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话中的三个重要问题

　　宗教对话中的三个重要问题

　　作者：高颖

　　目前，宗教对话蔚为显学，但宗教对话中有三个重要问题值得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是：宗教对话何以可能、宗教对话是否必须、宗教对话走向何处？

　　宗教对话何以可能

　　1984年，托马斯•齐亭神父邀请全世界主要传统宗教的精神导师齐聚一堂，包括基督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当时，他们没有做记录，没有发传单，没有录像。实际上这个聚会几乎完全是秘密的。后来纳特奈尔•迈耶裴编写了一本题为《共同的心：内部宗教对话的体验》，才将此事昭示于人，并对齐亭神父的举动给予了肯定，他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说后结构主义者，对这种对话的可行性是深表怀疑的。他们认为跨文化的深度对话是不可能的，宗教对话尤其不可能。但肯•威尔伯说“齐亭神父的这次伟大之举不是拿一些经典来对话，而是邀请了一些活生生的人。结果那次对话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比如关于什么是终极实在等问题。各位大师分别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操着不同的语言，个人经历也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还是就宗教的内部体验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达到了共识，既有对共性的认可，也有对差异的肯定——这说明有意义的宗教对话是可能的。”

　　这是否意味着在文本的层面进行对话是不成的，但在人的层面，如果面对生命本身，就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学界大量的跨文本的阐释岂不是成了无源之水？或者说这件事并非意味着对话在文本层面没有可能，只不过在人的层面更为深刻？笔者倾向于后者，理由有三：

　　第一，如果在文本的层面宗教对话没有可能，那么“翻译”这个生活事件便不可能存在。宗教无论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统统不离当下。离开当下的宗教，只能是逃避，不可能得解脱。当下是人的直接经验，换句话说，人只能生活在直接经验中。间接经验必须转化为直接经验才能进入人的现象场。正因为如此，宗教经验和最普通的经验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其差异在于内容，不在于性质。既然操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就日常经验进行转译—— 一个说英语的人能够让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人听懂他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说宗教经验是不能交流的。在文本的层面，宗教经验的确差别很大，因为它是用完全不同的文字记录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翻译是不可能的。既然翻译是可能的，跨文本的宗教对话便是可能的。

　　第二，文本层面的对话是不够的，甚至容易走偏。文字与经验本身的丰富性是无法比拟的。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经验，可能表现为差别很大的文字记述。对于在文本上过于丰富的学者，尤其是自身没有相应的宗教体验的学者而言，文字的差异就代表了经验差异本身。这样非常容易导致不必要的争执。所以深层次的宗教对话，需要宗教家的参与，需要具有实证的人参与。而不能仅仅由依赖理性和文字学的学者独立进行。齐亭神父的试验就是例证。在很多学者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功对话展示了这种可能性。这种更深层次的宗教对话，要求宗教对话的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要在借助自己的“理性”还是借助自己“整个的人”之间进行选择。

　　第三，宗教对话需要打破对自己信仰体系的偏执。宗教修行存在层次性，在达到一定成就之前很难放下对自己信仰系统的偏执。这同样会成为宗教对话的障碍。要保证宗教对话的有效性，首先要对他者开放，其次要面对直接经验本身。如果对其他宗教的成见不能打破，以对他者注视的眼光来看其他宗教，也就容易被迷惑，不能真正面对自己的直接经验，从而无法以开放的心态聆听别人的声音。聆听是言说的前提，两者共存是对话的真谛。这其中包含了对别人的尊重、包容、欣赏和学习以及对自己的反思、改变、提高和圆融。这不是那种井水不犯河水的对话心态所能达到的高度。

　　概括而言，宗教对话的可能建立在三个前提之上：第一，宗教面对经验本身；第二，经验不是文字，但不离文字；第三，经验在开放自我的情况下可以互益。

　　宗教对话是否必须

　　宗教对话是否是必须的呢？对这个问题现在普遍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第一，时代要求。现在是信息社会，交流成了一种必然，所以宗教对话是必须的。

　　第二，全球文化和谐的要求。建立全球文化和谐，在核心上就是建立宗教间的和谐，宗教对话是主要的途径。

　　第三，人心所向。现代社会人的跨文化合作频繁，难免要与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交流，宗教对话是个敏感但不可避免的话题。

　　这三条理由是最常见的论据，但都需要做进一步、深层次的推敲。

　　首先，宗教不是个时代问题。前文所述，从各大宗教诞生开始，宗教对话就已经历史地存在了。尽管，现代科技提高了交流的速度，但是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不能成为是否“必须”的依据。

　　其次，宗教对话是否必须，不应受文化和谐的目的的限定。历史证明，在维持宗教独立性的前提下，文化间的和谐是可能的，触及宗教对话并非所有宗教都提倡。宗教对话的观念是由基督教学者提出的，其他宗教是继之而发。而且，从目前看来，宗教对话的研究重点仍在基督教研究领域。这和基督教本身人神二分的他者意识应该不无关系。东方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多以终极实在为大我，不认为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在对待宗教对话的问题上显得不那么急切。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可以说宗教对话可以取消呢？答案是否定的。前面提供的几条理由是普遍的说法，严格地讲它们不能成立，但这并不代表宗教对话就不必存在。它们的不能成立，只能说明这些理由没有触及宗教对话的深层。

　　宗教对话是否必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安排世俗生活的角度；第二，处理终极意义的角度。从安排世俗生活的角度来看，宗教对话是必须的。学界对这一点已经讨论得很多。首先，宗教对话是人类和谐及人与环境和谐的要求。无论从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等诸多方面来看，宗教间的对话都是必须的。美国的9•11事件早就提醒人们注意此事。这是否与前面所驳斥的理由矛盾呢？这要看两者之间的目的。前者是功利性的，从世俗生活出发又归于世俗生活的，这和宗教的超越精神是无关的，所以不能据此就说宗教对话是必须的；后者是对救赎的天然追求，对解脱的积极探讨，从世俗生活出发，走向大同解脱的彼岸，这符合宗教的超越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必须的。其次，深度的宗教对话是信仰社会学化的需要。从二战以后宗教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信仰的研究已经不可能限于某一种宗教，比如基督教。信仰从神学领域走进了社会学领域。宗教对话成了公共管理的要求。第三，深度的宗教对话是解决信仰危机的要求。表层的宗教多元容易导致信仰的虚无。这是因为其多元性是以肤浅的“尊重”为前提的，即为加深对话。深度的宗教对话要在宗教间深入探究具体人生问题，真正澄清各自信仰间的异同，有利于加深对自己宗教的信仰，增加对生活的信心，进一步面对终极意义。

　　宗教对话走向何处

　　目前看来，宗教对话的出路并不明显。从保罗•尼特的观点看来，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结果有四种情况：所有的宗教最后都变成基督教；所有的宗教保持不动，但基督教认为它们都归于主；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做好邻居，互不干涉；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各自反思，共同提高。这四种情况恐怕都是一厢情愿。前三种毋须赘言，最后一种——也就是互益模式——的结局同样是值得推敲的。这种模式认为宗教对话通过理性的反思进行，最终达到共同改进的目的。这很可能是一种理想，它假设了一个前提：宗教对话是平等对话。经典的比喻就是大家都“摸到了象”。

　　宗教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是否有高下之别呢？这是宗教对话的软肋。但宗教家不会承认自己的宗教比其他的宗教低，即便宗教学者也不会承认自己研究的宗教不如其他的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对话出路何在？

　　宗教对话并不是要找个共同的大象，也不是强调某家找的大象更真实，而是在彼此尊重中共存。这是宗教对话的前提。“在这前提下，宗教对话便建立起另一种世界宗教群体。这群体是由众多不同的故事及‘叙事式’的对话联系着。这群体的特征是提供一份空间，让所有的对话者有一种完全的自由，将自己真实的故事倾心吐意地描述出来。这自由的空间使‘我’能够保存自己高度的本真性，无需为了讨好对方或害怕对方而放弃或掩饰自己所坚持的信念，而是把自己当作真理的体会向‘他者’剖白；这自由更包括一种完全的谦虚，好去聆听‘他者’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