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伦理学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展望

　　杨明 刘登科：宗教伦理学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展望

　　[摘要]在理论上，宗教伦理学研究有利于伦理学与宗教学的学科发展；在实践上，宗教伦理学研究有利于宗教对话与人类道德困境的解决，有利于我国的道德建设，并有利于宗教本身的健康发展。近些年来，在佛教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伊斯兰教伦理学以及基于宗教对话的世界伦理构想等几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宗教伦理学的学科建设还未完全成型，其研究视野略显狭小，这些都有待拓展、完善。

　　[关键词]宗教伦理学 意义 现状 展望

　　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对而言，是有关宗教道德的思想、观念、学说，是为调整信教者与信教者、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神与人以及圣界与俗界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教义或信条。从宏观上看，宗教伦理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指处理宗教中人与神（上帝、真主、佛等）之间的关系的道德规范或伦理准则，可称之为“人神之道”；第二层次是指处理宗教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规范或伦理准则，可称之为“人际之道” 。通过这种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不可截然分开，可以这样讲，宗教伦理中的“人神之道”是世俗伦理的外在的异化表现形式，宗教伦理中的“人际之道”是披上了神圣光环的世俗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说宗教世界（神界）与世俗世界（人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宗教伦理就是不可或缺的津梁；如果说教界与俗界有着不可弥补的分别，那么宗教伦理就是两界不可推倒的一堵墙。

　　宗教伦理学以宗教伦理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教道德的起源、发展及其规律，研究宗教伦理关系及其准则，是由伦理学与宗教学相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

　　一、宗教伦理学研究的意义

　　1、宗教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宗教伦理学研究有利于伦理学的学科发展。

　　宗教伦理学研究既拓宽了伦理学的研究视域，又深化了伦理学的研究层次。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拓展其研究范围的过程。从对道德范畴的分析到对道德判断的演绎，从对道德修养的推崇到对伦理规范的倚重，伦理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主题、关切点的转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些伦理学问题的讨论经常涉及到一些宗教伦理范畴（如信、望、爱、四谛、善根等）与宗教伦理规范（如爱人如己、勿杀人、勿偷盗、去恶行善等），可以这样讲，伦理学的学科发展离不开对宗教伦理资源的利用，也绕不开对宗教伦理问题的研究。于是，伦理学界的学者越来越关注宗教中的伦理资源，宗教伦理问题也被纳入到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实，这个拓展研究范围的过程又是一个学科交叉、渗透的过程。宗教伦理学就是从伦理学与宗教学相交叉的学科视角来对宗教现象进行分析，对传统宗教的伦理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就一些伦理道德问题做具体、细化的讨论。可见，宗教伦理学研究，不仅从广度上而且从深度上，推进了伦理学的学科发展。

　　第二，宗教伦理学研究有利于宗教学的学科发展。

　　从神话宗教到人文宗教的内在演变，体现了宗教世俗化的进程。与宗教世俗化进程相适应，宗教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过程。19世纪下半叶，英国人麦克斯?谬勒提出了“宗教学”的概念，自此，研究者大多从宗教的发生学意义上，从宗教教派的教义、仪轨、诫命的角度来建构宗教学的学科体系。由于在当代社会，宗教的神性功能逐步式微，面对这种困境，各种宗教都力图摆脱传统的神话模式，发挥其伦理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伦理已成为宗教的超越层面的合理延伸。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论体现，宗教学研究在近些年出现了研究重点、热点的转移，宗教伦理学研究已取代宗教神性研究而成为当代宗教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显然，宗教伦理学的研究既拓宽了宗教学的研究视域，又深化了其研究层次，必定有助于宗教学的学科发展。

　　2、宗教伦理学研究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第一，宗教伦理学研究有利于人类道德困境的解决。

　　对工具理性推崇的过程是人类逐步摆脱神权的过程。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张扬使宗教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但宗教仍是影响当代社会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宗教伦理资源可为当前人类道德困境的解决提供一种有益的帮助。首先，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人际之间的冷淡、对立，乃至种族之间的杀戮都困扰着现代人。宗教中的一些伦理道德资源体现了宗教爱人利他的一面，如基督教“爱人如己”的诫命，佛教“平等慈悲、容忍布施”的理念，伊斯兰教“行善施舍”的主张，道教“齐同慈爱、异同成亲”的信条，这些宗教伦理思想可以为上述困境的解决提供资源。其次，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言，人类无节制的开发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佛教的缘起共生论认为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因果相继，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世界万物，宇宙中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与目的，基督教劝导信徒“要守安息日”，道教认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坚持“人法自然”的理念，许多宗教派别都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密不可分，这些宗教伦理资源经过现代转换，将会有利于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最后，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启蒙的祛魅让人失去了对神的敬畏，外在信仰的缺失使一部分人疏于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时，一些败德现象应运而生。宗教中的一些伦理道德资源，如“勿杀人、勿偷盗、勿撒谎、勿奸淫”，“洁净施爱”，都是一些高度自律要求，对现代人的人生修养有借鉴作用。面对种种的道德困境，一些人们将目光转向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各大宗教，试图从中寻求摆脱人类道德困境的资源、方法，这种尝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总的看来，推进宗教伦理学研究确实有利于为人类道德困境的解决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

　　第二，适合我国国情的宗教伦理学研究有利于我国的道德建设。

　　在现代社会，宗教为信徒设计天国生活蓝图的梦想遭到破灭，但宗教仍可为人们的尘世生活提供行为指南，后一种功能主要由宗教伦理来完成，所以，宗教伦理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维系信教群众的道德信念上，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第一，宗教伦理具有神圣性，宣扬信仰者的道德自律，对宗教信徒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第二，宗教伦理对社会伦理道德关系具有一定的维系和整合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宗教伦理可使信徒严格按照本宗教的道德律令和伦理规范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对提高宗教领域信教公民道德水平有较大影响；其次，宗教伦理可以促进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利于改善社会伦理道德关系；再次，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符合的宗教伦理，可以通过其自身对社会恶的现象的贬斥，和对善的价值的肯定，调节相应群众的社会行为、社会活动，进而调整社会伦理道德关系，这将有助于社会公德面貌的改善。

　　由此看来，推进宗教伦理学研究，挖掘宗教伦理中的积极因素，促进宗教伦理的社会功能的积极发挥，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是我国的五大宗教，这些宗教中的伦理资源庞杂多样，去除其中的神秘部分，挖掘其中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适应的内容，既成为宗教伦理学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容回避的领域。这种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的宗教伦理学研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辅相成，必将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第三，宗教伦理学研究有利于宗教本身的健康发展。

　　伴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更替，宗教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人类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的局限，原始时代氏族——部落宗教从内容上看，主要是把支配人们生活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超自然化而形成宗教崇拜对象，这种崇拜方式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上，就表现为人的生产、交往等等一切都要企求并归结为神灵，也就是说，氏族、部落的命运与所崇拜的神灵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见，原始时代氏族——部落宗教的存在与发展还处于蒙昧与盲目的状态。随着生产力水平与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宗教逐步理论化和体系化，形成了特定的宗教制度与祭祀、巫祝阶层，但统治阶级为了谋取本阶级的利益和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逐步使政权与神权联姻，使神权高于人权、人道，但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一经僵化就必然导致神权对人权、人道的否定，乃至宗教的迫害和带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战争。可见，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导致了宗教的专制主义，与世俗化进程背道而驰，在当代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政教分离已是大势所趋。

　　宗教伦理性的彰显是宗教逐步世俗化的外在表现。大工业生产以来，上帝或神灵的实体意义开始消亡，但人类仍需要道德价值意义上的上帝或神灵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认为，即使上帝不存在也要“赌上帝存在”。可以这样讲，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时代，宗教的伦理性发挥已成为宗教存在合法化的最主要理由之一，宗教伦理价值的凸显也成为人类对宗教的时代呼唤，甚至，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指出这个时代是一个“道德宗教”的时代。所以，宗教伦理学研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并为宗教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指导，也必将推进宗教本身的健康发展。

　　二、当前我国宗教伦理学研究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伦理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一些高校的哲学系宗教学系开设了宗教伦理学的相关课程，宗教学、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中已设有宗教伦理学的研究方向，一些宗教研究机构也将宗教伦理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宗教伦理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佛教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伊斯兰教伦理学以及宗教伦理学综合性研究等几个领域有较为集中的体现。

　　1、佛教伦理学研究的现状

　　佛教是在我国长期具有较大影响的一个宗教派别，近年来我国佛教伦理学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业露华先生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张怀承先生的《无我与涅槃——佛教伦理道德精粹》（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董群先生的《禅宗伦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月清先生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学界也发表了大量的佛教伦理学论文。一部分论文从佛教的教义戒律研究入手，分析佛教伦理的结构层次，探讨其理论基础，并对南传上座部、藏传佛教、天台宗、净土宗的伦理思想进行具体研究；另一部分论文则挖掘佛教的生态伦理、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内容，着眼于佛教伦理的现代转换与当代价值。总之，近些年是佛教伦理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

　　在台湾，佛教伦理学的研究也很有特色。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的释昭慧法师撰写了《佛教伦理学》，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写就了《佛教规范伦理学》，这二本专著是当代台湾佛教伦理学的原创性和代表性著作。同时，以释昭慧法师为代表的宗教人士也以佛教伦理学为理论依据对器官移植问题、动物权利问题、受虐儿童现象、代理孕母的伦理争议问题、生物的多样性与环保问题等，展开讨论，提出建议，并发表了数量较大、涉及范围较广的论文。从实际效果来看，台湾的佛教社会运动与佛教伦理学研究相互支持，其结果就既净化了社会风气，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准，又提升了佛教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水平。

　　2、基督教伦理学研究的现状

　　随着史丹利、葛伦斯的《基督教伦理学导论》（1992年由中华福音神学院发行）和美国学者坎默的《基督教伦理学》（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被译成中文，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基督教伦理学研究。2002年，德国学者卡尔?白舍客教授的《基督宗教伦理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在国内的出版，再一次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继续关注。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发表了不少基督教伦理学研究的论文，在此基础上，编撰了两本基督教伦理学论文集，一本是由四川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编撰的《基督教与中国伦理道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另一本是由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编撰的《基督教学术——宗教、道德与社会关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在这两本论文集里，研究者们分别从基督教伦理的特征、基督教伦理的形上理据、基督教伦理学的学术定位、基督教生态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对解决当前道德困境的价值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3、伊斯兰教伦理学研究的现状

　　相对于佛教伦理学研究、基督教伦理学研究而言，我国的伊斯兰教伦理学研究还比较薄弱。伊斯兰教伦理学专著以杨捷生女士的《伊斯兰伦理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为代表。在这本专著中，作者运用摩尔根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了伊斯兰教伦理的起源、伊斯兰教伦理革命，运用比较伦理学的方法，解释了不同宗教伦理学体系及各体系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并指出伊斯兰教伦理的哲学基础、构成和实践。近些年来，多种刊物、杂志刊登了数十篇伊斯兰教伦理学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内容涉及到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形成的文化背景、伊斯兰教伦理的基本特征、伊斯兰生活伦理的启示、伊斯兰教伦理的基本内容等多个方面。

　　除了对世界三大宗教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外，我国学界还对道教等其他宗教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研究，如四川大学姜生先生的《道教伦理学引论》就是一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4、宗教伦理学综合性研究的现状

　　除了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具体宗教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外，许多学者还着眼于宗教一般，对宗教伦理学展开了综合性的研究。

　　我国学界对宗教伦理学综合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吕大吉先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第二阶段主要是指新旧世纪转换的十余年间，在此期间，一部分学者将宗教与伦理纳入到文化视域中考察。在第一阶段，吕大吉先生最早、最为系统地探讨了宗教与伦理的关系，他的专著《人道与神道：宗教伦理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在该书中，作者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指出宗教与伦理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都由经济基础决定，体现出明显的对称性，因此，宗教与伦理就其自身而言都不能成为对方的根据和源泉。在第二阶段，以王晓朝、万俊人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将宗教与伦理纳入到文化视域中考察，指出二者都属于文化，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二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方式具有差异性而已，所以，二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王晓朝教授进一步指出，在文化视域中，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信仰是宗教的核心；道德的归宿是信仰，但宗教信仰不是道德的惟一宿主；宗教的功能系于道德，但宗教道德不能取代宗教信仰。 在后一阶段，宗教伦理学总论性的专著没有出现，但有两本学术论文集需要关注，一本是由罗秉祥、万俊人主编的《宗教与道德之关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一本是由张志刚、斯图尔德主编的《东西方宗教伦理及其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这两本论文集收录了当前伦理学界、宗教学界学者的一些代表性的宗教伦理学论文。在这一领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部很重要的宗教伦理学工具书，这就是由罗国杰先生主编的《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宗教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以伦理学的理论框架对不同宗教的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资料丰富，立论准确，有力地推动了宗教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围绕着宗教对话而阐发的全球（普世、世界）伦理构想，也推动了宗教伦理学的研究。1993年8月－9月，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上，各宗教团体与领袖讨论并签署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一《宣言》以及孔汉思等宗教界人士的著作，都致力于探寻一种基于宗教对话的全球伦理，并认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人类就无法生存，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宣言》与论断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我国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就基于宗教对话的全球伦理构想展开了讨论，并形成了不少的学术专著与论文，比如、万俊人的《寻求普世伦理》（2001年由商务出版社出版发行）、何光沪与徐志伟主编的《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卓新平主编的《宗教比较与对话》（200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刘述先的《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1992年由立绪文化发行），等等。

　　三、宗教伦理学研究的展望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宗教伦理学研究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整合力量、深入研究。

　　1、宗教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尚未完全成型，还需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在研究视阈上需要拓展。确立一个合理的研究视阈，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宗教伦理学作为伦理学与宗教学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边缘性学科，其研究视阈不是纯伦理学的，也不是纯宗教学的。然而，我国目前的宗教伦理学研究往往较多地局限于宗教学领域，只把宗教伦理作为宗教的一个属性、一个部分。因此，当前的宗教伦理学研究必须突破单一学科的界限，寻找宗教伦理学研究的新视域。

　　其次，宗教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亟待完备。宗教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何？宗教伦理学的研究任务为何？宗教与伦理的关系是什么？宗教的伦理性与伦理的宗教性又是指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讨论。特别是宗教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主张宗教是道德的基础，即道德是需要上帝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宗教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认为以宗教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必将会背离普遍伦理倡导者的最初意愿，而最终导致教条主义或相对主义 。而宗教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绕不开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所以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2、现有成果的研究视野略显狭小，应加强宗教伦理的多层次、宽领域、跨派别的研究。

　　宗教伦理学的研究视野仍显狭小，并有待拓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佛教伦理学、伊斯兰教伦理学、道教伦理学的学术专著相继出现，几部国外的基督教伦理学专著也已被译成中文。这些论著大多从对各大宗教的戒律、信条的挖掘入手，试图为各个具体宗教的伦理思想做体系化的论证。不过，这些宗教伦理学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宽广，仍可从以下两个层次加以拓展：首先，可从理论层面来阐发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的关系、宗教的伦理性与伦理的宗教性，论述宗教伦理的基本特征与结构层次；其次，从实践应用层面来阐发宗教伦理对当代现实问题的启发意义与借鉴作用，比如在制止宗教战争、促进世界和平、维护宗教自由等方面的作用。

　　3、应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伦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促进了宗教伦理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实证主义和信仰主义曾经是影响宗教伦理学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对事物本质的研究只能是对感官所感知的对象的纯经验、纯直观的描述，真正的科学必须是能用经验予以实证的学问。实证主义对宗教伦理的实证性研究，无疑历史地推进了宗教伦理学的研究，但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必然导致对自身主张、理论的抛弃，陷入怀疑主义、不可知主义。在信仰主义者看来，任何宗教伦理学研究都不能否定和危害宗教的教义或信条，只有怀有虔诚之心才能把握宗教伦理的真义。这种方法强调了真正的宗教体验是宗教伦理学研究的根基所在，但体验的随意性、个体性却导致了宗教伦理的主观化，直至虚无化，这样，宗教伦理学研究就摈弃了理性的思考与评判，也就不再是科学的研究了。可见，上述这两种方法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宗教伦理学研究的深入，但也存在种种的缺陷，因而，宗教伦理学研究在总体上仍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宗教伦理学研究的科学指导思想。宗教伦理资源纷繁复杂，宗教伦理学研究又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而，宗教伦理学研究尤其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这种科学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可帮助我们正确地对待宗教伦理资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而深入地推进宗教伦理学研究。

　　综上可见，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宗教伦理学研究都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宗教伦理学研究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在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视野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所以，在新的世纪，学界应抓住宗教伦理学发展良好机遇，广泛吸取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资源，深入挖掘，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宗教伦理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