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佛教文化的发展

　　贵州佛教文化的发展

　　贵州的佛教自唐朝始，牛腾是将佛教传入贵州的第一人。牛腾的足迹虽无以细考，但可靠资料记载，唐朝的黔东就有沿河县的福常寺（永佛寺）和常乐寺，还有万山的弥勒寺。邻近黔东的有遵义的香山寺、岑巩的鳌山寺、酉阳的永和寺。到了宋朝，在沿河有沿丰寺，思南有华严寺和城子寺，印江有西岩寺。　　梵净山区的佛教虽有自乌江、沅江（辰水）逐步向核心区纵深的过程，但在金顶区域修建草堂石殿，也当在宋末时期。仅新金顶的十五世纪的摩崖石刻就明言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如果，我们将这当着梵净山金顶寺宇第一次重修的史证，那么，梵净山西线上护国寺的出土石雕佛像就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次重修的真实性。当代著名高僧、贵阳黔灵山的住持大和尚慧海就曾多次阐释梵净山佛教文化的渊源长远及其在贵州、西南佛教史的重要历史地位。当他主持举行黔灵山弘福寺开山300年庆典的时候，他曾坦言，弘福寺自有其300年的创业艰辛与丰功伟绩，但它又不能同梵净山比，因此时，梵净山寺宇的重修就已达430年矣。明朝的梵净山佛教是典盛时期。一座山，四大皇寺，四十八座觉寺，呈众星拱月之寺庙建筑群。其庞大的规模，恐怕难有二山能比。四百年前的皇帝下召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碑巍然屹立，不去管他太后牵头，太监、侍郎督办重建的记载，也不论其气势宏大与艺术高超，单就那记载的众多奇观异景，令人不知所措，难寻踪影，就足以证明今古之差距。列在九龙池之前的“天心池”、“金沙池”当在何处？标在太子石之后的“青阳石”、“金子石”又在哪方？“叠经台”、“炼丹台”和“献果山”、“凤凰山”与今天的称谓又有几多异同？今人连落款的天字寺宇“天林寺”建在哪里都无从知晓，这就足见当年梵净山佛教典盛期有多么的宏大辉煌。　　梵净山佛教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思南府志》、《铜仁府志》就不乏土官土酋热衷奉佛兴寺的记述。如12世纪中叶，少师思国公田佑恭的《墓志铭》就盛赞田佑恭“或舍良田，或立浮屠，或铸洪钟，或建宝藏”。田氏80岁于1154年寿终正寝，后人又“乃为祠堂于水东梵宇”。《铜仁府志》则载：“倿佛者朝谒名山，号称进香。往往结党成群，携老扶幼，此风他省亦间有之，近日惟吾铜尤盛”。可以说，佛教是黔东北地区世俗的普遍信仰。人们普遍信奉观音，供奉观音，在相当多的农家，都将观音之名写上了神位。在口语中也多有菩萨之词，赞美某人心慈善良是“菩萨心肠”、“活菩萨”等。土家族人就为求幼子易长成人，为其专制狗尾佛帽，且成为一种盛装。在许多地名中，就不乏大圣墩、观音山之词。特别是活跃在广大农村的阴阳道士，几乎成为一种职业，在学校兴起之前，他们就是地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人。无论谁家死了人，特别是老人，都会请他们去做道场，颂经祈福。这些人大多有佛教的法号，有手抄或版印的经书。人们祭奠亡灵，重要是送亡者进入西天净土，或保佑后世平安。由于此信仰之风的盛行，也才在广大城乡有很兴盛不衰的香纸业。在铜仁，“过社”是一大很浓的习俗，其内容也是为死者烧钱化纸，求其灵在西天安宁，庇佑后代。　　还可以这样讲，由于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一种心理境界——梵天信仰。不可否认，佛教向善、悯生、救苦的核心价值观对人们的影响十分深刻。黔东人许多性格特质都有这些普世性的印痕。比如动土要择日，砍树要烧香，对古树奇石倍加保护，或者呼“保爷”或者“干爹”，每节都去焚香挂彩。这种敬重自然、尊重自然的心理境界，不能不说和我们倡导的科学发展关联紧密。又如敬神先敬牲，杀猪宰羊祭祖敬神，但必在杀生之前有一番仪式，不仅要烧香纸，还必画符念咒，表明其必然与不得不为之。不杀耕牛，不食养狗宠猫，以及供奉牛头等，都是佛教悯生的菩萨心肠在发挥作用。

　　又如宽宏大量的心理也深受佛理之影响。宽大为怀是佛教的重要原则。黔东人坚定坚韧而不矜持艰涩，宽容包容而不纵容形容，这都与梵天信仰有关。多民族共处，相互之间的交流融合，以致汉土苗侗难分你我，不分伯仲。杨应龙能在梵净山藏生，号军能在这里建立江汉王朝，最后一支太平军能在梵净山生存，黔东根据地的红旗能那么红艳，这都离不开黔东人民的宽容照应。梵天作为一种信仰和心智，其源流长远，其影响也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