如梦所示，即派使者西去访寻佛法，并延请二胡僧回国传法，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其后，佛教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净化、服务、稳定国家的作用也为历代社会广泛重视。

　　汉末，天下大乱，儒家正统观念崩溃。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十六国的各个割据政权都在境内弘兴佛教，争取民心，安定社会。客观上，佛教促进了中国南北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联系，并促进了中国各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后赵的石勒、石虎父子，在高僧佛图澄的襄赞下，使佛教第一次在中国真正成为实际上的国教。

　　大唐盛世，佛教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达到了鼎盛阶段。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在民间影响深远。中印两国也以玄奘为法师纽带，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如意元年（692），武则天收复西域，将于阗的实叉难陀法师请到京师，给予特殊礼遇，并通过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了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强化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联系。

　　宋代，宋太祖赵匡胤以重开佛教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奉佛诸国拥戴的重要措施。国家重视佛教文化事业，由官方直接控制译经。出世的个人解脱的佛教，对于现世的关注日益突出，佛教思想广泛地影响了民间。

　　元代，忽必烈带头崇佛，于“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从成吉思汗起，蒙古统治者就试图把喇嘛教作为联系西藏上层的重要纽带，在大一统的国家内，空前密切了藏蒙、藏汉等各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出过家，对佛教及其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深有所知。明太祖朱元璋继续给喇嘛以优厚的礼遇，并以此作为皇权中央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管道。明代有大量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深层广泛发展，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清代，佛教也广受统治者重视。清顺治帝皈依佛门，雍正帝自比“和尚”、“野僧”，宣扬三教合一和禅净合一，提倡念佛净土。乾隆大力扶植士大夫学佛运动，使念佛净土在社会深入推广，成为世俗学佛的基本内容。

　　由此可见，佛教在中国历代社会都倍受重视，社会影响广泛、深远。佛教在教化民众，促进社会安定和对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佛教对于人心的和谐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获得广泛认同，这是因为其本身的思想与东方文化的价值观非常吻合。佛教注重个人的内在修为，教导人们向自心求法。就此方面而言，佛教与儒、道二教存在共通之处。

　　太虚大师提出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思想，是作用于人心的和谐，教导人们正确地去认识自“我”的高度概括。所谓“明心见性”，就是考量人们自我认识程度的标准。是以追求超越迷妄、烦恼、痛苦和生死的解脱之道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世间的一切困苦都是缘于人们无法正确认知生命，因而由贪、嗔、痴所造作的诸多罪业所引起的。所以，凡事都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求问题的答案。通过针对杀、盗、淫、妄、酒五种恶行所制定的“五戒”，为弟子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善调，要求弟子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贪嗔痴”的迷惑思想，从而断灭烦恼，了生脱死，觉悟人生。

　　《法句经》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句著名的“七佛通戒偈”表明，持戒的重点不在外表，而在“自净其意”。“意”指心的作用，即要求在心地上用功夫。 “心”是行为的支配者，去恶从善，关键是心净。“心净则国土净”，这也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克服反道德的心理因素，实现个人与自我从内“心”上的根本和谐。个人内心的和谐，也必将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推动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佛教对于社会的和谐

　　经过2000多年的融合，中国佛教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不仅完全适应中国世俗礼法，而且也在提升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基础上，由个体扩大到群体，以至于带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佛教宣导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主张人都要行菩萨道，教化人们要多行善事，多修正行。除五戒、十善外，还将“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之“四摄”，“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六度”，做为人与人和谐相处，自利利他的行为准则。这些教法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社会存在贫富差别悬殊、弱势群体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缓和人群之间的矛盾，化解社会动乱、危机，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此外，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要常思己过，要怀感恩之心。佛教“以戒为师”的思想，与当今我国宣导的以法治国是非常吻合的。

　　在中国历史上，将以“以佛立国”、“以佛治国”思想，成功实践于国家管理，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云南大理王朝。在大理王朝22代国王中，先后有9位国王禅位为僧，再加上被迫退位的1人，总共有10为国王出家为僧。大理国全民笃信佛教，并严格以佛教思想来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包括权力之争，协调各种关系。因此，在大理国延续316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动乱或官廷杀戮之类的血腥事件，成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之一。

　　佛教道德规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以人际关系为重的思想，适应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佛弟子修持实践的道德规范，直接有利于非信徒大众的福祉。佛教道德规范也不限于信徒必须遵守，对非信徒同样有实践意义。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不排斥其他宗教信徒实践道德规范，成就崇高人格。此外，根据缘起论、因果律，强调人与人的互相依存，互为因果，并由此而肯定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共存共荣。这些佛教思想，都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四、佛教对于世界的和谐

　　当今世界社会矛盾纷杂，人心浮躁，急功近利。人们为了争夺名利不择手段，结果引发贪心、嗔心等种种不善心行，导致人心失去控制，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所面临的困惑，不仅未因科学的发达和生活的富裕而减少，反而在不断地增长。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潜藏着巨大的精神危机，给世间的和谐带来了致命的隐患。爱因斯坦曾言：“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而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其中的深刻内涵，值得我们深思。

　　当代中国佛教，无论是身处都市丛林，还是深山古刹，无不都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积极地实践“人间佛教”，造福于社会。佛教在净化人心，慈善济世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和谐社会，从心开始”，和谐世界需要全人类共同携手创造。禅宗讲“明心见性，以心传心”就是要我们端正心态，从生命本初最为清净的内心去关照自我，勤修“戒、定、慧”三学，才能够从根本上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获得全人类最的广泛认同，真正实现全世界的大同和谐。在新的世纪，必定能够以佛教的伦理准则和道德实践，为世界的和谐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佛陀教法的根本目的也在于此。

　　五、佛教对于其他文明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佛教历经2000多年的文化积淀，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教和道教充分融合，成为构成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三大主干文化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佛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与文化信仰。

　　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缘起于农耕文明的佛教，其自身独特的宇宙人生观，对于其他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基督教“十诫”、“七宗罪”和伊斯兰教的“十项天命”等其他宗教戒规，在许多方面具有普遍的共性。这也表明佛教戒规与其他文明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经验总结，都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体现。佛教以“业力”学说为纽带，通过“三世因果”和“因缘和合”理论体系，为人类对于自我、自然和生命意义的认识，提供的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将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就、归结于“贪、嗔、痴”三毒，并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佛教认为，“心”是世间一切困苦的根本点，所以教导人们“自心求法”，从自己的内心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些都为人们应对人生困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不管处于任何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可以从中发现差异，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价值原点。佛教的圆融与慈悲，将为化解不同文明的价值观差异，提供重要的交流平台，对于调和民族冲突，消除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