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回应世界的召唤

　　中国佛教回应世界的召唤

　　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陈天麟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历经多次兴衰，到公元13世纪彻底在印度消失。可庆幸的是，佛教东传，大兴于华夏。中国不仅成为大乘佛教的发扬地，更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本文在回顾中国佛教2000年兴衰之经验以及世界佛教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之上，试图说明，培养中英双语人才，促进东、西方佛学研究的双向交流，是中国佛教面向世界、再创辉煌之关键。

　　两千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史说明一个现象，佛教兴盛的时代，正是佛教界与国外交往最频繁、最密切之时。从佛教传人中国到隋唐时期的600年间，国内佛教大德西行求法、中亚僧人不断来华弘法，佛教从无到有，传遍全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以鸠摩罗什、法显法师、义净法师、玄奘法师等200多名翻译家先后译出1475部佛经，约为6035卷，为佛教在中国的弘传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唐朝是中国政经及文化的鼎盛时期，其来临为中国佛教带来了黄金时代。随着中国与海外的频繁交往，国内外佛教界的相互往来也达到高峰。唐对邻国的文化影响深远，国外来华求法者比比皆是，日本僧人随遣唐使人唐求法最具代表性。与此同时，以鉴真大和尚为代表的中国高僧，为法忘躯，到国外传法，把汉语系佛教相继传人朝鲜半岛、日本以及越南等地。

　　然而，宋朝之后，由于实施锁国政策，佛教界跟外界的联系甚少，到国外求法者微乎其微，佛教的发展回归平淡。明清时期，佛学研究仅停留于烦琐的考证，佛学研究成果一落千丈，从未恢复昔日之辉煌!

　　由以上分析可知，闭关自守、抱残守缺，只能导致佛教的衰落；走向世界，交流合作，则佛教兴盛。今天，随着祖国对外开放，经济繁荣，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堪比盛唐，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刻正是中国佛教慎思再度发展的好时机。

　　近百年来世界佛教发展的趋势显示了西方学者对佛教知识的渴求。1881-1930年间，英国学者戴维斯于伦敦成立“巴利圣典协会”，开始出版与英译适合学术研究的巴利语圣典，标志近代佛教在西方传播和研究的开始。此举方便了西方佛教界和学者专注于南传佛教的学习与研究。近数十年更出现了跨学科的研究，将正念的应用引进精神疗愈的领域。

　　令人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汉语系佛教所保存的珍贵资料是一个很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文大藏经完整地保留了早期梵语系藏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藏外文献的数量远远超过人藏文献的数量，其数量之庞大，很难为外人所想象。这些著作都是历代高僧大德的修学心得，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还有，现代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丰，其水准并不比国际佛教学者逊色，价值极高。

　　基于汉语系佛教丰富的佛学研究资源，对中文资料的研究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佛学研究的焦点。可以预见，在新世纪，汉传佛教的研究和中国经济一样，将会一枝独秀。然而，推动东、西方佛学研究的双向交流，迎接国际汉语佛学研究热的到来，语言成为主要障碍。面对丰富的汉语系佛学研究资源，西方学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鉴于此，较可行的方法乃由中国佛教界培育中英双语交流人才，将价值极高的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让东、西方佛学交流的渠道畅通无阻，有助中国佛教面向世界。

　　中国佛教有识之士借鉴古代佛教兴衰之经验，通察世界佛教发展的趋势，抓住了对佛教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于2006年4月在杭州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这不仅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之间的交流，也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更令人高兴的是，今天我们大家又欢聚一堂，汇集对外交流的中英双语人才，推动国际交流人才的培养，意义重大。我坚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定能培养出大批中英双语人才，把西方好的学术研究规范和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使中国佛学研究与世界接轨。与此同时，我们有责任把珍贵的汉传佛教资料、佛学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便于西方学者对汉传佛教资料的了解、认知与运用。通过这种双向交流，共同切磋，把东、西方佛学研究与修持心得共冶一炉，长远来看，这不仅有助于东西方佛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而且对提升汉语系佛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无疑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世界佛教论坛将为中西学术与文化交流提供理想的平台。中国佛教将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走向世界，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