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索信仰之图骥 启新文化之厚蕴——陕南民间信仰状况调查

　　寻索信仰之图骥 启新文化之厚蕴——陕南民间信仰状况调查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是底层社会，是下层民众，他们虽然数千年被压在金字塔的下层，终生贫困，而且得不到文化的布施，在帝王将相、神仙佛祖俯视的茫茫人寰中，劳作着、构筑着、奉献着，熙熙攘攘，奔走于途。但他们亦有所思所欲、所喜所惧、所依所持，他们也有自己的幻想和理想，此岸与彼岸，有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与信仰。虽然它可能粗糙、低级，甚至怪异、荒诞，没有正统神学的威严、沉郁的格调，或飘逸着上层文化特有的气韵，但它也自成体系，古朴、真率，较少伪善，直发胸臆。不仅如此，它还是一切高雅文化、正统神学的孕育之母。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重视对民间信仰以及其发展轨迹和规律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已经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

　　陕南民间信仰的回顾与现状

　　我国是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多民族国家，各种宗教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千姿百态，有漫长的历史沿革。除道教，民间宗教等本土宗教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世界性宗教也扎根于华夏大地，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中华民族的知与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三秦大地作为中华民族起源地之一，保留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信仰。这里既是儒教滋生的沃土，佛教传播的要冲，也是道教的发祥地。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入也是首先传到长安。在农村，至今还保留了许多的文化遗存。这使得陕西的民间信仰十分丰富。

　　就陕南地区的民间信仰而言也是值得我们用开放发展的观点和心态来观察思考的。东汉末年，佛教传入陕南地区，而道教更是早在三国时就由张修，张衡，张鲁在此区创立了五斗米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则是在元朝，公元十三世纪初，因成吉思汗西征而传入本区的。到土地革命时期，宗教活动受到一定影响，曾出现衰弱现象。但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重申，各级宗教组织逐渐恢复，宗教活动点正常开展活动，以宗教历史文化为基点开展的宗教学术研究活动也空前活跃。在去年召开的全国宗教会议上，对宗教又给予了新的重视，并提出了民间信仰这一问题，为各宗教的新的发展又指明了一条道路。

　　佛 教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从此以后佛教便在中国内地盛传不衰，西汉末期即传至长安。魏晋时期（220—420年），在前秦、后秦统治者的倡导下，长安成为佛教圣地。佛教在陕西地区可谓有着久远的影响。东汉末年佛教传入紫阳，汉水上游建起了规模颇大的大吉寺。隋唐时期，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位于安康市西南汉江上游15公里处的天柱山上的白云寺就始建于唐代，为陕南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现有庙宇建筑数十间，佛教百余尊。洋县的藏经楼现珍藏佛教200多卷，其中大部分是唐代高僧翻译的梵语经典及东汉以来历代高僧的著述或译作。此后，从宋代开始，佛教走向衰微。目前在汉中地区则仅存一座元代的建筑即洋县的良马寺。在辛亥革命后，曾有一批上层和尚对佛教进行了改革，但并没能挽救佛教的衰退和没落。土地革命至建国出家者多还俗。80年代起，群众重修庙宇，塑造神像，焚香敬神者日渐增多。汉中的哑姑山等都是陕南著名的佛教活动场所，为历代朝圣的胜地。位于旬阳县城南的千佛洞石窟则是陕南首次发现的佛教石窟寺，此窟可能开凿于宋元时期或明代初，与禅宗的临济宗有密切关系，对研究中国石窟建筑艺术的发展及佛教宗教的兴衰等均有一定价值。

　　道 教 道教与佛教、儒教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宗教，同时它也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伴随着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发展。魏晋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改造，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御用工具，深受扶植。在魏晋，唐，宋以及明朝等都尤为兴盛，并不断流传。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道教也有一定的发展。陕西作为中国道教的发祥地，其中陕南更占有一定的特殊地位，汉中曾是道教始祖张修、张衡、张鲁创建和传播五斗米道的地方。据《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记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其后，张衡在汉中传道，到初平二年（191）到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占领汉中期间，更将五斗米道发展壮大。到公元215年，五斗米道逐渐传播到南方。而紫阳派道教中的一大派别更与陕南有着密切的联系。紫阳派也称南宗，尊奉宋代道学家张伯端为祖师。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张伯端在紫阳县城南汉江岸边进行修炼，创立了南派道学，成为一代鼻祖，人称紫阳真人。他撰成内丹学重要著作《悟真篇》，并奠定了南派道教的理论基础，开创了气功之先河。其修炼处被称为仙人洞或紫阳洞。改革开放后，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经省宗教局批准，紫阳仙人洞道观更名“真人宫”于1998年8月正式恢复道教活动。仙人洞因瀛湖库区淹浸迁址于紫阳沟口。现任道长冯兴钊为中国道教协会会员，陕西省道教协会理事，英国道教协会名誉会长。位于紫阳县凤凰山南坡中段的擂鼓台就有“小武当”之称，其山顶道观真武庙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古称玄天宫，为陕南道教中心宫。道教根据道士出家、在家分为全真教和正一教。在陕南二者都有大的发展，汉中地区以正一教为主；而安康地区则盛行全真教，擂鼓台道教就是全真道教，道士终日清净寡欲，操守戒律，俸敬神仙，潜心修炼，“晨昏三叩首，早晚一柱香”。

　　基督教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正教和新教，还有一些较小的派别。基督教最早传入我国，约在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代。据公元780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在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又称聂斯托里派）由陆路从波斯传入我国。但在唐武宗时遭到废止。十三世纪，景教再次恢复了在我国境内的活动，并且引进了罗马天主教，以后其经历了消亡与再兴。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秘书罗伯特·马礼逊来到中国，新教传入。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有了大的发展，新教各宗教派陆续传入中国，逐渐至陕。由于新教的发展，现中国所说的基督教通常专指新教。就陕南而言，基督教最为兴盛的地区是汉中。

　　天主教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加特力教”，原为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但由于其的不断发展，作为一大宗教派别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并称为中国五大宗教。天主教在陕南的影响较为突出。就从陕南汉中地区的情况看，全地区共开放有13个天主教活动场所，即汉中市的天主教汉中主管总堂，余王村活动点，家湾活动点，西乡县的城关东关活动点，南郑县的山口天主教堂，经堂湾活动点，勉县的祝湾西坪天主教堂，何家庙活动点，万家营活动点，城固县的古路坝天主教堂，小寨天主教堂，家桥天主教堂，洋县的竹园沟活动点。整个汉中的天主教徒约25000人，他们在礼仪上执行“七件圣事”：洗礼，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婚配。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中国就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是7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国于“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到元朝公元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使伊斯兰教也随之遍布于我国广大地区，陕南地区也是在此时有了伊斯兰教的传入。在后来的明清两代，陕南的伊斯兰教都有不同的发展。现在伊斯兰教在陕南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信教人数，清真寺等都以安康地区为最，仅汉滨区就有7座清—真古寺，已相继开放了4座—城内寺，北寺，中寺和西寺。作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邦克楼就建在安康回族定居后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也是全国建立最早像挂在车上，祈求毛主的百座清真寺之一。中国伊斯兰教“伊合瓦尼派”创始人马万福阿訇曾在该寺座学，为安康历代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在汉中地区，建于清代的西乡鹿龄寺也是陕西历史上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其他民间信仰： 领袖崇拜 领袖崇拜主要的对象是毛泽东。在陕南这块民间信仰的沃土上，早已经将人神化。多数人家的香火上，除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外，新加上了毛主席的牌位。众多的出租车司机把毛主席的席保佑他们出车平安。

　　水龙王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每逢干旱少雨，当地老百姓都会有组织地去给水龙王烧香拜祭，祈求降雨，而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大清早，每户都会拿上新年礼物去给水龙王拜年，祈求水龙王保佑他们长年水源不断。

　　灶 神 陕南群众把“灶神爷”当作一家之主，在过年时，要烧香点蜡敬神。在陕南，过年时生活好起来的农民常常将50元的纸币一张，背上黄裱纸，贴在灶君之上，祈求在新的一年中发财。

　　城 隍 城隍是古代神话中守护城池的神，后为道教信奉，自三国起至清代末历代建庙祭祀，现在在陕南随处可见，至今仍香火不断。

　　药 王 药王为我国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灵岩寺附近修建的药王庙，保留了众多的名人题记和大量的造像碑石和文化艺术珍品，是研究书法、雕刻艺术、医学史、建筑史的珍贵资料。

　　在陕南地区，还有众多的流传下来的民间信仰，这些习俗早已经不知道他们的源头了，但是老百姓还是一如既往地遵照和信奉这些民间习俗。比如农历7月15日过月半，驱鬼去邪，大年三十晚上请祖宗先人的魂灵回家吃团圆饭等。

　　宗教及民间信仰长期存在的原因

　　通过此次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在陕南一些农村宗教信仰者呈逐年递增趋势。而这一现象在全国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不禁引起笔者深深思考，为什么在科学文化日益发达、社会民主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仍会有这种现象呢？在社会主义制度已根深蒂固，共产主义已成为人们共同的信仰的时代背景下，民间信仰为什么还能长期存在？它究竟能走多远？下面我将就这个问题从全局着眼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如果人类不能完全合理地克服自然力对人的压迫，即人们还完全或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的时候，那么，这个“天”就会被人当作神来崇拜。原始时代的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古代和中世纪，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虽已大有提高，但基本上仍然“靠天吃饭”，在加上阶级压迫这一重大因素，所以宗教神学思想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还是占有主要的统治地位。不过那时已经不象原始时代那样人人都崇拜“天”了，已经有不少人不相信神了，这就是当时的无神论者。

　　由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现代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过去，人们不仅能够改造动植物，而且还能够逐步地改造人类生存的整个环境即“生物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力对于人类的压力大大减轻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已不象从前那样非靠“天”不可了。按照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说法，“上帝已经死了”。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走出了宗教的禁锢，变成了无神论者。

　　但是，从目前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来看，还没有能够使人完全摆脱对“天”的依赖，当这个“天”还对人们起着压迫作用的时候，有些人也就会被迫去崇拜这个“天”。在社会关系上，只要人们还没有从这会力量的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宗教就有生长的土壤。如果说，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完全是在自然力的压迫下而信仰宗教，那么，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信仰宗教的原因则主要来自社会力量对人的压迫，这就是阶级压迫。这种压迫大大地超过了自然力对人的压迫。当那些被压迫的奴隶、农奴和农民还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斯大林：《悼列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3页）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比较合理地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那种只有依靠上帝拯救人类的观念，就逐渐地被人类能够自己拯救自己的观念所代替，这就大大地减弱了神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使宗教对人的诱惑力失去了它原来的强度。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只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还不是很高，也难以完全避免天灾人祸所带来的困苦，也由于社会主义的民主还需要进一步地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待于不断地改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也还没有普及和提高到应有的水平，而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彻底消除，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部分人还会较长期地信仰宗教。尤其是在教育、科技、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各种民间信仰仍会长期存在，而我们对陕南农村民间信仰的调查结果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宗教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根源。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即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除此之外，还有认识上的及心理上的根源。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主要是阶级根源，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及阶级压迫制度。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随着经济剥削制度和阶级压迫的消灭，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也就基本消灭了，但宗教得以存在的其它方面的社会原因还存在着。总体来看，其社会根源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异己力量尚未完全消失。

　　任何宗教都是以信仰神灵或超自然力量为中心的信仰和行为的体系，而神灵或超自然力量本质上不过是支配人间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这种力量可能是社会力量，也可能是自然力量，当人们受着这些力量的支配而又无力与之抗争时，人们就把这些力量看作是社会异己力量或自然异己力量。只要社会上有这种支配人间生活的异己力量的存在，就有宗教得以产生和赖以存在的社会根源。

　　首先，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包括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复杂体系。公有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但各种形式的小私有制依然将长期存在。经济结构和庞大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生活管理难免出现一些失误，社会经济和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力量不可能完全有计划、有组织地服从于社会的统治。那些未能正确认识和控制的社会力量，对于个人乃至社会都仍将是自发起作用的盲目性的势力，它们有时也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破坏性的、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可能造成一定范围内的社会问题，使群众遭受到不应有的痛苦。在这些异己力量面前，就难免不使人产生某种“谋事在人，成事在神”的宗教幻想。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成分虽然占绝对优势，但个体经济仍将长期存在，个体经济在更大的程度上受自发性经济力量的影响，这种自发性的经济力量会使个体经营者的活动带有某种风险，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产生捉摸不定的感觉，并因此而有可能转化为对命运之神的信仰。

　　再者，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就有可能造成人与人的不正常关系，使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压抑，甚至遭受打击。至于人际关系的合理化并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与政治、思想还有一定联系。如果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不彻底消除几千年来积习甚深的官僚主义，劳动人民本来应该拥有的社会主人翁感觉就会受到压抑甚至丧失。林彪、“四人帮”之流造成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动乱，使那些本来已被抛弃的蔑视人、奴役人的关系又重新加在了人民头上，使人们的心灵遭受了极大的痛苦。这些不合理的人际关系尽管是暂时性的东西，但它们却使那些受到压抑和创伤的人觉得不能从社会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于是便可能转而投身于仁慈上帝的怀抱。

　　2.自然力量的异己性也并未完全消失。

　　我国解放后，生产力的发展总的来说是相当快的，但因旧社会留下来的物质技术基础太差，加之在全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没有及时把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而错误地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至今我国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还不能充分满足，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科学文化的不发达，必然会限制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正确认识，往往把它们当成某种神秘的力量；生产力的落后，不但使人们还不能充分利用自然物和支配自然力量，甚至反过来受其所制，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支配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异己力量。我国许多地区的农业就是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天吃饭，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利用自然力量和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都比较差。生活际遇的困难、自然灾害的侵袭、疑难病症的折磨等等，使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丧失信心，对现实无能为力，对未来惶惑不安，于是便容易把折磨自己的异己力量幻想为不可捉摸的神秘之物，把人事遭逢误认为神意或天命的安排。

　　3.传统信仰的余音和外来宗教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意识形式，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成为支配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以后又倍受历代统治者的宠信，不断强化其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各种宗教都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组织和制度，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和戒律规范，这些东西支配着人们的生老病死，构成各民族风俗习惯、文化礼仪、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渗透到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道德、法律和哲学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影响和控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使宗教不会随着旧制度的死亡而立即消失。大量社会调查材料证明，历史上的教徒聚居区大多仍保持着传统的宗教信仰，青少年信教者很多都是从幼小时期即接受其父母亲的宗教信仰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界存在着广泛的国际联系。无论宗教界的正常性的国际交往，还是宗教敌对势力的渗透，都会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宗教和宗教势力起到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宗教信仰还将长期存在。而近几年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还有日趋繁荣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恢复和批准了一批宗教活动场所，使宗教活动正常化、法律化，满足了一些群众的宗教信仰愿望。而且，宗教教义有其积极向上的一面，教导人们弃恶扬善，适合人们向善的要求。同时，信徒间的关爱，增强了宗教的吸引力。定期的宗教活动也为人们提供了社交活动场合，使信徒寻找到了交流思想的对象，精神上得到满足。通过此次调查，我们还了解到，在陕南一些偏僻的农村，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这也促使一些人参与了宗教活动。再加上近几年来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使一些宗教圣地人流不息，更有助于宗教的普及。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宗教已经不是统治人民精神的工具。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权掌握在广大人民（包括广大信教群众在内）和马克思主义政党手中，根本就不需要利用宗教来巩固人民自己的政权。这样，宗教信仰已完全成为个人的私事。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信仰完全是自由的，教徒同非教徒、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仅仅是思想上的差别，即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思想差别。这种思想上的差别，并不会妨碍他们在政治上的联盟，他们完全能够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同盟。

　　只有当整个人类能够以最合理的方式来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全部社会生活都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摆脱一切异己力量支配的时代，不能使人不再感到自然力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人人都能在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条件下生活。到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和人生，因而再也不需要向虚幻的神的世界去寻找精神的寄托。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宗教才会由于失去其生存条件而逐渐地自行消亡。而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到来之前，宗教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人们也无法用人为的方法去消除它。正因为这样，人们就有必要去了解宗教并正确地对待宗教。只有这样，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