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信仰之间的重要相遇

　　跨文化传播：信仰之间的重要相遇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研究员

　　文 / 马新晶

　　采访时间：2007年11月6日

　　采访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会议室

　　采访人：《对外传播》记者　宏磊　马新晶

　　编者按：2007年12月19日，央视新闻联播闪过这样的镜头，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研究员面对中央政治局领导，谈自己对当代世界宗教的理解。

　　或许，人们可能还不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是毛泽东主席1964年提议建立的。

　　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也用生动的语言表述，“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不了解西方文化的宗教背景，文化传播中的交流与对话就很难直抵心灵。可见宗教对话在跨文化传播中作用之重要。

　　日前，《对外传播》走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卓新平，就中西方宗教和文化交流等问题进行了专访。

　　卓新平，生于1955年，1983年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88年回国，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入选为欧洲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2001年当选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圣诞与春节：两种文化的相遇

　　《对外传播》：如今，在我国，圣诞节未到，挂满礼物的圣诞树和可爱的圣诞老人就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大家共享着圣诞的快乐。大家都知道，在深圳这个“移民型”的城市，每到春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而每到圣诞节，这里的年轻人欢乐的情绪就开始相互传染。你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卓新平：对于中国人来说，到底是过圣诞节还是春节，十多年前媒体就曾经关注过。像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都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与我也有过沟通。对这个问题有多种理解，我仅就一方面做个解读吧。

　　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国家”，除了“国”就是“家”。国家的节日是“10·1”，家庭节日有中秋节、春节等。春节强调亲情，是从社会公务中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家，是“急急忙忙回家过年”。这两种“节”中缺少中间环节。圣诞节的特点是社会的节日和群体的节日，是家庭的节日的温馨所不可取代的。

　　人是社会的存在，除了家庭之外必须有社会的共鸣，社会的共欢，社会的共在，这是家庭的节日没法取代的。你看，到圣诞节的时候，高校、企业里的活动都很活跃，一些商场也大搞促销活动，很吸引人。为什么呢？快乐会形成某种凝聚力。所以，今天对圣诞节不要用一种逆反排斥的心态加以拒绝。

　　圣诞节在西方也是从一个纯宗教的节日，达到一种升华，一种普及。所以从社会共在、社会团结的意义上讲，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可以充实我们的民族文化，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一些新的因素，得到一种新的生机。

　　实际上，《圣经》文化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并已产生碰撞和交流。例如，“爱”与“仁”、“言”与“道”、“法”与“礼”、“超越”与“内在”、“排他”与“兼容”等就是这种相遇带来的问题意识和对话主题。

　　宗教信仰在中国实际上也普遍存在，这种“宗教性”视宗教精神为“人类学常数”。当然，中国人对宗教信仰的理解、界定有其独特之处，而宗教的组织形式，社会构建方面所涵盖的人口也不是很多，从而与其他国家的宗教存在状况形成不同。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改革要反省自己的过去，把自己变得更好，开放就是吸纳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这才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与封闭、排斥是完全相反的内涵，所以当我们陶醉在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必须对它的内涵和寓意进行反思，这样我们将来的改革开放才会走得更好。

　　信仰是“触着曙光而讴歌的鸟儿”

　　《对外传播》：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敞开了大门，但这种合作交流大多停留在经济贸易方面。寻找一下，是否在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也会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观？世界各国宗教信仰有哪些可让我们借鉴的？

　　卓新平：谈宗教，就涉及信仰层面。信仰可以有多种，如文化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民族信仰等。信仰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信仰意向。而宗教与哲学不同，哲学强调理性思维，往往对问题作出一种逻辑严密、因果清楚的结论。但是，宗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洞观大千世界或大千世界背后隐藏的东西，只能采取信仰的把握。

　　大文豪泰戈尔说过：“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所以，信仰有某种不确定性和冒险性，贵在“信”，“信”就能给我带来动力和方向。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就能给我们带来动力和方向，这是我们在认识人类的信仰，包括在认识人类的宗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握的。从政治方面来看，共产主义究竟是没法用理性来论证的。虽然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但是，科学也是相对而言的，而且也仅仅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层面的论证，那么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信共产主义，这不也是一种信仰的表述吗？这种信仰也很难完完全全用理性来说明。所以我们把握了信仰的特征，再来看宗教，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了。

　　宗教跟哲学的关系也很清楚，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强调中国文化的哲学传统，哲学的特点贵“疑”，怀疑就可以探讨问题，就可以研究；宗教的特点贵“信”，信了以后就不去观察，不去考据问题了。这种分析不全面，宗教除了“信”之外，它还去认知，还去探讨，并不是“信”就打住了。在得到一个终极解答时先有一个信念在那，然后支撑现实的存在、人生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说中国人就完全是一个哲学的民族，没有宗教情怀，没有一点信仰的特质，这是不符合人类的通性的。人类都有这样的表述，而且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现实，信仰也好，宗教也好，在中华民族是存在的，从古到今这是不争的事实。

　　应该承认，西方社会和文化在当今世界有着重要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和社会历史、正在国际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中国，理应了解、研究基督教，认识、弄清西方人的信仰家园和精神世界。

　　《对外传播》：请从反思意义上谈一下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卓新平：我们现在强调 “彩虹文化”，七彩共辉、和而不同。

　　中国为什么有一种振兴中华的精神？这与中国近代的苦难历史相关联。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挨打、受欺侮，这样自然而然就会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恨之入骨，加以间接地排斥和反对，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刺激中国振兴和发展。

　　如果要做深层反省的话，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中国为什么抵抗不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自身有没有问题？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不能一味排外，向西方强国学习也是中国人民的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内在重构和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当时的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处于强势地位，说明他们的文化中有比我们优秀的地方，这些东西可以为我所用，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很多著名人物所提倡的，如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

　　所以，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和认知必须是双方面的，一方面看到自己的不幸和委屈，另一方面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只有这样，改革开放才能持续发展，中国才能真正立于世界之林，处于不败之地，中华文明才能真正振兴。

　　中国历史上，一个发展高峰过后，就会衰落，面临一个低谷。现在我们只有把基础打好，才能持续发展，否则经济发展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危机，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我们不要被眼前的发展冲昏了头脑，要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要看到中国13亿人中还有很多没有真正富裕起来。一方面中国有发展的潜能，另一方面也有潜在的危险和危机。只有这样，我们的发展才有后劲，才能不断调整自己，补充自己。

　　“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

　　《对外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说过：“世界著名宗教和精神领袖联合起来呼吁和平，将促进新千年的和平前景。”那么宗教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历史上，宗教为消除矛盾、化解冲突做出了哪些贡献？

　　卓新平：2000年8月28日至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峰会”。我作为中国宗教领袖代表团的学术顾问，出席了这次会议。

　　此前，我和王作安先生共同主编了《宗教：关切世界和平》一书，献给此次大会。我们在书中收录了一些中国宗教领袖和学者撰写的文章，以阐述宗教在促进世界和平、消除矛盾和化解冲突上已做出或仍应该做出的种种贡献。

　　这些贡献基于宗教理念及其资源，亦在于其现实关注和参与，它们大体可以用此书的四大部分来涵括：一是“化解冲突、维护和平”，二是“致力对话、促进交流”，三是“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四是“以和为贵，兼容并蓄”。

　　矛盾、冲突的兴起都是因为“对抗”，而宗教界的有识之士为防止“对抗”可能会导致人类“毁灭”，坚决倡导一种“对话”而达到人类“共存”的“生路”。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些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并且还积极呼吁，世界和平的对话应该首先从“宗教对话”开始。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也可以说人类真正进入了“对话”的时代，如西方著名宗教人士孔汉斯的表述“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也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名言警句。

　　追求共同美好目标，走向和谐世界

　　《对外传播》：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于2006年在中国召开，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那么，这种交流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并请你就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做一简单的比较。

　　卓新平：“对话”能否进行并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双方的意向和姿态。在相互缺乏真正了解的情况下，如果持猜忌、怀疑心态，或把对方视为“洪水猛兽”，则势必导致“对抗”、“敌对”，而不是“对话”、“友谊”。

　　这种交流与对话的基础就在于相信对方也希望人类美好、社会进步、世界发展，其区别只是在于各自实现这一理想所持的观念、采取的方法、选择的道路不同。有着追求共同美好目标之“同”，则能够了解、理解、对比和交流各自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之“异”。

　　我认为，要想展开真诚、真正的对话，就不能先入为主地持“敌视”、“排斥”、“魔化”对方的态度，而应该有“倾听”、“包容”、“沟通”、“交流”的雅量和气魄。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传统。以这种态度，我们就可以去争取达到以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取代其冲突的共识，而这恰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本来，人类各民族的文化发展就是相互存在、相互吸纳、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的，并不存在一种“纯而又纯”、无任何外来因素的“纯民族文化”。因此，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由此达成的影响和嬗变，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常态。

　　《对外传播》：近年，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双和谐理念。和谐理念主要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宗教因素能发挥何种作用？

　　卓新平：“和”之观念在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基督教所向往的是“在地上有平安”，伊斯兰教称自己为“和平”之教，“伊斯兰”不否认“和平”、“顺从”，而三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圣地耶路撒冷亦意为“和平之城” 。

　　在中国召开的世界佛教大会提出了“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一极有感召力的口号，而道教界组织的“道德经论坛”亦以“和谐世界，以道相通”来加以积极回应。

　　所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宗教能够提倡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可以有着积极的社会公共参与。宗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有机构成，只要积极倡导和正确引导，应该能为我们的和谐共生、和平共处、和睦共融、和合共生做出贡献。

　　“世界宗教研究所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建立的”

　　《对外传播》：世界宗教研究所是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单位，也就是国家拨款支持这种宗教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国家也在正视和重视这种对话。

　　卓新平：是的。我们宗教研究所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世界宗教研究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唯一一个毛主席亲自提议建立的研究所。1963年提出来，1964年建立，当时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

　　1964年成立的一大批研究所都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这个所是毛主席提议要建立的。为什么叫世界宗教研究所？就是毛主席提出要研究世界宗教。在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站得那么高，看得那么远。我们宗教研究所就是在中国政治家的睿智或高瞻远瞩支持下走过了这四十多年。所以，我们今天感到非常自豪。

　　在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时候，毛主席就看到要研究世界宗教。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宗教学更值得研究。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远远不够。2000年我跟宗教领袖代表团到纽约去，看到林林总总的世界宗教，有些是我们前所未闻的。我们有做不完的事。

　　一方面，我们相信新一代中国政治家、领导人会继续支持宗教研究，而且支持的力度会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们的宗教学总有一天会脱离危险的“险学”的状况而真正成为学术界重视的、明显的“显学”。

　　“如果能融入世界就不会感到孤独”

　　《对外传播》：在我们这样一个讲无神论的国家，对宗教的研究并不普遍，你在研究宗教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比较“苦闷的阶段”，感到孤独吗？什么时候开始走出孤独？

　　卓新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宣从来没有走出过内宣的范围”，那么对我们进行宗教研究的人来说也是这种感觉。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就会有种“井底之蛙”的感觉，当时就觉得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时代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啊，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带来了一些吃惊，到了国外去，就有更大的吃惊。

　　其实，我本人是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只能学音乐、体育、外语这三个专业，所以我就学了外语，学英语。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学语言（我是学英语的）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这样我就开始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看西方文史哲的书就会发现其中的宗教因素，这样我就从文化层面进入当时的“精神现象学”。

　　对精神现象的研究恰恰在中国文化中是远远不够的，而西方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对精神现象的研究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尤其是在跟西方人交往时。很多西方国家由于他们的宗教和文化背景，非常重视精神现象，非常关注精神生活，而中国人的文化沟通，不注重精神现象，不注重他人的精神生活，不考虑、不回答、不反省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很多出过国，在国外系统学习过，或者说在国外的商业政治环境中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达到一种感悟或者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升华。

　　然而，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毕竟是少数，说实话，在今天的中国做宗教学研究，我还是感觉到孤独。

　　我现在是宗教学会的会长，在尽量扩大宗教学会的范围，而且我曾经说过，宗教学对我们来说是个市场，我们要靠自己做大。如果不做大的话，我们的存在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宗教学在中国是从危险的“险学”到明显的“显学”的过渡之间，今天还没脱离危险的处境，达到显学的状况，我们还在途中。

　　走在途中，你会有孤独，你会有寂寞，你会有烦躁，你会有苦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融入世界，你就会发现研究宗教，在人文社会科学范畴是一个大的领域。在西方文科中研究宗教的学科是最大的，如果能融入世界你就不会感到孤独，你会感到有压力，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必须奋起直追，要有一种使命感，要努力，要开拓，这时候就顾不得寂寞，就没有工夫去苦闷了，赶紧做需要做的事情吧。

　　这样，在全球化的时代，有这种反差，有这种比较，而我们就处于这种反差和比较之中，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有时真是找不着自我，自我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一个本土的定位，有一个全球的定位问题。

　　我们研究所和我自己做的工作，就是推动宗教理解、展开不同信仰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希望能从学理层面开始探讨不同精神、信仰之间对话、理解、共在、甚至共融的可能性，由此参与为实现人类的“和谐”而铺平“心灵之路”这一重要行动。我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关键是要唤起越来越多的人们来关注、支持、并积极参与这种深层次意义上的灵性沟通。为了这种呼唤，我也才写了《宗教与文化》、《宗教理解》、《神圣与世俗之间》等著述。

　　用真实、真情、真诚拨动对方的心弦

　　《对外传播》：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问题，国外存在很多误解。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你认为如何才能加强沟通、减少误解，让世界知道一个真实的中国？

　　卓新平：中国的宗教信仰及其存在有其特点，我们介绍、交流不够，加之外国一些媒体的误导，因此在国外引起了一些误解和偏见。

　　其实，中国社会对宗教的理解和管理有着自己的独特历史，在许多方面对宗教的帮助甚至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例如，今天中国政府对宗教组织、个人的经济支持和帮助、政治关注和重视，许多国家都无法比。我们在2000年去美国参加“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峰会”时，曾向美国宗教界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就连一些美国宗教领袖都羡慕不已，认为美国政府根本就做不到这样。

　　历史上，元朝皇帝就曾给远道而来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的俸禄，使他们衣食无忧，安心传教。

　　所以，我们对外宣传中国的宗教情况，不能仅限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还应该从思想、文化、社会等层面反映中国宗教多元、多彩的身姿，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宗教状况。

　　在我们针对宗教问题走出去、请进来时，必须注意而且注重“宗教”本身的特色，而不只是其“政治”的“表象”。实际上，观察、了解宗教至少有信仰、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要是关注并研究其思想文化层面，因而可以超出“信仰”、“政治”之外来客观、中立、积极地研究，介绍宗教存在的历史、现状及其作用、意义。

　　《对外传播》：作为外宣工作者，你认为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和沟通？特别是宗教能为外宣和国际交流提供何种财富？

　　卓新平：进行国际交流和沟通应有鲜活、多元的姿态，而不能仅限于千篇一律的谈话口径、给人留下千人一样的死板面孔。这种交流除政治之外，要有多种话语、多样身姿，应更多提倡形象生动、丰富多彩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心灵、心理、精神层面的交流。除了“官方”态度，还应有“民间”态度，营造“大众性”、“文化性”、“互动性”交流氛围。

　　宗教在这些交流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产生广远影响。交流是一种心与心的相遇和沟通，必须了解对方、尊重对方、打动对方。因此，我们的对外交流和国际交流不能仅限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回答对方的提问，而应该走入对方的心田，以我们的真实、真情、真诚来拨动对方的心弦，产生积极的共鸣。

　　供稿《对外传播》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