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公益怎样促成人间佛教的发展和未来演变

三，人间佛教对公益事业的理解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国佛教的面貌也为之大变。一种带有创新性而又不失传统本色的佛教理论和实践形态应运而生，这就是“人间佛教”，对现代公益事业给予高度重视。现代佛教的公益事业，起步于20世纪上半叶，大成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并在90年代以后为大陆佛教所吸取，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最生动活跃的篇章。

无论是否认同人间佛教这一概念，20世纪上半叶，积极开展佛教的慈善及公益事业已经成为佛教界的基本共识。最早提出“人间佛教”这一概念的太虚大师，突出“救世利人”、“服务社会”的意义；被视为传统力量代表的圆瑛大师，创办了以抚养孤儿为核心的大量公益事业；而慈航法师则将“文化、教育和慈善”这3大公益事业，称为佛教的救命圈。

太虚大师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论证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概念。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大师已经“倡导寺产公有化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10，孕育了人间佛教思想。人间佛教如何具体“实行”？太虚大师提出要在风俗建设、国民教育、医疗事业、幼儿养育等方面，服务社会，救世利人。他说，佛教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提高民众一般的教育”，“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11 。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今菩萨行”。

20世纪上半叶，圆瑛大师在佛教公益事业的实践上有突出成就。民初圆瑛大师任宁波佛教协会会长时，即创建僧、民二校，僧校用来教育出家青年，民校用来免费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1923年开始，圆瑛大师在泉州创办开元慈儿院，收容孤儿，免费教养，历时近30年。

公益事业之所以为现代佛教人士所重，一方面是以现代形式落实大乘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另一方面则是佛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西方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潮传入中国后，宗教的形象在很多程度上是负面的，被看作是落后与寄生的代名词。因此，佛教要生存发展，就必须适应现代需要，别开生面。慈航法师由此提出了“佛教救命圈”的说法，影响深远。他说，“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12

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是当代中国佛教公益事业的起步阶段。这一伟业真正开花结果，是60年代以后的台湾。其中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最有代表性。即便高扬传统旗帜的僧团，也大都致力于佛教的公益事业。

星云大师是当代佛教公益事业的重要代表人物。1967年，星云大师创办建佛光山，提出“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济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等四大宗旨，其中文化、教育、慈济和共修这四大方面，都包含着公益事业的内容。在文化方面，佛光山有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图书馆、美术馆等设施和机构，编篡了《佛光大辞典》、《佛光大藏经》，发行《人间福报》，翻译白话佛教等。在教育方面，佛光山在美国、台湾、澳洲创办了4所大学，在台湾有8所社区大学，全球有近50所中华学校，另外还有18家佛学院。在慈善方面，每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募集大量资金赈灾。在共修方面，通过遍及五大洲的百余家道场，将中国佛教的禅修经验奉献给全人类。所有这些，都具有超越佛教自身的公益属性，进而也成为中国佛教影响世界的集中代表。

佛教公益事业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是慈济功德会。这是一个以佛教思想为指导的慈善团体，在全球宗教慈善团体中都堪为翘楚。其领袖证严法师是印顺导师的少数剃度弟子之一，其领导的团体以在家居士为主，核心是从事公益事业。慈济建有一流水准的慈济医院，有闻名遐迩的骨髓库，有专业化的救灾团队，还办有慈济大学。印顺导师圆寂后，媒体的报道是：“印顺长老虽没有自己的僧团，但奉其为导师的证严上人等弟子却创立慈济、把‘人间佛教’发挥到极致。”13

在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很自然地被区分为保守派和开放派，前者指更为重视恪守传统，后者表更乐意与时俱进，并无褒贬之分，如美国的基督教就大致分为主流的自由派和保守的福音派。在佛教中，也有一些僧团以保持传统为重，如重视禅修的中台禅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宗教公益事业。实际上，保守性的宗教团体往往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比如中台禅寺，在全世界对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群弘扬禅修文化，本身就有公益事业的色彩。而中台所办的小学、中学等社会公益事业，也具有极高的水准。

台湾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教授在台湾宗教与公民社会的研究中发现，在台湾，成为公益事业核心的力量并不是西方人想当然的基督教，而是佛教，如慈济功德会，佛光山等。魏乐博教授认为这体现了佛教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功能的转化。14 不过，佛教所具有社会公共服务的功能，或许本就是佛教固有的传统。

中国大陆佛教经历了更为曲折的过程，但公益事业一直是其重要理念。自20世纪末开放以来，大陆的佛教公益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是佛教公益事业的积极提倡者。他在纪念中国佛教协会30周年时说，“我们的先辈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们佛教徒在农事耕作、造林护林、造桥修路以及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有优良传统。”15

大陆的佛教公益事业，约略包含以下几种类型。一者扶危济困，二者捐资助学，三者医疗救助，四者护生环保，五者文化事业。另外，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公益事业的佛教组织，日益成为佛教公益事业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家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职业的佛教团体有60多家，省级机构10多家，地市县级机构40多家。”16

2008年5月12日，以四川汶川地区为中心发生了8级地震，死亡人数达8万以上。史无前例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万志愿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之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高度。而中国佛教界也卓然奋起，参与其中，反映出中国佛教界公益意识的全面提升。佛教慈善事业的价值也前所未有地鲜明地走进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视野之中。

在佛教界的救灾实践中，可以看出许多佛寺和佛教团体平时就积极参与扶危济贫等慈善公益活动，在观念、组织和条件上都有较好的积累，因此能够迅速有效地投入到救灾之中。最为著名者如什邡市的罗汉寺，在素全法师的领导下，不仅安置了上千灾区，而且将禅房变为产房，在寺内建立起临时的产科医院，接生了108个孩子，成为佛教普渡众生的最生动体现。17 而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上海龙华寺、河北省佛教协会、河北柏林禅寺、广州光孝寺、庐山东林寺等，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抵达灾区，以组织化的形态投入到救灾当中。

2008年的汶川抗震救灾，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佛教界的杰出表现，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中国佛教史上，都交出了合格的答卷，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佛教发展的成就，亦为中国佛教的进步开启了新的航道，其历史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现。

四，佛教公益事业的意义

无论是悠久的佛教公益事业历史，还是记忆犹新的佛教抗震救灾，都证明佛教团体从事公益事业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而当代中国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更具有多重现实价值和意义。概括地说，佛教公益事业既可以满足大众的物质和精神的特殊需求，也有益于佛教自身的发展，亦可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建构以及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佛教公益事业能够满足大众的某些特殊需求，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众所周知，政府以及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从事公益事业，特别是政府更有民间团体所难以企及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公益事业有什么不可或缺的价值吗？回答是肯定的。佛教公益事业的特殊之处，在于以一定的宗教思想为指导，因此会创造出一些具有特殊人性关怀的活动方式，净化大众的心灵，提升社会的良知，发挥其他团体的公益活动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举例而言，佛教公益活动中对皮肤接触的意义的强调，就具有特殊的慰籍功能。慈济功德会在帮贫济困时，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叫做“肤慰”，即要求慈济志工亲手为流浪老人洗脚、手上擦油、剪指甲等。依据慈济的说法，不仅仅在四月初八为佛像浇水是浴佛，为老年人洗澡更是浴佛。而在实践中，无论是被关爱的老人，还是关爱老人的志工，往往在皮肤接触的一刹那，都发生心灵的震颤：被爱者为慈济人的大爱所感动，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女也不曾为自己洗过脚；慈济人则觉醒了内在的慈悲，许多大老板贵妇人在握到干柴一般的手掌之时，心会顿然柔软下来，慈悲溢满心田。这是一个爱的互动过程，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均衡，更是爱的传递。

在佛教中，关于肤慰，或可归于四食理论中的“触食”。触食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接触外境时，所产生的喜乐等感受，认为这些感受具有长养身心的功能。这其中就包含了身体的接触，身体的接触会引发心灵的感应，本身就是人类成长的食量。从这类佛教思想中引发出来的佛教公益活动形式，与那种仅仅给穷人一些金钱有很大的不同，有其特殊的精神价值。

再者，在当代中国，参与公益事业是佛教发展自身的最有效途径。置身于一个非宗教人口占多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宗教徒一直处于人口少数派的地位，也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自身，通过何种途径扩大影响，是当代中国宗教团体面临的共同课题。从最近20多年的发展看，参与公益事业是提升佛教社会形象的最有效方式。公益事业包括扶贫、助残、救灾、环保、医疗、教育等丰富的内涵，参与此类活动，会降低不同信仰间的张力，最大可能地扩大自身的影响。

佛教团体进入慈善事业领域，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跨宗教、跨信仰，成为不同宗教、信仰间相互理解的桥梁。以慈济功德会为例，其中的志工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一些无信仰者，甚至还有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教徒。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慈济的公益事业中找到了共同点，同时也改善了大众对佛教、宗教的认知。

第三，当代中国的佛教公益事业，可以成为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任何宗教团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语境当中，只有引领时代精神，才能在为社会的进步奉献力量的同时，赢得自身最大限度的发展。在当代中国，与佛教公益事业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以及相应的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通过佛教公益事业，提升民众的公民意识，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是当代中国宗教的重要历史使命。

宗教团体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非赢利组织之一，是培育公民思想的摇篮。在谈到美国的民主与政治时，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美国人民，特别是黑人等下层人民在教会中习练了民主，教会是美国社会民主的培训场。宗教人类学家魏乐博教授通过对台湾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认为以慈济为代表的佛教团体在公益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为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作出了贡献，成为台湾公民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东方宗教完全可以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大陆佛教公益事业的发展中，专业性公益组织的出现最具研究价值。这类组织中所蕴含的自愿、透明、廉洁、奉献意识，恰恰是在其他社会组织中所难以实现的。这些价值所具有的普世性，最终将成为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的重要资源。

注释：

10、何建明：《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返本开新》，见《灾难危机与佛教慈善事业暨第二届宗教与公益事业论坛论文集》第145页，厦门南普陀寺2008年11月印刷。

11、太虚法师：《第十编 学行》，《太虚大师全书》，印顺文教基金会光碟版，精18，页31、32。

12、慈航：《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佛教人间》第4期，1948年2月，页49－50。

13、《被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台佛教界精神领袖印顺长老圆寂》，新加坡早报网 2005-06-06。

14、Robert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Westview Press, United States: 2001.

15、《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稿》，第30 页。

16、张云江，《中国当代佛教的公益事业》，见张士江、魏德东主编《中国宗教公益事业的回顾与展望》第194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17、素全：《512汶川大地震记：我的108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