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鞋试论唐文化对于阗的影响
由鞋试论唐文化对于阗的影响
竹下茧子
序言
众所周知,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1990年对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调查,其成果奠定了西域佛教美术史的基础。一个世纪后的2002年,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预备调查队发现了堪称世纪大发现的壁画,是获取西域佛教美术史研究方面新见地的重要资料。但是,即使将壁画及斯坦因发现的文字资料综合起来,依然不能明确丹丹乌里克遗址的特性及准确的年代。
丹丹乌里克遗址遗址分布着许多文物,其中有许多现代中国也很常见的凉鞋似的履。本论文将焦点对准这些凉鞋似的履,介绍一下为什么古代中国称之为鞋。丹丹乌里克遗址散落着许多鞋意味着什么,并通过与周边地区的比较来阐述一下当时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情况。
1,「鞋」的概要
2005年实地调查时收集的鞋(?页图34-19),现存情况是,底部全长24.1cm、最大宽度10.7cm、厚度7~8cm,基本不成形。鞋的底部是用动物皮作的,帮部是用纺成绳状的羊毛作成的,底部和帮部用另一种绳(好像是骆驼毛)缝在一起,延长出来的绳在上部,两根打成结。鞋的中央部没有羊毛绳,是空的。在这个空间的后部有一个圈,通过前面过来的绳固定。脚尖处的三根绳本来是包住趾尖,起固定作用的,但是发现时绳结已散,看不出原形。
这只鞋是在被称为CD-1的住居遗址内收集的,2006年考察时也发现了同样的鞋子。斯坦因在楼兰和敦煌也发现了此类鞋(1),而且,吐鲁番博物馆收藏唐代「麻鞋」(2)也属同样结构。「麻鞋」是从阿斯塔娜北区106号墓出土的,长26.5cm,宽7.8cm,高5.3cm,全部是用麻绳作成的(3)。尽管它们材质不同,但形态和构造相同,说明同一形式的鞋子在西域地区曾被广泛使用。这种鞋子只在西域有所发现,中原地区没有出土,所以就误以为这是西域特有的,其实它是中国传统的履,下面我要就这一点加以论述。
2,履的形式与「鞋」的文献记载
履的形态大致可以分为覆甲履和带鼻履两种(4)。覆甲履是将趾尖包住的封闭形履,主要在北方使用。带鼻履是像凉鞋一样的开放形履,带有鼻翼,脚固定在底部,主要在南方使用。根据古代中国文献中对履的记载,履有多种样式,有必要对『释名』中关于「鞋」的记载加以特别论述。
『释名』释衣服中是这样记载的,鞋解也著時縮其上如履然解其上則舒解也(5)。鞋在穿着时上部收紧,就像履一样,上部一解开,便松开了,可见,所谓「鞋」是意味着「解」的履。「鞋」看上去像是覆甲履,通过系紧带固定,从机能上讲是带鼻履。在丹丹乌里克采集到的图34-19(?页)履从功能上看就是带鼻履,『释名』所叙述的「鞋」正是指这种样式的履。
3,从造型美术看鞋
中国自汉代以来,墓葬美术中就有穿鞋的人物出现,可以列举的有咸阳市杨家湾出土的西汉彩陶俑、邓县南朝墓出土的画砖中的人物、唐代韦贵妃墓壁画献马图中描写的胡人等等。另外,贞观时期的作品,敦煌第220窟内维摩变下部有穿着加冕服的皇帝图,旁边就有头戴盔甲、脚穿鞋的皇帝侍从,尽管是石窟寺院里的造像,但是也在反映了中国传统墓葬美术发展的供养者之列。像吐鲁藩出土的『仕女图』及永泰公主墓的宫女图等,唐代女官们也穿这样的履,但是属于阿斯塔那104号墓出土的「线鞋」类的绢制履。这种绢制履不具备『释名』所说的上部收紧的功能,所以是与「鞋」完全不同的东西。敦煌第220窟内侍从的履上有许多纵线,而唐代宫女的履是没有花纹的,看画像就可知两者构造的不同。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北魏时期的石棺上面刻的人物像,身着官服并穿着鞋。同为北魏时时期的作品、现存于波士顿美术馆的宁懋石室线刻画上的门神像,由于脚被画线的履所覆盖,所以也是穿着鞋的。除此之外,唐龙朔三年(663年)铭刻的道因法师碑座上面,线刻着身着盔甲脚穿鞋的武士像。
除了墓葬美术外,在佛教美术中也能见到穿鞋造像。大英博物馆收藏得敦煌绢本神将像,脚被纵线所覆盖、趾甲可见绳结,这应该也是鞋。穿鞋的神将像在日本也有,「东大寺戒坛院厨子扉绘」上的神将像、大安寺的多闻天立像、东大寺所藏的十二世纪的作品「俱舍曼荼罗图」上神将像的一尊、以及「净琉璃寺吉祥天扉绘」的多闻天像等等都是。在着甲穿鞋这一点上与道因法师像碑座是相同的,可以说是受了墓葬美术所表现的门神传统的影响。从造像上看,鞋是侍从、游客以及武将等身份比较低的人的履。
4,鞋的起源和传播
尽管鞋的实例主要是在非中原地区的西域地区出土的,但中原地区有许多穿鞋的造像,所以说它也是中原地区比较普遍的履。古代社会,履也和服装一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履的样式会反映出传统及气候的地域性。而且,中国古代文献『释名』中有关于鞋的记载,汉代的古例中也可见造型,所以,说它起源于中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着鞋的造像,起源于中原地区,而后传到敦煌及日本等周边地区。中原地区的造型美术中可见着鞋像,而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壁画以及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并不见着鞋人物像。同为西域,敦煌及高昌地区有着鞋像,于阗地区和龟兹地区就一例都没有发现,如果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的话,因该说鞋是中国的传统履,以中原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传播。
5,唐代于阗接受外来文化
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了大历十六年(781)及建中七年的汉文文书,因此可以认为这里在唐代是很繁荣的地区。
进入中国西域始于汉武帝,到了唐代,实行了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的重大举措。也就是说,到了公元7-8世纪,唐王朝对于西域的文化影响进一步加强了。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曾经接受过唐王朝的册封(6),那么,唐朝的文物及生活用品不断涌入于阗国也是不难想象的。丹丹乌里克出土的文物中,中国的传统履「鞋」、汉文文书、刻有「官」字的木制盘等许多反映唐文化流入的文物。
但是,观察迄今为止发现的壁画和佛教雕刻,却看不出丹丹乌里克的佛教艺术中有丝毫的中国式。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壁画是7~8世纪的作品,这一时期,随着唐文化的急速扩张,西域开始受其影响。根据斯坦因发现的汉文文书记载,唐代有护国寺,是以虔英、宝明、法进、道超、惠达、惠云等中国僧人为主的寺院(7)。在丹丹乌里克能看到唐文化的影响以及唐僧在此居住,佛教美术中却丝毫不见唐式美术形式即中国样式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在吐吐鲁番等西域东部很早就受到中国样式的影响,随后波及到西域西部(8)。库木吐拉石窟的第73窟和79窟,有中国样式的供养者像和比丘像,锡克沁石窟出土的塑造菩萨头像中可见明显的中国样式。这种中国样式出现在于阗和龟兹地区是公元八世纪以后的事情。七世纪以前的库木吐拉石窟里内的造像的上眼睑是画有浓线的西域风格,而七、八世纪正好是一个分界线,由于外来影响,这一时期在风格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观察丹丹乌里克出土的造像,其人物像的上眼睑画有浓线,服饰及主题也保留着西域风格,如果它是八世纪的作品,那就是在有意识地排除不断涌入的中国风格,极力保护自己的风格。但是,既然已经接受唐朝的册封,要排除中国样式是很困难的,所以,将其看作七世纪以前的作品是很自然的。
结束语
笔者以中国传统的履-鞋-为线索进行了考察。丹丹乌里克有大量的鞋存在,说明这里的日常生活吸收了中原的物质文化,也曾经实际使用过。但是,丹丹乌里克的佛教美术中却不见中国样式,可见它们不是唐文化流行的八世纪的作品,而是创作于尚未接受中原影响的七世纪之前,关于其具体年代还需要进一步商榷。丹丹乌里克出土的资料为尚未公开的西域美术史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将西域美术史系统化将是今后100年的研究课题。
注
M.Aurel Stein,“Serindia”Oxford University,1921
『吐鲁蕃博物馆』(1992年)84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1辑(1972年)109页。
宫本势助『乡土史研究讲座第15号 民间履誌』(雄山阁、1933年)5页。
关根真隆『奈良朝服饰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74年)268页。
丛书集成初编『释名』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83页。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中华书局、1975年)6235~6236页。
魏长洪『西域佛教史』(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122页。
上野照夫「西域的雕塑」(西域文化研究会编『西域文化研究第五 中部亚洲佛教美术』、法藏馆、1962年)。上野先生认为,中国样式波及到了库车及和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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