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文明对话

　　全球视野下的文明对话

　　2005年11月，受长江商学院“后EMBA'’模块培训项目特邀与杜维明(新儒家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教授)、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围绕着“人文精神与企业管理之道”，展开了一场跨学科、跨领域的“全球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再次阐发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宗教中“和”的内涵及与文明依托的关系。

　　长江EDP项目“后EMBA”模块的学习打破了以往的授课方式，创新性地融人了一个小型学术对话，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着“人文精神与企业管理之道”，三人与全体学员展开了充分的互动与交流。很多学员认为，在聆听每位教授的独立授课之时，安排这样一场管理学、宗教学和儒学的跨学科、跨领域的对话有利于学员从实践的角度融会贯通地理解所学到的知识，拓展思考问题的视野。

　　现将此次精彩对话实录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对话嘉宾]

　　项 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叶小文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新儒家代表人物

　　[主持人]

　　方向明 长江EMBA首期班学员，三联《竞争力》杂志社主编

　　[方向明]

　　长江商学院创办三年，可以划分为三个高度。第一个是企业的高度，长江商学院最初创办的时候，参照西方商学院管理课程创建了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显然，长江商学院没有停留在培养职业经理人的层面。接下来，项兵院长提出“新洋务”战略，希望以此能够把长江商学院的发展，构筑在为“中国培养一批世界级企业家”的层面上来。应该说，这是长江商学院做出的第一个高度飞跃，从企业的高度变成了产业的高度，而这个产业的高度又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产业的高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资源的整合。现在，我们看到了项兵院长又提出“人文精神是商学院的灵魂”，这个高度又是从一个产业的高度开始过渡到一个时代的高度。三年跨了三步，这是项兵对长江商学院的一大贡献。

　　今天，长江商学院很高兴请来了两位在社会科学领域优秀的学者，杜维明教授和叶小文局长。与各位“后EMBA”学员共同反思中国社会目前人文精神缺失的问题。下面请叶局长从国家的角度，讲一讲人文精神的重要性。

　　[叶小文]

　　应主持人的要求，我从一个曾经是学者、现在是“官员”的角度，来谈谈“从人文精神看管理之道”的所思所看。我认为，讲人文精神，要关注中国文化“和”的内涵，这应该是一个日久弥新的“新的视觉”；讲管理之道，要研究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这可能是一个高屋建瓴的“高的角度”。

　　纵览世界发展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和强盛，不仅是经济繁荣，必有一定的文化、文明为其依托。而宗教文化在构成这种文化、文明依托上，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的盛唐以儒释道文化、文明为依托。中世纪阿拉伯帝国以伊斯兰文化、文明为依托。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还有文化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西方的大众文化中往往有一个全民的宗教(基督教)作为其联络民众情感精神的核心。因此，康有为曾主张，中国要强大应提倡“孔教”。现在的一些“新儒学”家们仍持此论。章太炎则认为，中国要强大应倡导佛教。还有人提出要“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

　　我们今天倒未必要以什么宗教去代替民族文化，但不能缺少这种深刻的人文危机的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精气神。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或者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老想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就难以融入全球；或者在学习西方时又老忘记中国文化的人文关怀的传统和根脉，我们就难以走在前列。

　　[方向明]

　　刚才叶局长说，他认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一个“和”字，接下来请杜维明教授谈谈，儒家思想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 ·

　　[杜维明]

　　儒家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五常”。

　　“仁”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同情，同情的观念是从一个人对他最亲近的人开始，比如说家庭有一种感情，这个感情能不能扩大；“义”是公正的意思；“智”是智慧，我们常常把智慧和知识混为一谈；“信”在儒家传统里指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靠信。假如没有“信”，社会本身根本没办法存在。孑L子认为“信”是社会赖以存在的伦理价值。

　　在“仁、义、礼、智、信”这几个价值中，“仁”是最具涵盖性质，其他价值要和“仁”配合起来，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如果有“勇”而无“仁”，“勇”则变成匹夫之勇；如果有“礼”而无“仁”，礼就变成形式主义；如果有“义”而没有“仁”，那“义”就可能变成非常苛刻的一种困苦，如果有“智”而没有“仁”，“智”则成为小聪明。

　　此外，仁爱的“仁”字又跟做人的“人”有密切的关系，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仁”的价值在儒家传统里面涵盖性最大，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但是其他的每一个价值，也都能够丰富“仁”的内涵。

　　[方向明]

　　杜教授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用五个字归纳出来了，请问叶局长，杜教授所讲的儒家的“仁爱”和西力·基督教所宣传的“博爱”之间有什么差别?

　　[叶小文]

　　西方的基督教讲“信、望、爱”，三者是合一的。中国基督教主要领导人、神学家丁光训认为，在基督教中，爱是第一位的。基督教是讲博爱，就是储存爱，爱一切人。基督教的“信”是第二位的。

　　[杜维明]

　　这一点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我们知道，墨子讲“兼爱”，比较接近基督教的“博爱”。在孟子和墨子辩论的时候，墨子说：“你对一个路人的爱，应该表现出与爱你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的爱”。孟子就说：“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原则，要求人都要那样做，那就等于你对你的父亲和对任何陌生人一样，感情非常淡。”所以，孟子讲求差等的爱，即你的爱有差等，是慢慢地向外表露。

　　不过，有差异不等于有歧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孟子不不讲要爱所有的人，但是要“推”——由“亲亲”而“仁民”乃至“爱物”。

　　从思维方式上看，儒家的差等之爱是一种外推，是以自身与亲的关系作为基点的，是一种爱的逐渐扩张，是在保持“亲亲”之爱基础上的扩张，而不是一种内敛式的爱的递减，否则，就会走向“为我”，由此可见，儒家的差等之爱，是不具备可逆性的。儒墨的差别是一种普世之爱与差等之爱的区别，它们反映倒不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相反，它们倒构成了文明发展史上“先进”与“后进”的两个阶段。因此，儒家的爱有强和弱、有近和远、有亲和疏、有浅和深。在此意义上看，儒家“仁爱”的观念可能与基督教“博爱”的观念有相当大的差距。

　　[叶小文]

　　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孟母为了教育孟子，就经常搬家——“母教一人三迁居”。如当孟家紧邻集市，小商贩们整天扯着嗓子高声叫卖，孟子在集市里耳濡目染，也模仿着商贩们吆喝起来。孟母感到这种环境只能造就斤斤计较的小商贩，决定必须搬家。但是《圣经》教导基督徒要爱自己的邻居，他说要爱自己身边的人，爱人如己。《圣经》希望别人做什么，基督徒就应为别人做什么。“如果一个人和邻居没有正当关系，说明他和上帝也没有正常的关系”。

　　[方向明]

　　叶局长提到的例子非常有趣，实际上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你所要的，你也应该给人家。譬如说，我得到了上帝的恩宠，我得到了福音，我有责任把这个恩宠传递给他人；我觉得好的，我要传给别人。相反，儒家的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希望得到别人强加给我的，我也不强加给他人。对此，我们可以深入讨论一下。

　　[项兵]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想强调一下美国经济的核心是什么?

　　第一，人人都是“经济人”，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然后，每个人不停地自我优化，在优化的同时也会给社会作出不同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搞清楚，为什么西方社会的这种自我优化能给社会带来贡献?其原因在于有民主、法律和制度等约束。不过，我们应该清楚，优化本身也是一种歧视。因为优化实际上是一种筛选的过程，可以接受的筛选是竞争，而不可以接受的筛选则是歧视。

　　在经济范畴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依靠竞争的关系来协调与解决，这已经成为人人可以接受的交流方式。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文化领域，不同文化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爱会分成多种方式?为什么爱就一定要分开，这可不可以从一个经济的角度给予考虑?

　　另外一点，发达国家强调私有资产及其绝对不可侵犯，唯有如此社会才能得到优化，激励机制才能够起到作用。在此基础上，西方社会建立起了一个个伟大的商业机构，能够把许许多多经过优化的人集合起来，将各自的聪明才智都集中起来，形成1+1远大于2的效果。

　　如今，中国社会正在建立起一套私有产权制度，希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形成人的自我优化。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伟大的商业机构，来进一步优化每一个社会人。因此，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让西方国家强大起来的商业机构，其基石是什么?是西方的基督教么?

　　[叶小文]

　　项兵院长指出，西方社会在经济范围内是竞争的，是不断优化的，但基督教的伦理又提倡“博爱”，对于这一矛盾，我是这么理解的：这种矛盾正是文艺复兴以后在西方社会形成的一种精神。新兴的资产阶级必须冲破所谓的欧洲封建主义的桎梏，让资本抓住一切可能赚钱的机会。为此，资本家之间又不得不相互拜访、相互合作与交流。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个强大的商业机构，它是“文艺复兴”以后一种资本崛起的冲动。

　　[杜维明]

　　如果往前看，思考世界的发展，确实可以对这两个观点认真思考一下。一个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另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对为了世界的文明对话，或者说发展一种和谐的国际社会，哪一个原则更根本?哪一个原则更可行?

　　[姜光亮]长江EDP项目“后EMBA”学员，江西建亨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会减少很多摩擦，避免冲撞或者产生矛盾I而“己所欲施于人”则会把人欲望淤积在一起。

　　[周代春]长江EDP项目“后EMBA”学员，长江EMBA三期学员，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在我看来，这两个原则其实表达了一样的道理。虽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观点，但中华民族古时强盛的时候，也知道把自己的文化向东亚地区传播，也是认为别人要向中国学习，也要施于人。当今世界美国比较强大，要改变伊拉克。事实上，谁做世界老大，谁都想施于人。如果我没有办法施于别人，自然也希望别人施于我。于是，就需要划清界限。因此，我觉得这是本质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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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可以分享两种原则的思想呢?我的想法是，在物质上的分割可以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处理；而精神分享上，我非常愿意用“己所欲施于人”的原则，这样的话世界会更加和谐一些。

　　[?]

　　我想问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世界宗教大会的最底线道德是吗?基督教我不太清楚，但是从儒家的思想来说，讲“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实际上都是讲自己，因此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是先要利己，后利他。

　　[方向明]

　　项兵院长把有关人文方面问题的讨论拉到经济问题上去，引起了很多的思考。事实上，我们讨论人文实际包括两个基本问题：“义”和“利”。那么，我想请问项院长，“义”和“利”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项兵]

　　这个问题还是杜教授回答最为合适。刚才的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在经济上，西方人会接受优化。但在爱的方面却会“博爱”?

　　另一个问题是，西方真正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文艺复兴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产品，最主要的还是产生了伟大的商业机构。这些商业机构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了今天西方社会的强大，并一定意义上击败了很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可目前，中国企业也在关注“术”方面的问题，依靠的都是市场营销、财务、物流等、但拥有了这些，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出现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这与西方社会的精神基础、文化基础是不是相关?西方的商业机构的文化基石是什么?

　　[方向明]

　　项院长的问题问的非常到位，在我看来，解释这些问题需要梳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和五千年的中国思想到底是什么?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候，同时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强大?

　　那么，接下来请杜教授为我们梳理一下中西思想史的变迁。

　　[杜维明]

　　按照我的标准，儒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传播大概经过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大概从先秦开始到两汉期间。

　　孔子和儒家的关系很有趣，实际上他并不是儒家的创始者，在孔子之前已经形成了很多的儒家传统思想。从孔子到汉代，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儒家从曲阜的文化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内，儒家在中华大地变成了潜流(非主流)。特别从魏晋之后到唐代，几百年间儒家被边缘化了。直到11世纪，大概是唐末宋初开始，儒家又重新复兴。

　　[方向明]

　　从两汉到宋明之间，即唐代兴旺时有另外的一种思想迅速在中国开始传播，是叶局长最为熟悉的。

　　[叶小文]

　　正像杜教授所说，这段期间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儒家的学说淡化、弱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两汉时期，人们开始研究宇宙。后来到了魏晋时期出现玄学，玄学为刚刚传人的佛教在中国扎下根来，提供了理论上的土壤。那一时期知识分子们谈空论有，说玄讲妙，蔚为风尚。而就在这时，中国思想开始有了较大的转折，就是由宇宙论向心性论转变，人们由极为关注外在的宇宙而转向内心。当时的佛教是最擅长于研究心性的，因此，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大发展的阶段，出现了中国最本土化的宗教派——禅宗。它主要是讲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后来儒家大量吸取了佛教、道教的心性论思想，在原有理论框架基础上，发展出来宋明理学。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应该说是中国心性论发展到了极致的表现。渐渐地，儒释道趋于合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杜维明]

　　11世纪开始，儒学一开始复兴，便从中国走了出去。影响了越南、朝鲜和日本。这个影响非常深入，也非常全面。从11世纪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儒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播，更被很多学者称之为东亚文明的体现。

　　但是，东亚的儒学文化圈不是中国儒学的一根而发。到了日本，与武士道和日本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变成日本儒学；到了韩国，发展成了韩国的儒学；到了越南，发展成了越南的儒学。

　　我举一两个例子就知道它的复杂变相了。

　　记得多年前在北京，有位先生说他很讨厌儒学，但是他能够发展儒学，因为儒学是爱国主义，发展儒学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我对此反驳到，越南的儒学家都是认同越南文化，儒学在越南也发展了它的爱国主义，越南的爱国主义就是反华的，对中国文化也进行了非常严厉地批评。

　　[方向明]

　　为什么儒家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突然开始、甚至是彻底被解构了呢?

　　[杜维明]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简单说，是儒家的人文精神被西方的启蒙所代表的人文主义精神取代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和传统中国社会，特别是满清以来的小农经济、家族制度、权威政治形成了千丝万缕之缘。在社会层面，这种勾结也引起了很大的不满。我们知道，西方社会最核心的价值是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所以，当在受到这种西方现代文明冲击后，一方面儒家被解构，另一方面也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也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认同上面受到的最大的挑战，如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事实上，西方国家先是坚船利炮，才是制度、理念与思想的进入，二者加起来的冲击才对儒家形成了解构。从本质上看，今天的我们仍处于一种被冲击震撼的局势之中。如今，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正在慢慢地把我们在文化上受到的扭曲，受到各种征战以后的心态慢慢摆平。

　　[项兵]

　　我有一个顾虑，我们把西方经济定义成“歧视”，宗教上的“博爱”使西方社会实现了一种平衡。回头看看亚洲，把西方社会经济领域的歧视和竞争都吸收进来，但宗教方面的内容却没有吸引，我想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隋。

　　以香港为例，1975年的时候，街上的香港人一百张面孔中，80％以上都是笑脸。那时的香港人没有太多的文化，我把他定义为“快乐的猪”。1995年以后，我到香港科大讲授财务课程，再一看，大街上一百张面孔已很少有笑脸。早晨七点钟起来，晚上九点半回家。虽然香港人的财产增加了，但也不快乐了。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把香港人从一只((／陕乐的猪”变成了一只“不快乐的猪”。

　　我的比喻可能破了一点，但有它的道理。后来有一个香港的学生问我：“项教授，你必须承认在物质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发展。1975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房子是150平方米，现在是350平方米。”我对此反驳到：“我说那只不过是猪圈大了点，改变不了我的顾虑、我的担心。”

　　在我看来，亚洲国家或地区的问题就在这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亚洲国家在“术”的方面成就不错，也有一些亚洲企业练就了自己的“镇山之宝”。但另外一个社会平衡机制是缺失的，这是我最大的顾虑。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没有灵魂的“钱虫”，香港是这样，上海也正在走上这条路。我不知道，亚洲国家的社会照此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样子?

　　[方向明]

　　项院长刚才所讲，我的感觉是一个“乱”字，叶局长也认为现在是心乱，又是一个“乱”字。事实上，现在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中国人的内心更加丰富。现在的中国社会中有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还有马列主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我们内心的精神非常多，但哪一种精神都只有一点点。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全盘西化；第二个问题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否能够站得住?这是两个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三位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

　　[杜维明]

　　我能够了解项院长的忧郁，但我没有这样悲观。有一个观念叫“心灵的积习”，指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还有起积极作用的一些因素。如果从全球来看，这些因素不仅使得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都比较成功。什么意思呢?

　　在西方文明之外，包括西欧和美国能够成功地转型到现代化，正是因为他们的很多根源性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看东亚社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及中国(特别在沿海一代)，虽然吸收了很多西方的现代化的标准，但在东亚社会所体现的文化形式却与西方不尽相同。这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所以说可以有东亚形式，有日本的形式，有中国台湾的模式，有中国香港的模式，有中国内地的模式。各个不同的区域，有澳门、香港、广州一带的模式，也有北京、上海模式。

　　如果与伊斯兰社会比较，我们更可以理解东亚的转型为什么会成功。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社会的发展深恶痛绝，它们走的是纯粹的反原教主义，形成了真正的抗衡，二者皆伤。反观东亚，即儒学文化圈的地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所做出的回应，现在看来这个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别的忧虑呢?

　　这个忧虑基本上在中国内地。如项院长所说，就是聪明才智。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以后，77、78、79三届大学毕业的社会精英又上山又下海。在他们身上，最好的、最坏的、最复杂的、最简单的全都的事情都经历过，他们能够掌握任何游戏规则。假如他们确实成为真正纯粹的经济“动物”，纯粹的杀手，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可言，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祸害，甚至是全球的祸害。如果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构筑自己的新理想，这是中华民族的福音，也是世界的福音。这个时间，现在还很难说究竟如何，如果在大的环境来看，我在这方面比较谨慎乐观。这是因为对中华民族和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他们心灵的积习深受儒家文化心灵积习的影响。

　　为什么这样看呢?

　　我们再看看“积习”。虽然“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是不可想像的，但在人们心中，“法”和“礼”，乃至西方的“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就是个人主义和团队精神，这些方面的价值还在相互作用。在1979以后，商业大潮进入中国，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精神，中国社会变成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的社会，则市场经济也是绝对不能发展下去的。但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把原来在心灵里所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文化资源和伦理的资源彻底破坏，那下面就是非常危险的。

　　[项兵]

　　对杜教授的观点，我也是乐观的，但是我觉得目前乐观的基础一定要通过学者的弘扬，尤其从企业家做起。因为企业家掌握很多的资源，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弘扬的价值观到底又该是什么呢?

　　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么?刚才大家也提出了疑问，“中”现在到底是个什么“中”，这已经全都搞乱了。那么又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么?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反对任何先人为主、画地为牢的做法，那都是非常狭隘的自我中心论。在长江商学院，我反复对同学们提到，美国如此强大，但谈美国式管理已经太狭隘了，这就更不用谈中国式管理了。因此说，至少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目前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画地为牢”。企业家一定要知道目前我们所学到的和看到的只是一个小圈圈，我们一定把这个小圈圈的变大。

　　不过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也不知道将来的模式会是什么?

　　[叶小文]

　　项兵院长提出来他有一种担心，在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学西方学到“一切向钱看”的毛病，大家变成了经济动物。杜教授说他没有那么悲观，我们还有心灵的积习，我们还有一些根，我们还有儒家的传统。沿着二位教授的观点，我再做一点补充。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中华民族要自立、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有自己文化的中流砥柱和文化基础。面对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宗教亦呈增长趋势。这种景象，是“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充满了生机，令人一则以喜；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人心浮躁，潜伏着不安，令人一则以忧。

　　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

　　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应该包括并不逊色于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我们新时代新中国的“文化复兴”。

　　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里，认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特性，着力弘扬它契合时代的智慧，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这应当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应有的作为。

　　由此说开去，就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有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大作为，要有推动世界文明建设的大贡献。

　　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界文明的现状，立即看到，曾经盛极一时的“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遇到了很大的困扰。当代新保守主义的确盛行于基督教“普世化”的大势中；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则的确孕育和发展于伊斯兰复兴大潮中。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自我中心主义、西方至上主义的思潮连绵不断，“单边主义”也就“理直气壮”地招摇于世。在此同时，与之相抗衡的“恐怖主义”也会相伴而来。美国以基督教文明和美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作为其推行单边主义的文化基础；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则企图利用伊斯兰复兴浪潮为其文化背景。“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其实是在对立和对抗中各执一端；其共同的实质，都是要以自我为中心，都要求对方绝对服从自我，我方必欲取而代之。冤冤相报何时了?它们都有自身的困扰和危机。当然，我们不会因人家的不幸而幸灾乐祸，但也要敏感地看到，人家“文明依托”错乱的危机，正是我们“文明依托”构建的契机。讲“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这个契机也是一种机遇。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和谐离不开世界的安宁。就像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必须为世界作贡献、为世界所接受一样，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依托”，也应该为世界作贡献、为世界所接受。

　　这个“文明依托”，是“新儒学”，还是其他某种与现代相契合的传统精神?有待深人研究。

　　[项兵]

　　我个人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境界还要拔高与超越。长江商学院创办之初，我们提“中西贯通”的办学思路，但大家可以发现长江现在不这样提了。我们对老祖宗充分地尊敬和尊重，对所有的西方人充分地尊敬和尊重。

　　中国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多元化，无论是那个国家的人，在香港、上海住着都越来越舒服。中国人和美国人打交道没有任何问题，中国人和伊朗、伊拉克人打交道也没有任何问题，儒家和基督教没有任何问题，这都是中国人的优势。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主流的宗教，我们倒可以把这看成一个优势，是中国人“集天下之大成”的能力。长江弘扬社会责任感、弘扬人文关怀，我们认为同学们的善是无可置疑的，但也需要更多的人去弘扬，更多的人关注。

　　[杜维明]

　　我从十几岁开始对儒学有兴趣，摸索了40多年。如果说儒学有进一步的发展，那现在看我可能走了一条长江商学院的发展策略。现在慢慢地谈，我发现了很多契合的点。

　　儒家文化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又从中原文化的主流变成东亚文明的中心。但是一百多年来，儒家完全被边缘化、被解构，以致到了一无所有。如果从伟大的轴心文明来看，不管是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还有希腊的文明，没有一个轴心文明经历过儒家这么样悲惨、坎坷的命运。

　　我们回头看看“五四时期”，正是因为有一批杰出的知识精英，怀有救亡图存之痛，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最严厉、最彻底的批判。因为儒家文化经过如此严峻的考验，所以它以前的那些包袱——地方的包袱、小农机制的包袱、家族制度的包袱——实际上都已经卸掉。往前看，如果儒家文化还有生命力的话，它是有扬起的勇气和制度基础的。

　　那么，在当今社会，如果儒家文化有“第三系”(前两系为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从中原文化的主流变成东亚文明的中心)的发展前景的话，那绝对不可能只在中国或者东亚地区，它一定是世界性的。如果要有世界性的发展潜能，那儒家文化就绝对需要有全球的势力。不过，儒家文化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根源性问题，而这可能是一个大的问题。

　　我在昆明出生，在台湾长大，大学毕业到美国念书，到了1978年才第一次回国。在这期间，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如果在中国内地，儒家传统没有发展的生机，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就是流亡。儒家在母国不能发展，它绝对不可能有旺盛的全球生命力。

　　[周代春]

　　请问杜教授，如果中国内地的儒学不能够复兴的话，会是什么样?会不会是一种文化的流亡?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杜维明]

　　1980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呆了一年。这一年，我和1977、1978、1979界各个学科的很多大学生接触得非常频繁。那个时候我反复问他们两个问题：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能不能发展?儒家最核心的价值，在中国能不能够进一步地发展?

　　得到的回答有很多是肯定的。1985年，我在北大上过关于儒家哲学的课，其效果更令我对儒家的前景相对乐观。我发现，虽然学生们反传统的力量很强，要彻底消除儒学，但是在做人、讨论问题等价值取向方面，儒家的因素太强了。

　　很多人说到过北京、台北还有东京以及越南后感觉，这个文化圈里人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或基本理念基本相同，但又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文明有所不同。虽然儒家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这也说明儒家向前发展的前景是比较好的。

　　怎么样培养文化能力?怎么样培养伦理智慧?怎么样能够积累足够的社会资本?这是我们大家要关切的课题。这个课题中间有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什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表面上中国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核心的信仰，但如果我们现在一定要掌握一个核心的信仰，会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儒学、基督教，还是其他的?我认为，以我们现在的资源，把人文关怀作为一个大的取向，各种不同的宗教能够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对话，这样发展的力量就非常非常大。

　　[方向明]

　　显然，杜教授的想法是，我们先不要谈儒学的复兴，也不要谈什么样的宗教为本的问题。中国社会应该把自己文化的胸怀都敞开，把很多东西先包容起来。然后，各种文化之间平等地对话、平等交融，尊重对方，发现对方的精华，再把这些精华提炼，最终能够达到一种不同的文化的和谐的相处。

　　刚才三位教授说的都是“和而不同”的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很深，杜教授能否再详细地讲一下“和而不同”的概念呢?

　　[杜维明]

　　“和”是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

　　“和”就是煮一锅汤要有各种不同的佐料，要有辣又要有咸，还要有甜。表面上看是冲突，但如果能够配合起来，慢慢地做，可能就是好汤。音乐要有各种不同的乐器，有的是木，有的是竹，有的是金，有的是石头。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是你把各种不同的乐器合奏，它才能够成为交响乐。绘画使用一种颜色不行，一定要有各种不同的颜色，才能够真正地绘画，这才叫“和”。

　　所以“大同”是“和”，“大同”就是不同。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和”一定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结构，其实不然。“和”如果是从上到下，上面说了算，这绝对不是“和”。在《中庸》里面讲“和”不是找一个折中，更不是去找所有的极端。“中庸”就是在一个我们能够控制的环境之中，把所有的最积极的条件发展到最极致，这个“和”的观念非常难达到。

　　“和”一定要多元。例如，在政治问题上，如果只有微小的声音，其他的声音不能发，绝对“和”不了。如果是领导下死令，你不能置疑，就绝对不能“和”。“和”在《易经》里面讲就是，真正“群龙无首”是最高明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体现他们的价值，没有一个首，但是他们之间所达成的默契配合就是“和”。另外，任何一个“和”的社会，一定有一个反馈系统，一定能够自我调节、自我批评、自我改进。

　　所谓“学”是什么意思呢？

　　在《论语》里面，孔子说只有两个人在好学，一个就是严朴，他最好的弟子。另外就是他自己，说他自己好学，这个意思就是很深刻，人永远是在学习和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创造的过程中。

　　从历史上看，美国有世界上难得的学习文化。美国在最初建立的时候，整个《宪法》都是从法国大革命里面得到。杰斐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向德国学习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知识。二战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美国从一个学习型社会堕落到一个教头。所谓堕落的意思就是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成功，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尊严都发展得非常好，美国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向任何其他国家学习。在某一方面看，这是美国人的责任或者他的理想；但从另外一方面看，这对美国人学习的灵魂是有伤害的。

　　中国未来的发展，在解决两岸问题、少数民族认同问题和宗教问题等能力方面，都是对我们创建和谐社会、学习文明发展的力度和智慧的考验。如果对这些问题都能处理得好，中国的确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学习文明，真正的和谐文明。否则就变成一个口号，甚至变成一个控制的模式，因此说，在创建一个伟大的学习文明的社会过程中，我们的心境和气度一定要大，要能够包容很多文化。事实上，这也是儒家文明和现代文明能不能结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这层意义上看，我非常欣赏长江商学院现在的精神。但这种精神不能完全变成一个策略，要变成一种承诺也是非常难的。

　　我在美国与很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交流，他们现在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个人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后，下一步追求的意义是什么?因此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已经成功了，下一步我们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显然不能从扩大企业的利润的角度来考虑。利润扩大以后，下一步怎么走?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领导的艺术是什么?

　　我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大概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与世界各国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通过这样的交流能够与其他的组织互相学习，这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

　　[?]

　　我想请问杜教授，西方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竞争讲求优胜劣汰，人与人之间讲“博爱”。那么，中国该如何处理市场社会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我们的不利呢?

　　[杜维明]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矛盾。发达国家在讨论商业企业时，会画一个十字架的表，包括自由、平等、效益和社会凝聚力四个方面内容。显然，如果自由度扩大，就会出现不平均；如果过分地强调效益，社会的凝聚力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过分强调安定、凝聚力，效益就会受到影响。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

　　记得很早以前，我在哈佛的康桥与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交谈。他说想了解一下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情况，希望了解美国的资本家，但他也承认对宗教毫无兴趣，不希望了解任何关于宗教的问题。我说：“好，我们下午再谈，你现去到康桥转一下。”下午他回来的时候，他惊讶地对我说：“康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教堂。”我的回答是：“你如果对宗教不了解，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美国社会。”

　　另外，民主是美国很重要的价值。但是在大学、宗教组织和跨国公司，还有情况下都是不民主的，都依靠另外一套机制保持各自运作。这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现实。事实上，美国社会拥有很多的资源，依靠不同资源共同运作才能够形成一个协调发展的体系。相反，如果我们只把西方当作一个资本社会，那我们就不可能了解它。

　　看看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只有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资源，而在人文、宗教等领域，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源。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些领域内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是可以开发的。只不过这个过程比较艰巨。

　　[项兵]

　　我的疑惑是，人文关怀与宗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宗教才会有人文关怀?

　　[杜维明]

　　儒学中就提倡人文关怀。

　　[施永敏]长江EDP项目“后EMBA”学员，长江EMBA首期学员，精裕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叶局长说，中华文明是一个“和”的概念，我们可以兼容，这是原创性思维的一个很好的土壤。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虽然在国外生活国，或在跨国公司工作过，理解并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我们还是带着很浓重、深厚的一个传统的烙印，同家人、朋友相处，传统的精神里面还是在影响着你。因此，像我们这样的很多人，个体本身就有西方和东方传统理念的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不断地对话与升华，我们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原创性的思维。

　　[杜维明]

　　我完全能够认同你这个评论，所谓原创性的思想能够从中国出来，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期待。

　　[金麒]长江EDP项目“后EMBA”学员，安吉天地汽车物流有限公司CEO

　　我想请教杜教授，讲人文精神是非常高尚，也是非常和谐的理想环境。那么在一个真正的商业环境中，什么样的企业或者怎样的企业领袖，才能够真正体现出“仁、义、礼、智、信”，或者说是“博爱”精神?怎么样的人文精神是商界中可以实实在在看得到的成功典范?

　　[杜维明]

　　其实，人文精神是整个经济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例如，经济学的开山祖师是亚当·斯密，但我们现在只知道他的《国富论》。但是，亚当·斯密写的很多书都是关于道德情感问题，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政治家，而不是现代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学家。

　　达尔文主义所考虑优胜劣汰的模式和美国古典经济学派有很多密切的关系，我们称之为“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认为哈耶克也基本上沿着这条思路。哈耶克在台湾讲学的时候，我是他的翻译，一起朝夕与共了十几天。给我的印象是，因为哈耶克是奥匈帝国的贵族，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传统文化。所以，他的一个观念就是叫做精神贵族对象。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如果没有人文精神，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学。他在《自由宪章》书中指出，如果是纯粹的自由市场，它的运作规律不可能按照理性的规律来理解。因此，自然性规律中间的很多最基本的价值必须通过其社会性体现出来。比如说对于言论的尊重，对法律、公信度、透明度的尊重。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市场经济是根本搞不起来的。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500强，他们中的很多企业都属于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这些跨国公司的CEO在参加讨论时，如果你有机会私下与其讨论就会发现，利润、经济的发展都不是他们现在考虑的重要问题。正如项院长所讲，他们考虑的问题大概都是和广义的人文有关系。

　　像日本的索尼、丰田和韩国五个大财团，现在都在中国支持文化事业，这也是我们很难想像的。比如说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北京论坛”，全部由韩国的高等教育基金资助。而这些高等教育基金是一个大财团的组织，每年提供一百万美金组织“北京论坛”，没有任何条件。韩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要用文化的方式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发挥它的影响力，韩剧整个是一个大策略。美国也一样，不晓得投入了多少大的资金来发展文化事业。现在中国才刚刚开始，最近中国教育部通过了建立孔子学院，仿照德国歌德学院的形式，希望将对外汉语教育上升至文化，而不只是语言。

　　[?]

　　我想请问杜教授，我们也谈到，各种宗教在未来可能出现融合的问题，那么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如果中国希望更好的发展经济，我们这一代或者说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是不是要信教?

　　[杜维明]

　　从东亚地区来看，信仰“神道”和“佛教”的人基本上也都接受儒家思想，因此像中国、日本是神道、佛教和儒家三个传统思想占据主流位置。即使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日本的基督教也没有想像中的那样蓬勃发展，目前日本的基督徒大概占人口的3％左右。台湾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因为蒋介石是基督徒，因此在蒋介石影响力的很大时期，台湾五院院长都是基督徒，部长大半都是基督徒。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台湾基督教的人数却停留在3％～5％，并没有增加。韩国目前基督教的发展比较快，信仰人数大概是30％～40％。但韩国最大的宗教还是大乘佛教。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至少是在东亚社会，很多的宗教都是和平共存。

　　至于中国的情况，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曾在全国各个地方做过一项调查研究，其研究结果和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叶局长所说一样，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有信仰的，但是中国人的信仰不是所谓的一般信宗教，而完全是以信仰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民间，人们的传统信轮回，信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一些中国社会的精英，也信命运、信风水、信八字，从起名字到升官发财，人们信各种不同的东西。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正是这个：如果这样的人数非常多的话，社会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信仰、信赖、信任、信念等观念的分散，会使得各种权威宗教的、政治的、学术的和社会的权威——的凝聚力不够，中国目前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一个社会能够维持，是要依靠各种健康的权威，即法律有法律的权威，警察有警察的权威，政府有政府的权威，企业有企业的权威，学术有学术的权威，否则便容易孳生腐化等问题。

　　例如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信仰是民间宗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民间的信仰。如果民间信仰的机制能够得到正常地运作，社会的公信度能够建立，各种不同的权威能够相对地稳定，整个社会就能正常地发展。而如果民间宗教遭到破坏，那么连传统中维持一个家族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如祭祖或者对父母的关切，都可能松散甚至丧失，导致没有信仰和信赖的问题，这就是非常危险的结果了。

　　[方向明]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最后，我们首先请叶局长谈谈今天对话的感受。

　　[叶小文l

　　今天讨论的中心是“人文关怀”。我得到的启发有两点，第一点，人文关怀的基本目标——心平气和，和气生财。第二点，人文关怀的基本要求一一不尚空谈，要有原创。

　　首先，人文关怀的基本目标－－心和气平，和气生财。

　　竞争，是效率的载体。但良性的、可持续的竞争，要有人文的支撑。仅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去发展，是初级的、难以为继的竞争。人，要有人的终极关切；社会，也要有社会的终极关切。现在世界企业的500强，他们的强盛是靠竞争成功的，但他们要巩固住自己的强盛，无疑都希望进入“心和气平，和气生财”的境界。

　　我想引述四个不同的人的“人文关怀”：

　　一位先哲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一位牧师说，上帝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不是要让他们争吵不休，而是要让他们相亲相爱；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不是要让彼此对峙冲突，而是要让彼此团结和睦。

　　一位僧人说，和平，和平，和平，和睦也，平等也。初一者人与人之间无分族类国界信仰，皆和睦相处平等相待；次一者人与自然环境一切万物，皆和睦相处平等相待；再一者人与天地鬼神，皆和睦相处平等相待。

　　马丁·路德·金有过一个梦：有一天，黑人儿童能够和白人儿童情同手足，携手并行。

　　可见，人文关怀的内涵，都是以“和”为贵。其中都包含“爱”，但未必一定是“以爱至上”。因为“和”比“爱”更根本。可以不爱，但不一定就要非此即彼，必欲除之而后快。可以不爱，但不可以不和。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一个心胸狭窄的灵魂，总是把不同视为对立，将差异变成仇敌；而对于一个襟怀博大的精神来说，不同意味着多姿多彩，差异包含着统一与和谐。当然，因求“和：而致“爱”是更高的境界，即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的境界。

　　其次，人文关怀的基本要求—一不尚空淡，要有原创。

　　人文关怀要有原创，这是热切的期待，是迫切的需要。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往往充满了生机，但也常有共同的危机，即所谓“礼崩乐坏”。因此，维持社会的发展，需要有创意的人文关切。我们的共识，这个人文关切应该是——“和谐”的境界。但“和”的本身，只是开头－－一个重要的、对意境营造的开头。

　　“和”字本义，源于音乐，从龠从禾，最早指古代的一种笙管乐器。“龠”乃象形，表示一组管子组合在一起，可以同时发出多样而又相融的声音，其意就是“和谐”，而本质在“不同而和”——“不同”才能“和”，否则就只能是“齐”(齐唱、齐奏，千人一面、万人一腔)而已。在音乐审美的经验层面，齐唱和齐奏的效果远不及“和”。就文明构成看，“和”还只是一种状态、一种局面，而不是终极价值。和谐之美，深究起来，需要每根笙管保有各自的乐谱和旋律。

　　今天的中国的文化复兴或文明依托，还匮乏作为人生导引、民族精神的乐谱。这就需要我们继承和改写过去的乐谱，并以新创制的声律替代。否则纵然有一根根可以奏响的不同笙管，也有倡导和谐效果的优秀指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意愿，却仍有可能出现“无音相和”的空谈。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面对西方源自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的人文理性与基督教文明，中国的文化复兴，无论儒、释、道民间传统，还是天、基、伊外来宗教，无论是过去所谓“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主张，抑或是 “新儒学”、“人间佛教”的探索，都值得去关注，或有所取舍，或有所借鉴。但往下看来还是不得不呼唤自我的乐谱，也就是呼唤本土的作曲。

　　长江商学院从人文精神谈管理之道，呼唤人文关怀，是个好的开头。万事开头难，但更难的是往下深入，是写好自己的乐谱，拿出自己的原创，唱好自己人文关怀的“长江之歌”。

　　[方向明]

　　最后，请项兵院长对今天的对话做总结发言。

　　[项兵]

　　今天与两位大师对话，我所有的问题都集中于经济和管理方面，但显然，经济、管理与社会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必须从整体角度去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更深刻地探究经济。长江商学院作为一张白纸，如果能够画得好，也许可以为中国商业社会的发展贡献一些人文精神的火种。在这一点上，长江商学院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为此，我想提出三个课题，也作为长江商学院今后在人文精神传播方面所重点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与非经济之间，两个大体系如何交叉。目前，中国社会匮乏人文关怀、匮乏敬畏之心，这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在经济方面存在经济优化，但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发展过程可以证明，优化的方式差别很大。那么在非经济方面，每一典型国家、几大经济体系与国家体系是如何实现经济与非经济的交叉呢?二者是如何交融促成和谐社会的发展呢?“和”既是一个学术的问题，也是商业社会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问题之二是一个商业机构凭什么伟大，成为世界级。美国通用电器依靠价值观实现整合，成为全球最好的企业；德国西门子靠流程独步天下，同样做到了世界最好的企业。因此长江商学院希望研究明白，全球不同国家的不同伟大企业，其文化和精神基础到底是什么?与宗教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到底哪种比较好?中国的儒家思想能不能担当这个大任，为中国伟大企业的诞生提供一些基石性的思维?

　　第三个题目是，未来5年到10年，中国要走向强大，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梦想，必须出现一批伟大的中国企业，否则民族复兴是不可能实现。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企业家而言，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才可能整合全球资源呢?未来5年到10年，中国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企业家，才能引领中国企业成就世界级梦想的企业，这是值得我们好好考虑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战略方面的。刚才我简单地提了一下，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乃至军事，这几大体系的交叉，能不能产生一个新的战略的构想，来提高我们的思维境界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至少我希望，中国的顶级的企业家不仅要了解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博学，了解我们的诸子百家。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了解西方文明。例如古希腊文明、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及美国民主等。我们需要搞清楚，在每一个重要的时期，到底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伟大机构?到底产生了什么宗教?到底产生了多少伟大的领袖?这些领袖人物在各自的时期如何做到“取势、明道和优术”的?这是我最为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搞清楚，历史上的这些精粹不仅在当时起到很重要的影响力，哪些在当今社会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又会如何影响未来呢?这些是任何一个大企业家都必须要了解的，都必须要掌握的。要超越我们现在的希望，从更高的战略角度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

　　长江商学院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今天的“人文精神与企业管理之道”论坛是第一步，我们希望就以上的三个方面大问题逐一研究下去。在长江大家共同切磋、交流与学习下去。借此机会，非常感谢两位大师抽出这么多的时间，和我们近距离地面对面的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