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共建多元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

　　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共建多元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

　　——在第三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上的发言

　　2009年7月2日于阿斯塔纳

　　学诚法师

　　尊敬的大会主席：

　　尊敬的世界各国的宗教领袖们：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共建多元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

　　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世界文化和人类信仰多元化现象日趋凸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人类已然成为一个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共同体。今天，世界人类必须同心协力共同应对诸如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能源短缺、资源匮乏、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共同化解诸如种族间的冲突、宗教间的纷争、国家间的对峙、文明间的隔阂等人类现实的危害和潜在的威胁。同时，席卷世界各国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某种特定文化的全球化或某种特殊文明的全球化。相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自身文化或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可能被边缘化和均质化的严重忧虑以及对自身文化或文明日益深刻的认同和持守。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受到了日益广泛的抵制和反对。

　　这种认同和持守，这种抵制和反对，是对多元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人类精神家园本来就应该是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的！因为这样才符合今天世界人类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单一的文化或文明由于对地球资源的同一利用方式，必将使人类陷入日趋严重的冲突和对立，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也阻扼了人类无比丰富多样的精神需求，掩抑了人类精神家园的勃勃生机！“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诗句。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核心。不同的宗教信仰根植于不同的民族生存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结构和不同的价值观念，构成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人类多元化的宗教是多样性的文明存在的主要原因。由此，多元宗教间的和谐共处构成人类多样性文明和谐共处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汉斯·昆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则没有宗教和平。”“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则没有世界和平。”[1]

　　和谐世界从和谐宗教开始；和谐宗教从对话和合作之中产生。缺少对话，各宗教以及各教派间就会有更多的误解和冲突，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日益加剧，从而丧失世界各大宗教的伦理本怀。没有合作，各宗教以及各教派间就无法凝聚起人类在数千年中形成的智慧，以共同应对当代全球性的各种危机。我们深深懂得世界各大宗教在终极信仰上存在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事实。但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能否认宗教交流和合作的必要性，相反它更凸显了这种交流和合作的极端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各大宗教在终极信仰上存在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事实本身，正说明了人类精神需求的丰富多样，她们构成了多元和谐的人类精神家园的逻辑前提。宗教领袖们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呼唤世界各大宗教的信徒们乃至全人类在这种差异性和独特性的事实面前，坦诚相待，彼此宽容，相互欣赏，达成共识。为达致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创建并完善各大宗教及不同教派之间加强对话、密切合作的机制和平台。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发起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代表会议就是一个世界各大宗教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增进了解、促进团结并推动世界人类共同繁荣进步的良好平台和有效机制。我们衷心希望这一平台和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深厚文化及成功实践，可以为当今世界如何超越不同宗教在终极信仰上的差异并达致多元宗教和谐共处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儒家（或儒教）、佛教和道教在数千年漫长历史中和谐共存于中国社会。以北宋为例，中国传统宗教——儒、释、道三家，呈现出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共同为社会稳定和人民福址贡献智慧的良好局面。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吸纳佛教禅宗的心性论和儒家伦理性命的观点，使道教完成了由外丹术向内丹术的转变。他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先以神仙命术诱其修炼，次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遣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2]此后宋代三教合一的趋势日趋凸显。道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则把三教合一作为创教的明确宗旨，故而在全真教中儒释道三教教主受到并列的推崇，谓“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而三教的重要经典《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一同被列为全真教的主要经典。他说：“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3]宋初佛教天台宗大德智圆也明确系统地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北宋时期佛教界三教合一思潮的展开。智圆说：“尝谓三教之大其不可遗也。行五常，正三纲，得人伦之大体，儒有焉；绝圣弃智，守雌保弱，道有焉；自因克果，反妄归真，俾千变万态，复乎心性，释有焉。吾心其病乎，三教其药乎！矧病之有三，药可废耶？吾道其鼎乎，三教其足乎！欲鼎之不覆，足可折邪？”[4]智圆视人类社会为一个需要治疗的病者，而儒、释、道三家皆是治病良药。而作为儒家在宋代发展的宋代理学广泛吸收佛教和道教心性本体论、宇宙生成论等理论，在儒家基本教义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与创新，形成了新儒学。极大地推进了儒学的发展，使儒学更加系统化、完善化和哲学化。这在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创新儒学的过程中得到生动而全面的体现。邵雍甚至曾穿着过道装[5]。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宗教儒释道三家之间相互吸纳、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欣赏，共同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址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现象也引起世界上众多宗教学家的关注。保罗·尼特说：“这种宗教多元性和共存性不仅标志着，而且也丰富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以生动的实例体现了荷兰天主教神学家施雷贝克仅仅在理论上宣称的思想：世界诸宗教联系在一起，比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能表现出更多的真理。中国的宗教差异性如何丰富其文化的例子对其他国家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6]

　　中国宗教的这种现象也说明：宗教可以超越在终极信仰上存在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实现和谐共容，进而最终超越其外在形式的差异，成为可以彼此融会的精神力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食粮，让世界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宗教徒都可以汲取所有宗教的智慧成果，丰富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缓解并最终化解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危机。

　　实现和谐共容的人类精神世界，需要各宗教付出恒久的努力。1993年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宗教会议，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表达了全球宗教界对于建立全球伦理的统一诉求，其伟大意义在于通过宗教对话寻找到了各方在价值观上的共识，即“黄金法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7]已经迈出了重要而可喜的一步。如果更进一步，使宗教智慧真正成为相互融会的精神力量，在精神领域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容”，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通过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实现和谐共容的人类精神世界，将是各宗教为世界永久和平共同做出的伟大贡献。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在对话中相互学习，在合作中彼此信任。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应该是开放性的学习型对话。开展对话的目的，并不是劝说其他宗教的信徒皈依本宗教，也不是弥合信仰层面的差距，产生一种新的统一的信仰；而是通过从其他宗教那里学习，加强自身的信仰，同时也可以让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也能分享到本宗教智慧之光。诚如圣雄甘地所说：“培养对其他信仰的宽容，会使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正确的认识。”“我一贯祈祷，让基督徒成为更好的基督徒，穆斯林成为更好的穆斯林。对我来说，这是真正的皈依。”“我要对印度教徒说，你们的生活不会完整，除非你们虔敬地学习耶稣的教诲。我的结论是：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不论属于什么信仰，只要虔敬地学习其他信仰的教诲，就会使胸怀变得开阔，而不是狭窄。”[8]美国后现代思想家约翰·B·科布(John B. Cobb)也认为：“我们希望通过向他们学习来丰富我们的生活，纯化我们的信仰。当然，我们同时也贡献出在自己传统中被认为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9]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开放性的学习型对话，将对各宗教之间的思想交流和融合具有决定意义。中国的经验再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隋、唐、宋时期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如上所述，中国宋明时期的儒者们创造性地消化和吸收了佛道二教的宝贵思想，发展出宋明理学。而佛教和道教也在吸纳和圆融了其他两大宗教的基础上因应时代需要得以继续发展。

　　各宗教还应在对话的基础上加以合作，携手共同面对人类的苦难与问题，只有进行相互信任的合作才能更好地共同承担全球责任。正如保罗·尼特在《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中所说：“宗教间会谈必须面对人和大地日益深重的苦难，把它背后的伦理问题作为最紧迫的议程。……苦难具有普遍性和直接性，这使得它成为确立宗教间相遇的共同基础的最合适也是最需要的地方。”[10]二十一世纪的宗教，不仅要鼓励信徒们追求彼岸世界的幸福，并以此终极关怀作为道德伦理的根基；同时也要鼓励信徒们积极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苦难与苦难者，将此岸的奉献与彼岸的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

　　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代表会议，各宗教都将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向其他宗教坦诚学习，以更加信任的心态与其他宗教通力合作。经过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各宗教将实现相互宽容、相互融会，进而达到和谐共容的状态。

　　我们相信，世界的明天一定可以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谢谢诸位！

　　【参考文献】

　　[1黄铭译：《超越对话——走向佛教－基督教的相互转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保罗·尼特著、王志成译：《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多信仰对话与全球责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P.1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